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故乡

东方博毅

【前言】那是一个不应被歌颂的特殊年代，又是一段需要反思和不能忘记的历史；那是我们历经人生坎坷、精神折磨、肉体煎熬和灵魂扭曲的日子，也是让我们付出青春岁月和惨痛代价获得成长的炼狱磨砺。那些在至暗时刻闪耀光华的人性觉悟、尚存心底的社会良知及相信未来的不懈追求，才是应当被大加颂扬的知青精神，病态的呻吟、盲目的歌颂和无知的赞美，其实都是愚蠢的献媚。知识青年，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命题，它是一个时代强加给那些被命运捉弄青年的深重烙印！每个上山下乡的所谓知青，都有自己终身难忘的经历，可以说酸甜苦辣杂陈，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去体验那些强加的痛苦、无望、空虚、寂寞、挣扎、违心、煎熬、强言欢笑的分秒！当一切都成为往事，那些让他们想忘也忘不掉的过往，都客观地变成了他们祭奠逝去人生的第二故乡和充满悲情的青春挽歌与挥之不去刻骨铭心的真实乡愁！

昨天，2021年7月5日，在重庆八中同学群里，收到原火花小学（民生路小学）及八中初中同学刘志伟的信息：周毅看你还认识不，我在丰都县认识一个你原来生产队的社员，姓甘。并发来下面这张照片。我马上回复他：甘业田？他说甘业田是他幺爸！立马我就知道了他是华子。

　　十分震惊志伟同学怎会认识甘家人？！！问他也不作答，只要我把电话给他，要华子加我微信。还是华子在微信中告诉我：他和志伟是儿女亲家，志伟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找我，而我也从没忘记过他们，但阴差阳错，机缘难求，就是找不到彼此，简直匪夷所思，原来我们近在咫尺！用缘份已经不能解释此事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1975年8月，我在丰都县双路公社四九大队第三生产队插队落户当知青时，因队里专给我修的安置房还没完工，只能暂时把我安排在华子家过渡。那时，华子家有六口人，他父亲在长江下游的高家镇陶瓷厂工作，“一工一农辈子不穷”，在农村他们属家境很好的人户；他大哥甘在生比我大一点已结婚，另两个姐姐，也才十多岁，一个叫甘在美，一个叫甘在芳，他排行老四叫甘在伦，小名华子，那时只有七～八岁。

　　相信一直关注我的好友，一定看过我写的几篇有关知青岁月的文章，其中曾流露出对第二故乡的无尽思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2019年一次偶然从它山脚下路过后，一直在寻找回到那里去的时机，尽管不断听人说，多年前因退耕还林高山移民，山上已经没人居住了，也打算要回去看看故地，了却一番心愿！去年因新冠疫情防控，不能成行，今年一直在暗思：无论如何要在七、八月择时去一趟了，没想到老同学志伟，竟在此时直接把华子推到了我面前。

　　兴奋中，我们从晚上七点多一直聊天到半夜十二点，他想了解我的事，好在退休这几年写了些文字，立马就转发给了他，几个小时里，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这几十年来，让我最为牵挂的一些人和事。遗憾的是：那时待我亲如家人的秦大金大队长和他的大儿子秦宗权，手把手教我学记工分的秦光彩会计，教我学会独立生活的华子父母和他的甘在生大哥，还有那赠我书籍、在滇缅打过日本人，目光炯炯、个子高高、身板直直、肤色黝黑的远征军老兵陈学文，都已去向天国；他的亲幺爸，当年队里的党支部书记甘业田，也早已占地移民去了；他舅舅已九十岁了，如今瘫痪在床；当年常叫我去他家吃饭的熊朝伦队长也已垂垂老矣，还坚守在原来住的地方……；所幸的是秦大队长的另外两个儿子秦宗理和秦宗义还在，据说还住在那时常请我去作客的杨柳坝新修的房子里；秦会计的大儿子秦大平从杨柳湾搬进了生产队当年修的保管室；陈学文的儿子陈世明也还留守在山上；华子的大姐嫁到了河南，二姐接他爸的班在高家镇陶瓷厂工作，他现在也住在县城里，看来生活得还很不错……；

　　那时对于家庭没有任何特殊背景的大多数知青来说，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认真接受再教育，争取得到贫下中农推荐，获得招工招生或当兵的机会。插队落户四九大队，即遇上极需体力的秋收季节，虽然以前参加过学工学农劳动，但并未真正意义上干过农活。每天与社员同工同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高强度劳动，累得我浑身酸痛，连腰身都难直起来，常常要饿得眼冒金星才盼得来收工，回家后还得自己挑水、劈柴、做饭。由于身体付出太多，加之缺乏营养和油水，那时的饭量大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几个月下来，跟壮劳力一样，几乎干遍了所有农活，双手打起了老茧，肩上磨出了肉垫，皮肤黑得似老农一般，身心疲惫得看不到那山川的壮美，彩霞的妩媚，甚至发现身上长满了虱子，那差点被镰刀割断左手小姆指上的伤痕，已经成为伴随此生的永恒纪念。每每想到可能会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前景，心中充满了无望和悲凉。

　　记忆之闸一旦打开，往事如洪水滔滔不绝，昨日似电影画面，不断浮现眼前。记得我寄住的那间屋，角上有个鸡窝，某天晚上，那一窝鸡全都咯咯咯的叫个不停，吵得人无法睡觉，甘在生掌灯起来查看，然后伸手去摸，结果遭毒蛇麻黄子咬了一口，差点把命丢了，幸亏我下乡前学过一些赤脚医生知识，华子舅舅和几个壮劳力处理也十分得当，半夜三更又及时把他背起，送到十多里外的公社医院，才保住了性命，后来他怕蛇惨了！又有一个晚上，我也差点遭蛇咬。那次甘家爸爸刚好回家，挖红苕窖后，把土堆在院坝边上，我晚上打起电筒去屙尿，刚站上土堆就照到了那条面对我竖起头来的毒蛇，吓得我惊叫唤又不敢乱动，只好死死地把电筒开到最亮，照那蛇的眼睛，那蛇一动不动与我僵持着，甘爸爸闻讯拿锄头跑出来，只几下就把那蛇打死了，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蛇尾巴都拖到了地上，比人还要高，也是那种被称为麻黄子铬铁头的剧毒蛇！

　　记得1975年秋收后，山里气温骤降，我因辛劳过度，加上受到风寒，病倒在床，浑身无力发高烧，连生活都难自理，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家里带的一些常用药，已解决不了问题，我自己也无力去到公社医院，华子妈妈甘孃孃（真名向朝珍，曾做过四九三队队长，在我下乡前不久才因病御任），除了照顾我吃喝外，她用生姜加红糖熬煮姜汤给我发汗，又用白瓷瓢羹，沾着菜油的土方法给我刮痧，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这种治疗，虽乌红了脊背却十分有效果。在她那如母亲般的亲切关怀下，强撑了几十天男子汉，其实还是个大孩子的我，终于在刮痧时，忍不住泪如雨下，这件事我从未对人诉说过，包括我的家人，这是我下乡当知青几年中，唯一的一次情绪失控。报喜不报忧是那时知青们给家里写信的主流！

　　生产队用国家拨发的安置费，给我建的新房，在队里的坟山脚下，左邻窑罐厂，右瞰一望无际的大山谷，背靠堆满坟墓的山坡，面向一片大松林，孤零零地处在生产队最中心位置上。窑罐厂里住着一位孤寡老妇人，据说她原来也有一个大家族，全都饿死于大旱年了！见她生活已难自理，尽管挑水对我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我每次去坎下井里挑水，都要先把她屋里的水缸灌满。可能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缘故，窑罐厂平时没有生产，只农闲时才有社员在厂里车窑罐；夏夜的坟山上时常有鬼火幽荡；刮风时那松林如狼似虎般地吼叫，环境实在是有些瘆人，但我真的从来没有害怕过，还时常独自一人穿过那些墓地，到那向阳的山顶上去遥望和晒太阳。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这里，队长给我解释说：国家拿钱修房子不容易啊，反正你们知青以后要离开，你走以后这里就拿来做队上的保管室，周围团转的田地到这里都比较方便。队里这打算其实很有远见，我在四九三队只呆了半年，在这新房子里只住了三个多月，在甘家只住了两个多月。

　　秋收入冬前，我搬进新居的第一件事，就是烧了一大锅水洗澡，然后把换下的衣服被子床单等，用大火彻底煮了一遍，才把虱子消灭干净！随着冬季的到来，高寒山区大雪纷飞狂风呼号，滴水成冰，地里也几乎没有什么农活可干了，凭借小学、中学就在宣传队唱歌跳舞的基础，我参加了从大队、公社到区、县的层层汇报演出；其间与我同时下乡在楠木大队的同学候重辉，因病被送回重庆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感无助的时候，秦大金大队长曾开导我说：天生一人必有一路，天无绝人之路！这些众人皆知的话虽很朴实，但在那时真的鼓舞了我。不知是哪位伯乐在哪一次演出中发现了我，便直接通知我去县里组织的调演队报到，随即被集中在闻名天下的丰都名山，住进孙悟空改写生死薄，已被红卫兵砸碎了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冥王判官等阴朝地府里所有塑像的厅堂及天字殿里，开始了全封闭培训和排练。在极有威望和经验的甄希尧老师率领下，一个月后，调演队赴涪陵代表丰都县参加地区农村业余文艺调演，在与全地区另外九个县宣传队的比拼中，我们不负众望，给丰都县争取到了应得的荣誉。

　　在这次调演中，我除了主演小歌剧《不能走老路》里的贫宣队长外，还担任报幕员，参予男生小合唱，单人配乐诗朗诵《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舞蹈等等节目，可能表现有点突出吧，竟然被西安电影制片厂选中，通知去西影报到，参加拍摄描写乌江船工的电影《九龙滩》，但不知什么原因，还没出发又接到通知说暂缓报到，后来竟不了了之，最后才知道，审查剧本时江青提出意见，要把与走资派的阶级斗争加进去，这一修改就把这事搞黄了，后来我在上大学期间，才看到这部电影的宣传广告。

　　调演结束后调演队解散，我又有幸被直接选入川汉公路工程丰都县民工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离别了大山深处的四九大队，来到紧邻忠县复兴的石柱县沿溪公社乡场，与一群奋发向上的青年、才华横溢的师长、不惧艰险的民工、宽厚挚朴的乡民、务实兴邦的领导，共同度过了知青生涯中，那段最令人难忘的如歌岁月。这段经历好似蹉跎岁月里指路的明灯，暗夜迷途中燃烧的火炬，人生长河上破浪的舟楫，为曾经无望挣扎的青年撑起了脊梁，带来了希望，赋予了勇气，扫清了迷茫。成为那些寒夜里温暖心灵的篝火，指引方向的北斗，披荆斩棘的斧钺，暗渡苦海的领航，洞悉世事的炬目，放飞心灵的翅膀，青春岁月的挽歌，自强不息的力量！在宣传队近一年工作时间里，我的劳动关系仍在双路公社四九大队三队，按规定每月还要在三十六元工资里拿出十八元钱寄给队里。那时队里一个壮劳力每天出工可获十个工分，换算成货币，价值仅0.11元，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出全勤，一个月也只能挣2～3元钱，因此，我在川汉公路一个月挣的工资，就超过了在生产队一年挣的工分，寄回生产队的钱虽不多，但起码也要当六个壮劳力的劳动所得。那时边远山区的贫困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77年初，川汉公路竣工，宣传队再次被遣散，无奈当兵未成，又回到双路公社，被重新安置在靠近公社的前进大队二队。还没完全从当兵受挫的沮丧中走出，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在一门心思备考复习那些没日没夜的日子中，根本无瑕顾及其它，回四九三队去看看那当初匆匆辞别山村的愿望，被一次次无情地抛在脑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回去那里的机缘。

　　从1977年春节后，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农村，我在前进大队前前后后呆了差不多一年半，1977年大约是9月的某一天，家里来信说：听说要恢复高考了，以后上大学要看考试成绩，不完全靠推荐，有可能是重新上学的好机会，要早作准备不要错过了！抱着半信半疑的疑惑，乘赶场的机会到公社，我找到分管知青工作的罗华志副书记打听情况，他说：没得那码事，想迈开贫下中农，不通过推荐上大学，想都莫想！他的话无异于一瓢冷水，浇灭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苗。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传递了自由报名，择优录取，不设壁垒的先决条件，让我和全国千百万知青们，如释重负，欢欣鼓舞。仅一个月后，全国五百七十万考生陆续走进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当年仍属四川省的丰都考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0日到12日，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三天是加试外语。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当年总共录取新生27.3万，录取率仅4.9%；在复习资料缺乏，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匆忙应试，但成绩不够理想，被地方师范录取，因为心里已有目标，加上太想回重庆而放弃，决心重新参加78年高考。非常感恩前进二队的父老乡亲们，在这段特殊时间里对我的宽容理解和关心支持，自77年冬季恢复高考开始，队里就再也没安排我干过农活，反而给了我充足的时间，还照样给我分菜分粮，让我能安心复习备考。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主要通过自学，将被文革耽误而欠下的基础知识债迅速补了回来。

　　这是我1996年那次返乡时，在前进大队二队的家门口拍的照片。高考复习期间，我除了一段时间住在重庆，一段时间在双路场镇附近重庆知青杨长远那里，其余时间都呆在这间屋里。那些没日没夜的时间总觉过得太快太不够用，不知不觉就迎来了1978年的高考。7月20日至7月22日，全国六百一十万考生，再次走进考场，比1977年更加从容地完成了考试，当年全国大专院校共录取了40.2万人，录取率仅6.3%。考试完成后那段时间，是在焦急等待中渡过的，感觉特别漫长，每天我都要到双路邮电局去査问消息，9月中旬，才终于盼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离开前进大队时，是秦大队长用手扶拖拉机亲自把我送到县城的。

　　初入大学的某个冬天深夜里，躺在床上忽忆起刚下乡时那段艰难时光，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万籁俱寂中，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这样一首短诗：

在那荒秃的坟山旁

孤独地耸立着一间土房

瑟瑟秋风掠过

撞开了它的门窗

卷携着枯黄的落叶

扑灭了油盏的微光

一双粗黑的手

又固执地把它点上

万山丛中

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四年大学生活一晃而过，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又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进修；1984年到重庆市设计院工作后成天忙忙碌碌，特别是1986年至1991年，在海南分院工作时和1995年在设计二所担任所长后，更是忙得昏天黑地，根本就顾不了其它。但有闲瑕，也不时会莫名牵挂起那忘不掉的地方，回去看看的想法，竟在明日复明日的虚度中，幻化为奢望！

　　1996年冬，在离别十八年后，才第一次因工作原因，有机会重返丰都，那时老县城尚在，新县城正在江南重建，渝涪高速公路还没开通，丰都的交通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变。在原老县长、原川汉公路工程丰都县民工大队指挥长、时任关心下一代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龙朝伦老先生陪同下，专程回到双路公社（已改为双路镇），以个人名义给山区小学捐资助学，本期望能将这笔当时看来不菲的钱，直接捐给我们队里，但县和镇上的领导都说：捐给靠近四九三队最近的堡上小学最好，那些山里的孩子们都在那里念书。

　　当年，我们大队和生产队没有学校，队里小孩上学要自带米粮，清早出门，走几里甚至十几里山路去堡上或双路场镇的学校上课，天黑后，才能打着火把回到家里。那结伴成行的微弱光亮，跃动在漆黑的大山深处，似希望的火种，多年以后直到现在，还时常在我眼前晃动。那年堡上小学教室里正在上课的小学生们，如今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青年了。据说学校还曾为此事立过一块石碑，后来学校规模扩充，才将校名改为了连丰小学。这次返乡时，去四九三队的路还没有修通，本有上山去看看的计划和打算，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只能安排回了一趟前进二队。

　　2003年初，我调入北京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参予组建了中国西部设计院，先任总建筑师，不久后又兼任了院长，几乎从零开始，用八年时间再树了一个全新的设计院，2010年卸任时，该设计院在行业中，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2010年，我第一次脱离体制下海再创业，在不脱离设计行业的同时还兼任了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城规学院院长近八年，至2018年完全退休，掐指算来，竟在中国建设、教育系统最繁忙的年月里，学习、工作、奋斗了整整四十年，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任务。回头望望：当年那被迫接受的知青生活对我的锤炼，竟成了我这几十年工作中不惧艰险、吃苦耐劳、敢于担当、求实进取的基础！

　　2016年8月，双路知青们曾在双路镇上隆重聚会，曲终人散后，我与候重辉、龚四平和李保平四个人，曾开车到了堡上小学，龚四平当年曾在那里当过二年代课老师，当我们从那里再开车去四九三队途中时，突遇山上暴雨倾盆，大雾弥漫，连一米开外的路都无法看清楚了，路上遇到好心人给我们说：最好莫再往前去了，前面山路不好走，山上早就没住人了。看来机缘还未到来，无奈中，我们不得不无功而返。下乡三年虽然在四九大队山上呆的时间最短，但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痕却最深，在这里我真正做了一回农民，知道了生活充满艰辛，筚路蓝缕；在这里我从天真少年步入成年，明白了万事得靠自己，走向成熟；在这里我从骨子里生长出坚韧，懂得了直面人生需要勇气，百折不挠；在这里我清楚了未来得靠自己奋斗努力，自强不息；在这里我洞悉了人世间的真善美丑，重塑灵魂；在这里我领悟了苦难的深刻含义，永不忘本……。昨天与华子奇迹般联系上后，让我感慨万千感恩不尽，更对生活充满敬畏，叹人生何处不相逢，惊世界处处皆传奇，感现实比小说更精彩，喜苍天终不负苦心人！得知山上仍有人坚守，尚未完全物是人非，更让我归心似箭，恨不能立即回到那里，去看望那些永难忘怀的山山水水和故人，去追寻我人生出发点的初心和足跡。但华子说他还在做小生意养家糊口讨生活，八月才有时间耍号，我告诉他先别着急顾我，该干啥干啥，忙正事更要紧。再等等我吧，那大山深处令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2021年7月6日周毅于重庆

（文中部分文字及图片来自于本人以前发表的回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