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库门时光—我的邻居

沫

人到中年忙着忆旧，忙着聚会。从原单位的同事，到青年时代的同学。越往前追溯越是感怀，岁月改变了容貌，铸就了每个人别样的人生。2015年的5月24号，北京东路316弄11号，这个已经在上海地图上消失了的门牌号里的邻居们，在分别了9年之后重又济济一堂，聚集在一起。欢笑和着泪水，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和感伤。
邻居们是因为2006年拆迁时各自的选择而分离的，距今已有9年。而我家，在1987年时因为父亲单位分房而早早地搬迁出去，距今已28年。28年前，照片中的老人们正当中年，犹如今天的我们。再见面时，他们已年届耄耋，我们却成了他们昨天的模样。
　　现今仅存1/4的北京东路316弄又名北京里，曾经有个吉祥的名字叫庆顺里，是上海最早的石库门房子之一。庆顺里11号，就是我们成长的地方。虽然空间局促，生活设施简陋，但终究我们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

2015年 北京东路316弄11号邻居合家欢

　　和上海所有的石库门房子一样，最初居住在这里的只有几户人家。11号上下二层，楼下属于魏家，男主人叫魏敏修。楼上的东西厢房和前楼属于一户姓吴的人家，就是照片中坐在轮椅上的吴老师娘家。亭子间一分为二，西边的属于魏家，东边一小间属于一个叫匡月珍的人所有。
魏家拥有着最大面积的房子，却只有老夫妻二个人居住在上海，他们的子女生活在南京，不常来，偶尔会有亲戚来住上一阵。魏先生性情温和，不太说话，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魏太太较胖，相对来说，性格外向。记得小时候魏先生曾经拿出来许多彩色弹子送给我们玩，还把他家里的三个小凳子分送给我们兄弟姐妹三人，我们按照排行和凳子的大小做了分配，并在凳子底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阿咪姆妈与11号小孩里的老大紧紧握手

　　文革时，魏先生有了一个政治身份：逃亡地主，厄运从此降临到他们头上。那时，11号已经陆续迁入了不少人家，弄堂里年纪稍大一点的小孩，在政治大背景的蛊惑下开始了对魏先生家的斗争。他们会无故地往魏家门缝里泼水，甚至先把垃圾堆在门缝前然后往门里泼水。不巧的是，魏太太此时又瘫痪了，只能依靠魏先生服侍。那一阵子，北京东路、河南中路交叉路口的市牙防所（国华大楼）上几乎每天都有人坠楼，都是些所谓的有政治问题的可怜人。一日早晨，有一老太在那里跳了下来，魏先生去仔细观察了一番。据说老太虽然性命不保，但外观还算完整。第二天一早，魏先生早早起身，为魏太太买来了豆浆油条后又外出了。过了一会儿，就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魏先生从国华大楼的7楼纵身跃下，现场惨不忍睹，只有眼镜还是完整的。后来，魏家女儿来上海接了魏太太去南京居住，从此便杳无音信。

阿咪姆妈与蔡家妹妹

早在50年代开始，就有人家陆续搬入了11号，如我家。1955年底搬入楼下西厢房前楼时，我的姐姐出生才十天。后来，楼上西厢房搬进了蔡家。此后，相对安定了好几年直到文革开始。
　　早在我懂事认人之前，亭子间里的匡月珍就搬离了11号，原因是她老伴过世后，一个人住一间亭子间所占面积过大，便搬到了34号一间更小的房间里居住。文革开始后，不知何故她被列入“挨批斗”的行列。批斗尚未开始她已心惊胆战，在被批斗前一天的夜晚，用一根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躲避了即将到来的不堪忍受的侮辱。那是一个夏末，在苏州乡下和哥哥姐姐一起度完暑假的我回到上海，恰巧在弄堂口遇到了来接她去终点站的车子。可怜的她，在我心里只是一个传说，知道她的名字，也目送了她最后一程，却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

阿咪姆妈（红衣者）与张家姆妈

　　起初住在楼上东西厢房和前楼的吴家，祖上苏州人，家里以经营钱庄为生。早年他们家有包车和车夫。要论起关系来，我家和吴家还有点七折八弯的亲戚关系。吴家女主人，也就是吴老师（合家欢前排右三坐轮椅者）的妈妈，大家都叫她吴家阿婆。直到今天，我妈妈谈起她老人家来都是赞叹有加。吴家阿婆说的一口带着苏州腔的上海话，从发型到鞋子都收拾得大方得体。皮肤白皙、细腻，招呼人的时候很亲切，凡事都为别人考虑，细致周到，和她接触，一定会被她良好的素养所折服。吴家阿婆生育了二男一女，大儿子在北京工作，我们叫他大舅舅，很少回上海。小儿子从医学院毕业后去了四川工作，并在那里成家立业，我们叫他小舅舅。小舅舅是个难得的好人，每次回上海，都要帮弄堂里的邻居义务诊病。尤其是11号的邻居们，哪家没去麻烦过小舅舅啊。吴老师也是个热心人，作为一个数学教师，当然免不了有小朋友上门请教功课，近至11号的小伙伴们，远至庆顺里的在学学生。那个年代课外辅导是不作兴收费的，所以，这些辅导也都是义务的。后来他家退出了楼上的西厢房和前楼，只住在楼上的东厢房里，是前后统楼，也是当时石库门里最大的套间之一。

　　他们家主要的窗户位于天井上方，可楼下东厢房里的邻居说，从来没有看到他家把滴水的衣物晾到窗外。在没有洗衣机、脱水机的年代，不知他家是怎么办到的。吴老师的儿子回忆起小时候，说他外婆会把他领到窗户边，指着楼下天井告诉他，不许往下面扔东西。常听妈妈说起，我还是婴儿的那一年，天降大雨，弄堂里排水不畅，大水漫延灌进我们家，床在水上飘着，我在床上躺着。是吴家阿婆帮忙把可以抢救的东西往他们家里搬，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我与阿咪姆妈

　　吴家的对面，住的是蔡家。他家是稍晚于我们家搬入11号的，也是最早的住户之一。文革时蔡家爸爸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常被抓去接受批斗。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戴高帽子游街，弯腰挂牌子挨斗是见怪不怪的，蔡爸爸也是众多的受难者之一。除了这些，他的一举一动也是受到广大群众监督的，只要家里有人上门，不论是亲戚还是其他关系的人，只要来人一离开，蔡爸爸便要在第一时间内向监督他的人汇报来人的来历和来此的目的。每隔几天，蔡爸爸就必须把整幢楼上上下下打扫一遍，谓之“改造思想”。好在他熬过了这段岁月，最终得以平反。但如今蔡家爸妈都已作古。每每想到这里，心中不由生出许多遗憾。不舍过去的老人们，在风华正茂的年代饱受磨难，在岁月静好的时候却已告别人世。蔡家有兄弟姐妹三人，首末是男孩，中间一个女孩。蔡家大哥那时候就是帅哥，现在还是如此。

11号男女老大久别重逢

　　蔡小弟没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因为他太小了，是11号最年幼之一的小伙伴。现在想起来他不过比我小了1—2岁而已，但总之大家都觉得他太小了，小得和我们有代沟一样。这次见面却发现他成了一个能说会道，还很幽默的人。蔡家女儿，是这次聚会的发起者之一。没有她的筹备和操心，邻居们也难以团圆。说起她和她的夫婿也是一段佳话。不知何时起，他们家来了一个会唱弹词的年轻人，经常听得到伴着嘈嘈切切的琵琶声，那一曲“窈窕风流杜十娘…..”常常回响在11号里。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有一个叫做《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戏文，后来我到了周庄等水乡的茶馆，总会对唱弹词的演员说，就唱一曲“窈窕风流杜十娘”吧，当然，我说的时候是带着曲调的。后来，那个年轻人成了蔡家女婿。

阿咪姆妈与王家姆妈紧紧拥抱，她们俩分住东西前厢房

　　楼上东西厢房之间的部位，叫前楼，是朝向最正的一个房间，住着许家伯伯一家。他家的小孩也是二男一女，排列是大哥、二哥、小妹。许家老大，是所有小孩子中最年长的，还是个高个子，但他却不会凭着自己的年长和个子来欺负我们。相反，倒是我们这些年幼的常联合起来制造一些恶作剧来欺负他。那时候楼上楼下十来户人家，只有楼下2个水龙头可以通畅地出水。所以到了集中用水时间，大家就必须排队，许家老大被他妈妈派来洗碗，等候的人太多，他便放下盆子去弄堂里玩耍。等他回来时，饭碗早已被我们藏了起来。他遍寻不着，时间久了，他妈妈便来骂他，我们就暗自窃喜。现在想来，不以年龄论“阴险”啊，我们颇有些“借刀杀人”的意思了。小时候经常会要求许老大把胳膊直直地撑在大门或者墙上，我们就轮流吊在他胳膊上晃悠，权当秋千，好脾气的他总是有求必应。

张家、许家、王家三位姆妈与许家妹妹相谈甚欢

许老大还养过一只黄鹂鸟，婉转悠扬的鸟鸣至今还能记起。自许家黄鹂鸟后，再也没有听到过如此美妙的歌声。到了冬天，许家会在窗口挂一个酱猪头，那是一个完整的猪头，眼睛还是睁开的！傍晚天色半暗，我们在天井里踢毽子跳橡皮筋时，抬头便能和猪头交流一下眼神。几十年前的物质匮乏造就了许多能工巧匠，比如许家伯伯和许老大，居然自己动手，在前楼上加层，造了一个高高的三层阁，看得我们几个住在楼下的小孩羡慕不已，后来他在三层阁里迎娶了他的新娘。
　　楼上还有一家张家，他家位于后门的楼上西边的亭子间里。家里孩子的排列是和蔡家正相反，首末是女孩，中间一个男孩。张家伯伯很严肃，平日里不苟言笑，我们见了他心里都是有些害怕的。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我有个堂妹妹，从断奶后就寄居在我家，她开步晚开口却很早，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没有她不会唱的。有一次张家伯伯居然让我带着堂妹去他家演唱歌曲，还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实在是出乎意料。如今张家伯伯已不在人世，张家姆妈是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身板挺拔衣着时尚，难能的是她还会用智能手机在微信上参加我们的交流。

许家夫妇与吴老师紧紧握手，泪水涟涟

　　张家隔壁的亭子间里住着一家姓陆的人家。陆家三个男孩，一旦发起人来疯，除了挨打，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制止他们。休息天是他们的挨揍日。经常看到三个男孩在天井里绕圈奔跑，一个摔倒了，另外二个趁势摔倒在第一个的身上，三个人一起在地上打滚。然后他们的父亲出现了，免不了每人一顿揍，渐渐地周日挨揍就成了定式。记不起陆家是何时搬来的，只记得他家早早地搬走了。这次重逢，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大约20年前，陆家老二，成了一个系列杀人案的凶手。真不知是怎样的经历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冷血杀手，真的让我们毛骨悚然。

王家姐姐(我的姐姐)与吴老师

　　原来魏家夫妇居住的楼下东边统厢房此时被一分为二，靠近前门的三分之二称为前厢房，陈家就住在这里，与我家对门相望。陈家女主人我们都叫她阿咪姆妈。阿咪家祖籍广东，除了阿咪母女，他家还有爸爸和一个叫阿再的哥哥。在陈家入住11号以前，我常会在弄堂里看到一对与众不同的母女。在大家都穿布底鞋的年代，只要听到弄堂的石板路上一串皮鞋踩出的脚步声，那一定是阿咪母女经过附近。阿咪黄黄的头发扎成三股小辫（当时的流行发型之一：头顶处扎一束头发，再汇入脑后的头发，分成二股，用头绳分别扎起） ，穿一双红皮鞋，斜背一个小小的红包（不是语录包），牵着她妈妈的手，不紧不慢地从门口经过。后来他们搬入11号，才发现新邻居就是那个时尚女孩。阿咪家有一件稀罕物件，就是她父母着色的婚纱照，是非常吸引我们这些小女孩的。照片中神采奕奕的新郎，现实中却是一个多病的老人，也许那时他并不是很老。阿咪有个姑妈居住在香港，常会带一些款式新颖的衣服给他家，阿咪在这些衣物的衬托下显得越发漂亮了。

朝如青丝暮成雪。

　　后来阿咪有了一个帅气的男朋友，再后来他们的婚纱照展示在淮海路上“巴黎照相馆”的橱窗里，再后来他们有了一个堪与明星媲美的小鲜肉儿子。

久别重逢感慨万千，许家伯伯也情不自禁哽咽了

　　楼下西面的前厢房里住着王家伯伯一家。王家姐姐和哥哥虽不是同年所生，但因为在老家上小学的时候谎报年龄而成了同一年级的同学。到了毕业季，二人中必须有一人到农村去插队落户。王家姐姐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整整6年，当时她才17岁！这个年龄于现在的女孩，高中尚未毕业，享受着父母的宠爱。而王家姐姐却用瘦弱的身躯挑着100斤的担子行走在狭小泥泞的田埂上。清明时节穿着棉袄赤着脚丫在水田里插秧。6年里她在农村磨练着自己，参加文艺宣传队唱歌跳舞，还入了党。这6年，成就了她坚韧的个性，耐劳的品德。虽然做过正宗的“乡下人”，但她却是我们中打扮得最时尚年轻的人。王家哥哥美术学校毕业后一直从事相关的工作，如今他是专业的摄影工作者，摄影作品获奖众多，今天的感人照片就出自他的镜头。王家的祖母，11号里不论年龄，大家都叫她好婆。好婆年轻时历经坎坷，但很少听她提及那段岁月，似乎她已经完全忘记了当年的艰难，只剩下满足和快乐。王家还有一个妹妹，那就是我。

张家妹妹与吴老师握手

　　西面的后厢房里住着韩家。韩家有二人，相差约2岁。韩家的哥哥和王家的姐弟是同一届的。那时候买菜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一般情况下，父母是不会出山的，因为他们要上班挣钱养家糊口。所以每天的头等大事就落到了少许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们身上。韩家兄妹和王家姐弟相约天不亮就起身去菜场排队，为了避免相互等候，便以敲墙为号，相当于现在的短信通知。最先醒来的一方轻轻地敲打墙壁通知对方起床，被通知的一方回敲几下表示收到通知，然后穿衣刷牙，一起去菜场。韩家哥哥是个赶潮流的人，很早就带了女朋友来家里，分分合合，到后来居然还换了人，这在当时绝对是会大大提高知名度的。

阿伟，张家老二，当年的皮小巨。

后来11号动迁了，和千万动迁家庭一样，11号的几户人家家庭内部多少也生了些嫌隙。过滤了误解和不快后韩家兄妹和好如初。韩家妹妹是一个直性子的热心人，她和蔡家妹妹一起看望老人，共同组织聚会，整天为他人忙碌着。

热心的韩家妹妹对吴老师嘘寒问暖

　　东面的后厢房里还住着罗姓一家三口，我们管男主人叫罗叔叔。罗叔叔在30多岁时娶了一个姓吴的银行职员，我们叫她小吴阿姨。小吴阿姨说起话来轻轻的，会唱样板戏，并且有洁癖，嘴里常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洗一盆衣服的用水量是别人的二倍。因为水龙头太少，所以小吴阿姨常常在深夜里洗衣服。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罗叔叔虽然中年得子，但对儿子的管教不可谓不严，经常用皮带把儿子罗雄抽打得满地打滚。但奇怪的是罗雄在高压管教下不但未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顽劣。除了后厢房，罗叔叔又申请到了与后厢房一个小天井之隔的小房间。虽然住房改善了，但是横亘在中间的小天井是公用的，总是不合他们的心意。夫妻俩自己做主在小天井的入口砌了一道门槛，装了一扇门，从此关上天井门，里面就全都属于他家了。一日晚上，罗叔叔在灶间里煮的山芋汤溢了出来，罗叔叔奔跑出门时被门槛绊倒，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上，不治身亡。罗雄没了羁绊，与不三不四的人一起混社会，最后离家出走，音信全无。小吴阿姨年老后无依无靠，生活不能自理，60多岁后进了养老院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当年阿咪的帅气男友已经晋级为老帅哥

石库门的生活充满喜怒哀乐，不能否认的是这样一种邻里关系已渐行渐远。
　　春节是石库门最热闹的时节。首先要把凭票供应的鸡鸭鱼肉、豆制品、鸡蛋买回家并做成半成品。象征着团圆的汤圆是一定要吃的。但是做汤圆的水磨糯米粉是买不到的，幸好有定量供应的糯米。淘洗干净的糯米浸泡几天后，和着水在石磨里碾碎沥干，就成了水磨粉。但石磨是稀缺工具，幸好吴家有一个。于是石磨在各家流转。有时甚至要借给隔壁门牌号里的邻居。还有一件每家必做的事情—包蛋饺。把冰冻鸡蛋化冻后加入少量新鲜鸡蛋，用一块肥肉在铝制大汤勺上抹一下，舀一勺蛋液，晃一圈，结成蛋皮，放上肉糜，包成饺子状。这也是由小孩子担当的工作之一。大家相互攀比着：谁的蛋皮薄？谁都形状好？经过好婆公正的评判，冠军总是韩家哥哥的。

小伙伴们齐举杯

　　那时候，十来户人家公用一个水表，一个总电表。抄表收费就由每家每户轮流负责。电费相对简单，因为每户都安装了分电表，只须汇总每家的用电量，再分摊总电表和分电表之和的差额即可。水费是按人头分摊的，遇上某家有客人来小住或者出差在外，就要在固有的人数基础上加减半个人，有时甚至是四分之一个人。当月负责收费的人家完成抄表、计算、收费、缴费后，把账目做成明细张贴在公共部位，并且在一本固定的本子上做好明细转给下一户负责的居民。这也是我的理论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份社会工作吧。

韩家哥哥在赞谁？

　　后来，小伙伴们都长大了，王家姐姐也从广阔的农村回到了上海，各自忙着工作、恋爱、结婚、生子。1987年夏天，我家搬离了11号。从此与邻居很少见面。2006年11号拆迁，很多人彼此失去联络直到今年春天。在此感谢二位发起人，我们得以重逢。感谢微信，使得我们找回了在客堂间聊天的感觉。感谢生活教会我们做人。祝老人们健康长寿，愿小伙伴们生活顺利。
2015年5月30号

后记：2016年的6月末，阿咪姆妈驾鹤西去。一个月的时间内，我送别了二位长者。对她老人家的记忆全都停留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眼里的她性格开朗乐观，仿佛生活里从没难事。涉世未深的我们哪里知道生活不易？阿咪爸爸身体不好，她一个人里外独挡，需要有多强大的内心？虽然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但前人的生活轨迹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考。做自己想做的，过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无论如何，还是要过好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