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时代的阴影——追忆亡友

五里阁老

　　我接到噩耗时，他已经离世半年了。惊愕，沉痛，茫然而不知所措。总得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于“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境况中提起笔来，那个曾经的时代的阴影又不觉漫上了心头……

　　他，属虎，早我一年进入无锡市第二中学读书，因为留了一级而与属兔的我成了同窗。

可能是性格迥然不同吧，在校时，与之交往不多。我那时纯乎懵懂少年一枚，而他却俨然有几分大人的模样。我的衣裤鞋袜，常因玩耍而蒙着灰土和草屑，他则始终打理得干干净净的，手中还握一方折叠整齐的绢头，时不时用它来擦一下他的方方正正的脸。上课铃响之后，我大多是连蹦带窜、气喘吁吁地冲到座位上的，而他总是沉静地微笑着踱进教室，显得特别从容。

去过一次他的家，为什么去？不记得了。很好奇：他家竟深藏于阁楼之上。走进一座江南典型的旧宅大院，登上厅堂的二楼，迎面是一架木梯，站在木梯上，顶起天花板上大约三尺见方的一块木板，便是那座阁楼了，挺大，也挺高，还挺明亮，有耸立的“老虎天窗”，广漆地板，打理得一尘不染。在上木梯之前，他就让我们脱了鞋子，以免踩脏了地板。把入口的木板盖上，大院里的嘈杂之声顿时被隔得远远的，世上的一切喧嚣仿佛都与我们的鞋子一起留在楼板之下了，这里安静得就像一个独立的天地。我从小在疯玩之余也背诵些诗词，脑子里便不由地跳出鲁迅《自嘲》中的两句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隐隐约约觉得，他们一家子住在这阁楼上，也有点自成一统的味道。

后来知道，他的父亲早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了一位医生。母亲是当官的，街道办事处的党委书记，继父则是党外人士，听说还有些“历史问题”，于解放前开过一家小小的诊所，但他们相处和谐，夫妻恩爱。他有两个弟弟，可能是继父带来的，可能是继父和母亲生养的，也可能两者各占其一，究竟怎样，我搞不清楚，总之，是他成了大哥，且处处以身为弟弟之则，洗衣、做饭、刷碗、拖地，什么都能干，而且，大概受继父影响，还会给病人打针、包扎伤口，而弟弟们则唯大哥之马首是瞻。这虽然是一个超越政治、重新组合的家庭，却不乏“其乐也融融”的温馨。

　　从六六年的初夏开始，停课搞运动了，如火似荼的。猛地传来一个消息，他的继父因“历史问题”而受到批斗，接下来便有人让他的母亲写材料揭发丈夫。他的母亲怎么也想不通，凭什么非得让自己对打翻在地的丈夫再踩上一只脚呢？愤然之下，便于笔下吐出些许对领袖不恭的言辞。于是，一位为党勤勤恳恳工作了半辈子的革命老干部，一瞬之间便成了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那年、那月、那日，想不起来是什么季节，只是感到天气很冷，又很热，寒风能钻进你的骨髓里，烈日又能把你的骨头烤出油来。寒风中、烈日下，市里召开了一次公审大会，会后，大街小巷都贴满了骇人的布告，布告上，排得满满的，都是罪犯的照片，第一排中前面的几个打着大大的红钩，那是须“斩立决”的。好像是在第三排，有他的母亲的照片，散乱的头发，憔悴的脸色，迷惑不解的目光，下面有文字说她被判了八年的徒刑。我挤在人堆中看罢，双腿都软了，有说不尽的恐惧感。

以后便很少见到他，偶尔遇见，已不见他手中握着的那方绢头，走路时，他低着头，匆匆而过，再也没有那种从容的姿态，更没了沉静的笑容。这时，我便会想：他的阁楼上的家，是否还一尘不染？那是一叶于汪洋大海中飘摇的小舟，狂风巨浪来袭，顷刻之间便颠覆沉没了，哪里容得下你自成一统呢？ 

（右二为文中的“他”）

　　六八年的冬天，我们学校的大批学生都被下放到苏北的响水县插队，第一批是十一月出发的，班级中只有我和他不及准备而落到了第二批，工宣队便把我俩与其它班级的四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知青组，想不到，我们这两个很少交往的同窗被命运拉扯到一起了。十二月七日，正当农历的大雪节气，我们在西门桥边的古运河码头上船，我尚有父母双亲泪汪汪地前来送行，而帮着他拖行李来的只是两个读小学的弟弟。我悄悄地看了他一眼，他目光哀怨，茫然若失，咬着嘴唇缄口不语。我们在滚滚的波涛中颠簸了四日三夜，来到了那个荒芜的盐碱滩上的小乡村。一开始，因为知青屋的建造尚未落实，我们的知青组就被一拆为二，我和他被安置在一位五保户老太太的家中，晚上挤在同一个被窝里，天气异常地寒冷，一连多日都是特大的风雪，我们就此而抱团取暖。

开春的时候，知青屋建成了，我们全组都搬到了新居，六个姓氏各不相同的小兄弟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而国家给的几个月的粮食补贴很快就用完了，生活之艰辛令人难以想象。那时，我依然没有脱去懵懂少年的品性，从没想过该怎样正视眼前的窘况，还是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他却很有扎根于脚下那片土地的样子，做什么都有条有理的，比如，衣服破了，便一针一线认认真真地缝补，换作是我，定然贴上一块橡皮胶布了事。他从家中带来一只“百宝箱”，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小工具，甚至还有西医的听诊器和中医的“银针”，对生活中的困难，他似乎总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在潜意识中还依赖着父母，寄希望于在山穷水尽的时刻“倒流”回城去啃老，而他则早就死了那样的心了。在我们下乡的第二年，他的继父也带着两个儿子下放到了东台县，和我们知青一样度日维艰，已是自顾不暇，遑论照顾继子。

　　一次，他到生父的某个亲戚家去，回来时带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连几天，他都蹲在屋山头拾掇那辆车子，拆了再装，装了再拆，两手沾满了黑黑的机油，终于，他骑上车子，绕着屋子转了几个圈，十分顺溜，他难得开心地露出了笑容。然后，他问邻居借来一瓢面粉，摊了几张面衣饼。问他干什么，他说，要骑车到镇江的监狱去探望母亲，一来一去得好几天，这些饼子就是路上的干粮。我听得一怔一怔的。

翌日，天色微明，他便骑车上路，随身所带，除了饼子，还有一只水壶、一只气筒、一套修补轮胎的工具。他出发的时候，有几只说不出名儿的雏鸟，在杨槐树的枝头发出声声鸣叫，远处，从生产队的晒场上也传来了小牛犊“哞哞”的呼唤。不知为什么，事隔半个世纪，我居然还能记起那些雏鸟和牛犊。他把车轮踩得飞快，像是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吸引他的磁场。我计算着，从知青屋出发，三里地开外便是公路，沿着公路往西南二百里许，便是淮阴，然后，再向南长驱四、五百里，穿过整个里下河地区，便到了长江边，即古诗中描写的“京口瓜州一水间”的地方，待乘渡轮过了江，便是他的目的地。我又想象着，这一路上，他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冷开水，时而在树影下为车轮打气，时而又在桥洞中修补轮胎，晚上便蜷缩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但有一点是我不敢想象的，就是他与母亲隔着一道森严的铁窗相见时的悲切情景，我觉得对于那种情景，哪怕是想一想，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残忍。

他是第三天回来的，满脸倦容。问他，怎么这么快？他说去时几乎没有睡眠，怕错过了规定的探监时间，只能昼夜兼程地赶路。又问他，路上是否遇到断链、爆胎等尴尬的事，他低声道，比你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我们没有再问下去，因为似乎看见他的双眼中有泪水要涌出来，却硬是憋住了。

　　几年过去了，我们的知青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两位兄弟争取到了招工的机会，远走高飞了；有一位兄弟当了民办教师，常年住在靠近公社的学校里；我也先后被借用至县里的文学创作班子和其它几个部门，靠“爬格子”谋生；只有他和另外一位兄弟还坚守在那座知青屋里。所幸大队卫生室缺人，而他恰好有一些医学常识，就当上了“赤脚医生”，他的听诊器和“银针”也算是物尽其用，有了归宿。

那个时候，我们都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村里的姑娘，大凡有些浪漫情怀的，都青睐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落难公子，而他大概也觉得家乡既然没有家了，自己便有责任在这里重建一个家，于是，他便恋爱了。那姑娘长得挺漂亮，黑溜溜的眉毛，水旺旺的眼睛，特别是，脸蛋红红的，好似一朵盛开的红玫瑰。一开始，姑娘总爱没事找事地和他搭讪，渐渐地，他也总爱找借口往她家里跑，时间长了，他俩的关系便越来越明朗化，我每次回村里去，都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俩的艳闻，便估摸着很快能吃到他们的喜糖。

那个阶段，我在县里的工作很忙，有一次，隔了半年之久才回知青组去，刚到村口，便听说他结婚了。尽管早有这样的预期，但还是感到有些突兀，便赶紧向知青屋奔去。“咿呀”一声推开屋门，见屋子里的摆设全都变了：东边的一间，用芦席隔出了一个房间，应该是他的洞房；西边的一间，原先破烂不堪的灶台作了一番整饬，灶台边，我和另外一位兄弟的知青床垒成了“上下铺”；正中对着大门的一间，放着桌子和板凳。整个屋子虽是拥挤了一些，但比原先要整洁多了。屋里似乎没人，身后，来自盐碱滩的风夹带着浓密的尘沙，盘旋在屋前的空场上，形成了一团沸沸扬扬的迷雾。我站在那里呆立了许久，禁不住想：他结婚了，知青屋就是他的婚房，但是，假如知青组的兄弟都在这小小的屋子里成家，又该怎么办？生活那么艰辛，挣个口粮都不容易，谁还有钱盖新房？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我想说：“成家还是独身，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才觉得，自己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只会混日子的懵懂少年了，对前途的忧虑正如潮水般地淹没我的思绪。

　　我就那样站着、想着，想着、站着。忽然，东边隔出来的房间里有了一些声响，随着房门的打开，走出一位姑娘，小嘴巴，大眼睛，个子高挑，皮肤白皙。她打量了我一下，便笑嘻嘻地说：“你就是‘眼镜’吧？回来啦？”

“眼镜”是我下乡后的绰号，因为，全村几百号人，包括知青组，就我一个近视眼。我听她的口音，不像当地人，也不像我的家乡人；看她的举止神情，不像本地姑娘，也不像城市来的女知青。她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心中正疑惑着，他从外面进来了，看见我，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就喊她小张吧！哎，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结婚了！”

这令我大吃一惊，满以为他会摘那朵红玫瑰，可现在，却分明是摘了一朵白牡丹！

我们知青组的另一位兄弟探亲去了，那天黄昏，就我和他两人一起吃晚饭，喝了酒，算是喝他的喜酒。酒是他从大队卫生室里悄悄“顺”回来的一小瓶酒精，兑了几倍的水。小张像当地的媳妇一样不上桌子，先是在灶台上为我们做菜，记得好像是一碗豆荚、两个鸡蛋、一把花生米什么的，忙完后，便脱了鞋子，盘膝坐在一边。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特别的喜酒，浓烈的酒精味，既冲鼻子，又烧肠子，但我们还是一口一口地干，五味杂陈，说不出是喜悦还是辛酸。天黑了，小张关上屋门，点了一盏油灯放在桌上，风儿“呼呼”地拍打着屋门，丝丝缕缕地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灯影幢幢地摇曳着。我脑子里昏沉沉的，嘴里却哼了两句当时流行的《知青之歌》：“灯儿随着风儿动，寂寞的日子多漫长！”那夜，我便睡在灶台边的知青床上。半夜醒来，听到房间里有“吱吱嘎嘎”的声音，我口干舌燥，想起来喝水，但极力屏住了。

我在组内住了两天，直到离开，也没有问他是怎么把红玫瑰变成白牡丹的，他也好像不愿意谈这件事，后来，才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些其中的原委：

红玫瑰的大哥是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平时对我们几个知青也挺关心的，但是，事关妹妹的终身，他还是毫不含糊地坚决反对了，说是决不让妹妹嫁给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于是，他很受伤，犹如做了一个美好的梦，突然之间醒来，回到残酷的现实中一般。就在那时，有人说媒，女方便是小张，是邻大队一下放户人家的女儿，双方见了几次面，婚事便成了。小张也是个苦命人，丧父，母亲头上还沉甸甸地压着一顶富农的“帽子”。在下放前，她家以水上运输为生，小张和弟弟跟着母亲走南闯北，四处漂泊，连口音也是南腔北调的了；下放后，小张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还与队里的男劳力一起出河工。他们两个，虽说没有经过花前月下的缠绵，但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正应了《琵琶行》中的说法：“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为他庆幸，他与小张，才是天作之合。

　　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小芳。我第一次见到小芳时，她已经满月了，很漂亮，很乖巧，见到我这个陌生的叔叔也张开嘴笑。小说中常把特殊的人群在特殊的境遇下生下的孩子称作什么什么之花，以此寄托绝境中的希望，如《红岩》所描写的，渣滓洞中一位被关押的地下党人产下一女，难友们便为孩子取名“监狱之花”，我因此也就称小芳为“知青组之花”。孩子的诞生给他带来了许多欢乐，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他常抱着她去看田头路边的野花，看蔚蓝的天空中漂浮的白云，仿佛是希望孩子长大后，生活中能充满花朵的芬芳，希望有朝一日，白云能带着孩子飞回南方的故乡。

然而，有一天，我回到知青组，却见他和小张紧锁着眉头，忧虑重重的样子。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小芳被查出了心脏病，大队卫生室当然治不了，公社的卫生院也无能为力，除非去城市的大医院，可是这对于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知青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唯一的办法就是听天由命。我沉默了，他和小张也沉默了，只有小芳什么也不懂，伸着小手，“咿咿呀呀”地叫唤着，像是在逗我们开心。孩子呀，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把玉米磨成面，便是你的奶粉；把山芋嚼烂了，便是你的奶糕；一只蚂蚱，一片树叶，便是你的玩具；你从降临于世的第一天开始，生命中便徘徊着一个病魔的幽灵。我不懂小芳为什么会得病！是不是在怀孕期间，她的母亲高度营养不良？是不是在分娩前夕，她的母亲还坚持在大田劳动？还是她在胎腹中便受到了来自人世的无端惊吓？

　　接下来的两年，天下大事纷繁，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对于他来说，恰是时来运转的日子。首先，他的母亲刑满释放了，被安排在山区的一家茶场劳动。其次，他有了第二个女儿，因为小芳有病，几经申请，计划生育部门终于准许再生一胎。第三，是天大的好事，知青和下放户都获准回城了，那时，已恢复高考，我去了盐城的高校读书，他在办理回城事务时，抱着小芳顺道来看我，父女俩在我校内的宿舍住了一宿。

再接下来，我们便有好多年没有见面，那个年代，国家百废待兴，而我们个人也有太多被耽搁的事情需要去做，直至四十而不惑之年，我们才小聚了几次。言谈中知道：他的母亲早已平反昭雪，从茶场回到了城市；岳母被摘了“帽子”，精神多了，忙着帮儿子照料家务；他和小张都在工厂上班，他成了单位里的业务骨干；两个女儿都在读书。我问小芳的身体如何，他说还行，几次发病都有惊无险，只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治不了根。他给我看了小芳的照片，嗬，当年知青屋里那个襁褓中的小丫头，而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人生的下半辈子过得特别快，又是将近十年过去了。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乐滋滋地说，小芳就要结婚了，婚期已定，只待确定了举办婚礼的酒店，就发请柬来。听到这个消息，我格外兴奋。小芳是我们的“知青组之花”，她所携带的疾病常使我对那个曾经的时代心有余悸，因此，她的“冲喜”也便具有特别的意义，庶几可以一扫那片驱之不散的阴影吧！我琢磨着该送小芳一点礼物，那应该是盛开在人性的天空下的五彩的鲜花……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受到请柬，直至预定的婚期过了半年，才再次接到他的电话，他竟告诉我小芳病逝了，她弥留于世的最后日子是预定婚期的前一天……我拿着电话筒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而我的心比手颤抖得更厉害。

李太白南游，思念留在东鲁的女儿，有诗云：“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是为生离，尚且让人情不能自已。王安石从鄞县调任汴京，临行时去夭折的女儿墓前道别，有诗云：“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决汝，死生从此各西东。”是为死别，更让人肝肠寸断，心肺俱裂。我的老兄弟是不会赋诗的，而我知道，他的痛苦可使唐宋的诗词黯然失色，那种变婚礼为葬礼的哀伤，本就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右一为文中的“他”）

　　退休之后，我们相聚了多次：最初的一次，是在城中的公花园，除了知青组的兄弟们，小张也参加了；后面几次，是在惠山下的吟苑，那时，他已得了咽喉癌，动了手术，但气色却看似一次次地好起来；最后一次，是朋友请我们在运河边的望湖楼喝茶，他好像已恢复了健康，他说，马上要去医院复查，可是，没想到，他进了医院便再也没有出来。正庆幸着知青组的老兄弟们个个健在，转眼之间，却已是夕阳破碎，晓梦残缺。

对小芳的离世，我是过了半年才知道的；对他，也是。他们父女俩，都走得那么悄无声息，那么了无痕迹，我都没看到那白马素车前飞舞的纸钱，仿佛岁月真的安然静好似的，而在回忆中，那个曾经的时代的阴影却终究无法从心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