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初中篇（上）

志成

1964年7月13日，武汉第十一中学初中毕业时的教学楼。 1964年7月13日，武汉第十一中学初三（1）班毕业时师生合影。 办完黑板报，班主任黄慧君老师的丈夫皮老师为我们师生拍摄的合影。（中间带孩子的为黄慧君老师）    一、初一年级                   61年小学毕业，我顺利地考上了武汉第十一中学，那是解放初期武汉建设的十所重点中学之一。在那里，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初一，我被安排在10班，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班主任程老师，她个子不高，戴副眼镜，开学没多长时间，就到家里进行了家访，当了解到我家的经济情况后，帮我申请了助学金，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初中学业，我很感激她。        另一位就是我的同桌，他姓代，常叫外号，时间长了，名字也记不得了。他人长得很白，像个女孩，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代白皮”。我俩一直同桌，相处很好，初二我们没有分在同一个班，联系也就自然少了。        还有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龚友福，他的父亲是一位做鞋的皮匠，同学们也叫他“龚皮匠”。我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玩弹弓，夏天我俩会用弹弓打麻雀、知了等，他比我玩得精，一打一个准，我很佩服他。        从新疆回汉探亲，我还去看过他，他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木板房里，当时他已在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作了。现在，我们没有了联系，但我常想起他，那是一段忘不了的同窗情，这让我想起了黑子沛演唱的一首《老同学》：我的老同学，你过得好吗？我的老同学，我想念你呀！……。        那时，我们家里孩子多，上学的也就多，每次开学，父母就为交学费发愁，只能通过学校和父亲单位协调，分期缓交。        当时，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放学了，一方面要做作业，另一方面还要帮助家里做些火柴盒，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儿时的快乐，在这期间也荡然无存。 2014年10月6日，回母校武汉十一中参加建校6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同杨中贵老师（前排左2）合影。   二、初二年级           初中二年级时，我被分到了六班。班主任是廖老师，他戴一副度数较高的眼镜，有的同学暗地里叫他“廖瞎子”，这对老师，的确有点不敬。         老师是个好人，就是不太管事，上课时，同学们有的讲话，有的甚至在教室的过道上走动，乱哄哄的，他照讲他的课。只有当校长张仲权、教导处的主任“齐阎王”从教室的后窗查课时，同学们才会老实一会。        初二，我印象最深的同学是康久，他是我们班的文体委员，身体很棒，喜欢踢足球，记得有一次他射门时，一脚将足球踢到了和学校一墙之隔的武汉体育馆去了，同学们都很佩服他。        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起晚睡，营养不良，我身体很差。为了混饱肚子，有时不得不走较远的路，去油厂或是米厂的大门口，等待过往的板车，从上面“拿”些油渣饼或是米糠饼，回家用火烤烤充饥。那些车夫见是孩子，也不太追究。        那期间，由于国家困难，粮食不够吃，学生们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教育部门决定体育课暂停，体育课改成趴在教室的桌子上休息。现在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却是真的。        初二的时候，学校的足球场也种上了红薯。红薯成熟后，老师们得了大头，每个同学也分到了少量的红薯，这心里也平衡了许多。其实，当时红薯也是可以算做主食的，在粮店里，一斤大米可以换购5斤红薯干。          总之，初二年级我印象不深，甚至连同桌是谁都想不起来，记忆最多的就是贫困和饥饿。 2014年10月6日，回母校武汉十一中参加建校6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同李薇华老师（前排左3）合影。   三、初三年级                         初三，我被分配到一班，班主任是黄慧君老师，她个子不高，留着短发，工作认真，管理有方，我们班在她的组织之下，有了很大的起色。             开学不久，学校就组织我们去洪湖劳动锻炼，记得黄老师也去了。晚上我们在永宁巷码头上船，经过一夜的航行，第二天早晨到达洪湖新滩口。        我们被安排在农民家里，跟农民一块吃住，主要的任务是收割黄豆。那时，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从来没干过农活，感觉很辛苦，有人手割破了，有人球鞋被收割黄豆后的短茬扎穿了，还有人水土不服，浑身起疙瘩，拉肚子等等……。好在只有十来天，总算熬过去了。通过这次下乡劳动锻炼，我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感性的认识，对当时的农民、农村状况有了少许的了解。        第一学期，我和彭绍文是同桌，坐在教室中间的第一排，上课我俩爱讲话。第二学期，老师就把我调到靠窗户那组，倒数第三排和杨学明同桌，杨学明是个老实人，不爱讲话，我一个人自然也就讲不起来了。我的后排是朱福立和董庆和，前排是谁记不起来了。        那时，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彭绍文，放学没事，常去他家，在他家，我们一起做作业、还学习过冲洗黑白照片……；夏天，还在他家的楼顶睡过觉，那里风大凉快。他的父亲是领导干部，工作很忙，我很少见，母亲是一个长相清瘦，慈祥而善良的人，他的弟妹我也都认识。        记得68年初夏，第一次从新疆回汉探亲，我还到东湖中学去看望了他，在那里住了一晚。天黑没事，他拿着电筒，我们到田里捉了一些青蛙，回到校舍做着吃了。        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叫张道铸的同学，他有个性，喜欢篆刻，曾经帮我刻过一枚小私章，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现在，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和篆刻老师了，常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向他求教。        最熟悉的，当然还是刘永秦和周强国，他俩不仅是我初中同学，还是我小学的同学，这真是点缘分。 2014年10月6日，回母校武汉十一中参加建校6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同李薇华、黄宝珠老师（前排左2左3）及黄老师的儿子明明（前排右一）合影。  四、不幸骨折                           不幸的是，初三上学期，一天下午课外活动踢足球时，我把腿摔骨折了。当时，黄老师的丈夫皮老师，带着班干部和同学，用担架抬着我，先后到过多家医院，都因我小腿粉碎性骨折较重，不予收治。没办法，老师和同学们又把我抬回了学校医务室，连担架一起放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就在学校医务室度过的，那是在疼痛和孤独中度过的一夜，没人陪伴我，有点恐惧，只有汪校医半夜来看过我二次，我艰难地熬到第二天天亮。        因为母亲有心脏病，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的生活起居，我没让老师和同学告诉我家里。可第二天一早，母亲还是带着点吃的，到学校看我来了。我悲喜交加，不停的安慰母亲，让她尽快回去，因为弟弟妹妹还需要她，她依依不舍的走了，把我交给了学校。          早晨，皮老师又带着几个同学，用担架抬着我，寻找能治疗我腿的医院，路上正好碰到一个好心人，告知集家嘴铜人像附近，有一家私人中医正骨诊所，同学们抬着我去了。        到了诊所，一个带着瓜皮帽，穿着长衫的老先生，他叫黄平安，看了看我的腿说：小伙子，你得忍着点，然后往我嘴里放了一沓棉纱，用手在点燃的白酒里蘸了点酒，在我的小腿上捏柔起来，我上下牙紧咬着棉纱，疼痛难忍，大约10来分钟，他说好了，但我已是满头大汗。             然后，老先生在我腿上涂了些黑黑的药膏，四周放上了几片薄薄的木板，打上绷带，吩咐回家不要乱动，每隔一、二个星期来复查并换药一次就可以了。这期间，老师和同学多次抬着我，去诊所复查和换药；黄老师还派学习委员马名刚，多次到家里帮我补课。        就这样，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在家躺了近三个月的我，架着双拐重新回到了学校。这件事，还被副校长胡紫岩写了一篇报道，在武汉晚报上刋载了。从那以后，我内心深处对老师和同学多了一份感激之情。 2014年10月6日，回母校武汉十一中参加建校60周年校庆纪念活动合影 接下来请看《我的童年》初中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