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抒怀】连载四

天末孤烟

前面的话

我的大姐肖铮，1942年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1990年，大姐和二姐肖盾随父母回到延安，走遍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从那时起，大姐萌发了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直白的文笔，回忆记录下她们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大姐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用发自内心的笔触，以娟娟流水般的思绪，抒发了与父母亲的深厚情感。大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大姐的专业是飞机发动机，理工科背景的她却一直有着文学的睿思。我自幼受大姐的影响颇深，她带我看电影，带我听音乐，带我读名著……。《长女抒怀》的字里行间，浸润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馨，文字在真挚的情感中流淌，那生动的画面感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父母身边。

大姐的《长女抒怀》就是我们的“简明家史”，是我们怀念父母的共同精神家园。它记录了父母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记录了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从哪里来，记录了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记录了子女怎样在父母身边成长。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和父母一样，都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五人的党龄都接近或超过了五十年，已有三人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为深切的怀念父母，征得大姐同意，将在这里连载《长女抒怀》。

我们愿与大家共同分享庆祝建党百年的喜悦，分享光荣在党的初心不变，分享传承革命事业的永恒心愿。

【长女抒怀】

肖铮

四. 东北烽烟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把原确定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的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当时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加强全国的斗争。因而，中央先后把部队和干部从陕甘宁、华北、华中、山东和解放区调往东北，加上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共约十万多人，干部二万人，与原在东北的抗日联军会合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很快发展到二十万人。父亲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先期从延安到东北的。他们走绥德，过黄河到山西兴县，再经张家口、承德,边走边打，约11月份抵达当时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所在地沈阳。到沈阳不久，东北局常委林枫同志即找父亲谈话，要他负责组建“自治军总部警卫团”，担负东北局机关和总部的保卫和安全工作。先调配了二个连由父亲领导，后从铁西工人区招了些工人，又从山东来的部队中抽调部分人员正式成立了警卫团。父亲任政委，阮班和同志调来任团长。1945年底，国民党大举向山海关进攻，我军主动撤出山海关。蒋介石先后派了7个军进入东北，使我军独占东北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故中央指示东北局，要求我军让出大城市，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持久打算。1946年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父亲随总部离开沈阳到辽南本溪湖，不久又到抚顺梅河口，参加了保卫四平的战役。时年4月，父亲被调至总部直属政治部任主任，主要负责东总直属队机关党政工作，6月份又与总部一道从吉林撤到哈尔滨。这年夏末初秋，谭政同志交给父亲一项任务，让他负责总部的再次搬迁工作，要求安全地将机关全部迁往佳木斯。父亲认真组织、周密安排、指挥得当，受到总部首长的称赞。到佳木斯后，父亲兼了一段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工作，后与合江军区政治部合并，父亲调任合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从延安到东北经历了极其艰辛的旅程。全程二千多公里，交通不便、道路难行，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前段的一千三百公里是靠步行、骡马驮、牛车拉走完的。大队人马行军不但很不便而且很危险，要过黄河、过沙漠、要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还常遭到土匪的袭击。粮食饮水不足，药品极度匮乏，加之队伍中很多家属小孩更增添了许多意外和困难。至今还记得躲在山坡后听着护送我们的警卫连叔叔与土匪交战的枪声；更忘不了深夜在黄河渡船上被妈妈蒙在衣服里不让出声的恐惧；还依稀看得见那长长的似乎一直在走却走不到终点的队伍。队伍日出行军日落宿营，走到哪就住在哪。有时睡在老百姓家的炕上，有时睡地下，有时在帐篷里，有时就在沙漠中露宿。一路由地方政府一段一段地送，一站一站倒车。从延安出来时，中央派部队护送并给每个干部配一头骡子，一种特制的两边各挂一只箩筐的架子放在骡背上，筐里既可放东西也可放孩子，我和妹妹就刚好一边一个分乘其中。被褥衣物都装进“马搭子”，那是一个用帆布制成的、一面中间开口系带子的长方形行李袋，物品折叠铺平后放进里面，然后横搭在骡马背上。那时妹妹刚一岁半，因没满月就得了肺炎差点抢救不过来，是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吧！在她头顶穴处注射了一针葡萄糖试试，她竟奇迹般地活了，但后来身体一直很弱，因此也没给她断奶。对那段历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妹妹不但总病，而且还“晕筐”，把她放进筐里就吐。无奈，妈妈只好把她抱在怀里走，睡着了再放下。尽管组织上派来个警卫员徐再水叔叔帮忙，但照顾孩子及生活上那些种种具体琐事都主要靠母亲操劳。别人大多是夫妻俩带一个孩子，而母亲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一直病着，所以她特别辛苦。最麻烦的是，每到一地宿营时，她都要忙着洗晒尿布、喂孩子、解开所有的行李张罗休息…。早晨要比别人都起得早，把全部东西装进“马搭子”摆到牲口上，给孩子们穿好吃饱放好，继续行军。日复一日。后来走到绥德换乘牛车，骡子回延安。过黄河后，妹妹又拉肚子，最严重时一天竟拉了二十多次，总哭，可没有药，妈妈只能流着眼泪干着急。与我们同行的原中央党校的张承明叔叔对我们非常好，一路上主动照顾安慰。直到到了山西兴县，母亲找到原在“陕公”一起工作的谭正文伯伯，他想办法搞到了好一点的药，才又救了妹妹一命。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母亲不但有着顽强拼搏的精神，而且自始至终乐观开朗充满活力。她喜欢唱歌，队伍中常能听见她高亢的歌声。夜晚，当她忙完了手中的活儿，她会坐在我们旁边，哼着轻柔的小调儿，拍着我俩进入梦乡。那时刻你绝对不会感到害怕担心，会觉得一切都美好舒适。母亲是骑着毛驴过沙漠的。刚开始骑上去时，因不熟悉驴的驾驭方法老摔跤。生手不习惯拉缰绳，驴只要一低头，人就会顺着驴头从前面滑下去摔到地上。牠常常走得好好的冷不丁一低头，人毫无防备就下去了。妈妈碰到这种情况，总是会因自己的“失误”坐在沙土地上大笑不止，笑够了拍拍身上的土再骑上去。可稍不留神又摔下去，就再爬起来骑上去，经常折腾好多次。几十年后说起这件事，她还忍不住要笑，说当时也一点不觉着苦，只觉得特别有意思。她就是这样唱着笑着向前走着。到热河林西(现在内蒙的巴林左旗)才与东北局联系上，领导机关通知我们就地等候派汽车来接。我们就在林西住了一个多月。当我第一次坐上大卡车时又新奇又害怕，真不知道它是什么怪物，会跑得那么快像飞一样！但看着妈妈脸上那欢快的笑容我就放心了。汽车把我们送到白城子换乘火车，十二月初到哈尔滨，干部大队交给了东北局。父亲得知消息后派警卫员李恒新叔叔到哈尔滨外面来接我们。不久父亲来哈尔滨开会，又见到爸爸，我高兴得跳起来紧紧抱住他，可让我奇怪的是一向笑嘻嘻的妈妈却在此时泪流满面。随后我们一家跟父亲回到佳木斯。

1945年9月到1947年9月两年间，父亲一直在东北工作和打仗，由于部队建制变动大，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所以父亲调动频繁，1946年年底他又调任东安军分区政委。当时司令部在鸡西，第二年初迁至东安。母亲把组织关系转到部队，在军分区供给部（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当协理员。那时，鸡西县委书记是李尔重伯伯。在那里，我们家来了一个女孩子，后来她和她的一家成了父母一生的好朋友，她叫宋珍。宋珍的姑父是母亲所在的供给部部长，她迫切要求当兵，可年龄太小只有十五岁不够参军条件，就把她安排到我们家照顾我和妹妹，也就算入伍了。后来她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像自己家里的孩子一样。1947年2月家搬到东安，那是地区政府所在地，母亲的关系又转到地方在地委党校负责一个班的工作。9月份我的小妹妹肖戎在东安出生，她是个很秀气可爱的小女孩。不久，组织上又派了个年轻的朝鲜女战士崔福顺来家里帮忙，大家在一起非常亲密。当时合江军区有两个政委，吴亮平同志分管地方工作，父亲分管军队工作，主要负责剿匪、土改、配合地方。密山是他们管辖的地区，“孤胆英雄杨子荣”就出在他们所属部队。1947年秋，东北部分地区土改及剿匪工作胜利结束，巩固了后方，解放军的作战任务刚刚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为充实作战部队干部，调父亲到东北民主联军七纵队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离开东安先到密山，后到辽宁郑家屯、洮南一带。由于父亲去了野战部队，母亲就带我们姐妹三人于1947年冬天调牡丹江省政府工作。可能因为她有三个小孩又有在延安当过托儿所长的经历，领导认为她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故让她筹办省政府托儿所。那时虽然在后方，但各方面困难亦非常多。又正值寒冬，条件很艰苦。母亲带领全所同志从零开始，从一件件具体细小的事情做起白手起家。记得建所过程中还失了一次大火，把伙房和不少物品都烧了。但妈妈毫不气馁，率领大家从头干起，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办起了托儿所。我们三姊妹都进了托儿所，宋珍和崔福顺阿姨则都在那工作。1948年初东北地区全面开始土改运动，声势较大。母亲积极要求去第一线。她给四个月大的妹妹断了奶，经上级批准参加了省土改工作团，赴林县开展工作。有大约半年时间深入群众摸情况、划成份、斗地主分田地、减租减息。那年冬天，东北我军经过90多天大规模冬季攻势作战，歼敌15万多人，收复了四平、吉林、营口等城市，将国民党军队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1948年7月准备攻打长春，母亲调东北局参加长春工作队在吉林集训分工，准备长春解放后接管城市，同时在市政府教育科帮助工作。后来上级决定暂不打长春改为长期围困，工作队解散，母亲回东北局，重新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局任军需科副科长，后任工业科科长。父亲则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全军整编统一部队番号，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父亲任四野44军政治部副主任，谭甫仁副政委兼主任。平津战役结束后部队南下、渡江，途经江西，父亲才得以在离家十八年后回去看望。为保护父亲安全，领导派了一个骑兵排随行，却让乡亲们误认为是国民党军队来骚扰，全村的人都躲进山里不敢出来，费了好大劲儿喊话才有人战战兢兢来探虚实，知道确是“过生(父亲小名)回来啦!”时，人们都沸腾了。大家把父亲团团围住纷纷诉说红军走后的悲惨遭遇，骨瘦如柴的姑姑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父亲当天就返回部队，更勇敢坚毅地投入后续战斗。父亲接着参加了湘赣、广东、衡宝等战役。1950年春，父亲调任43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4月1日父亲所在四野15兵团横渡琼州海峡，向海南岛发起进攻，30日解放海南全岛，军部随之迁往湛江。天津解放后，母亲调天津企业公司任总支书记兼人事科长，后改成天津市工业局。广州解放后，拟调父亲任华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同时调母亲任广州工业厅总支书记兼人事局长。母亲带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和小戎去广州报到，宋珍阿姨也随行照顾。她们先到上海华东局转关系，然后经杭州、漳树，再至广州。到那才知事情发生了变化。因作战部队需要，父亲没到华南军区上任，改调43军。考虑到去那里工作不方便，而且我和小盾自1948年在哈尔滨进“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后一直长年在校。当时学校已搬到武汉，所以母亲向组织说明情况，要求去武汉工作。华南局同意了并介绍她去中南局报到。小戎则与媬姆李荷花到湛江43军军部父亲处住了几个月。母亲于1950年5月到武汉的“中南纺织管理局”任办公室主任。后因组建空军需要并照顾家庭，父亲于1951年秋调武汉,一家人经过10年的聚散分离战火洗礼，至此，团圆在武汉。

（未完待续）

【肖铮 肖盾 肖戎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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