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小凤

　　我的父亲陈俊昭1914年7月14日出生在山西省洪洞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爷爷读过私塾，曾在村里教小学。父亲跟着爷爷在小学读过几年书，终因家里人口多，靠爷爷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家用，父亲一边读书一边帮家里干农活，农闲时还要赶着牲口到城里去卖炭，学习断断续续没能继续下去。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泽东在12月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主义的策略》一文，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闫锡山再三考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这时 ，隐蔽在阎锡山政府和各个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在1936年下半年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定为“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任会长。

“牺盟会”是山西地方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它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最终被共产党取得领导权与阎锡山分道扬镳。

1936年，父亲参加了“牺盟会”的培训学习，接触到抗日进步思想参加了“牺盟会”。

1954年父亲与弟弟，弟媳，小侄子在东北。

保家卫国参加八路军

1937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民族危急时刻，父亲毅然带着年仅十二岁的弟弟参加了八路军。参军后在八路军115师接受了医师培训，并在所属休养所工作，任护士班长，护士长，见习医师。1938年4月加入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冬115师进入山东。1940年编入黄河支队到达湖西苏鲁豫边区，在湖西敌后坚持抗战。

湖西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因处微山湖西而得名。1938年12月115师进入湖西后，即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 ，创建湖西抗日根据地，并于1940年连续粉碎了日伪军的进攻，逐渐稳定了局面。6月，115师的黄河支队同当地的武装一起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进攻，完全恢复了湖西区的工作，湖西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1939年4月起，父亲先后在冀鲁豫黄河支队三团和六分区十一团一营卫生所任所长。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及敌后，父亲跟随部队带着伤员一次次转战，在战斗的间隙为伤员们清洗伤口，做战伤外科手术。很多次手术正在进行中，日本鬼子的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扔下一串串炸弹，有的战友当场就牺牲了。

这张照片是四叔，四婶1953年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和爷爷一起照的。

1946年于陕北，左二陈俊昭

第二排中间陈俊昭

教导旅一团一营卫生队全体

前排左二陈俊昭

前排左一陈俊昭

教导旅野战医院的建立

1943年1月，父亲跟随部队北上奔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教导旅先后任卫生队长，卫生部医政科科长。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为了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军委决定从驻守在延安的教一旅和教二旅抽调一些干部支援华北和东北前线，留住边区的两个旅合并为教导旅，由罗元发任旅长兼政委。同时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野战医院合编为陕甘宁晋绥教导旅野战医院，亦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九分院。

院址设在延安金盆湾马坊村的窑洞里。当时医院设备十分简陋，技术力量有限，物质保障更差。医院只有内外两个科，全院只有医生，护士和后勤人员一百多人，床位一百多张。所谓的病床就是用枝条搭建的，铺垫着稻草。医院只有两支体温计，外科消毒只能用盐水，没有什么手术器械。在上级领导的指示和帮助下，医院开始从充实病房设备，建立健全医院制度，改善伙食入手，健全医院领导班子，人员进行了合理分工，医生，护士实行三班制，全体人员开始整理病房，补充用具，大家找来旧砖盘火炉，自制了消毒锅，到野外割茅草编成草帘挂在病房门上，经过多次的大扫除周围的环境也变得十分整洁，从此病人的住院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经过一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一个正规化的医院在偏僻的山沟里建成了，收治的病人也越来越多。

1946年朱德司令员到教导旅检查战备时，曾到医院看望了医护人员和伤员，他走遍了医院的各个角落，详细了解了医院的工作情况勉励伤员“安心休养，早日康复”。他满意的对旅卫生部长刘景宴说：“你们是名副其实自己建立起来的一个医院”。

陕北金盆湾教导旅医院旧址

1954年陈俊昭与原教导旅卫生部长刘景宴相聚在北京。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向全国的解放区进攻，战争威胁着伤员的生命安全，为了战斗的需要，医院由金盆湾迁到森林深处的洛河川，并且将医院分为两个所。

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胡宗南，马步芳等向延安发起进攻，在毛主席和彭老总直接指挥下，教导旅开始了保卫延安的战斗。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野战医院在后方医疗所的基础上设立了转运站，负责救治轻伤员和重伤员的转运工作。边区的许多青年学生也来到前线，组成战斗服务团，帮助转运站运送伤员。

保卫延安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敌机一批又一批的盘旋在延安的上空，对教导旅所在的金盆湾地区进行狂轰滥炸。每当敌机一走，休养所的同志们立即投入到抢救伤员的转运工作。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疯狂的敌人被英勇的战士打得四处逃窜，伤员及时的送到了后方医院。

教导旅在地方政府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东起黄河，西至成渝公路，在一百余里漫长广阔战线上，反复冲杀英勇战斗，连续七天七夜的鏖战，取得了保卫延安的伟大胜利，保证了党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的转移。从此，教导旅在西北战场投入到长期艰苦的解放战争中。教导旅野战医院也在彭老总和罗元发旅长的指挥下，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攻克蟠龙镇的战地救护，取得了陕北“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

浴血奋战屯字镇

父亲一生参加过无数次的战役，最难忘的是1948年5月发生在镇远县屯字镇的战斗。

1948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开始了战略进攻，4月西野一，二纵队攻克宝鸡，歼灭守敌大获全胜，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武器弹药，部队也置换了装备。胡宗南与马步芳集中主力支援宝鸡。西野主力撤出宝鸡继续北上。撤出宝鸡后，部队向西峰镇方向进军，同时胡宗南所辖各兵团在宝鸡失手后，疯狂向我军反扑，总部命令六纵北上进军屯字镇 ，以屯字镇为据点把马家军吸引住，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向东北方向转移，集中歼灭马家军坚守屯字镇对整个战役十分重要。

屯字镇是陇东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居民居住点，有一土城，东西长约三百米，南北宽约二百米，周围高约有二十米厚约一米多的土城墙，南面是一条三百米深沟绝壁，沟宽约百余米，深数十米，三面为村庄，地势开阔便于防守也便于被包围。

当部队进镇后，很快被马家军包围。屯字镇方圆只有几百米，战斗打响后，老乡早就跑光了，唯一的水源还在镇外。部队又饥又饿，困难重重。

敌人调集了四个骑兵师，三个步兵师，将教导旅层层围住，外围还有敌军的其他部队和四架飞机。部队一次次的反击，但是天上有敌机的狂轰滥炸，地面有马家军骑兵的横冲直闯，四面受敌的战士们伤亡很大，战斗的过程十分的艰难困苦，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轻伤不下火线，许多重伤员也坚守在阵地。

卫生部设在镇中的一个老乡家的院子里，几十个伤员摆放在院子里，大部分的伤员进行了处理，一些极重伤员根本来不及处理就牺牲了。父亲他们在激烈的炮火声中，没有任何医疗器械，一边救治伤员，一边反击敌人的进攻。有些伤员在送往救治点的途中就被敌机炸死了。在这场战斗中，卫生部的副部长王仲斌同志为了抢救伤员被炮弹击中不幸牺牲。父亲在战斗中临危受命任卫生部长兼教导旅野战医院院长。

三天三夜的围困，已经是弹尽粮绝部队没有水，战斗人员伤亡严重，兄弟部队解围受阻，野战军领导决定部队自行突围。罗元发旅长对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详细部署了突围计划，人员分组。这些天来，敌人是昼打夜停，不恋夜战。部队决定分三批迅速，隐蔽，秘密突围。卫生部的同志们将仅有的医疗器械及部分药品分开携带。天黑以后，一些重伤员为了让部队顺利突围，坚持不用担架，要求给他们留下几个手榴弹，他们留在镇子里，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这些伤员不顾个人安危，挣扎着催促战友们快快转移。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大部队顺利突围，没有办法，只好安排重伤员在老乡家的地窖里坚壁起来。天黑以后卫生部的同志们尽力想法背着一些较重的伤员，带着能走的轻伤员依次从二百多米深，傾斜九十度的坎坷沟里用绳子把人从城墙上吊下去，或者从沟壑，遂洞里钻出来。天亮时，敌人发现镇子里已无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留在镇子里的重伤员全部杀害。

关于这场战斗彭德怀元帅说：“我还要讲一下教导旅，你们不要看他们在屯子镇被敌人重兵包围，大有全旅覆灭的危险。请同志们去了解一下，他们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是怎么回答的。他们的回答是刺刀见血，以顽强的拼杀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攻击，杀出了一条生路，其气壮山河，悲歌对天的大无畏精神古今少有。在危险中敢于和敌人拼杀，在死亡面前不改色，这才是无产者的崇高品德和英雄气概，教导旅就具有这种品德和气概。”

屯字镇的战斗艰难，残烈，部队突围终于冲出敌人重重包围，虽然人员伤亡很大，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体现了我军坚韧不拔，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军在艰难困苦中消灭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父亲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

照片为屯字镇烈士纪念碑

难忘陕北清泉沟

陕北的清泉沟是父母一生不能忘却的地方。1940年，这个小村庄是杨得志司令员的机关所在地，村里老百姓不多。在此期间，部队由于连续的作战，疲劳和卫生条件较差，许多战士得了疟疾，当时有医无药，战士们大多住在草棚和窑洞，无法隔离消毒，发病人数较多，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忙于救治护理。父母白天黑夜的忙，我九岁的哥哥寄养在老乡家里，由老乡照顾上学。一次意外的事故，我的哥哥不治身亡，永远长眠在清泉沟的小山坡上。父母来不及悲哀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1948年7月，教导旅归人西北野战军建制编为六军十六师。父亲任卫生部长兼后勤处付处长。

1949年1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部队进行了整编，整训和战备总结。4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六军奉命向咸阳进军。

从此，部队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艰难征程，抢渡渭河，解放西安，攻克扶眉，敲响了胡宗南的丧钟。

扶眉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一举解放了八百里秦川，连克十二座县城一直杀向马家军的心腹之地兰州。

解放兰州，歼灭马家军，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恶战。按照军部的要求，卫生部将救护站设在离部队不远的一个山窝里，人员很快分工，将老乡家的几间屋子打扫干净，搭起帐篷，很快建起一个战地救护所。部队伤亡十分惨重，伤员不停的送到救护站，全体医务人员忙于救治，顾不上吃饭喝水。缺医少药，条件极差。到了晚上，点着蜡烛，提着马灯处理伤员，唯一的气灯用于做手术。大家克服困难，想尽办法老乡拿来自家的白布当绷带，护理人员不停的清洗满是血污的绷带，晾干后继续使用。骨折的病人没有石膏固定，就用树枝当夹板固定，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在手术室旁，手术依然进行着……。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6年陕北清泉沟。父母亲，哥哥，还有警卫员。

六军解放西安，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挺进新疆

兰州大捷，威震西北战场，敌人闻风四处逃窜。我军乘势解放了西宁，银川，彻底消灭了马家军，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3日，六军从兰州出发，向河西走廊挺进，沿途敌军纷纷投诚。当部队到达海拔数千米高的乌梢岭时，山峰云遮雾罩，寒风凛冽，雪花漫天飞舞，战士们身穿单衣，冻的个个搓手跺脚，部队只能加快行军抵御寒冷。

9月24日，国民党驻酒泉部队宣布起义。9月26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宣布和平起义。

10月1日，六军十六师在酒泉组织秧歌队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有医务人员参加了这次欢庆。

1949年10月30日六军卫生部全体人员进疆前合影

部队翻越海拔3562米的乌梢岭，通过河西走廊。

　　10月5日，一兵团在酒泉广场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彭德怀元帅和王震司令员做了重要讲话，会后进行了严格部署向新疆挺进

10月7日，六军的先遣部队由苏联的飞机空运到哈密和迪化。大部队则闯过千里无人的风雪戈壁，克服重重困难向新疆挺进。。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教导旅参加了西北战场的每一次战役，大小战斗一百二十四次，毙伤俘敌三万余人。

1949年12月，十六师部分医护人员到达哈密大营房，1950年1月全部抵达新疆哈密。师部驻扎在大营房，医院则设在原国民党一七八旅医院的旧址。

从此，这支从战火中走出的部队，鞍马未歇，参加伊吾保卫战，跟踪剿匪，帮助地方建设，担负起屯垦戍边保卫，建设新疆的光荣任务。

六军卫生部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合影

第二排左一陈俊昭

六军卫生部首长与功臣模范工作者合影

第三排右一陈俊昭

六军十六师调训班毕业照。第三排左一陈俊昭。

在战争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

父亲参军后虽然接受了一些医学培训，但是残酷的战争，无数的病人和伤员让他感到要更好的为部队广大指战员服务 医疗技术要不断提高。他勤于学习，努力钻研，医术精湛。不仅内科，妇科，野战外科，父亲样样拿的起，是大家眼里的好医生。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看到一些有父亲签名发黄的铅印读本，像《野战外伤的救治》等，还有没有翻译过来的俄文版的医学书籍。听父亲的战友讲，西北战役大获全胜后，部队来了不少新同志。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储备更多的卫生技术人才 也为了工作的需要，父亲他们利用战争间隙编写了许多简易教材，还举办了一些学习班。一边讲课，一边练习操作，解剖，生理，药理等医学基础都是穿插在实用知识中结合学习。

在解放大西北的征程中，父亲跟随部队参加了所有的战斗。解放西安，兰州，酒泉，挺进新疆。获得解放西北功勋奖章。

1951年南京

新疆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和建设者

1951年11月，父亲正在上海出差，突然接到了去地方政府任职的通知，长期的战斗生活，对部队真是难以割舍。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据说还是地方点名要的干部。

1952年离开部队时与战友合影前排右一张明生，后排右一贺向民，右二邵宗仁。还有父母和我。

　　1952年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新疆省人民政府卫生处付处长兼党组书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改称卫生厅）从此，作为新疆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和建设者，父亲一生和新疆的医疗卫生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五十年代初期，新疆的医疗卫生工作几乎是一张白纸，没有一所综合性的医院，医疗设备简陋，卫生技术人才极度缺乏。“解放前，全自治区仅有卫生机构五十二个，卫生人员也只有三百四十四人。那时各种疾病四季蔓延，连年流行，严重危害着无医无药地区劳动人民的健康和生命。”这是摘自1957年10月4日《新疆日报》父亲所写（新疆各族人民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中的一段文字。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1952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乌鲁木齐分会。学会是卫生技术人员的群众组织，党对学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上。学会的成立把广大的医务工作者集聚在一起，同时也加强了党对医务工作者的领导。

　　没有鲜花彩带 ，没有会议厅主席台，空况的室外，两把木条凳，用一块布单遮挡，一条横幅，参会人员席地而坐，首任会长陈俊昭宣告了中华医学会乌鲁木齐分会的正式成立。

中华医学会缴费凭证

　　新疆地域辽阔，居住分散，而医疗机构的设立尚不普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各民族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况，团结中西医，帮助组织卫生工作者协会，组织社会医疗者成立联合诊所，吸收一些有名望的中医及民族医参加国家医疗机构的工作。发掘民族医药，就地取材采集中草药。父亲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改善新疆卫生工作缺医少药的情况。

解放初期，性病在新疆尤其是广大农牧区流行较广，严重危害着各族人民的健康及人口兴旺。在“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基层卫生人员，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卫生防疫站和防疫大队各级防疫人员深入广大农牧区，为各民族人民及儿童接种疫苗，宣传卫生科普知识，对已患病的患者给予有效的治疗，很快发病人数大大减少。同时，随着防疫力量的增强，又开展了多发在农牧区的虐疾， 布氏杆菌病，包虫病，甲状腺肿大等地方病的调查研究，以及厂矿职业病的预防治疗。成立了地方流行病研究所，卫生监督和管理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同时在全区开展广泛性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习惯。由于上述工作的开展，有效的减少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如天花在解放初期在新疆连年流行，经过牛痘疫苗的接种已极少发生。对于在旧社会遭受歧视和侮辱的麻风病人，也在洛浦县成立了麻风村及有二百张床位的麻风病院，给予他们及时的治疗和集中管理。

父亲十分关心麻风村的病人及那里的工作人员，当得知有的工作人员因在那里工作而找不到对象时，就托人帮忙介绍，实在困难的就调动工作。父亲生前几次去看望那里的病人及工作人员。

　　培养医药卫生干部，尤其是本地民族医药卫生干部，是发展新疆卫生事业的先决条件。为了解决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缺乏的情况，经中央和新疆省人民政府批准，1953年开始扩建乌鲁木齐二医院（现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新建医学院。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经过不断地考察，调研，精心选址，并和苏联专家交流，听取他们的一些建议。医疗设备的添加和人员配备，父亲都亲力亲为。

乌鲁木齐二医院1954年在山西巷龙泉街落成开院。医学院教学楼也在鲤鱼山附近破土动工。并于1956年开始招生。当时的医学院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教学设备完善，能容纳五百多名学生，有六百多张床位的教学，医疗的新型医院。他的建成对解决本地民族高级医务人员缺乏的情况起到了缓解作用，对新疆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研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54年在医学院建设工地。左一陈俊昭，左二卫生厅副厅长兼医学院付院长邵达，及苏联专家。

医学院建筑工地与工作人员，苏联专家及施工部队人员。

与专家一起商讨

　　父亲曾先后多次赴内地考察，邀请一些有名望的老中医，老专家以及医学院校的学生来新疆工作。那时，每到周末，父亲总是带着我去这些老专家的家里，和他们亲切的聊家常，对他们的生活，工作问寒问暖 。他说：“这些老同志离开家乡来新疆工作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关心他们，让他们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老专家们十分感动，后来许多人都拿出了自己家的祖传秘方，交给组织。新疆的中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原来的中医门诊部逐步建成初具规模的自治区中医医院。

1954年上海。手捧鲜花者是父亲

楼下欢迎，楼上人头攒动，场面好热烈。

1955年十12月8日【新疆日报】

发表于1957年10月4日【新疆日报】的文章

　　1954年父亲率团赴上海，南京等地考察，参观，学习。参观团里有许多少数民族干部，他们第一次走出新疆开阔了眼界。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内地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深深的感染了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宣传新疆的美丽富饶。这次活动吸引了不少内地学子来新疆工作，极大地充实了新疆医疗卫生队伍，这批干部扎根新疆，遍布天山南北。后来这批人都成了新疆医疗卫生战线的学科带头人与技术骨干。

前排右二邵达，后排左一医学院院长唐国华，右二陈俊昭。

左一医学院院长唐国华

与苏联专家一起交流。 后排左一陈俊昭

欢送机关干部下乡工作。

右二 陈俊昭

吐鲁番民族班毕业合影。第二排左7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张厌，左8陈俊昭。

　　记得那些年，每到夏季南疆地区常有疫情发生。每一次，父亲都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集医务人员，准备药品，看望病人，解决水源，环境污染的问题，亲临指挥救治，直到疫情完全控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那些年，虽常有疫情发生，却从未造成大的流行。那时，我还太小，不知道疫情发生带来的危害。2003年“非典”的发生，电视中的每一个画面，一个个病人，还有倒下的医务工作者，都让我的内心十分震撼。作为一名部队的医务工作者，我的内心同样有着一丝的恐惧和担忧。这时，我想起了爸爸，我知道，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是怎样的战胜病魔，及时控制疫情。我感受到了爸爸为改变新疆医疗卫生工作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我为爸爸骄傲！

左一陈俊昭，左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

右一自治区妇联主任玛依努尔，右三陈俊昭

在和田春花公社卫生院。

1959年。新疆卫生干部学校文化班毕业合影

前排左五陈俊昭

1959年在北京颐和园

1977年毛主席故居韶山冲

1977年长沙

1960年拜城工作组。前排右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杨克，后排右四陈俊昭。

陪同南京医学教授游览天池

后排右一陈俊昭

父亲的绣品

1969年5月1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学习班的同志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约一万人。

　　即使在文革时期，父亲头顶走资派的帽子也未停止工作。由于新疆的特殊原因，以及医疗卫生工作的必要性，1967年1月，在全国性的大夺权影响下，厅机关虽然也被群众组织夺权，紧接着就实行了军事管制。父亲也被调去军区生产办公室工作

1969年中央点名一些老干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父亲有幸名列其中。

在北京的日子里，父亲利用休息的时间绣了一幅毛主席像，还有一首主席诗词。这首诗也代表了父亲当时的心情。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记得1971年的一天，突然接到父亲电话，约我在库车县城见面。我赶到城里，久不见家人，我高兴极了。当我看到父亲时，只见他一脸疲惫，脸上还有划伤的痕迹。在我的一再追问下 ，父亲的司机说，前几天，乌恰县发生了大地震，为了尽快赶到县城指挥抗震救灾和医疗救治工作，他们日夜兼程在大雨滂沱中前行。那时通往南疆的路况极端恶劣，犹如在搓板上行走，汽车不停的上下颠簸，下雨路滑，他们的车翻了，人都被扣在车下。所幸周边部队的同志及时赶到才将他们救出。但稍事休息，他们又继续前行，直到那里的工作结束返回路过库车，我和爸爸才见了面，留下一张合影。

视察南山牧场

　　1973年，我作为一名解放军的医务工作者参加了公社卫生院的援建巡回医疗队，来到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塔里木河中游的沙雅县红旗公社。那里是一望无边的沙漠，贫穷，干旱。我们所在公社居住人口百分之九十九是少数民族。公社卫生院的条件十分简陋，除了一台小型X光机，一台显微镜外几乎没有什么其它设备，有十几张病床，一名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两名支边青年和一位维吾尔护士。医院实行了合作医疗，每人只需交两元钱，就能享受免费就诊。当然，医院解决的都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药品也十分单一。我写信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爸爸。爸爸说：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努力下，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蓬勃发展，但是还很不够。1965年毛主席发表了（6.26）讲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此后，在全国农村短期内迅速培养了一批赤脚医生，向农民提供初级医疗保健服务。1969年后，合作医疗进入大发展阶段。目前，新疆属于全国较早建立合作医疗的十个省份之一，新疆的合作医疗覆盖已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为了掌握第一手的情况，爸爸几乎走遍了南北疆的所有县，市，以及洛浦县的麻风村。虽然新疆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起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改善，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让每个百姓走进医院，看得起病，享受好的医疗服务，这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和发展方向，我们一起努力。

通过几个月在医疗队和广大农牧民的接触，在送医送药的过程中，不断的和爸爸交谈，我深深的感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艰巨长期的任务。

前排左六医学院副院长）刘金里，左五陈俊昭，左四二医院院长张厌。

第二排右二陈俊昭

在农村检查工作

在南疆检查卫生工作。前排右陈俊昭，左为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

六十年代深入病房，了解病人住院情况。左一卫生部副部长，左二陈俊昭。

在善鄯县检查医院工作，深入病房看望病人。

呼和浩特左五陈俊昭

到维吾尔老乡家中了解情况。

陈俊昭与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在和田

与基层卫生人员交谈。

在南疆检查工作与当地老乡亲切交谈。右排一，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右二陈俊昭。

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会议全体代表合影。二排右九父亲

给优秀护士颁发证书

前排左六陈俊昭

厅机关大院

　　文革结束时，爸爸已是花甲之年。这时，他担任了自治区文教办的付主任兼卫生厅党组书记。我们常常劝他休息一下，可他说：“生命有限，一定要把浪费的时间抢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看到火车站大量的积压货物，他和自治区的领导及许多老同志一起去火车站装卸货物，下基层，积极各方协调，尽快恢复被破坏的生产次序。那时，卫生系统的工作同样遭到很大的破坏，爸爸十分痛心，他不顾身体疲惫，不停的找各级干部交流意见，深入医院，去南北疆调研。同时，恢复卫生干部学校，护校，以及各类培训班，解决文革造成的卫生技术人员断层的问题。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解放前，没有一所维吾尔医院。维吾尔医药人员都是个体开业，走街串巷摆摊卖药看病，处境十分艰难。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民族医药受到保护和重视，但是发展较慢。1978年前，新疆只有七所维吾尔医院（含门诊部），医，药，护，技和行政人员七百余人，床位不到六百多张。爸爸一直希望建一所综合型的民族医院。恢复工作后，爸爸更加关心民族医药的建设问题，他不断找人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爸爸常说：“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医疗卫生服务广，民族医药类别多，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我们要保护发展民族医药。民族医药是新疆卫生工作的一个特点，让它更好地为各族人民服务。”如今，全疆有几十所民族医院，在编人员上万，还有了自己的高等专科学校和研究所。在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

超负荷的工作，爸爸日渐消瘦，各种疾病也接踵而至，可是他不愿停下脚步，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主动退居二线，担任了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同时被选为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接见美国医学教授

1982年新疆医院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1984年中国遗传学会和人类遗传学习班全体。

在日本考察访问

言传身教，身体力行。

爸爸走的很突然，我的心中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直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感觉依然存在。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办事”是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小耳闻目睹的都是父亲的工作，很少听到他对自己的需求。从父亲转业到生命的最后，父亲的级别从未变动，每一次机会都让给了其他老同志。当别人的工资上涨时，他的工资不涨反降。我们为他不平时，而他没有半句怨言。他总是说：“许多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还活着，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爸爸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关心着我。七十年代初期，老干部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我在部队，因为入党的问题，有些彷徨。爸爸及时写信，给了我许多鼓励，让我积极靠拢组织 ，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爸爸写给我的信

　　我的妈妈1945年参加革命，1951年随爸爸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转业后爸爸考虑到地方有许多同志需要安排工作，就没有让组织给妈妈安排工作。可是妈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几十年来一直担任街道居委会和厅机关家属委员会的主任，从未领过一分钱的工资。当组织提出要给妈妈一份工资时，爸爸坚决不同意……。三年自然灾害，由于严重的粮食短缺，妈妈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全身浮肿，一按一个坑。当时浮肿病人可以领到一份黄豆粉，父母商量后，决定自己克服困难，不领黄豆粉。就这样，妈妈毫无怨言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记个人得失，直到生命的最后。

　　1987年3月3日，时间永远定在了这一刻。爸爸走了， 走的是那样的匆忙，留给我们无尽的悲痛与思念。他用一生践行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他是我的榜样，影响着我的一生。

七十三年的岁月，爸爸的每一步走得是那样的坚定 ，那样踏实。回顾爸爸的一生，从一个部队卫生兵成长为新疆卫生事业的开拓建设者，他的足迹走遍了天山南北，每一个市，县卫生院。战争年代，他用一把手术刀挽救战友的生命，也曾亲手迎接小生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八年，他依然坚守在医疗卫生战线，职位有变，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初心不变。他的一生没有传奇，没有绚丽多彩，平凡的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献给了新疆医疗卫生事业，他的名字永远刻在了巍峨的天山上。

爷孙俩

新疆【老年康乐报】的文章。

十年前，我写了此文，深深的怀念已故多年的父亲，今天把它转到美篇，是更加深情地怀念。

神州烽火立马太行不畏牺牲救国难，戈壁疮痍献身瀚海更掌医药济黎民。这就是我的爸爸陈俊昭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