<p class="ql-block"> 1958年上半年,那时我刚10岁,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当时全国各地都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原来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党政合一,统一领导,统一核算。当时旧口人民公社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旧口镇、大柴湖镇。人民公社下辖管理区,当时有花园、汉江、熊桥、高集、迎风、罗集、襄东、东湖等八个管理区。在旧口人民公社成立时,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各地都要派人参加,我们刘集小学的学生也到旧口参加了万人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在当时的旧口中学(过去的山陕会馆)操场举行。当时第一次参加那么多人的大会,觉得很热闹,场面很壮观。</p><p class="ql-block"> 当时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了落实党的总路线,一切都是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p><p class="ql-block"> 全国为了实现1070万吨的钢铁产量,提出全民大办钢铁。家里的铁器如锅、锹、锄头、镰刀、铲子等都要交公,支援大办钢铁。有的人家舍不得把家里铁器交出来,就专门有人到家里抄家,抄出来当场毁坏后收走。为了完成炼钢铁的任务,各单位都有下达的任务。刘集小学也不例外,也在操场上树了一座土炼铁炉。为了解决炼铁的原料,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同学到河里去淘河沙(淘河沙时,上面的河沙淘走后,因为铁砂比重大就留下来了,作为炼铁的原料),我们年纪小一些的同学就在家里帮忙打杂。炼铁还要燃料,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焦炭,就自己想办法,烧土焦炭。烧土焦炭要木材,就到每家树林子里去砍。我们家没有树林子,只菜园里有几棵楝树也被别人强行锯了弄去烧炭去了。烧炭时在河边坎上挖一个炕道,把木材锯短了放到炕道里,然后点火,等到木材快烧透时,就把炕道封闭,让快燃尽的木材熄灭后取出作为炼铁的燃料。由于我们那个地方是平原,树木都是速生木,并不结实,尤其是楝树很轻,所以烧出来的东西连木炭都不如,有时候火候掌握不好,往往烧出来的都是一灶的灰。这样的燃料连饭都做不熟,拿它去炼铁那真是笑话。在河里淘出的铁砂以及从各家各户收来的生铁和熟铁,加上土法烧出来的那种燃料,在土炼铁炉里经风箱那么一鼓捣,炼出来的都是满身蜂窝眼的铁疙瘩,把好铁(铁器)反而炼成了废铁(氧化铁)。</p><p class="ql-block"> 当时学校还搞勤工俭学,种了一块棉花试验田。为了配合大跃进,使学校的棉花试验田高产,按照上面的要求,实行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方针。当时把棉花田按一行一行的深挖三尺,里面灌进去用死鸡在粪坑里呕的粪水,然后再把挖出的土回填,在这上面种上密密的棉花苗。下雨后到田里去间苗、拔草,当时我的脚感染上脚气,脚肿的老高。密密的棉花苗在肥沃的土地上疯长,只长杆和叶,就是不结果。学校有一个鱼塘,养了不少鱼。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刚开学,学校要我们去抓鱼。我在鱼塘的东南角发现有一条鱼,等到我去抓时,没有想到下面是一个深坑,鱼没有抓着,人却掉下去了。那时我还不会游泳,掉下去后喝了几口水,幸亏旁边一个姓赵的大同学发现了,才把我拉起来,算是捡了一条命。</p><p class="ql-block"> 为了往土地上多施肥,到处找肥料。凡是有水塘和河沟的地方,在冬天都要把水塘的水抽干后把塘里的黑泥挖出来作为肥料。后来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每家每户的室内都要在表皮往下铲几十公分起来,把铲起来的土作为肥料施到田里去。在刘集街心里从东到西整条街上也深挖了三尺,挖出来的土也是作为肥料施到田里去了。</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报纸、广播天天放卫星,报道各地的粮食、油料、棉花产量不断创新高。报道的亩产万斤粮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形容各地粮食、棉花堆的象小山。报纸上的漫画经常有这样的镜头:老爷爷坐在粮堆上拿着烟杆对着太阳点烟;人们坐在棉花堆上往云朵上爬;小孩爬着梯子到棉花杆上去摘棉花;几个小孩站在稻田的稻谷上把稻杆压不倒等等。那时候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故事,还编进小学课本,作为教材向我们小学生灌输。</p><p class="ql-block">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实行一大二公,全国各地都大办公共食堂,家里不准生火做饭(事实上家里锅和锅铲等铁制炊具都收去炼铁去了,家里也不可能做饭了)。那时吃饭不要钱,也不定量。食堂天天、餐餐都是干饭,想吃稀饭都没有。菜都是蔬菜,水煮盐拌,没有什么油水,基本上没有什么荤菜。那时国家修荆门的漳河水库,父亲单位把他派出去做外工,修筑漳河水库的拦河大坝。当时吃饭都下达有指标,如果吃不完就说明你没有干劲。父亲本来饭量就比较小,加之没有什么菜下饭,下达的吃饭指标根本就完不成。为了不挨批评,有时候不得不把吃不完的饭偷偷倒掉。据同去修水库的人回来说,父亲那么讲卫生的人,有一次不小心把分给他的咸菜弄掉地下了,他还把咸菜捡起来做下饭菜吃了。这样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一直延续到1959年上半年。当时我的三弟胡德飞是59年2月份出生的,小名叫幸福,那就是父亲对当时生活的表达。一晃到了下半年,每天就不是干饭,而是稀饭了。到后来,连稀饭也没有吃的了,公共食堂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吃饭随便吃、不要钱的日子一去不回返。</p><p class="ql-block"> 食堂跨了,我们家吃商品粮,每人每月还有10多斤粮食供应,自己在外面挑点野菜掺和在一起,勉强还可以度日。而吃农业粮的家庭完全靠自己解决。当时正碰上自然灾害,干旱不下雨,田地没有收成,农民不仅粮食不够吃,连菜都不够吃了。到了60年,由于长期吃不饱,营养不良,不少人都得了浮肿病。那时刘集卫生院病房都住的满满的,还到处加床,基本上都是浮肿病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