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窗人家

木然

如果不是冷氣機出故障，我也不會捲起臥室的窗簾，透過後窗觀察鄰居們的活動。

我家後窗遠遠對著兩幢公寓，雖然距離有些遠，但夜幕低垂萬家燈火的感覺還是蠻溫馨的。這一周來因為氣溫出奇的高，對於如我這樣離開了冷氣就手腳發麻的人來說，夜晚只能臨時在後窗裝一臺風扇，透過風扇送風，調整室內的高溫。

這種感覺本來已經淡漠了的。夜深人靜，不留一盞燈，聽著風扇頁「呼呼」來「呼呼」去的，然後凝視遠方的建築物，月兒高高掛在屋頂。一扇窗亮了，一扇窗暗了；一些人影在窗前晃動，一些窗簾在關關合合。

從前住家的樓距沒有那麽遠，那時鄰里關係不似現在冷漠。太陽落山前，總有愛花之人，提上一淋花壺在陽臺上細心澆灌。南方的夏季，隨意的一顆種籽，只要用心也能長出茂綠的葉子，或者開出燦爛的花兒。

記得父母家對面陽臺上那戶人家姓湯，後來做了經濟系的主任。他家陽臺種有幾盆松葉牡丹，拉丁名叫portulaca grandiflora，俗稱午時花，這花兒早晚或陰天閉合，見陽光就燦爛。

湯老師的岳母是中山人，每逢西斜夕落時，總見她氣定神頤地站在陽臺，一身貴氣地澆灌花兒。母親在這邊陽臺見了，會用石岐話打個招呼，倆人相距不過30尺，你一言來，我一語去，加上石岐話尾音高，頗是好聽。

三樓有戶人家，名字姑且隱去，三個女兒各有特點。大女兒偏內向，偶爾會到陽臺上探探頭，那眼神文靜得如同平靜的湖面；小女兒是學校羽毛球隊的，長得紮紮實實，皮膚呈巧克力色，每晚出陽臺晾衣服像練拳，風風火火，虎虎生威，每當晾衣竹被甩得劈啪響掉地上的時候，總會吐吐舌頭，左顧右看，樣子頗可愛；至於二女兒，不但膚色出奇的白，而且身材、眼睛活脫兒一美少女。

我高中畢業那年，她剛進的學校，有時看她在陽臺上背英語單詞，那雙純得像月兒的雙眸淡淡然，閃得我半天不思茶飯，這種悵然若失的感覺，直到某年她遠嫁他鄉。

對面四樓住著我一小學同學，姓郎，小學3年級轉學而來與我座，人很聰明，可惜生在艱難的年代。郎同學母親原本是一富裕人家的小姐，「文革」開始後被紅衛兵一恐嚇就得了精神病。郎老師攤上這樣的事兒，在學校裏自然唯唯諾諾、擡不起頭來。

當一個家被整得不似家的時候，作家長的對孩子的管教自然不給力，結果我那同學後來犯了事兒被關進監裏去了，一坐就是好幾年，出來時也就沒有了那種意氣風發的樣子。

我離開這所學校調到市文化局工作後不久，有次偶爾在父母家樓下遇上郎老師，本來想向他打聽同學的近況，殊不知他嘆著氣告訴我他太太發病後離家出走了，「好好的一個人，不知哪兒去了？」他喃喃自語地，聽得我心一揪一揪的，自然不敢再問他兒子的事兒。

然後又過了些時候，家人告訴我，郎家的人都不在了，郎老師走了，同學也走了，我聽後在陽臺上站了很久。

一樓南面那家很貴氣。男方一家是從南洋歸來的華僑，太太一家都在香港。先生從華僑小學華僑中學到考上大學，本來順理成章可以沿著學術的路走下去，因為文革爆發，出身成份不好各派都不要，只能遠離政治閒置在家，生活上倒是不愁吃不愁穿，整天讀書冥想。改革開放後先生再考回母校完成碩士留校，因為英文好，自然業務能力高，年紀輕輕就已經是學報副編審。

我們兩家處在一個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兩端，所以我偶然站在陽台上一低頭，恰好會與他抬頭仰視的目光對接。我們相視而笑，算是打過招呼。

有好幾次散步路遇，一番寒暄後，衣冠楚楚、頭髮錚亮的先生總愛踌躇满志地以「現在好啊，我們遇到了好時候」作結束語。

後來的某天，路遇他家太太推著輪椅和中了風的先生急急腳地往學校家屬區的小賣部趕去。我向他們問了好，先生眼皮配合扯動的嘴角動了一下算是作了回答。太太顯然不願多說什麼，匆匆推著輪椅說要趕在小賣部關門前買麵包。

「他一天都不能少了麵包的」——太太與我擦身而過時這樣說，而我分明瞥到她淡定目光後的那份悽楚和無助。

再後來，先生的中風倒是被一位老中醫治得七七八八，但依舊不能自顧生活，如此熬了幾年，終究是在人生最好的時刻走了，惋惜。

六樓東面那單元，早期住有一對新婚的講師，男的在哲學系任教，整天和我們一起打籃球，每每講起他妻子，總是贊不絕口。據說當年他在北京讀書，有年暑假和幾位同學去房山玩，住在其中一位同學的阿姨家，那家人雖是農戶，但房子一看就知道不是尋常人家，這位老師因此愛上了那戶人家的女兒。他說第一次看見她時，一襲白裙的她在燈下看薩特（Jean-Paul Sartre）的《自由之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兩人一交談，發現對方只是一高中生，那種談吐和氣韻，一下子將他薰倒。

這故事的結局不知道是好是壞。因為後來我也到了北京讀書，再回來時那男的到了美國當訪問學者。然後有天晚上，我看見這戶人家的臥房裏換了另一位男主人。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