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抒怀】连载三

天末孤烟

前面的话

我的大姐肖铮，1942年出生于革命圣地延安。1990年，大姐和二姐肖盾随父母回到延安，走遍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从那时起，大姐萌发了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直白的文笔，回忆记录下她们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大姐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用发自内心的笔触，以娟娟流水般的思绪，抒发了与父母亲的深厚情感。大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大姐的专业是飞机发动机，理工科背景的她却一直有着文学的睿思。我自幼受大姐的影响颇深，她带我看电影，带我听音乐，带我读名著……。《长女抒怀》的字里行间，浸润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馨，文字在真挚的情感中流淌，那生动的画面感让我们仿佛回到了父母身边。

大姐的《长女抒怀》就是我们的“简明家史”，是我们怀念父母的共同精神家园。它记录了父母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记录了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从哪里来，记录了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记录了子女怎样在父母身边成长。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们和父母一样，都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五人的党龄都接近或超过了五十年，已有三人获得了《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为深切的怀念父母，征得大姐同意，将在这里连载《长女抒怀》。

我们愿与大家共同分享庆祝建党百年的喜悦，分享光荣在党的初心不变，分享传承革命事业的永恒心愿。

【长女抒怀】

肖铮

三. 延安岁月

延安，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中部，历史悠久，文物古迹颇多。中华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就在延安地区的黄陵县，市内嘉岭山上有唐代宝塔，清凉山万佛寺是宋代石窟。传说延安万花山是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乡，花木兰墓就建在山下。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延安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党为抗日战争，继而为解放战争和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1937年11月底母亲到了延安，一去就遇见赵县老乡高树辉，他和舅舅们很熟也认识母亲。他当时在“陕北公学”工作，就让母亲到他那去。在他的介绍下母亲成了于9月份刚刚成立的“陕北公学”的第一期学员，在七队学习，并担任了分队长。因后来写了《野百合花》而闻名的王实味和音乐家郑律成都和她在一个分队。1937年12月25日，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转正，她庄严豪迈地跨进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学习两个月后，母亲毕业留校。“陕公”开始在清凉山，后搬到大便沟(文化沟)，再后又迁至雀儿沟。从1938年3月至8月，母亲先后在“陕公”女生队14队任助理员、支部委员。曾在17、18队工作过，后又到26队当副主任和支部书记。那时学员队长由学员担任，管理干部当主任、支部书记等。1987年8月，我陪母亲到沈阳市看望了曾在“陕公”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张煜阿姨，她们都为在五十年后的重逢激动兴奋不已。张阿姨深情地回忆了她们在14队工作的情景，对妈妈的评价很高。她说妈妈的脾气好、待人诚恳、工作泼辣能干、性格随和群众关系非常好，与她合作尤为融洽难忘，她俩在14队曾介绍了一百多人入党(其中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

1938年8月组织上送母亲到“陕公”高级队学习，10月份又调母亲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对外称“中山图书馆”。母亲原来叫牟秀亭，在赵县念书时，曾有一位私塾先生另为她取名牟翼然，但一直没用过，到延安登记时启用了。因中央党校有保密性质，组织上号召改名。母亲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议论，互相起名字，给她起了个陈戈。姓改随外祖母，戈有二个含义，一是武器（古代的一种兵器,横刃长柄），为抗日打仗；二是因母亲性格直爽，办事利索风风火火，很有朝气和魅力，像把大刀，故得名。母亲被分配到29班学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即将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际，因战事紧张部队缺少干部，急需延安干部培训后尽快赶赴抗日前线。所以学习时间较短很紧凑，只有两、三个月。她在29班学习时，支部书记是汪东兴，同学中有于桑、刘湧等。六届六中全会后，干部积极要求上前线，母亲也求战心切，学习结束后更是一个心眼儿要到前方去。所以,当领导同志找她谈话，告诉她组织决定她留校工作时，她极想不通，仍坚决要求去打仗，还为此闹情绪掉眼泪。当然，最终还是服从上级安排，留在党校35班工作，任协理员、组织干事。班上的宣传工作是刘觉战阿姨负责。那个班是老干部班，学员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母亲在35班工作了一年多。母亲不论在“陕公”还是“党校”，都是学习认真、工作负责，有极高的革命热情。她虽出身于乡绅家庭，在那个年代相对而言又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但她身上毫无骄娇二气，积极肯干吃苦耐劳，任何时候都冲在前面。1939年10月，母亲参加了中央党校工作团，任团协理员，到安定县政府所在地瓦窑堡工作。那个县虽说是我们占领的，但国民党顽固派常来骚扰袭击，条件很艰苦也很危险。母亲在那圆满完成了任务，也经受了一些小型战斗的锻炼。半年后母亲回中央党校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曾任过党校的总支委员。1940年6月，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母亲找领导提出去马列学院学习深造。开始领导不同意，经母亲多次要求，组织上于7月份安排她到兰家坪的马列学院学习。

马列学院的建制是按支部分班，班里分党小组，所以班也简称为支队，即支部的意思。母亲刚去在6支队，不久又调到7支队。曾志阿姨（陶铸夫人），彭如阿姨（陈正仁夫人）等都在那个班上。父亲一到马列学院就在7支队，还当过支部的组织委员。从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父母一直在同班、同组学习，从而使他们相识、相恋、成婚。他们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战友，更是相亲相爱的夫妻，他们相伴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历程。我和妹妹曾笑问过他们的恋爱过程。妈妈向我们道出了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母亲刚到马列学院分班前，7支的支部书记白如海同志就向母亲说起过:“肖前这个同志各方面都不错”。虽然没再说什么别的，但向一个年轻姑娘提一个仅大她不到两岁的未婚小伙子，似乎有点介绍对象的意思。母亲是个很爽朗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说，一句:没门儿！很干脆的拒绝了。当时，延安的女同志很少，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来的进步学生，男女比例大约18：1。在那些女学生心目中，老干部都是大老粗，待人虽直爽但大多太粗暴，没有文化，更谈不上什么情趣。特别是发生了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打死女学生的事，更增加了她们对老干部的反感。妈妈也有同样的看法和想法，所以一听说这位姓肖的是红军干部，就认为不合适，想找比自己大几岁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对这件事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不想后来竟又把她分到7支队，与那个肖同志不但同班还同小组，因而起初她很反感。心想：我都已经明确表态不同意了，干嘛还这样安排，不是有意为难人吗。

可是却没想到，越相处越觉得这个肖前同志真不错。虽然是红军干部却没有一点架子，待人热情谦虚；文化程度虽不高，但思想敏锐聪明好学；尽管出身农民但毫不粗俗，不但脾气极好而且行为举止还挺文雅。之于长相吗，更无可挑剔。浓眉大眼鼻梁挺直十分英俊（有照片为证绝无虚词）。而在父亲的眼里，母亲完全没有知识女性常有的矫揉造作和清高虚荣，有的是端庄大方真诚朴实。随着进一步熟悉了解，彼此感觉越来越好，相互牵挂越来越多，后来发展到一天见不到就觉得心里没着没落。上大课时，总要找到对方的位置，看到了会心的一笑才放心。短短九个月的相处决定了他们相伴一生白头到老的命运，这中间既有感情火花猛烈的碰撞又有外界因素的促成。6支队有位长征干部被怀疑有变节行为，但无证据。他对母亲颇有好感，领导交给母亲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让她接近那位干部取得他的信任，搞清他的历史问题并严格保密。母亲只好违心地对父亲说暂时不来往以后再谈，同时有意靠近“目标”。父亲不明真相情绪低落，后来甚至“躺床板”哭了一天，没想到这让他们的恋情大白于天下。同时父亲的身边又出现了一个难以摆脱的“追求者”。她的丈夫在前线却喜欢上了父亲，想方设法与他交往，有时竟以母亲的名义约父亲单独见面，后来甚至于写了“最后通牒”式的信，声称有她在就不能让父母结婚。这种干扰反而促进了父母的婚姻进程。1941年上半年母亲双喜临门：三八妇女节她被评为全院的妇女模范；五月二日与父亲成婚。婚礼在枣园食堂举行，简朴而隆重，没有搞什么仪式，领导和要好的朋友同志来了不少。康生、李克农、王稼祥、吴烈、陈刚、刘涌等都是夫妇一起来的，摆了五桌饭菜，大家热热闹闹庆贺他们的结合。父母的洞房和新婚后的日子都是在枣园后面的一孔窑洞中度过。同年7月父亲由马列学院毕业，仍回中央教导大队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并代理大队长，此时，大队部已由兰家坪搬到枣园。大队是团的建制，所担负的任务不变。母亲又接着参加了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个把月后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父母所在单位都在枣园，也有工作隶属关系。母亲后又调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在二科当科员，主要工作是抄写电报。当敌工委分成社会部、情报部、农委三大部分，母亲仍一直在情报部工作。父亲在“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工作了五年，由于出色地完成了保卫任务，多次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赞扬和奖励。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日军对根据地采取了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政策。国民党调集七十多万军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因而母亲怀我时，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这个孩子要不要”，母亲心里十分矛盾，几经犹豫，最后咬咬牙留下了。这也是后来为我和妹妹取名矛、盾的含义之一。那时连吃粮都紧张，更没办法为怀孕的妈妈补充点营养。可是总想吃东西是妊娠期间的正常反应，故妈妈的日子很难熬，有次好不容易弄到点麵和菜，小心翼翼包了几个特别想吃的饺子，却不想煮成了面片儿汤，把母亲气得大哭了一场。我，作为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1942年2月在兰家坪中央医院出世的。听大人说，我小时候是个很好玩的小姑娘。大眼睛白皮肤黄头发，像外国洋娃娃，而且嗓门特粗，哭起来不是喊“妈妈”，而是大叫大嚷“陈戈，快叫陈戈”，很滑稽。所以，在那紧张艰苦的岁月里，我给父母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们增加了不少乐趣。这时，中央教导大队迁至侯家沟，我们一家三口也住在那。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将组织关系转过来，参加教导大队的组织生活。不久，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从准备到结束，历时四年零四个月。在这场运动中，父母都受到了锻炼和严峻的考验。

整风运动分两个阶段：一是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统一自觉检查反省；二是总结，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反省，写出思想总结，以达到提高觉悟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父亲于1943年春天到中央党校学习，同时参加整风运动。因父亲是出身贫苦的红军干部，在运动中波及不大，而母亲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她是个单纯热情、一心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并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是由于她的出身和社会关系而被审查。对于家庭出身，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准确的定性该是什么。舅舅们后来都陆续到了延安，他们几个在参加革命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拦时，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各写各的，全都不一样。母亲自己认为是“破落地主”。另外,母亲参加革命是二舅介绍的，二舅在搞地下工作期间曾被捕过，后被组织营救。这些情况，母亲一到延安就对组织汇报了。母亲一向忠诚老实，而且对自己从来宁严勿松。整风运动中，在同志间互相帮助时，有人“启发”她：你二哥被捕过，就有可能叛变，而他介绍你参加革命队伍，说不定是有意把你安插进来当特务的。母亲则老老实实地说：“他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有这个可能”。结果，运动后期搞“抢救运动”，母亲被定为“抢救对象”，有几个月停止了组织关系。当时，凡是有孩子的女同志都集中到延安托儿所，母亲带着我和刚出生不久的妹妹肖盾也住在那。她边学习、边工作，顺便照顾我们，但主要是被审查。整风运动按中央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方针政策开展的较顺利，但也在“抢救失足者”的错误口号下出现了一些偏差，搞了些“逼供信”、“车轮战”，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母亲因是女同志又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故没有对她采用什么过激的作法，只是学习、谈话、交待、写材料，但精神压力大。让她参加坦白大会，站在那灰溜溜的。在那段日子里，母亲一直坚信党，保持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保持了豁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父亲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托儿所看望我们，鼓励母亲要正确对待，要经受住考验，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1945年5、6月份,领导向母亲宣布了审查结论：没有问题。同时正式任命她为托儿所所长。整风运动后期曾开了大会，毛泽东同志在肯定整风运动意义的同时，也在会上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在整风运动中延安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根据地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和人民群众，一律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和生活困难。父母都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他们开荒种地、养猪、养羊,还纺线织布。母亲因表现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通过大生产，边区的农业、工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部队和老百姓都基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分别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前进。

　　父亲到中央党校后，先在一部学习,后因要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中央党校一部，党校学员则到二部。父亲就被安排到位于后沟的党校二部学习和搞支部工作，任过支部书记。那期间，每逢星期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去后沟父亲那玩。

日本刚投降，中央就迅速组织了干部团去东北，父亲就是这批赴东北的先遣队成员，任副大队长。1945年9月2日，延安举行了欢送大会，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亲自把盏敬酒，请干部团的同志们吃饭，为他们壮行，随后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送他们离开了延安。父亲离开延安的那年冬天，为适应战争需要，把原在托儿所带小孩的女同志集中到中央党校组建三部，归宣传部领导，准备训练学习后去前方。母亲被调到三部任学员支部书记。为了学习工作方便，孩子们都是白天送托儿所晚上接回来。1946年上半年父亲发电报到延安希望母亲去他那，经组织批准将母亲调离中央党校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大队，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属孩子。6月7日蒋介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所谓“停止内战的五项条件”，撕下了和平假面具发动了反革命内战，解放战争由此开始。6月下旬,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随着最后一批干部大队队伍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开始了历时半年的极其艰难困苦的长途跋涉。那时我已四岁多，模模糊糊的记忆从此开始。

1990年9月，我和小盾有幸陪父母一道回了延安。虽只停留了短短的四天，可那是多么有意义、多么激动人心、多么无法忘却的四天啊！44年后，还是当初我们从延安走出去的4个人重返故地，是一次极不平常的“寻根”。我们在黄陵县祭拜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陵，寻访了民族的根。在延安，我们参观了王家坪《延安纪念馆》和杨家岭中共中央原所在地旧址；流连忘返于凤凰山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故居；默默听着“烈士陵园”里那肃穆的松涛声；站在宝塔山顶俯瞰延安全城和长流不断的延河水。似乎耳边响起了毛主席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豪迈宣言，好象看见了打着火把举着红旗的革命队伍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让红光照亮了天照亮了地照亮了全中国。这儿是中国革命的根。在枣园我们找到了父母的洞房，父母在“金婚”前夕并肩站在窑洞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汽车冲过浅浅的河水，我们爬上了候家沟的山坡，伫立在我刚出生后住过的窑洞前，瞬时间感到那么神圣亲切。我们顺着狭窄的土路盘山而上停停找找，终于看见了托儿所，因岁月变迁而残留的圆形拱门，这就是妈妈牵着我俩的小手多少次进进出出的地方啊！我们在羊肠小道上找到了那个让马失后蹄的坡坎。妹妹出生才23天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父母连夜送她去医院。妈妈抱她骑在马上，爸爸牵着缰绳。天黑路窄又跑得急，遇一转弯处，马的一只后蹄滑出山路拌趴倒，要不是父亲拼命拉住，他们三人都会滚下山崖摔得粉身碎骨。站在路边看着山下陡峭的石壁真叫人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宝塔山延河水，我们真切地感到这里真正是我们姊妹俩的根。我们的生命从这里开始，我们比别人更有责任继承父母的事业、思想和品德，把延安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做个延安的好女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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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女抒怀】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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