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种种谜题

平安吉祥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这是《卢沟桥歌》歌词，

如今，84年过去了，

这首歌中透出的悲壮与豪迈，

仍让人动容。

老照片中，

被定格的宛平看似安静，

血与泪的国耻却不容遗忘！

还原“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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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卢沟桥上柳，

送人几度出京华，

本是迎送客人的门户，

却在84年前的7月7日，

招来炮火侵袭。

1937年7月7日，

日军悍然炮轰宛平县城，

进攻卢沟桥，

史称“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后的中国，处于民族最危亡的关头：各大城市相继在会战中失守，首都南京也最终陷落。政权随时宣告覆灭。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主和的声音，日军也认为中日战争即将结束，拟建新的亲日政府。但是，卢沟桥事变留给人们许多谜团。

卢沟桥的日本鬼子是从哪里来的？说起卢沟桥事变，人们往往会对一个问题不大明白——日本军队不是待在东北吗？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华北并没有沦陷，宛平卢沟桥一带怎么会有日本鬼子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辛丑条约》说起。

　　1900年，山东、河北一带的爱国民众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通过该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实际上，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围的战略要地，本来应该是我们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这里却驻扎着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庞大武装，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年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支庞大的武装，犹如一只登堂入室的恶狠，对中国人民不仅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

　　在侵华的日本军队当中，最有名的当属关东军了。但与“中国驻屯军”相比，关东军只是个“小字辈”而已。它成立于1919年，比“中国驻屯军”整整晚了18年。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到那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北平已有36个年头了。

日军入侵北平城挑起事端的日军后来为何不正常死亡？1937年7月7日，几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上级的授意下，在北平卢沟桥挑起事端，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那么，这几个日军得到了什么下场呢？　 田代皖一郎心脏病暴毙 田代皖一郎是日本佐贺县人，时为中将军衔。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辞拒绝。8日凌晨，田代下达进攻命令，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中国驻军奋起还击，并于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打击了日军的气焰。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作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并且撤掉了田代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田代闻讯后，羞愤交加，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8日凌晨4时，牟田口廉也威胁中方谈判代表，要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被我代表王冷斋严辞拒绝。4时23分，牟田口廉也下令在现沙岗村大枣园沙丘阵地的炮兵向宛平城开炮，牟田口廉也在卢沟桥打响了第一炮，亲手点燃了战火。为此，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1年11月6日又晋升为中将，编入南方军，参加太平洋作战。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口廉也率第十五军3个师团及特种团计15万余人马，在缅印地区，被中美、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十几万。经过几个月的雨季大溃败，牟田口廉也的十五军已所剩无几。日军大本营异常恼怒，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全部撤换，牟田口廉也也被解除军职，羞怒之下自杀。　　森田彻被碾为肉饼 森田彻中佐，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卢沟桥事变时，森田彻在现扬指挥日军“演习”，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极讨厌。由于积极参加卢沟桥事变和进攻宛平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1938年3月1日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1939年5月11日，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役，与苏蒙军激战，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森田彻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到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一木清直死于美军坦克 一木清直少佐，是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军。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擢升为关东军第七师团步兵第十四旅团第二十八联队长，调中国东北作战。1942年4月底，第七师团以步兵第二十八联队为基干，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于5月5日乘船南下，去参加攻打中途岛作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惨败。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18日晚，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发起争夺岛上亨德森机场战斗，损失极为惨重，一木清直也多处受伤。于是他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满身是伤的一木，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眼睁睁望着美军坦克张开血盆大口轧来，这个军国主义狂徒眨眼间便粉身碎骨。

日军91岁侵华老兵跪在卢沟桥上忏悔谢罪(组图)为什么是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平津一线。这时驻守平津的中国军队是29军。1935年日本成功地通过一系列策动把国民党中央军逼出华北，签订了《何梅协定》等。中央军撤出后的权力真空被宋哲元的29军填补，29军是西北军系列，当时有37、38、132、143四个步兵师，第九 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加上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成为华北能与日本抗衡的主要力量，曾和日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有过交锋。

　　1937年前，日军已经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对平津形成合围之势。

　　1937年，“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辖河边正三为旅团长的第四旅团，约6000人，分驻北平、天津、通县、山海关等地。日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失败后，在通县扶持殷汝耕成立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基本上把冀东22县划入势力范围。

　　而这时候的日本军队要再进一步发展扩大侵略的话，也必须要占领平津。这是华北最重要的两个都市，南下有几条铁路，从北平到绥远，津浦铁路、平汉铁路，不占领怎么办呢？

　　进一步的战争要有一个借口，要挑起事端，导火线，于是有了卢沟桥事变。他也可以不选择卢沟桥，而选择别的地方，比如丰台，他总要选择一个地方挑起战斗，然后扩大。　

事实上，日军这一系列的侵略行径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先到中国军队控制范围的深处取得一个“点”的驻兵权，这个“点”一般都在铁路线上，然后自己制造事端反诬中国军队，再通过政治和军事讹诈，获得对大面积领土的侵占。

中国军队为何以多败少？对中日战争，当时国共两党基本上认识一致，是持久战。

　　1937年8月国防会议上，国民政府确定了持久消耗战的方针，用比较长的时间消耗敌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整体战局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具体的战役上又要实行速决战。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10个月来的战斗，写了《论持久战》。

　　根据何应钦的数据，抗战初期日本现役兵力38万人，海军舰艇约190万吨，飞机2700架。而中国现役兵力170万，海军6万人，飞机314架。八路军还有三个师(115师、120师、129师)。

　　数量上中国军队比日军多，但是数量多不见得就是强。中国军队派别林立，矛盾重重。这还在其次，尤为重要的是士兵素质普遍较低，缺乏有效训练，战斗力不强。可以说，日军的装备远远超过中国军队。

（注： 主要是蒋介石消极抗战，蒋介石说的和做的相去甚远。）

　　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的弱点暴露出来，就是战线拉长了，兵力不足，就分散了，日军无法处处把守了。所以只能依靠伪军，很多地方是象征性的。日本自己也知道，他的力量无法对中国进行持久作战。所以想“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这个想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