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往事之-----“右派”老胡

时光深处

　　1978年11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完成，1980年5月，中央对曾划为“右派”的绝大多数进行平反昭雪，从此，“右派分子”这个特殊称谓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

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成为久远的回忆。这里叙述的是一个小人物被裹挟在大时代浪潮里的几件陈年往事。我仅是旁观者，雾里看花，没有切身感受，终隔一层，其中的无奈与痛苦“只有个中人，方解其中味”。

他叫胡仲达，皖北人，是一名法官，划为“右派分子”后，被遣送到皖西南一个小县城的建筑公司接受革命群众监督。他四十多岁样子，黝黑的皮肤，四方脸，个子不高，常年穿着一身带有补丁的衣服，沉默寡言。胡仲达住在公司大门口的传达室，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只是收发信件、报纸，每月25元的生活费。他的妻儿都在皖北乡下，只把小儿子胡朝阳带在身边读书。在我的记忆中，那几年开展的政治运动大多也没波及到他，很有限的几次批斗也只是走走过场，无人发难。他从不主动与人接触交流，一个人安静地看书看报、教子读书，与世无争地存在。久而久之，大家都称他“老胡”。

　　时间长了，就有人好奇地问过他划右派的原因。据传闻，他是因说过“西风压倒东风”之类的话，而被划为右派的，但他本人对此讳莫如深，人问起，总是避而不答、三缄其口。建筑公司的工人们，善良质朴、心思单纯也极有同情心，渐渐也就没人问起这些让他难堪的话了。老胡每个月领到生活费后，先买好当月的饭菜票，扣下必要的开支，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胡朝阳也就十来岁，和我是同届同学，但老胡从不让他和我们一起玩，他对小儿子胡朝阳的功课抓得很紧，小学就让胡朝阳学英语，胡朝阳不敢违抗，总是苦着脸背着那些枯燥乏味的英语单词。老胡自己也是手不释卷，除了看看报纸，就是看些《有机盐》、《无机盐》这些理科书籍。

　　唐山大地震那年，全国上下都在开展防震演习，到处都在搭建防震棚。建筑公司有着独厚的条件，几个“人字架”连接起来、铺上竹排、盖上牛皮毡顶篷，就是最理想的防震棚。大人们嫌不方便仍居在家中，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正逢暑假，又不用上课，假期作业照例是要到开学报名前夕才肯做的。

防震棚里没通电，两个硕大的汽灯挂在前后两个人字架的横梁上，照得棚里如同白昼一般。十多个半大的孩子聚在一起打扑克、下军棋、玩游戏，猜谜语，男孩子们还常讲些鬼怪的故事吓人，很是热闹，就像“夏令营”那样有趣快乐。防震棚就建在公司大院内，近在咫尺，晚上的喧哗声传达室能听得清清楚楚，胡朝阳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公司领导特地找过胡仲达：“老胡，你让朝阳也住进防震棚吧。”老胡委婉谢绝了，胡朝阳撅着嘴在旁边不停地扯着父亲的衣角，含着眼泪，脸上满是乞求的神情，甚是可怜。胡仲达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生怕儿子一言不慎 “旧伤痕再添新伤痕”，那就“人祸甚于天灾”了。他就如契可夫笔下《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别里可夫一样，自己和儿子都蜷缩在厚厚的无形的套子里，将自己关得死死的，沉闷而压抑， 真是其情可悯，其心可怜！

老胡木讷少言，在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喜怒哀乐的情绪来，只有一次例外：有一年暑假，老胡有事外出几天，不知道是他自己将当月生活费领回来锁在抽屉里，还是交代过财务让儿子代领的，反正胡朝阳拿到了钱。胡朝阳一直在父亲的眼皮底下 “苦父久矣”，父亲这一走，朝阳就如同悟空摘掉了“紧箍咒”，手上拿着钱，又似中了六合彩，他一下子忘乎所以起来。那几天，常看到他穿着旧汗衫，脚上趿拉着大拇指都在外的破布鞋，洋洋自得地到处闲逛：早餐是油条包侉饼，中晚餐在食堂点荤菜，吃冰棒、买糕点，还去看了好几场电影，很是豪奢快意，浑然忘记了还有“秋后算账”。等父亲回来时， 钱已然用掉不少，看见父亲，胡朝阳一下子就慌了神，知道闯了大祸。那天我们看见胡朝阳跪在大门口，老胡黑着脸用扫帚狠狠地抽打儿子皮股，胡朝阳哭着讨饶“爸，爸，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 打着打着，父亲脸上老泪纵横，低哑的骂声中带着哽咽，想必是恨极了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可没等旁人来解劝，老胡就默默地放下扫帚，叹着口气揪着儿子耳朵回屋了，胡朝阳压抑的抽搐声阵阵传来。这对父子就像是两只受伤的、孤独的野兽，躲在自己的洞穴中自我疗伤 。他们本能地排斥着所有来访者，即便是善意和温暖的。

此后几天里，胡朝阳都没怎么出门，偶尔遇上，畏缩缩的样子就像只受了惊吓的小兽，而老胡的表情一如平时，波澜不起。胡仲达谨言慎行“两耳不闻窗外事”夹着尾巴老实做人，但谦卑中多少带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孤傲。他学识渊博，建筑公司大院里孩子们都喜欢他，总爱拿功课去找 “胡伯伯”请教。老胡也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虽然话不多，但神情是放松和惬意的。文革结束后，虽然右派还没平反，但政治风向已在悄然改变。胡仲达也比以前活络些，从指导我写作文就能看出几分来。

　　我得到老师特别表扬的作文就是在胡伯伯指导下完成的。当时写作文流行“三段论”：第一段是国内形势一派大好，我校也不例外；第二段就是自我检讨；第三段是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或是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所有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读起来是味同嚼蜡，毫无意义。胡伯伯说，这样的作文，是典型的“八股文”。他说写文章切不可公式化，要少写大话套话，更不是喊口号。好文章最重要的立意新颖，内容详实、语言流畅、情感真挚。“古往今来，有多少好文章呀，我相信你们以后会读到的。”他说话时仿佛变了一个人，眼中泛起了泪花，思绪也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我惊奇地发现，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从没有看见过的笑意，暖暖的笑容点亮了这张饱经沧桑的脸，神采飞扬，连人都仿佛高大起来。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传达室坐着一个新来的老头，老胡终于落实政策离开了。听父亲说，老胡开始安排在县法庭，后经个人申请，调回原籍法院工作，再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胡朝阳学习成绩好，尤其是英语特别棒，又有父亲的多年督促，想来能考上不错的学校，这些虽是揣测但亦在意料之中。

胡伯伯如果还健在的话，算起来应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被人称呼，早就从“老胡”变成了“胡老”。 胡朝阳也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如回忆起石牌这段往事，应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