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米厂一段春

行走的光

贺君（文/图）

君哥，朱伯“走了”你知道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
在一个秋雨如帘的日子，偶遇从前在大米厂一起工作的厂友祖建，他刚从广东回来，下岗以后，他一直呆在广东，一晃十五年。
在一幕秋雨里，我们谈起了那些年在厂里迷离的人事与菁菁岁月。1988年6月，我从邵阳市第二技工学校加工专业毕业，分配在县大米厂，7年的美好时光同这个小厂同誉同荣。
第一天，管后勤的徐干事带着我到日杂公司购买全新的床、书桌、烤火桶等生活用品。晚上，住在我对门的政工杨干事告诉我明天早上八点钟到大米车间找冷永年师傅报到，他会安排你的工作。第二天，7.40从厂里的食堂买了三个馒头，一路风转，还没到大米车间门口就将所有馒头塞进了肚里。
在一阵隆隆的机声里，我折进车间。突然，从粉尘仆仆的车间走出一个头戴军帽与口罩，眉毛与祼露的头上都沾满了灰尘的人。她看见我就说：“是小贺吧！今天来报到上班吧！”我有点慌乱地回答说：“是的，怎么称呼您！”“叫我郭姨。”说罢，她将口罩与帽子摘下，放在门框上使劲地敲打着。她大约四十来岁，与我母亲差不多大，只是个子要高一些。

“你莫性急，我给你叫冷主任来！”

三分钟后，一个中等个头，身材健硕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我面前。 他看着我一身学生装，笑着说：“我们的知识青年，欢迎你，不过你要先去朱师傅那里领身工作服。”踏进物品仓库，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摆满了帐簿。讲明来意，他递给我二套工作服与一双翻皮鞋，并笑笑拍了拍我，“小伙子，好好干。”
大米车间每天分三班，工友们轮流上下班。在计划经济时代，工厂的效益是出奇的好。每年雷打不动两身工作服，二年一双大头皮鞋，一个月一双棉手套，一块肥皂，属于一线人员的劳保。

其后的日子，我、祖建、郭姨、冷主任，我们四人组成一个工班。我与祖建在一楼守去石机、龚谷机与碾米机。郭姨在二楼和三楼守提升机、吹糠机。冷主任机动做技术指导。那时，一个月有八天的时间要上夜班，我与祖建年少、睡眠多，常常两人一靠着车间的板凳就能在隆隆机声里睡得天昏地暗。那时的电压不稳定，龚谷机去壳时，常常出差错，剥壳不完全，碾米机吐出来的米色彩就不纯，要重新返工。这还不算，最难的是整个一套机器全部流水作业：先开提升机，然后开去石机、龚谷机、碾米机……刚刚上班的那段时间总是出差错，冷师傅的批评是严厉的，好在郭姨常常在后面帮我们“补窟窿”。最怕的是厂长督岗，好多次郭姨帮助我们挡了“子弹”。
郭姨的家在农村，朱伯是她的爱人。她常常从家里带点乡间的花生、蜜桔、小枣等时季东西给我们吃。碰上夜班饿得慌，她从家里煮点面条给我们。当时她家里有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下了班，我经常与厂里的工友们聊天谈地。借同事的自行车到城郊的工友家去蹭饭。祖建与厂子里的其他后生常常去跳舞，而我一个人却择居集体宿舍阳台一处，看看书，练练字。 1995年我调到城郊粮站搞办公室，二年后，在县粮食局机关78人改革只剩下26人，我从企业调入机关。当时有人问局长，为何调贺君进机关？局长回答：我急需一个写手……
现在，我仍然从事文字工作。大米厂在2005年企业改制后彻底倒了。每每碰上厂友们心甚心喜，不管多忙，我都要问问他们的状况。他们一个劲地说：还是你有出息……
唉！时光在变，不变的是米厂的人事与风物！

发北京《劳动午报》

2020年10月13日第11版

责任编辑：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