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金城：甘肃省博物馆

马德福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遗留下来的文物遗存非常丰富。地处丝绸之路东段的甘肃，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也是中西方交往的主干道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甘肃留下了无数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珍品，呈现出古代文明的辉煌。甘肃是名副其实的文物大省。 “丝绸古道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省级博物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来陈列布展，甘肃省博物馆的“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目前为国内唯一，来这个展厅参观的人也最多。 甘肃省博物馆位是全省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建于1956年，建筑面积2.1万多平方米，展览面积1.3万多平方米。收藏有历史文物、近现代文物、民族文物、和古生物化石及标本约35万余件。甘肃省博物馆已经成为向公众开展科普宣传、教育的阵地，先后被评选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甘肃省博物馆”，馆名由郭沫若题写“丝绸古道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甘肃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代“丝绸之路”甘肃段，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存使甘肃位于全国文物大省之列，甘肃省博物馆也因得天独厚的条件，荣膺国家一级博物馆称号。 甘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省博物馆陈列“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集中展示了420余件系统反映古丝绸之路的精美文物。展览撷取“甘肃丝绸之路文明”之展品精华，从中选取了160余件代表性文物，如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铜奔马及仪仗队、汉唐丝织品、佛教造像、金银器、唐三彩、元青花等，以实物的形式向广大观众展示。 前言 东西方的交往由来已久，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一直进行着接触与交往。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并开通西域之后在古代长安和罗马之间形成了一条以丝绸贸易为特色，横贯亚、非、欧的贸易通道和文化走廊，中国与遥远的西方世界之间冲破地域束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并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将其称为“丝绸之路”。 地处丝绸之路东段的甘肃，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也是中西方交往的主干道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甘肃留下了无数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珍品，呈现出古代文明的辉煌。 雕塑 : 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约公元前164年～约公元前114年）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张骞出使西域路线图①天山北路：西安—敦煌—哈密—乌鲁木齐—伊犁—俄罗斯—罗马；②西域北路：西安—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③西域南路：西安—楼兰—且末—尼雅—和田—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长安至敦煌驿站示意图汉代的烽火边警和军情急报，通过沿途驿站的快马飞报，八天时间，即可从敦煌上报到长安；正常情况下官员的出使，利用沿途驿站提供的车辆，从长安到敦煌，需要一个多月到两个月。而且从汉唐到明清，两千多年中始终一贯。当然其中也有二十多天的个例，那是由于情况紧迫而日夜兼程的结果；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商团，由于受到政府的鼓励并持有政府的节信，同样受到沿途驿站的接待，从长安到敦煌的行走速度，大致可以参照出使官员的情况；前往西天求法的僧人，情况各异，他们要一路行走，一路弘法交游，往返一次，数年数十年都是正常情况。 “丝绸之路”全景丝绸之路最西面可以到达意大利、土耳其。商队从中国输出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铁器、金器、银器、镜子等豪华制品。运回中国的是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珠宝首饰，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石榴、琉璃、香料，乐器等，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传入了我国。 第一单元丝绸之路的前奏距今五千年左右，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农业文明已经形成。稍后，北方游牧民族也日益强盛。北方草原文化的向南渗透与中原文化的不断向外扩展，加速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融。伴随着这一交融，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把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各个沙漠绿洲连接起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者。 地处丝绸之路东段的甘肃，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也是东西方交往的主干道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在甘肃留下了无数璀璨瑰丽的历史文化艺术珍品，呈现出了古代文明的辉煌。 丝绸之路全景丝绸之路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易盛况。 马络头饰西周（公元前1016-771年）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马，是人类最早驯服的野生动物，也是游牧民族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所以早在西周时期，相关于马的各种装饰制作就达到了非常精美的程度。 红陶刻划纹鸟形器 齐家文化（约公元前2000年），齐家文化：是以中国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亚”徽铜鬲商代，一级文物。鬲 : 古代炊具，样子像鼎，足部中空。泾川县泾阳乡出土。高 15.2 厘米，口径 12 厘米。形体厚重。侈口，斜沿，束颈，分裆，三袋足，足跟平钝。口缘上有一对圆角方立耳，略外撇，颈腹间饰三组对首夔龙纹构成的兽面纹一周，鼻棱微微突起。器内沿下颈腹处铸有“亚”字形图案。构图规整，线条遒劲，意象鲜明。“亚”形被认为象征宗庙（有说为官职标志），框内图像是族徽，框下有“母”字，表明这件鬲是某家族为祭祀某位女性先祖所作。这件铜鬲为研究商代家族史、祭祀制度及合理解释“亚”铭含义，提供了珍贵资料。 “父辛”铜斝斝，jiǎ，古代饮酒器。圆口，平底，三足。商代。青铜器，一级文物。平凉市灵台县白草坡出土。该藏品高32.5厘米，口径19.5厘米。分裆三足，束腰双柱，牛首鋬，素面，颈部饰弦纹。鋬内族徽下有“父 ”铭文。 三狗钮盖彩陶方鼎四坝文化（约公元前1800～1500年），玉门火烧沟出土。通高27厘米，口长23厘米，口宽12厘米。鼎盖上塑三只竖耳站立的犬，方鼎上原绘深灰色凸彩网带纹，现已大部分脱落。 鼎形铜行灯战国鼎形铜行灯战国平凉市庙庄战国秦墓出土开启高30.2厘米，收合高16.7厘米，口径11.3厘米。收合时为三足圆鼎，内盛燃灯时所用的油料，盖两侧二鸭首，其宽嘴正好衔住双键，鼎盖便被牢牢扣住。用灯时，将双键支起，可插入鼎盖中心的圆銎中，此时鼎盖即成为灯盏。构造精巧，设计科学，使用方便，封口严密不溢油，为贵族出行时使用的灯。 青铜盉盉，hé，古代温酒的铜制器具，形状像壶，有三条腿。也有四条腿的。先秦时代贵族们用于宴饮或祭祀时的酒具，名为盉。古人饮酒前，讲究按一定的比例加水于酒中，用以温或调和酒水的浓淡，所用器物即为盉，其器型多为圆口，腹部较大，有流，有鋬或提梁以便于倾注。盉，相当于我们现在盛白酒的酒壶或醒红酒的醒酒器，前者可以盛酒温酒，后者为使口感更好。温酒的时候直接把盉放在火上加热，调酒的时候给盉中加进些水以调整酒水的浓淡口感。 青铜觯西周，平凉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高11.8厘米，口7.4厘米，底6.6厘米。“觯（zhì）”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说文解字》曰“觯,乡饮酒角也。”可见，从东周至东汉时期，古人均将解视为一种饮酒器。人们大致依据容量，将一种侈口、束颈、鼓腹、带圈足的器物称之为觯，以别于其他器物。在清人的著录中,也常常将解与卣、尊、觚等混淆。乃至今日，对于个别器物仍有较大争议。由于觯无自名，这种争论也就在所难免。通过分析一些标准形态的青铜觯，我们注意到,，觯多称共名，有“宝尊彝”、“尊彝”、“宝彝”、“旅彝”、“小旅彝”、“宝”、“尊”、“宗彝”等。 “父丁”有盖铜角西周，一级文物。平凉市灵台县白草坡出土。该藏品高24.7厘米，，角距8.5厘米。深腹圜底，带盖，盖上鼻钮。口部分翼呈凹弧形，翼尾呈锐角，一侧牛首鋬。足上饰细阴线蝉纹。鋬内角腹铸有阴凹铭文三字，上为族徽，下为“父丁”铭文。 铜提梁卣卣，yǒu，古代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西周，平凉市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高29厘米，口径12厘米。器呈圆筒形，腹部上、下各饰一道平行带形夔龙纹。提梁饰夔龙纹，卣带盖，盖面饰夔龙纹。提梁两端饰羊首。器身完好无损，器表锈色斑斓。筒形带盖，盖有提梁，提梁两端为牛首，形象生动逼真。器身上下分饰三组弦纹间夹对凤纹，凤首昂扬，凤尾双分，翎翼翘拂，极富流动感。盖内及腹内底皆铭：“阝奚伯作宝阝尊彝”。这件卣出土于白草坡阝奚伯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小型卣，它们形制纹饰铭文均相同，一大一小相配。 “伯作”铜爵西周，一级文物。平凉市灵台县白草坡出土。伯作铜爵，青铜器，该藏品高22.4厘米。深腹圜底，阔流尖尾，帽形双柱，兽面鋬。下承三棱锥形实心足，足尖外撇。鋬内有“伯作“铭文。 阝爰伯铜方鼎西周，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高24.5厘米，口长18.5厘米，口宽14.6厘米。鼎身呈长方形，四柱足，腹部起扉棱，饰兽面纹、雷纹四组，四足各饰兽面纹一组。器内壁有“阝爰伯作宝阝尊彝”铭文。 青铜大圆鼎西周。平凉市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此鼎厚立方耳，深鼓腹，圜底，三柱足略有蹄意。上腹部以五齿短扉棱为鼻翼，饰六组兽面纹，兽面展出之分体为尾爪俱全的夔龙纹，细云雷纹为地，主纹面上又饰勾连纹，形成当时尊贵器物上常见的“三层花”。腹内壁近口处铸族徽。形成浑厚典庄，纹饰瑰异，气韵不凡。 “吕姜”铜簋西周。高18.2厘米，口径17.7厘米，腹径20.1厘米，足高7厘米。弇口，鼓腹下敛，器身低矮呈扁鼓形，双口耳，耳作兽耳衔环。圈足外撇，下承三扁柱高足，较细，腹部饰五道横条瓦纹，足根处饰兽面纹，是件典型的西周中期器形。簋内底铸有两行四字铭文“吕姜作簋”。此簋属国家一级文物。簋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西周，在祭祀、宴会时盛放主食。这种器皿，其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大碗或小盆。但是，簋除了器皿属性，还有其社会属性。它还是一种礼器，其重要性仅次于鼎，和鼎配合使用，古人用这种器具来区分贵族社会的爵位等级。 匀铜甗 西周。甗，yǎn，古代的炊具，中部有箅子。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高37.5厘米，口径23.5厘米。侈口，细腰三款足，腰设活箅，口沿饰兽纹，足饰牛面纹。腹内壁铸有“匀”铭文。1973年灵台县发掘了西周早期贵族援伯墓和车马坑，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兵器和车马器。所出器物的总体风格既与华夏青铜文化一脉相承，又明显带有西北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体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 团花纹环耳铜敦战国，平凉市出土。团花纹环耳铜敦，平凉市庙庄战国秦墓出土。高17.5厘米，宽21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1.5厘米。敛口，弧形母口深盖，盖面上有三个卧虎钮。圆鼓腹，圜底近平，三蹄足。两侧铺首衔环。盖面及腹部饰团花图案间蟠螭纹，是战时期的新纹样。 青铜鎏金虎噬羊形底座公元前770—476年春秋的青铜鎏金虎噬羊形底座，这只虎双目圆睁，两耳垂直，两只爪子锋利无比，正在啃咬一只小羊。是春秋时期秦人的杰作。它活灵活现地再现了老虎扑倒小羊后张开大口，准备撕咬的瞬间。老虎后腿蹬地，前腿按住羊身，虎口大张，羊蜷缩成一团，尽显兽之王的威风，完美展示了老虎吃羊的情形，能感受出猛兽的力量之美。 彩绘木轺车西汉，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马高88.2厘米，长78.8厘米;车高95.2厘米，长96.5厘米。由舆车、伞盖、御奴和马组成。舆车有双辕，双轮各有辐条16根。御奴跪坐，作双手持缰状，以黑、白两色勾出眼、鼻及冠服。马用红、白、黑三色彩绘，马口含兽面饰衔嚼一副，颈上套轭。据汉代制度，此车为六百石至千石的官吏乘坐的车。 木转射西汉，居延甲渠候官出土。守城的士兵，可以通过射孔射杀敌兵，敌兵的神箭手，也可以通过箭穿射孔，射杀隐身在垛口下面的守城士兵。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的情况出现，木转射就应运而生，这种木转射可以镶嵌在射孔之上，平时将木转射转到一边，封闭射孔。一旦发生战争，守城的士兵，可以将射孔转出来，然后通过射孔，开弓对城外的敌人射箭，一旦停止射箭，便可以将射孔转至正对木框，防止城外的敌方弓箭手，通过射孔，射进箭来，杀伤或者杀死守城的士兵。 镂空鞘青铜短剑 西周。出土年份:1999 年出土。地点：平凉市。镂空鞘青铜短剑　西周　灵台县白草坡出土　通长24.3厘米，鞘长18.7厘米，宽10.5厘米。鞘以回环缠绕的镂空螭蛇纹构成。蛇身上有阴刻浅槽，钝三角形蛇头，双目凸起，鞘口两侧各有小犀牛一只。剑茎平直，剑身若韭叶形，剑身脊铸窃曲纹。 人头形銎青铜戟西周。人头形銎青铜戟，1972年10月出土于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葬。戟长25.5厘米，宽23厘米，重275克。人头形刺刃，颈部有椭圆形銎，长胡三穿，援斜出如钩，有脊棱，援基饰一牛首，方内三齿，阴刻牛头形徽识。国家一级文物。这件青铜戟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人头形刺刃部分，其造型浓眉深目，披发蜷须，高耳巨目，吻部突出，腮部有“”形纹饰，明显不是华夏人的相貌。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形象很可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北方游牧民族形象。结合白草坡西周墓地出土的一些其他文物看，当时这里的人们显然与北方草原地区有着某些关联。 西周虎纹耳形铜鉞虎纹铜钺西周，一级文物。1972 年灵台白草坡 1 号墓出土。长 23.5 厘米，宽 15 厘米。异形钺，耳形片状，上浮雕一虎纹，虎身弯曲成刃部，虎首位于上部弯曲顶端处，睁目张口露牙成纳柲之銎，双牙间有一圆穿孔。下端延长部分有二穿。此钺造型独特，推测为礼仪用器。 西周铜鼎西周。灵台白草坡出土，高60厘米、口径45.7厘米。大口，鼓腹，直耳，三蹄足，腹内有三圆窝，腹上部饰饕餮纹六组，足各饰饕餮纹一组，腹内有铭文。它是先秦礼器领域颇具代表性的上乘佳作，也是迄今所知，甘肃省出土鼎类器物中规格最大、品位最高的一件，被定位为国家一级文物。 夔纹三穿铜戈西周，一级文物。1972年灵台白草坡7号墓发掘出土。长28.4厘米，宽13.9厘米。直援，援锋作弧形尖削。长胡，上有三穿，胡宽略大于援狭并向下斜出。长方形直内，内后下端角有小刺，上端略低于援部。援基部铸一浮雕羊首，羊首双角内卷，轮廓分明。羊首连接处的内端有三条突棱，内末端两面饰卷曲夔纹。 “马厩图”木版画公元27年，金塔县肩水金关出土。长 25.5厘米、宽20厘米，由三块木板拼接而成，画面为一棵树下栓马一匹，马后站一人，一手执鞭，这个人大概是牧马者，马背上有只双腿劈叉、两手攀扯树枝的猴子，其左右还各有一猴。整个画面用笔颇为简略，尤其是猴子，身躯、两手、两腿，几乎就是一笔画线的样子。据学者研究，伊朗、印度及中亚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很早就相信猴子可以防止牛羊等牲畜的疫病。《西游记》中天庭首次招安孙猴子，让其管理天马，正因猴可“避马瘟”也，所以，吴承恩让玉帝封孙猴子为“弼马温”，是有道理的。 “万石”仓印西汉，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甲渠候官出土。即为当时军队粮仓管理的物证。“万石”仓印长15厘米，宽12厘米，印体高3厘米。松木质，呈长方形，印面平整，印面四边成二层台，使印面呈凸起状。甘肃博物馆藏品描述，印背面四边斜坡，形似覆斗，正中有一方孔，应原装有印柄，现已脱失。印面阴刻“万石”二字，是西汉时期粮仓管理的物证。惜印体、印背图始终未曾公布。云梦睡虎地秦简《效率》规定，县仓“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即指粮食入仓，以“万石”为一仓。甲渠候官为边塞烽燧防御系统的基层组织，级别相当于县，此印的用途应与县级粮食仓储有关。 张掖都尉棨信张掖都尉棨信，1973年出土于甘肃居延肩水金关遗址。为红色织物，长21厘米，宽16厘米，上边有系，正面墨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时代为西汉晚期。是作为符信用来传递命令启闭关门的。 木车、彩绘木牛汉代，武威磨嘴子48号墓出土。这组木雕由牛、车两部分组成，都是松软的松木质地。车没有任何涂饰，呈松木本色。质朴不等于不艺术，拙朴有拙朴的美。牛斜向伸出的尖直长角，两侧平展的耳朵，健硕的躯体、扬起的尾巴……彩绘木牛车更接地气，洋溢着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 彩绘木舞佣汉代，武威磨嘴子48号墓出土。木俑削制而成。束发，身着长袍，以黑、红色彩绘五官和衣服领缘，彩绘已脱落。作舞蹈状，一臂屈肘置于胸前，一臂向上平举，头侧向，似沿平举手臂看向斜上方。 彩绘木俑汉代，一级文物。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横 9.7 厘米，高 32.9 厘米。男俑，身着右衽交领长袍，头戴平巾帻，双手拱于胸前。全身白色涂底，黑色绘巾帻、眉、眼、须发和领、袖、袍的缘边等。俑的冠饰为平顶的巾帻，没有带冠，长袍色彩为白色，与汉代百姓一律不得穿杂彩之衣、只能穿本色麻布的制度相符，因此，此俑的身份属于身份低微的“卑贱执事”或家属晚辈。 木六博俑汉代。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俑为两男跪坐相向博戏，盘右一俑，右手放膝上，左手举于胸前；盘左一俑右臂向前下伸，握一筹。两木俑身穿交领灰底白色宽带条纹装饰长袍，腰系带，头挽髻，面部及双手敷白粉，其上墨绘五官、发髻、胡须、衣领、袖口等，表情生动，惟妙惟肖。“六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博弈游戏，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战国到汉代非常盛行，一套博具中有六根箸，就称“六博”。木六博俑造型最为独特，在全国独一无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了解汉代甘肃河西地区人民生活、文化的第一手形象资料。 彩绘木独角兽汉代，武威磨嘴子48号墓出土。长73 厘米，宽9.1 厘米，高 31 厘米。身绘红、黑彩，角和尾用黑、红彩绘出纹饰，眼珠为黑色，外以红色勾眶。右前腿抬起，四蹄均涂黑。做前行冲刺的动作，身体造型简洁，四肢动作变化生动，具威猛的气势。 汉绢底平绣人像西汉，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高7.2厘米。红色绢底，用绛、浅绿、浅黄、黑色丝线平绣二人像，作对话状。 青铜大角鹿西汉。高8.5厘米，长10.5厘米，张掖市出土。战国至西汉初期，河西走廊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青铜动物雕刻是他们喜爱的装饰品。麋鹿，俗称四不像。铜麋鹿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这种珍贵动物的形象。 《礼仪》木简西汉。武威磨嘴子出土。木简的内容为古代文献《仪礼》的部分篇章。简有木质和竹质两种，编为三本，通常称为甲、乙、丙三部分。简面有勾画圈点的记号，应该是墓主生前习诵的抄本。简的长、宽度不一，长度大致在50-56厘米，是当时经书简册的最大长度，宽约0.8-1厘米。每枚简文上写有60-80字不等，但以60字者为多。《仪礼》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详细记述了周代贵族阶层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礼仪和准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习俗、制度与道德规范，是贵族子弟入仕前的必修教材。　　 东汉医药木简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汉“医药简”是继湖南马王堆汉墓帛书之后又一批研究汉代医学的重要史料。“医药简”的医学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对书法爱好者来说，它对书法界的价值似乎远远大于对医学界的价值，这些医药简牍用汉隶或章草书写，书体自然流畅，古雅秀丽，字里行间闪烁着一种动态美，是汉简中的绝妙佳作。“医药简”以书法国宝的身份受到全球书法爱好者的推崇，多次漂洋过海出境展出。 　第二单元丝绸之路的开拓建郡设关。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修长城、筑障塞；新置玉门关、阳关，且驻军屯戍，移民实边，发展生产，甘肃地区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开发。 国宝级文物：东汉铜奔马东汉铜奔马，别称马超龙雀、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1983年，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2002年1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国宝级文物 : 东汉铜奔马铜奔马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是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象征。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准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 国宝级文物 : 东汉铜奔马东汉铜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千克。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 “天马西来”系列图片，请将手机横置观看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国家一级文物。铜车马仪仗俑队是1969年9月，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99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仪仗俑。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铜车马仪仗俑队，该藏品主车舆车通长36厘米，马高40厘米，奴婢俑高19.5－24厘米。铜车马出行仪仗，由38匹铜马、1头铜牛、1辆斧车、4辆轺车、3辆辇车、2辆小车，3辆大车、1辆牛车、17个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组成。这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排在最前面的是威武雄壮的17件手持矛、戟等兵器的武士俑乘骑。排列在武士俑乘骑后面的是1匹主骑和4匹从骑。主骑马体形最大，昂首作嘶鸣状，排在队形最中间的当为墓主人乘骑。从骑马侧首昂视，一足提起，作奔腾欲驰状。另一匹前左足提起，头向左侧。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1969年9月，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99件铸造精致的铜车马仪仗俑，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数量最多、阵容和气势最雄伟的汉代铜车马仪仗队。全套车、马、俑排列组合的武装出行队列，其场面之壮观，气势之宏伟，为考古发掘中所罕见，被今人誉为“地下千年雄师”。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仪仗佣队的车、马、俑以其雄厚独特的造型风格、完美精湛的制作技术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蜚声中外，享誉全球，充分显示出我国汉代青铜群雕工艺的杰出成就。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排在最前面的是威武雄壮的17件手持矛、戟等兵器的武士俑乘骑。排列在武士俑乘骑后面的是1匹主骑和4匹从骑。主骑马体形最大，昂首作嘶鸣状，排在队形最中间的当为墓主人乘骑。从骑马侧首昂视，一足提起，作奔腾欲驰状。另一匹前左足提起，头向左侧。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排在后面的另一组是斧车和轺车。御奴5人，从婢2人。斧车上装有大斧，开在最前面作前导。4辆轺车均有华盖，中间的一辆华盖最大，当为墓主人所乘的“安车”；其余3辆应为下属高级官员所乘的“属车”。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铜车马仪仗队的俑、车、马均用范模铸造：先分铸不同部位，然后焊接或铆连。设计内容繁多，铸造结构复杂，雕塑技术水平极高。几十匹铜马，造型优美，形态多样，有矫健刚毅的骑马，也有肥壮骠悍的驾车马，还有飞奔绝尘的千里马。昂首前进，跳跃腾起，驱车驾辕，形成了栩栩如生、生动活泼的宏大场面。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铜车马仪仗队阵容气势宏大，表现了“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场面，充分体现了当时无名工匠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显示了汉代青铜雕铸艺术、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马是古代军事、交通、生产的重要工具，西域多产良马。为抵御匈奴骑兵进犯，汉武帝两次派军西征，引进大宛汗血宝马，使汉代养马业和骑兵得到长足发展。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及铜车仪仗队，可谓这一历史发展的见证。 “天马西来” : 铜车马仪仗佣队许多铜器上刻有“张氏奴”等文字。在轺车后面是三组不同职位的军官及其夫人的乘骑车马。最后是3辆大车和1辆牛车，当为载粮辎车。 居延甲渠侯官复原模型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又称破城子，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湖布镇南16公里处，在汉朝，居延侯官是张掖郡居延都尉府之下设置的侯官治所，为下级官署侯官处理公务和驻防的场所。 东汉釉陶碉楼院武威市雷台出土。院高105厘米，长67.7厘米，宽54.4厘米。陶质施绿釉，由可拆卸的23个部件组装而成。院中央矗立5层楼阁，每层都四面出檐，由下到上递层缩小。院四周有围墙，正面大门为菱格形透窗，门檐上建两层门楼。四隅为两层角楼。门楼与角楼间有飞栈相连。中央以及四个角楼之四壁均设透窗。是东汉后期豪强世家庄园的浓缩写照，为研究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十三盏铜连枝灯 汉代，1999 年出土，出土地点：武威市。 十三盏铜连枝灯汉代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高146厘米，宽66厘米。灯座为倒置喇叭形，座面十瑞兽纹和云气纹。灯呈树形，主干分为三段，套插而成。段与段衔接处各置十字形托架，犹如灯树之分枝。十字托横向四出，四端各饰透雕花叶一个，叶端有小灯盏，盏沿各有桃形叶饰一个，象征火焰，干枝顶端有仙人骑鹿形花饰。原有灯13盏，现存9盏。 墨绘木马汉代，一级文物。武威磨嘴子出土。长 72 厘米，高 87 厘米。木马通身涂墨，用刀刻出眼、鼻唇，马耳竖起，双目圆睁，作张口嘶鸣状。马颈较长，马身瘦长，马尾上翘，马身上有浅色马鞍，在马鞍上还以黑色勾画出云气纹，马腿粗壮，突现出汉代良马的雄健气势。 彩绘木马汉代。在考古专家对武威磨咀子汉墓进行发掘时，竟在墓葬的角落中，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木马俑，这些木马整体体型高大，尾部向后托举，略呈下弯状，马身雄健有力，应是以西域地区的高头大马作为模型而雕刻的。不仅如此，它们全身通黑，马鞍为红、白两色，鞍上还存在有繁缛的汉代彩绘图案，显得与其他文物尤为不同。 石刻彩绘执琵琶佣复制品。 石刻彩绘吹笛佣（左）、石刻彩绘吹笙佣（右）复制品。 石刻彩绘吹贝蠡佣（左）、石刻彩绘吹排箫佣（右）复制品。 铜博戏佣汉代。灵台县西汉墓出土。一组四件，最高者9.2厘米，最宽者9.7厘米。四俑皆呈跪坐姿，底面平整。宽鼻阔嘴，身着汉代高领宽袖长袍。二人脑后盘发束髻；另外二人以包巾裹首。四俑身姿不同，神态各异：有的前倾仰首；有的垂臂塌肩；有的袒胸露膊，似在伸手探取；有的屈腿斜身，默然抚膝静待。他们的面部表情也大不相同：或喜笑颜开、或怒不可遏、或凝神沉思、或忧愁悲伤，生动逼真地还原了当时博弈中人物不同的反应和心理变化，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相关专家依据其形态和出土时的位置推测这组铜俑为当时用于镇压席子的席镇。 魏晋墓砖画－驿使图魏晋壁画墓位于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的一片无垠的大漠上，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公元220-419年）的地下壁画砖墓群，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 魏晋墓砖画—驿使图秦统一中国后，在保持原有“烽燧烟火”的同时，又建立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驿站网，即以大致相等的距离，设立一连串的驿站不断延伸，以人员骑快马的方式，“换马不换人”传递邮件。这就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邮驿制度，传递各种繁复的官府文书。 魏晋墓砖画－驿使图驿使图画像砖刷新了我国古代邮驿的形象记录，这块看似随便绘制的砖头已经成为我国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资料，也成为中国邮政的象征。驿使身穿右襟宽袖衣，足蹬长靴，手持凭信，特意没有画他的嘴据说是为了表明昔日驿传的守口如瓶，只见驿马四蹄腾空，驿使稳坐马背，他为何跃马疾驰有恪守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国邮政的形象大使—《驿使图》邮票邮驿是中国传统通信组织形式，现代邮政的前身。《驿使图》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距今1600多年前这一地区的邮驿情形，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的形象资料。“驿使图”也成了中国邮政的“形象大使”，寓意这种快马飞奔和安全可靠的邮政储蓄服务理念，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 第三单元丝绸之路的繁荣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其面向世界的开放政策，使东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更加广泛，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昌盛。甘肃作为交流纽带和商贸中转站的作用尤显突出，各种文化融会贯通，表现出宽容博大、绚丽清新的风格。佛教艺术自十六国时期传入河西以来，不断发扬光大，逐渐传播至全国。 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隋代。敦煌遗书，卷轴，水墨纸本，尺寸：26 x 902 cm。这是敦煌遗书最美的《大般涅槃经卷》，没有之一。敦煌遗书，这卷小楷写经长达9米，却字字珠玑。 佛陀之光唐代彩塑供养菩萨像。武威市天梯山石窟，是我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的石窟，开凿时间可能在公元412至429年之间，河西诸石窟及中原石窟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 佛陀之光天梯山石窟也称大佛寺，位于城南50公里处的中路乡灯山村，创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距今约有1600年历史。天梯山山峰巍峨，陡峭峻拔，高入云霄，山有石阶，拾级而上，道路崎岖，形如悬梯，故称天梯山。山巅常年积雪，俗称“天梯积雪”，为凉州八景之一。 彩塑坐佛与胁侍菩萨唐代，武威市出土。武威市天梯山石窟，坐佛高130厘米。全趺坐，圆髻广颐，长眉细目，嘴唇紧闭，右手扶膝，左手施禅定印。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情，雍容的体态，流畅的衣线，表现出恬静的心境。同窟中的菩萨立像，身姿优雅，气度端正。 甘肃佛教石窟分布甘肃佛教石窟分布，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县榆林窟，肃南县文殊山、马蹄寺石窟，武威市天梯山石窟，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天水市麦积山石窟，西峰市北石窟寺，泾川县南石窟寺等。图为天水麦积山石窟。 三彩牵马佣唐代，秦安县叶家堡出土。牵马胡人剃发，头顶留一小撮头发，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下着长裤，足蹬尖头长靴。手臂前屈握拳，一前一后，作执缰牵马状，显得孔武有力。面部刻画尤其精彩，眼睛外凸，眉弓紧缩，鼻翼微张，两腮圆鼓似乎正在用力调马。陶马形体高大，颈部修长，肌肉骨骼塑造真实有力，体现出良马的俊逸伟岸。 三彩骆驼唐代，秦安县叶家堡出土。丝绸之路沿途一些城市由此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现出“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忙景象。 三彩牵马佣唐代，秦安县叶家堡出土。彩绘三彩釉陶马是唐代时期最令人喜爱的，造型均头小颈长，膘肥体壮，骨肉健美，眼睛炯炯有神，富于艺术的概括力。三彩釉陶马以白色三彩和黑色三彩最为名贵，以黄、绿、褐三彩为主的原则。陶马及牵马俑人，皆是往来于西域等西方客商和流寓长安、洛阳等城市经商的人，证明了唐代与西方民族友好往来的密切程度。 胡人佣造型、色彩和人物服饰具有鲜明的胡人特点，再现了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商旅云集、胡汉杂居的奇特装束。华夏（汉族）以外的民族，全部称“胡人”。胡人原指戈壁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族群。“胡（hun)”是北亚民族语言中“人”的意思。秦汉时期塞北胡人统一后被汉人称为匈奴，匈奴则自称为胡。后来胡人一词则被用来作为戈壁以北和西方的外族或外国人的泛称。由于外邦的文化与生活习性与内陆人的不一样，所以就在他们的事物之前加入了他们的代称----胡。比如胡琴，胡椒，胡麻，胡萝卜，胡床，胡服......等等 三彩凤首壶唐代，甘谷县出土，壶高31厘米。胎呈白色，直口，细颈，口颈相交处作一风首，风眼圆睁，啄张噙珠，神姿英发。椭圆腹，高圈足。凤冠长伸至腹为柄。腹部两面的中央雕塑着凸起四瓣形的团花，圆形器座上还雕塑着垂莲瓣纹，并且精细地刻画出头部额下的毛羽、花瓣的脉络。器身各部位，交错地施绘鲜亮的赭红、黄、青三种釉色，流光溢彩。三彩凤头壶的造型受波斯萨珊王朝器形的影响，而三彩釉工艺和凤鸟形象则是唐文化的特征，瓷器融合中西文化风格于一体，是一件釉彩艳丽，制作精美，造型奇特的工艺品。 瑞兽葡萄铜镜唐代，秦安县1986年出土。它的珍贵在于，同样尺寸、规格，而又精美的唐代铜镜在全国都是罕见的。海马瑞兽葡萄纹镜，形状为圆形，直径29厘米，厚2厘米，重4500克，青铜质地。后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是截至目前甘肃省出土铜镜中最大的一面。该件文物正面仍然可以映照出人像，背面纹饰繁缛，富丽堂皇，体现出了盛唐时期高超的冶铸技艺。 东罗马鎏金银盘唐代。公元4—6世纪，靖远县北滩出土，银盘直径31厘米。原是鎏金，现大部分已脱落。盘内满饰浮雕花纹，分三圈置列。外圈饰相互钩联的葡萄卷草纹，其间栖有小鸟等小动物。中间一圈浮雕古希腊奥林匹司十二神的头像，每个头像左侧各有一只动物。盘中央为高佛雕的倚豹、手执权杖的酒神，是银盘的主题花纹。在圈足内底部有点状铭刻文字一行，这是在中国丝绸之路上发现的重要罗马文物。 花叶纹金饰片吐蕃时期。金片锤鍱而成。整体像一矛形，尖端残缺，矛叶四角各有一个钉孔。一圈与外形一致的轮廓线，内有相背的“C”形勾曲纹4组。 乐舞翩翩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中亚、印度等地的音乐、舞蹈艺术首先传入新疆和甘肃河西地区。在与本土乐舞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形成音律优美、舞姿婆娑的“西凉乐”、“龟兹乐”等乐舞艺术，它们后来成为隋唐宫廷乐舞的基础，并且传到朝鲜、日本等地。 琵琶与箜篌五弦琵琶，是隋唐极为流行的一种乐器，隋唐燕乐的多部乐中，五弦琵琶被列为正式编制。箜篌（右），又名胡箜篌、立箜篌、竖头箜篌，缘于美索不达米亚，东汉时经西域传入中国，后经高丽传入日本。 奏笛吹箫模印砖（上）、箜篌抚琴模印砖（下）唐代。酒泉市出土。 击钲伎乐砖雕唐代。钲，古代击乐器。青铜制，形似倒置铜钟。 胡腾舞俑 唐代。高13.4厘米，舞者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长衫，裙裙飞扬。足蹬弯头软靴，身背酒葫芦，右臂上举，左臂屈肱身侧，左足立于覆莲花圆台上，右腿屈伸上提，做舞蹈状。这件铜俑是目前国内仅见的“胡腾舞”雕像，1996年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第四单元丝绸之路的绵延唐代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但陆上丝绸之路并未中断、。宋、金、西夏、河湟吐蕃通过丝绸之路和西域诸国仍保持着密切联系。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为东西方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工匠、军民的大量往来迁徙，促成了新的民族的形成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使甘肃凸现出多元文化景观。 文化多彩宋元时期，甘肃地区汉、藏、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长期共同相处。商业贸易兴盛，印刷术、火药、天文、医学等科学技术频繁交流，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广泛传播，形成了百花争艳的文化格局。这是展厅一角。 龙泉窑青釉刻花高足碗元代，漳县徐家坪出土。此碗圆口，深弧腹，底承高足，高足中空，圈足外撇。碗外壁绘有旋转纹、荷花瓣纹，内壁绘有荷花瓣纹。花瓣片片相连，犹如含苞待放似的。碗身饰青色釉，釉色随光线强弱有明暗的变化，光强则青白，光弱则青灰，变化精妙。胎骨雅洁坚致，胎质晶莹如玉，露胎与釉色，自然流畅，妙然天成。整体造型美观大方，端庄秀丽，比例匀称，质地古朴厚重，为龙泉窑佳作。 玻璃莲花托盏元代。甘肃省博物馆藏国宝级文物之一，出土于定西市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地。这件盏为七瓣莲花形，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工艺精湛，是迄今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也是最精美的元代玻璃器，推测可能来自中亚地区。漂亮的蓝色和造型令人叹为观止。 耀州窑青釉刻花五足炉北宋，捐赠。高7.6厘米，内径6.5厘米，外径14.1厘米。炉为直口，折沿，宽边，深腹，圆形凹底，五足。施青釉，内壁和底部露胎。口沿上刻牡丹花一周，五足为模制，呈象首形。胎体致密，釉色纯净，炉体雍容华贵，是耀州窑中的精品。 耀州白地黑花坛元代。耀州窑烧制，高36.1厘米，口径16.2厘米，底径13.3厘米。坛口为圆唇，口沿微敛，丰肩，深腹，肩以下渐内收，圈足。肩两侧对称饰双系，以双泥条捏塑而成。肩、上腹绘黑色花纹两层，线条流畅，黑彩上罩以透明釉，白中闪黄；下腹与器内满施黑釉，下底无釉。此坛形体硕大浑圆，花纹饱满，是元代耀州窑瓷器中的精品。 八思巴文虎符圆牌元代。通高18厘米，直径11.7厘米，重249克。圆牌为铁质，文字为银质。两面镶嵌凸起的元朝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正体字五行，一正一反，意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制作工艺精细。这面银字圆虎牌，是朝廷或诸王公为军情急务遣使者所用的信物。 黄地宝相花织金锦抹胸元代，漳县徐家坪汪氏家族墓出土。该抹胸高30厘米，宽26厘米，形似背心。为两层夹衣，内里为褐色麻织品，外表为黄地菱格宝相花织金锦。前正中开襟，横置九组黑色盘花纽扣，排列齐密。两襟下摆呈大弧度圆角。衣背系两条交叉联结的布质宽带，另有两条固身结扎用途的下垂丝带。应为成年少女内衣上装。织金锦又名“纳石失”，是采用以极细金箔丝捻卷蚕丝而成的金线织成的一种高档丝织品，质地细密，纹饰雅丽，在元代主要为上流社会使用。这件织金锦抹胸极为华贵，为国内目前仅有的一件，可见汪氏家族墓地女主人的身份十分显赫。 明“庄严妙相”象牙印明宣德二年（1427年），一级文物。征集。长4.2厘米，宽4.2厘米，高6.5厘米。象牙质，雕刻制成。正方体印台，法轮纽，下为仰覆莲瓣纽座，印面正方，镌刻阳文九叠篆书“庄严妙相”，有边栏。印背纽两边分别阴刻楷书“宣德二年月日”和“赐剌麻班丹领占”背文。班丹领占系岷州卫喇嘛，曾于宣德元年赴京贡马。明宣宗在宣德二年回赐财物，以示褒奖，印应为其中之一。明代官印未见以象牙为质材者，给藏族高僧颁赐象牙印，蕴含着崇尚藏传佛教的特殊意义。 明“庄严妙相”象牙印印钮雕一端正丰满的法轮，稳置于仰覆莲瓣钮座之上。莲瓣以双阴线勾勒轮廓，莲座一侧阴刻“宣德二年□月□日”，另一侧刻“赐剌麻班丹领占”，字体皆楷书，笔锋劲健，刀法纯熟。印面正方，刻有阳文九叠篆“庄严妙相”四字，有边栏。布局精密严整，字态端庄秀丽，线条刚柔相济，脉络通畅。 正德款嵌红铜阿文铜香炉明代，兰州市出土。阿文铜香炉明代炉高12.3厘米，宽21厘米，口径13.5厘米。铜呈金黄色，底有四半圆足。象鼻形耳，腹上下各一道弦纹，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炉底有两方铭款，一方为“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一方为“臣马大臣”。这件铜炉是明武宗赏赐给当时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长老的，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历史的珍贵器物。🌺🌺🌺🌺🌺🌺🌺🌺🌺🌺🌺🌺🌺🌺🌺🌺🌺 结束语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公元前2世纪晚期，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新纪元。这一交通网路将当时的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埃及以及东亚各文明古国连接起来，成为欧亚非大陆古代文明互相汲取文化营养的大动脉。从沙漠到草原，从陆地到海洋，从游牧到农耕，从经济到文化，丝绸之路将世界紧密连在了一起，成为经济交流、文明互鉴的象征。它所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甘肃省博物馆东侧观众出口 甘肃省博物馆全貌甘肃省博物馆平面呈“山”字型，中间五层，两翼三层，后为展览大厅，尾部有圆形讲演厅。展览大厅两侧有宽4米的回廊，与两翼相连。建筑由原苏联专家设计，风格独特。2006年，甘肃省博物馆新展览大楼改造维修完毕、落成开馆。 谢谢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