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新文斋·我的故事（连载之十三）：父亲的党籍和两兄弟

卫新文斋

平平常常的故事，

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说——

三十二

由于其它事情忙碌，停了些这里时间的笔。

故事接着说。

然而，土改来了实行土地法大纲，村子里闹得偏离大了。本来是查前三年，变成了开始查上三代。当时叫扫地出门。把二爷爷、三爷爷等，包括父亲全都给关起来了一个冬天。门上贴了封条。家里的生计开始就靠我的祖母沿街乞讨送饭。原来分家的十五六亩土地其中的好地，也被占了。

为什么会成这样呢？

由于查上三代，曾祖曾经给河北徐宁县的一家大地主家的孩子们教私塾。一走就是几个月，都住在地主家。听父亲讲，每次地主家来接送都是那种马拉的轿子车，连马鬃都编成小辫子，加上马铃响起来还是很招人眼目的。

由于在外教书，家里缺乏主要劳力，于是便雇佣了一个长工和农忙时雇佣了一个短工。为此，家庭成份由下中农又被定为富农。

然而，当一九五零年，父亲离开河间老家，出来投奔早年就来到呼和浩特即当年的归绥的舅舅，也就是我祖母的弟弟。通过村子里的公安员开具证明，然后到县里去办理户口迁移，关于家庭成份这一栏给开具的是：中农。因此，从我本人具有填表资格的那天起，填写的关于家庭出身全都是中农。

那时虽然年纪不大，还多次查过“中农”这个词的概念，解释说是革命可以团结的对象。

但就这个家庭成份问题，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可是给我的父亲和我们一家带来了大麻烦。

三十三

父亲从老家出来投奔的舅父，早年就在铁路局机务段工作。赶上解放后的铁路工务段招工，通过考核，于是，就成为干了一辈子的铁路养路工人。

但，党籍又是个问题。

一九五一年，父亲地处养路段工区的旗下营派出所，对父亲进行了一次调查，原因是：你曾经入过党，但组织关系没有转过来，因此怀疑是叛徒。为此，同年父亲回了一次老家专程起组织关系。村里的党组织说，时间长了，没过组织生活，党费也没交，就这样，阴差阳错稀里糊涂中，父亲的党票就没了。

父亲说，当时的党费是每个月是边区票五分钱。

旗下营派出所对此也查清了，当时只迁了户口没转组织关系。

其实，就解放之初的塞外与内地的交通与通讯并不很便利的情况来说，就这件事情，当时村子里党组织的具体负责人若稍许宽容，就此给写一份材料说明情况，把组织关系转过来，也根本不是个什么大问题。当然这是在经办者心里没有什么“梗”的原因之下。但以此作为原则坚持，也完全是成立的。

其实，比这问题严重得多的，重新恢复组织关系的例子，不是在党内的历史上也多的是吗？再打个比方，倘若要有相识的过硬级别的领导出于关心进行关注说一句话，也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按照一九四三年入党来算，到今年的二零二一年，对于已经九十五岁高龄身体还非常硬朗思路还非常清晰自己能够健步行走的老父亲来说，应该是有七十八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但是，父亲对此一直很淡然，从来就没有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纠结过，如果我们不问，也从来没有提过。

话又说回来，假设这件事真的是当年顺理成章解决了，那说不准老父亲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其中也包括我，会不会还是个一辈子码字为生的书生？不过，我曾写过这样的话：对于已经形成事实的历史，和已经形成历史的事实，假设，是本身没有意义的。

但我从中感悟的是：

一、做人，要释然；二、做事，能宽待尽量宽待。

三十四

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类似于他这一生的成就感是什么？

我知道，所谓的“成就感”这不是父亲的语境。但是，晚年中的父亲在无意中曾经表达过类似这样的意思：同样是晚年九十多岁的三叔对父亲说过：二哥，即我父亲，一九五零年从河北老家出来，给打了一个好的基础。把一家子都救活了。要不是这样，到现在他们还全都在村子里。因为，在河北农村，农民戏称当农民的自己是高粱花子。

三叔说的是改变了命运。但这几句话让父亲心里很宽慰。

我想，这可能就是他一生的成就感。

父亲二十四岁进入了呼和浩特铁路系统之后，先是找到了一九三八年落拓在这里的祖父，并且接到身边。然后，又把在河北老家的母亲即我的祖母以及他的两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三叔、四叔，也陆续先后接到呼和浩特。当祖母带着最小的四叔来到呼和浩特，再次见到祖父时，已经是隔了整十八年。

姑姑任金蕊出嫁到别的村属于婆家人，只能留在老家。

曾记得，母亲生前和我说过，三叔刚从河北老家来到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商店里橱窗里陈列的作为广告的巨型鞋子模型，惊喜地喊道：这么大的鞋嘢！此外，一直在农村守着油灯，当第一次见到了照明的电灯，同样感到特别的惊奇。家人故意逗他，说可以吹灭，居然信以为真地要试着用嘴去吹。

尽管当时解放初的呼和浩特这座塞外边城还非常落后，但是，比起吃盐和点灯用煤油和火柴都要用鸡蛋到供销社去换的农村来说，毕竟要好得多。无论是庄稼苗儿，还是洼地上的青草，总是喜欢朝着有阳光的方向长的。于是，三叔和四叔，很快就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呼和浩特适应下来。

三十五

先说三叔从老家出来之后，先是在铁路工务段铁工班打杂。在那个期间，由于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在铁路沿线的养路工区，而不在呼和浩特市内，三叔便在我母亲的娘家也就是我的姥姥家吃饭。届时，也由于给居委会帮忙被发现，三叔虽然没文化，但是个团员。那时的团员还真是个香饽饽，由此介绍进了公安系统，经过扫盲，加上干得不错，到车站派出所当了一名民警。

由此，爷爷也被引荐去给公安系统做饭。

因为三叔在工作方面的表现不错，被领导看好，后来被派到呼和浩特海拉尔派出所去当所长。但还是由于管理能力上的缺乏，自己搞的心力交瘁，实在是干不了。于是，主动要求，辞去了这个所长之小领导的差事，调到了呼和浩特回民区的民政科，当了一名被领导的科员。

由于在老家那段时光，家里没有顶梁柱的男人。四叔从小也没有读过书，同样是大字不识。但和三叔一样，从老家出来手续和证明都是团员身份。一说是团员，二话没有，未经考核就到了京包铁路线的旗下营站的派出所。但同样由于没文化，力不从心，实在应付不了公安民警的工作，自己觉得苦不堪言。

于是，四叔要求回呼和浩特。

于是，人家问四叔说：你能干什么？四叔回答：我能劳动。也就是说能卖力气，于是，四叔就这样回到呼和浩特，在西货场当了一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装卸工。后来，又到了呼和浩特火车站的行李房装卸行李。和我在前面文章曾经提到到的三蛋儿，是同行。

用当地的俗话说，所谓装卸工，就是扛大个儿的。父亲有言：无论是货站还是客站，你四叔一辈子没离开过铁路车站。

当年，父亲和三弟、四弟他们三个弟兄曾有一张合影照片。并排三人都是戴着大盖帽。三叔身着当时公安民警的白色制服，当然帽子上是警徽。那时的铁路工人穿的是深蓝色制服，也戴大盖帽，在帽檐上佩戴的是路徽。父亲和四叔即如此着装。人穿上制服自然就会不同，一下子显得特别英俊、精神。

兄弟三个的如此状态，当然与在河北老家不可同日而语了。

作者简介

任卫新：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文学专业。中国广播艺术团创研室国家一级编剧。我国著名文化项目策划人、撰稿人、编剧及歌词作家。四川音乐学院、塔里木大学、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残联特殊艺术协会副会长。



代表作品：多届央视春晚总撰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文学总执笔。歌舞剧《边城》歌剧《二泉》音乐剧《致青春》以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天山》编剧等。各种奖项荣获百余。歌曲《永远是朋友》广为流传。著作有《词海钩沉》一百五十余万字，以及《微信煮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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