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岁月 —— 当知青的那些日子（六）

山石

“打 工” 的 逸 闻 琐 事

当知青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曾有过类似今天农民出外打工的经历，不过那个时候被称作“搞副业”，而且大都是由集体委派出去的。

记得是下乡当年（1974年）7、8月份的时候，那时“三夏”已经结束。队里早几天选派了一批知青，分别前往市区内的几家企业“搞副业”，我家不在市区，无法解决食宿问题不能成行，难免有些沮丧。利用“搞副业”这个出外打工的机缘重新回到家人身边，再次过上城市生活，对于刚到农村不久的知青来说应该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大家都很期待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天的晚间，当接到派我去姚孟电厂“搞副业”的通知时，我着实兴奋了一把。这次厂方安排食宿，使得我也能够加入到出外打工的行列之中。

姚孟电厂远离市区，正处建设阶段（建成发电后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有不少从各地来的施工单位正在进行着土建施工和设备安装。而我们则是在姚孟电厂筹建处基建部门的指派下，一组人干一些零散杂活，另一组人担任了工地守护工作。零散杂活一般都与小的基建项目有关，且经常会更换，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休息一天；姚孟电厂地处姚孟村地界并以此命名，在建家属楼自打开工以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屡有丢失，这与附近的有些村民的经常光顾脱不了干系，因当地的民风较为彪悍，厂方明知此情有所顾忌，而知青在当时也是一群不好惹的主，这样家属楼建筑工地的昼夜守护也就成为了知青们“搞副业”的另一项内容。

厂方允许打工的知青在他们的职工食堂就餐，队里的会计为我们集中买好饭、菜票后按定量标准分发给每个人。刚去时，我们男知青分别被安排在电厂大门外路（现为姚电大道）北的几处平房住宿（床铺行李都是从队里带去的），大概一周后，男知青集中住宿到了相近的一座简陋的平房里。这座平房是一个被弃用的伙房，屋顶上方烟熏过的痕迹，墙壁地面留下的垢斑，室内空间残存的油渍气味，白蚁蛀蚀房梁散落在床铺上的粉末，下雨时屋顶漏下的成串水滴……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也可能是做过伙房的缘故，潮湿阴暗处有好多蛰伏的蚰蜒，晚上你正酣睡时它会爬到你的床头耳边，既憎恶无比，又有些惧怕。同去的男知青约有二十多人，起始要求（除在工地守护的）食宿都要在一起，时间长了，离家较近的或交通方便的晚上都回家住了，到后来经常住宿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显得有些冷清，但是午饭后大家都在此休息，谈笑风生闲聊瞎侃，有时还会嬉闹起哄搞点恶作剧也倒是蛮热闹的。我除了周末休息日回家外是笃定的常客，因此对起居条件还是很在意的。我在自己的床铺四周支起了蚊帐（防蚊防蚰蜒），还用一张塑料布悬吊在床铺的上方（防漏水防粉末），这样，躺在床上睡觉就踏实多了。

　我被分配到了干零散杂活的一组（其中也有女知青）。基本上是每天上午上班后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而且还经常被分成好几伙，分别去干不同的活计。早期所干过的零活，只有一次随运输车辆装卸化学分析仪器和化学试剂还有点模糊印象，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人数好像是两男三女组成了一个小组，跟随一名泥瓦匠师傅去机修分场垒砌电缆沟，我是其中一人。按照设计规划，机修分场各台机床配置的动力电缆都要走地下（铺设在电缆沟内）。虽然这条电缆沟并不是很宽很深，但它纵贯整座厂房（约有百米长）。泥瓦匠师傅主要负责垒砌两侧沟壁，我们给他打下手，将一定比例的水泥、沙和石灰掺水后拌和在一起（和灰），装进小铁桶内拎到泥瓦匠师傅近旁，其次是把砖块从室外运到沟边备用，再有就是清理早前挖好的沟槽内又掉入的渣土。泥瓦匠师傅也是从农村出来“搞副业”的，他砌砖垒墙称作技工，我们搬砖、“和灰”叫力工，两者的劳动报酬是有差别的（技工2.3元/天 力工1.8元/天）。掺过水的水泥、沙和石灰搅和在一块后沉甸甸的，靠着铁锨来回的反复搅拌，力求使“灰”的均匀度及粘稠度能恰到好处，这的确是件要力气的活，每次和（húo）灰下来浑身冒汗，荡起的石灰、水泥一白一灰混杂的浮尘把我们弄的经常是蓬头垢面。好在只有一位泥瓦匠师傅在砌砖，一次批量的“灰”够他用上一阵子，我们也有了乘机歇息的机会。泥瓦匠师傅约有四十多岁，不苟言笑，甚至有些木讷。初次见面时，他眼神里流露出的是蔑视和不信任，他在低估知青们的能力，他怀疑我们的工作态度。一开始，他总是冲着我们吆五喝六的，不是嫌我们的手脚太慢不够勤快，就是对我们 “和灰”的质量挑三拣四的。早前，我们谁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确实是眼里没活、不喊不动，“和灰”也没有经验，不是水多了就是水少了，要不就是把“和灰”现场搞得“乌烟瘴气”的，力没有少出，成“灰”的速度却不快。虽然对泥瓦匠师傅心存不满，但在他的挑剔和呵斥声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摸索改进。终究也没有那么高的科技含量，我们知青也都不傻，也能吃苦耐劳，“和灰”的质量和速度很快都有了提高，不仅在工作上“服侍”的愈来愈周全，还会在他口渴时递上装满水的茶杯，主动帮他拿起挂在围栏上的毛巾让他擦汗。泥瓦匠师傅的脸上慢慢地也有了笑意，对我们也是刮目相看。不长的时间里，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了，电缆沟的垒砌也一直十分的顺利。

　当时正值夏季，晚饭过后天色依然大亮，我会经常与同来的知青一起，在住房前的一个简易篮球场打会篮球。有时姚孟电厂的一帮年轻职工也会来到这个场地踢足球，我们就合伙一起玩。后来，知道了这些年轻人略年长我们几岁，是刚从东北吉林电校毕业分配到姚孟电厂的。慢慢地相互熟络了，时不时地我们也会在晚饭后聚在一起闲聊，共同消磨睡前寂寥的时光。虽然当时的社会身份不同，但都是刚走出校门、离开家人、步入社会不久的同龄人，我们相谈甚欢，这也给我们打工的业余生活平添了几分色彩。有一次，他们讲述了刚到姚孟电厂（参加工作）不久，与当地农民发生的一场械斗事件的缘由和始末，讲述者眉飞色舞、津津乐道，炫耀、豪放、兴奋溢于言表，在场的人听的是津津有味、兴趣盎然，当时的景象恍如还在眼前。那个年代，较大的工厂企业都有放映露天电影的惯例，除姚孟电厂外，参与施工建设电建一处（后为河南火电一公司）每周也会在自己住地的篮球场放映电影，这样，周边相隔不远就有两个相对固定的电影放映点，只要天气允许，一般每周有两个晚上会看到电影，这也就成为了“搞副业”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

　姚孟电厂紧邻白龟山水库，那时由于没有环保方面的要求，白龟山水库是一处天然的游泳场，也是夏季溺水伤亡事故的多发地。刚开始时，同去的一些男知青对不准去水库游泳的警示置若罔闻，他们会在午饭后结伴去水库游泳解暑纳凉，回来后仍兴致不减大声笑谈，丝毫不顾忌别人的感受，着实让午休还未结束的其他知青厌烦，不长的时间里，去水库游泳的事情 就“大白于天下”。为此，专门召开了 “搞副业”全体人员的会议，会上去水库游泳的知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队领导重申了有关的规定，并宣布：今后如若再犯，将取消违犯者“搞副业”的资格，遣送回队。我本来就是一个“旱鸭子”，对我而言也就不算什么事。这次会议过后，还是有人违犯的，不过与以前相比不那么大张旗鼓了，行动更诡秘了，最终也没有出现不好的结果。负责“搞副业”的老农队长平时并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当时的交通也不便利，他也只是隔一段时间过来看看，平时的具体事务及日常管理主要靠一位知青排长。我的印象里，这次有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好像是“搞副业”期间仅有的一次，青年队领导也是担心知青们任性好动、不知天高地厚，惟恐溺水伤亡的事情发生，也体现出了对知青人身安全的重视程度，这与当今安全重于泰山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搞副业”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大家也已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和工作节奏，由刚开始的杂乱无章已逐渐进入到了正常有序的务工状态，厂方对我们的表现和付出是认可的。可就在这个当口，一天的上午，我（们）正在机修分场厂房内“和灰”时，突然接到当天立即返回青年队的通知，于是匆匆告别了泥瓦匠师傅回到了住所，这时已经有人在收拾行装了。原定“搞副业”的时间（好像）是三个月，来时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有了变故，既没有任何的征兆，又来得那么突然，大家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一边探究“撤退”的缘由，可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有人说道，今天看到平日不多见的、负责“搞副业”的老农队长来了，他和知青排长在一起嘀咕了一阵子。随即大家猜测是老农队长带来了“撤退”的指令，但究竟是为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带着满腹的疑惑回到了青年队，当与留在队里务农的知青第一次照面时，看到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是满满的惊讶，从他们口中冒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怎么回来了？！

　很快，这次“搞副业”意外中止的谜团就被解开了。市公安局是市知青办指定的对口帮助胡杨楼青年队的单位，公安局下派（带队）干部（两人）与胡杨楼大队派出的若干贫下中农代表（老农队长们）组成的队委会领导和管理青年队的事务，据说他们相互之间有矛盾存在分歧。出外“搞副业”之事大都由带队干部促成，特别是到姚孟电厂“搞副业”，更是利用公安局的关系。市公安局一名原副局长当时在姚孟电厂指挥部担任副指挥长，利用他的影响，姚孟电厂筹建处同意青年队派人（大约有三、四十人）“搞副业”的要求，而且活不重且待遇报酬较高，最低的力工日工资（1.8元），都要高于在其它企业“搞副业”的最高工资，姚孟电厂“搞副业”应该是青年队创收的“大户”（搞副业收入全部为青年队所有，知青以工分计酬）。不知是为了抖抖“地头蛇”的威风炫耀自己的能量，还是想打压“强龙”的气势削弱带队干部的威望，或许还有其它的目的，这次姚孟电厂“搞副业”的撤离是在带队干部毫不知情、由老农队长（们）单方面决定并唆使知青排长具体实施的。事情发生后，虽然带队干部大为光火，可对老农队长（们）也无计可施，这也为日后的诸多不和埋下了伏笔。那位知青排长本来与老农队长走的较近，这次的“撤离”他又是直接责任者，于是，带队干部迁怒与他，认定他与老农队长串通一气，虽然当时并没有对他怎样，可他的知青生涯却为此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或许因在这次事件中的偏执、草率而吃到了苦头。事情很快有了“翻盘”，也许是不愿甘拜下风，也许是为了顾全大局，或许是实在舍不得姚孟电厂这块“肥肉”，在不长的时间里，带队干部通过“关系”与姚孟电厂又重新谈妥了“搞副业”的事宜，我也再次被派往姚孟电厂“搞副业”。

　　再次到姚孟电厂“搞副业”已是深秋的季节了，人员减少了许多（约有20人左右），主要是集中在姚孟电厂的一个基建仓库干一些杂活。这个仓库在厂区外（南）的一个院子里，距水库不远，一色的平房，库房面积也不算大，主要存放的是一些基建物质和阀门、管材及铁锹、镐头等工具类的物品。我印象中干得较多的有整理库容、搬运、卸车等。

（这里应该是当年仓库小院的旧址）

　记得有一次，仓库潜水泵的输水胶管断裂了，不能正常往院内的消防水池里注水。仓库主任指派我们拉架子车去东电厂把新管子运回。去时，是厂里的卡车顺路把架子车捎去的，我和一名女知青同车前往。因为那天事发下午，两个电厂相距有10多公里，当天下班前徒步赶不回来，大家都不太情愿领受这项任务。我有一亲戚在东电厂的附近住，这名女知青的家离东电厂也不远，我想借机串串亲戚，女知青可与家人相聚，这样我们二人接受了这个任务。当天下午我们把新胶管从东电厂领了出来，然后把架子车和胶管放到了女知青家的（平房）小院里。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各自吃完了早饭，拉着装有胶管的架子车踏上了返程的路。开始时，我拉着车子，女同伴在后面推（扶）车跟着。一般情况下，拉车的走得要稍快些，况且车的载重量也不算大，又是平坦的城市道路，我在前面可听到后面同伴急促的脚步声。行进了一会儿，我边走边回头说道：“车又不沉，你不用推了，在后面跟着就行了”。又过去了一会儿，我回头看到女同伴的脸上已渗出了汗珠，有点气喘吁吁的样子，见状我赶忙说：“别跟着车走了，你到车上坐着吧”，女同伴连忙摆摆手“你只管拉车走吧，我没事。”眼瞅同伴不愿到车上去，我只得谎称道：“车有点偏沉（胶管长于车体），你上去可平衡一下，我拉着也轻快点。”说罢我就把车停了下来，女同伴用将信将疑的眼神看着我，迟疑了一会儿，带着腼腆的神情坐到了车上。我们在午饭前将胶管运到了仓库里，已等候许久的仓库主任向我们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有一段时间，仓库要制作一批铁货架，我和另一名男知青给焊工（电、气焊都干）师傅打下手，收、放电焊电缆、氧气乙炔带，更换（拉）氧气瓶、拉电石块（那时用的是乙炔罐），协助划线下料，扶持焊件等，这些都是我们那段时间的工作内容。与我一起的知青伙伴略长我几岁，在下乡前曾接触过工厂一些事情，对电（气）焊作业不陌生，在配合焊工师傅时，显得很从容很有“眼色”，深得师傅的赞赏。而我是一个地道的“门外汉”，在知青伙伴时不时地提醒和点拨下，也有不小的长进。那时年轻好奇心强，当电焊师傅作业时，我就在近旁瞪着眼睛看，电焊师傅告诫我们，不要直面弧光，否则强光会把眼睛“打”坏的。我也不以为然，一点也不当回事，有时还趁机拿着焊把夹上焊条“玩弄”两下，在没有任何的防护下，让眼睛近距离的暴露在强光之下，好像开始几天眼睛也没有什么异样。一天午饭后，我坐在屋外眯着眼睛正晒太阳，突然间两只眼睛好像被粘上似的，我还以为是太阳光晃的，我勉强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当一丝光亮透过来时，双眼感觉到涩涩的刺痛，这时眼角周围布满了“眼屎”并伴有隐隐的灼热感。那天的下午，我是半睁半闭眼睛度过的，到了晚上就更不敢看到一点光亮了，着实让我领教了电焊弧光“打”眼的厉害。第二天早上睡醒后，此刻的眼皮上好像被刷上了浆糊，我使劲向上扯动着眼皮，努力睁开了双眼，当见到第一束的光亮后，昨天的那些不适感全无了，我既高兴又兴奋，一边将眼角周围擦拭干净，一边暗自告诫自己，虽然弧光“打”眼不治自愈，但也有痛苦和烦恼在，以后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那一年国庆节的前一天的上午，我们去职工食堂帮助杀鸡收拾鱼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为改善节日期间的职工生活，电厂食堂连夜从农村采购了百十只活鸡和几十斤小鱼，食堂人手忙不过来，就让我们打工的知青过去帮忙。因我们都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从何下手，而且这些活鸡是要加工成烧鸡食用的，因此，对杀鸡和开膛的部位及刀法都有讲究。一开始，我们只是把炊事员杀好的鸡扔进热水锅里，然后捞出来退毛，再由炊事员开膛破肚。后来在那些炊事员的言传身教下，我们慢慢地也持刀干了起来（那时学到的杀鸡手艺，对日后的家庭生活帮助不小）。起初的分工是男知青配合食堂人员杀鸡，女知青收拾那些小鱼。当全部的鸡收拾完后，还有将近一半的小鱼没有收拾完，这时炊事员们都回食堂准备午饭了，只剩下我们打工的知青了，于是，我们男知青也加入到了收拾小鱼的阵容中。这批鱼虽然个头不大，但刮鳞、开膛、去腮都不能少（为了加快进度，后来干脆把鱼头掐掉不要了）。已经接近午饭时间了，小鱼仍没有收拾完，大家怕误了吃饭，小声嘟囔着不想继续干下去了。这时，像是食堂的一位管理人员走到了近前，他看了看还未收拾完的小鱼，对我们说道：“接着干吧，中午食堂卖肉包子，全部收拾完后，你们到食堂后厨免费领包子吃；另外，我已经给仓库主任打好招呼了，中午算加班，你们下午可以不上班了。”既可以享用免费的午餐，又可以提前回家过节，闻听此言，大家顿时喜上眉梢。意想不到的好事似强劲的兴奋剂，顷刻，嬉闹说笑声没有了，只见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两手不停，也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小鱼就全部被收拾干净了。这一刻，看到被水长时间浸泡的双手毫无血色布满了皱褶，我微微皱起了眉头，可转而脸上露出的却是兴奋欣喜的笑容。好不容易把手上的腥味洗掉了，一路小跑兴冲冲地来到了食堂后厨，这时食堂正准备开始卖饭，相识不久的炊事员面带笑容、十分热情地递上了两个刚刚下笼的、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又回到到姚孟电厂“搞副业”，仍然在电厂的职工食堂就餐，住宿则被安排在了未竣工的电厂家属楼内的房间里。当时家属楼也只是完成了主体的结构，我们在楼群最北边那栋楼二层的中、东单元各选了一个房间。同去的男知青中只有我与另一个男知青留宿，我们两人住进了中单元的那个小间，女知青约有5、6人住到了东单元的那个大间，施工方派人把这两个房间装上了临时的门、窗及照明线路。此时楼房还在施工中，为便于建筑材料的输送，整个楼层各单元（共三个单元）之间是相通的，而且楼的内外都没有照明，到了夜间一片漆黑。我们两个男知青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到女知青的房间外巡视一番，并会在安全上对她们加以提醒和关照。

　　天气逐渐转凉了，吃完晚饭天就黑下来了，我与同屋伙伴除了时不时地看场露天电影外（电影《闪闪的红星》就是在那个期间看到的印象较深），业余生活略显枯燥。同屋的伙伴早前在工厂里干过临时工，除对电工、钳工、电焊工等不陌生外，他还告诉我，自己的木工手艺已达到了四级工（八级最高）的水准。楼层内横七竖八堆放的木模板，勾起了伙伴大展身手的欲望，他专门从家中拿来了一整套的木工工具及铁钉、木螺丝等。一段日子里，晚饭后到睡觉前的这个时间段，施展木工手艺就成为了业余生活的精彩“节目”。同屋伙伴熟练地运用各种木工工具，一会锯、一会刨、一会钉……我给他打着下手也是忙得不亦乐乎，记得好像制作了两、三个装衣物的箱子和几个小板凳，为了避嫌，还将做好的箱子表面糊上了报纸。天气变冷后，我们把一些体积小的木料集中起来燃起一堆火，然后把一个盛有水的铁桶架起来烧，这样不仅每天晚上有热水用，我们还将未燃尽的木料制成炭块并储存起来，睡前将这些炭块点燃后搁置在铁桶内放在室内取暖（临时门窗透风透气）。不曾想到，再次“搞副业”的日子里，楼房施工现场散落的建筑木料会变成我们业余生活的“调料”，它让我们在漫长的冬夜里不再寒冷寂寞，与它的不解之缘我一直未忘。

　在姚孟电厂“搞副业”的日子总共可能有100多天，大概是在那年的年底，结束了姚孟电厂的“搞副业”回到了青年队，我短暂的“打工”生活也随之结束了。那时刚下乡不久，既立足未稳，又不谙世事。此番打工的历练，让我用另外的一个视角去观察和领悟了更广阔的社会，在与不同的人和事物及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由刚开始的茫然无知手足无措逐步做到了顺应契合，并掌握了一些应对的方法和技能，而从中所获得的心灵感悟、切身感受，也让自己在心智成熟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搞副业”过程中的一波三折，透显出了社会的复杂、人心的叵测，其间蕴含的情理世故很耐人寻味，它恰似一记猛掌叩动了我涉世不深、懵懵懂懂的心扉，当又重新回到了不再陌生的环境中，我隐隐约约地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此时我阅读社会的能力似乎增长了几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生在初涉社会这个特殊时段的“打工”经历，在我的知青生涯中乃至人生的道路上都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我们青年队人数最多时有250人左右，人均不到一亩地，且地理位置及土地条件都不是很好，如果单靠农田的收成是保证不了知青们的口粮的，更别说青年队的发展壮大了。虽然政府对知青有特殊的政策，即可以特批从粮站购买返销粮，但是购粮款还是需要自筹的。好在青年队地处市郊有自己的优势，在市知青办的引导协调及一些“关系户”的帮助下，把剩余劳动力派出去“搞副业”增加经济收入逐渐走向了常态化。青年队大多数的知青都有过出外打工的经历，而且长年在外打工的知青人数甚至都超过了在大田务农的知青人数。一些家住市区的知青，在外打工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在农村务农的时间，有的直至到招工回城。“下乡几年我都不知道在接受谁的再教育？”恍惚迷惘的话语道出了下乡期间这些知青亦农亦工的生存状态，戏谑调侃的语气中清晰地显露出了“搞副业”（打工）在他们的知青生涯里留下的深刻印记。在那个年代里，出外“搞副业”不失为改变贫穷状况和提升经济实力的好路子，它强有力的支撑了青年队的经济，在青年队的生存发展中功不可没。

“搞副业”的打工经历，是我初涉社会时一段青涩的体验，是我用稚拙的脚步在知青生涯中留下的一串足迹。虽时光流转年代久远，已进暮年的我，依然钟情，没齿难忘！

完稿于 202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