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亲自撰写的回忆录之五 文革中到宜昌、当阳“三支两军”记事

刘川亚

一、关于“三支两军”的由来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516通知”，八月又作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斗争。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了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文化领域等的各界里。相当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把走资派夺走的权力夺回来。实际上，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甚至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的大批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党内思想分岐，是阶级斗争的反应。从而加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强调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掀起了全国全面上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开始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外加红卫兵大串联，吃饭不要钱，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全国到处抓走资派，中央还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实际上是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很大一部分权力都落在了中央文革小组手里。他们趁机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各地方各部门领导机构都被夺权和改造，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反革命的“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彻底的否定！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当时因文化大革命错误开展，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非常混乱甚至难以控制的困难局面。因此，毛泽东又决定，派军队介入地方事务，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和军训。这也是不得巳而为之的。

　　

二、 到宜昌支左，坚决制止武斗

1968年2月初，我被武汉军区政委兼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和原湖北省的省长时任省革委副主任张体学叫到武汉。当面接受了他们给我下达的去宜昌支左的任务。(注：父亲当时在湖北省当阳县修建新机场，并任空军当阳基地首任政治委员。)

张体学省长（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首先介绍了宜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说：“宜昌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地区专署、军分区和宜昌市委、市政府，都已经全部瘫痪了。领导干部中被抓的，被批斗的比比皆是。群众造反派组织抢了武装部枪支弹药，武斗猖獗。工厂不能正常生产，码头不能正常运输，总之乱得很！宜昌市又没有驻军，所以决定派你去宜昌三支两军。” 我当时对张体学省长说：“我去，也不一定合适吧。当阳有空军修建工程六总队，他们是师级单位，干部战士比较多，他们去多好啊。”

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时任省革委副主任）接过话，马上说：“老刘，你我还是了解的(刘丰原任武空副司令员时我就熟悉他)，我已经和张体学省长商量决定了派你去。你们当阳基地情况我也知道，干部很少，也没有部队，而且还要保证正常的修建工作。但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你可以从空军修建工程六总队抽调10名干部，另外带一个连队的士兵去，全部由你指挥。去宜昌的任务，首先是稳定局势、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不能再死人了，或者是尽量少死人。另外要保护好干部。看看哪些干部群众意见比较少的，能够早点出来的，要叫他们早点出来配合你工作。现在知道的，地委的书记、专员，军分区的两个一把手，都不行，出不来了。另外，就是要保证工厂、码头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些地区更不能乱。去了要支左，不能支派。”

张体学省长接着又说：“老刘，是刘丰政委向我推荐的你。我们对你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

首长们话都说到了这种程度了，我想，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在党和人民困难的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担起这山一样重的千钧重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回到当阳后，立即组成了进驻宜昌支左的班子，成立了“宜昌地区军管会”和“支左办公室”，由我亲自担任主任。下设秘书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和制止武斗组。

(宜昌当年街景)

去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制止武斗和打砸抢。

我从部队共带去了十几名干部和九个班的战士，除留一个班跟着我，专门做制止武斗的工作外，另外八个班分成了十六个小组，分别进入比较大的厂矿和码头，以及武斗打砸抢严重的单位。我要政工组立即发了一个重要的《通告》，要求各造反派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和打砸抢，将枪支弹药等武斗工具统统上缴，并在城区广泛张贴。我们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进城仪式。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纷纷上街夹道欢迎我们。大家高呼欢迎我们的口号。这样做的目的，是先给武斗的造反派造成一定的压力！

宜昌军分区、宜昌地区和宜昌市委招待所给我们准备好了房子和吃饭的地方。但是进去之前我们自己也做了安排。他们指定的地方，我们一律都不住。我们住进了宜昌市卫生学校，便于与广大群众接触。吃饭就在学校的食堂，当时就餐的条件是很差的。但是影响还是很大的。

　　(当年毛主席的指示称为最高指示)

进城不久，武斗的枪声就传来了。

面对复杂的现实，我首先告诫大家：真正的生死考验要来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一定要牢记我军的根本宗旨，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与武斗和打砸抢作坚决地斗争。

时间不长，广大群众举报武斗的电话纷纷打了进来。群众在电话里大声呼叫我们：这里武斗又开始了，打死人了，你们赶快来呀！。像类似的电话，有时候一晚上最多来几十个。我们就像消防队一样，接到电话以后，都要派部队去做工作。有时工作一整夜也回不来，真可谓通宵达旦啊。

有一天，在地委招待所里，造反派组织两派当着我的面斗起来了。“新派”占领了地委招待所二楼，对立的另一派“钢派”，在一楼与他们对骂，叫他们出来。刚开始两派楼上楼下的只是互相对骂，互相口头攻击，后来两边的火气越来越大，眼看着大的武斗就要爆发了！我带着几个战士冲到他们两派中间，拼命大声地吆喝着做工作，要求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什么问题当着我的面好好谈。正在做工作的时候，楼上的造反派搂不住了，突然开了枪，楼下的造反派也用手里的机关枪还击，对打了起来，场面十分危险，子弹在我头上唆唆的飞。

这时，支左办公室的（时任我们基地通信队长）陆志达同志，上来一把把我按倒在地保护我，连拖带拉地把我拖到安全的地方。

这种枪林弹雨的场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也多次经历过，没想到和平年代还要面对！我当时虽然并没有多害怕，但也心急如焚，还是让他们立即把“钢派”的头头和“新派”的头头找来，面对面的做工作，才算平息了武斗工作。

那段时间重点工作就是制止武斗。当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武斗的两派群众常常把我们夹在中间，而使我们部队的同志遭到误打。不少干部战士都感到很委曲。我给他们说，不能因此影响工作。一个多月里，大家没日没夜的工作，大会小会的开，不知做了多少调解工作。我亲自找重点人个别谈话也不计其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情况终于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几个大的造反组织的头头，经过这段时间我连续不断的找他们做工作，他们也对我比较熟悉啦。因此对我这个既不怕死、又有韧性的老八路，开始尊重起来了。我说话他们也比较能听进去了。打砸抢和武斗也就逐渐的平息下来。他们纷纷上交了自己手里的武器。张体学省长听到以后非常高兴，几次打电话来表扬我们。

全力解救老干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当年，宜昌地区除了武斗全国闻名外，老干部工作也是重灾区。武斗停止以后，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又提上了军管会的重要议程。

当年造反派对宜昌地区的老干部斗得十分厉害。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批斗游街戴高帽，有的髙帽两三尺高，有的是用钢筋编成的，有几十斤重。批斗老干部时，叫你低头就不能抬头，叫你跪着，就不能站着。弄的老干部死的死、病的病、伤的伤，很多人被造反派挟持、非法关押、不知去向。谁还有精力去抓生产生活！例如，宜昌军分区政委侯占太，因为谴责过造反派，被说成是走资派的靠山和黑后台，是罪魁祸首。造反派把他看成肉中刺眼中钉，经常拉着他到各个单位去开批斗会，把他往死里整。

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对侯占太实行了保护政策。一旦造反派执意批斗他，又暂时劝不住，我就带着战士跟着到现场陪斗，竭力保护他，使他免受皮肉之苦。侯占太感动的要给我下跪。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基本摸清了宜昌地委、专署、宜昌市委、市政府、以及宜昌军分区老干部的现状，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要求，分别对他们采取了保护的措施：该解救的解救、有病的给看病、该住院的住院。我还多次找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头头做工作，赢得他们对解放老干部工作的理解支持，即刻让各级干部出来工作。

当时最早出来的有地委副书记戴凤奇同志、行署副专员刘聚贤同志、军分区副政委刘文毅同志。这对我们了解情况，开展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这些干部对地方的工作比较熟悉，通过他们向我们介绍情况，特别是三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有计划的让他们出来参加了我们各个小组的工作。

开始,我们刚去的时候真是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地方工作情况，也不了解哪些干部有什么问题，谁能够出来？经过他们几个人介绍，我逐渐给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协商，让能站出来的老干部，都尽量出来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武斗和打砸抢的事件，慢慢的少了。几个主要造反派的头头，比如说刘德光、冯长丰、樊超等接触也比较多了，也比较了解了。他们对我这个老八路还是很信任的。

根据我对这些造反派头头的接触了解，我确定了工作方针。首先不能怕，要敢于和他们做正面的斗争，敢于指出他们的错误。对他们不合理的要求就是不能够办。我有时甚至与他们吵得脸红脖子粗，他们拿出拳头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但我始终坚持原则不让步。

还有一次，几个造反派的头头一块来围攻我，轮流爆提问题叫我回答。开始的时候我还和他们辩论，但是我看这样下去不行，受不了，后来我就叫他们提问题，我主听，叫他们的把所有问题都提完，以后我再作答复。他们几个人提了一夜的问题，已经快到天明了。我就对他们说，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说你必须马上答复。我就说快一夜了，你们得让我想一想准备一下，有些问题我们领导小组还要研究，以后才能够答复你们。他们说，我们上了你的当了。

就这样，经过七个多月的没日没夜的辛勤工作，宜昌整个的形势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打砸抢和武斗停止了，对干部乱批乱斗乱游街的情况也好多了。在湖北省几个地区中。是转变比较快的一个地区。有的同志说，宜昌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啦！

刘丰同志和张体学同志都比较满意。并很快的批准了我们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的请示，由我任宜昌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副组长由副书记戴凤岐同志担任。成员还有副专员刘聚贤，军分区副政委刘文毅同志，以及几个造反派的头头，有刘德光、冯常丰、谭超，陆风等。以及我们支左办公室的鲍科长。后来，宜昌的形势逐渐的稳定下来了。省革委、武汉军区考虑到当阳基地和我本人的实际状况，调整了部队的支左力量，决定陆军第17军进驻宜昌接替我。但又让我去问题比较严重的当阳县支左。

（文革中，父亲与时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史锦国同志。史锦国同志后任空军高炮第19师副政委）

　　

三、当阳支左，完胜收兵

我正准备从宜昌回撤时，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又决定由我回当阳县支左。

我向他们提出了条件。我说让我支左可以，但是，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由我们当阳基地一家来负责。空军工程兵修建六总队和空军27飞机修理厂必须退出。并且要当面给他们说清楚，让他们保证不能背后乱搞小动作。

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专门来了一趟，把我们三家单位的领导找到一起，交待了任务。并给他们两个单位做了严格的规定。他很严肃的说：今后当阳支左的任务，完全交给空军当阳基地。其他的两家一律退出，且不准再参加任何支左行动，更不能搞背后的小动作。否则，由你们两家负完全的责任，你们必须用党性来做担保。

当阳县的情况当年也是很混乱的。各造反派之间打砸抢和武斗在宜昌地区是较严重的，在全省也挂上了号。特别是驻军几个部队，各支持一派，行动不—致。造反派组织经常串到了部队的连队、空军27厂的车间去搞串联活动。使形势更加混乱。正如当阳县里有些干部说的，当阳县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根据这些情况，我把支左的力量适当做了调整。空军工程兵修建六总队跟我到宜昌支左的人，全部都归建。我从我们当阳基地另外抽掉了一些干部补充到了支左办公室。

因为有了在宜昌市支左的经验，我心里还是有数，首先是要治乱。当时当阳县的一些造反派，好像是在考验我们似的，专挑在我们住的县委大院闹事，大搞武斗互呕，真是乱成了一锅渊。

有一天，我们支左办公室的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出来制止武斗。造反派组织“钢派”的一号头头邓顺德，一巴掌把我们支左办公室的一个叫王金来的战士，打得鼻青脸肿，眼睛都出了血。当时真把我气坏了！我叫两个战士把他弄到了我的办公室，才一进门我就发了脾气！我骂起来了。我说：你妈的什么东西！你还是一号头头，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打动手打我们解放军。你今天必须要跟我讲清楚，我们解放军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不跟我说清楚，你就不要想走。叫我这么一批，他还真有点害怕了，又低头又哈腰的说：刘政委，我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事儿了，我也不是故意打的。他下属的几个头头也都来给我说好话。说我们回去一定批评处理他。不然我们就完了，他说我们一号头头啊，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以后再不敢了，你看我们的行动好了。我说：你们一定要接受邓顺德的教训。要让他写出检讨和保证书来送给我。另外就是向我们的战士赔礼道歉，保证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乱搞了。

这样一处理，另一派造反派“新派”，也开始收敛了一些。县里的干部们听说了，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县委副书记严可真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听说刘政委原来的脾气还是很好的呀，但是没想到发起脾气来，也是这么厉害啊！其他干部都在暗地里高兴。我利用这个典型举一反三，大力整治了武斗和打砸抢，收缴了造反派们武斗的工具。事后，大家都知道了我还是真有点厉害的！

随着支左办公室全体同志多方做工作，形势的发展逐渐好起来了。但是两个对立的主要造反派的情绪仍然很严重。尤其是两个头头，我都比较熟。因为我在宜昌支左时，他们经常到宜昌来了解情况，我也见过他们，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所以我做他们联合的工作，还是有一些有利条件的。

大面积的武斗大致消停以后，工作重点转向要解放一批被打倒的干部，让他们站出来工作。

我始终认为做好地方工作，我们部队是外行，必须团结和依靠地方干部。因为他们对情况和人员熟，工作路数多。当时最早出来的有县委副书记严可真，副县长孙在双。还有一个女的副县长，以及刘玉泉同志。另外还有两派都坚决要主张打倒的高福长同志。同时，我也组织县委、县政府机关的一些基层干部都出来工作。

抓革命、促生产，把经济先搞上去。当阳县当年是湖北八个重点产粮县之一。产粮超过亿斤，产棉花超过100万石。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受了很大的影响，产量大大的下降。县里还有一些工业企业，如烟厂、棉纺厂、化肥厂、酒厂，不少厂子收入都在亿元以上。但是后来都搞得乱糟糟的。所以必须要很快的稳定形势，把经济工作尽快恢复起来。这迫切需要一些懂行的干部出来，由他们去管理，才能尽快出成绩。但有一些造反派的人，对一些干部抓住不放，经常纠缠他们，给他们出难题。因此，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是相信和支持干部，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想办法出点子。二是要做好造反派的协调教育工作。干部们不好说的话，由我来替他们说。出了问题，我也告诉他们，全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广大的干部积极性很快起来了，狠抓生产生活的恢复，使当阳县的各方面工作很快就有了起色。

这时，省委要求我们把组织健全起来，成立县革委会。但当时当阳的造反派组织，分崩离析，互相都有意见，闹得比较厉害，联合不起来。武汉军区为了很快的稳定形势，促进全省各地市的大联合，决定在武汉办一期学习班。把各市县的造反派的主要头头都集中在一起学习。当阳县的两派主要头头，由我们支左办公室一名干部带队，去武汉集中学习。当时学习班重点仼务，就是要尽快促进各派的大联合。哪个县市学习好，两派大联合了，谁家就可以离开学习班回去。并提出了比赛，看谁家离开学习班早，先成立革委会。

但是学习班办了将近三个月了，绝大多数的县市都实现了大联合。最后，只有三个县一直实现不了大联合。其中就有当阳县。张体学省长很恼火，打来电话，让我亲自到武汉去做工作。

到了武汉以后，我把两派头头找在一起，连夜给他们谈心。我给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我说：学习班都快办完了，你们也联合不起来，多丢人呐！你们不能再这样斗下去了，太不像话了。你们也看到了，现在全省各县市大部分都回去了，人家都大联合组成立了革委会了，你们到现在还在原地停顿。我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自己做出决断！愿意实现大联合，跟我回去的，咱们明天一块走。如果你们不愿意跟我回去，我就自己走了。家里工作忙得很，我没有时间给你们在这儿废话，你们在这继续丢人吧！县里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你们这么闹也是非常不满意的！当时，道理讲了一大堆。从下午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的五点多钟。终于做通了他俩的工作。他们都表示同意大联合，愿意和我一块儿回当阳。我就马上向张体学同志作了汇报，并请他们给我派一部车子，送我们今天就回去。刘丰政委、张体学省长听了以后，又是惊讶又是高兴。他们根本没想到我能一夜就把工作做通了。

回来后，成立了革委会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当时我任革委会主任，任副主任有原县委副书记颜可真、副县长孙在双、武装部孙政委。造反派的两个头头，拼命的要争当副主任，而且提出非当副主任不可。空军飞机修理27场的周培芝政委，也想当副主任，我都没有同意。慈溪区委有一个年轻的书记叫艾光忠。为了培养年轻干部，我推荐他当了副主任(艾光忠同志后来当了宜昌地委书记)。张忠明同志为常委(后任宜昌市委书记)。两个大的造反派组织，一边出三个人。两个当常委、一个当委员。下属的各区革委会主任，也都是县革命委会的委员。

革委会下设了秘书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治安组，每个组都有我们支左办公室派一个人参加。其他主要的吸收地方干部做实际工作。我给支左办公室的我们的同志都一一做了交代，要求他们一定要尊重地方干部，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我们对地方工作不熟悉，不了解。情况不明，不能瞎指挥。要很好的和这些地方干部团结一心。要给他们亮明态度，我们不会说他们的闲话，让他们不要有什么顾虑，放开手，大胆地开展工作。

由于县革委会内部干部成份比较复杂，作为革委会主任，我的经常性工作之一就是调解矛盾。当时一开会，个别造反派头头总是气不顺，与一些干部对着干。他们当时不是脱产干部，经常提出来要到县里来当脱产干部，要名要利要实权，挂名的常委他们不愿意干。我就经常给他们做工作，不让他们倒乱。另外就是，大力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素质比较全面的干部。由于我们支左办公室的干部和地方的干部团结的很好，鼎力支持新上来的年轻干部放手大胆工作，他们积极性也非常高，经常出主意想办法，县里各方面的工作很快有了较大的起色。在革委会领导层内部，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同志们都反应，干起工作来，心情还是比较舒畅的，都愿意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尽力做好。特别是一些年轻干部逐渐成长起来。还有大批机关的基层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干工作，很快使当阳县一跃成为湖北省几个比较好的县市之一，经济也上了一个台阶。第二年，老天也帮忙，来了个风调雨顺，粮食产量棉花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值。工业企业如棉纺厂、酒厂、烟厂等蒸蒸日上，办得不错。全县财政收入突破了亿元。

省革委因此多次表扬了我们，还两次派工作组下来，总结当阳县两方面的经验。一个是领导班子团结的好，干部心齐风正，特别部队支左的同志积极支持地方干部放下包袱，大胆积极工作方面的经验。二是领导班子整体抓革命促生产，使经济工作上台阶的经验。《湖北日报》也两次做了专题报道。后来，当阳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在实践中不断积长才干，逐步走上了地市级工作岗位。如宜昌地委书记艾光中同志、宜昌市委书记张忠明同志、当阳县长、书记于世荣同志，都是从当阳基层走上来的。还有不少县里副职调到外县去做主要领导干部。甚至有的还调到省里去了。

总之，支左这几年我在宜昌和当阳的工作，受到了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多次表扬，工作是有声有色的。刘丰政委、张体学同志两次征求我的意见，要我留在宜昌军分区任政委。当时，空13师刘德锐政委不同意放我。我也考虑地方部队工作，人生地不熟的。再加上我一直在空军干了几十年了。对空军、对空13师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就没有同意去。后来，党中央决定支左的同志全部撤出地方回部队。临走时，地方的同志们真是恋恋不舍。在欢送会上，好多同志都哭了鼻子，流下了热泪。

通过到宜昌当阳支左，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为我们空13师部队进驻当阳机场，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

部队转场来后，几百名干部随军家属子女的工作安置，当阳县都克服困难，想方设法的作了较好的安置。两地的政府干部都经常跟我说，今后你们部队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后来，每次到地方办事，师里总让我打前锋，人家对我都特别照顾。就拿转业干部来说，到宜昌当阳的基本上没有降职使用的。团级副职干部基本安排到地区和市局当副职。因此，转业到宜昌当阳的干部都特别满意。如当阳基地的高运光同志，走的时候是副营级。转业到宜昌市计委任第一副主任。一般正常团级干部也不会安排这个职务的，当时我向宜昌市委书记张仲明同志推荐了他，后来他工作做的很突出。

通过支左，军政军民关系也处得很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军地双方都获益非浅。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光荣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刘路通(空军郑州西郊干休所休干，1939年参加八路军，原抗大二分校七分校学员。)

刘川亚整理

2020年11月

注：因涉及敏感话题，被小编删节了关于制止武斗的部分章节，特此致歉！

(文革期间，率领基地科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受毛主席接见后，在天安门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