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安—徐州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者

隐于野

作者:张忠泰 在百年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陈家安值得说道,他与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同学一起创办了赤潮社任主笔,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起创建了徐州共产主义小组,并代表徐州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无功折返,为中共徐州党组织的建立打下基础。白色恐怖下逃亡新加坡,后与党脱离联系。由于这段脱党的经历,陈家安在徐州党史上少有提及,不被后人所熟知。<br>幼时家境贫寒,靠他人资助读书<br>陈家安,1900年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棠张镇后曲头村(现在的跃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陈邦玉在棠张集上摆杂货摊。母亲吴氏,祖籍安徽省宿州苏家湖村。陈家安兄妹四人,一个妹妹,他是长兄,二弟陈家哲,在家务农,三弟陈家全,早年在江苏第七师范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受铜山县国民党七区区长迫害,陈家全走失,从此不落不明。<br>陈家安幼时家庭十分贫寒,小时候上不起学,摆杂货摊的父亲觉得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便想让他识几个字将来有个好前程,于是托人请了一个当地的秀才晚上教他读书识字,一个星期只教一次,不收学费。陈家安跟着这位秀才学到了不少知识,也长了不少见识。13岁父亲把他送到棠张小学读书,幼小的陈家安已经非常懂事,家庭的困顿窘迫,世道的艰难,人生的不宜,使他过早的成熟,他发奋读书,成绩优异,然终因家境贫穷,无力承担学费而中途退学。他的老师耿明达(号贯一)觉得这样的一个聪明懂事的孩子辍学非常可惜,就主动联系本村的两个大户人家周茂元(开槽坊)、魏老超(在徐州开钱庄)出钱,供给上学,有了老师的帮助,有了两位大户的资助,陈家安读完了小学。小学毕业后,陈家安报考了校址在徐州的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由于他基础文化知识扎实,顺利地考上了这所公办的免费学校。<br>读书期间参加早期革命运动。在江苏第七师范读书期间,陈家安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早期的革命活动,传播新文化,探索救国的道路,在学校与郭子化、郭青杰三人号称“七师三杰”。1919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徐州,青年学生大受鼓舞,纷纷参与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行列,陈家安怀着满腔义愤冲破重重阻力走出校门,组织成立徐州青年学生联合会,将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去。6月9日徐州各校学生举行罢课集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示威。随着运动的发展,徐属各县的学生代表汇集徐州,成立各县学生联合总会,在学生联合总会的号召下,各校纷纷成立宣传队,到街头宣传,在游行中,陈家安总是走在最前面,带领青年学生呼口号,鼓鼓舞士气。他还带领学生跑到二、三十里外的乡村中去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除此之外,陈家安还和培心教会中学的马汝良、省立十中的徐彬如、石民宗以及第一高等小学的陈子坚等组织了查禁日货的小分队,冲进火车站货场、各大商店及其仓库和各大富商家中,搜查日货,并将查禁的日货载于十几辆车运往黄河故道焚烧。大批的日货付之一炬,市民无不拍手称快,称之为徐州的“虎门事件”。<br>创建赤潮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br>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年夏天,派该会成员北京大学旁听生陈德荣等来徐州第七师范学校与陈家安和郭子化联系,商议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事宜。当年下半年在陈家安等组织下,徐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主要成员有陈家安、郭子化、解慕唐、徐怀云、苏鸿鉴、张维超、冷启英等10人。小组的任务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学说。陈家安经常带领小组成员们研读《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杂志和《民国日报》、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以新文化传播刊物。还研读《共产党宣言》、《唯心史观》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书籍。<br>陈家安为了更好地了解外界革命形势,除去与北大联系外,还和湖南一师(长沙)、山东一师(济南),浙江一师(杭州)等全国较有影响的学校取得联系,互寄书刊,交流信息。湖南的《湘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常寄刊物到七师来。后来七师出版的《赤潮旬刊》也寄给各校。<br>1921年初,陈家安和苏鸿鉴等人以原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为核心成立公开的组织——“赤潮社”(赤潮取意,赤色的潮流,喻指共产主义思潮不可阻挡)。参加赤潮社除陈家安外还有郭子化、苏鸿鉴、刘传鼎、解慕唐、何维振、戴蔚霞、刘荣芹、梁以植、苗汝春、刘志锐、徐怀云、张继超、周锡麟、石民宗等30余人。赤潮社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的活动逐渐为公开活动的赤潮社的活动所代替。为了扩大宣传,赤潮社创办四开石印刊物《赤潮旬刊》,宣传共产主义理论与反帝反封建思想。这是徐州第一个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由陈家安主笔,赤潮社成员撰稿,该刊由于思想性强,版面新颖、内容通俗易懂,讲的又是青年学生们所关心的问题,徐州青年学生订阅的很多,该刊还发行到外地,每期印数在四、五百份,发行延伸到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及各县。《赤潮旬刊》发行刮起了一股赤潮旋风,劳苦大众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的军阀、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深感忧虑,坐卧不宁惶恐不安,亲自带领一连士兵到七师追问恐吓,勒令不准在办。刊物出版4期后,在陈调元的严密控制监视下刊物停办了。<br>七师校长陆裕楠对“赤潮社”也十分不满和害怕,便与军阀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无理地将陈家安等25名赤潮社成员开除了学籍,并以布告“以儆效尤”,布告称:查陈家安、解慕唐、郭子化等思想不端,印发《赤潮旬刊》散布不经之谈,屡教不改……。布告贴出后,激起青年学生的极大不满,他们奔起相告,团结起来向学校找回公道。陈家安积极组织同学、校工进行斗争,成立“驱陆团”,并宣布全校罢课。七师的行动得到了各校学生的支持和响应,多数学校的学生也因此相继罢课。斗争坚持3个月,省教育厅被迫接受学生的要求,下令撤消陈裕楠七师校长职务,暂由张宏业接替他,还答应了学生们的两个附加的要求。一是撤消开除学生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学籍和名誉;二是聘请北京大学的教师来校授课。在陈家安的组织领导下,学生的正义斗争终于取得来全面胜利。<br>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一大无功折返<br>1920年下半年,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相约建党。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秘密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秘密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络与促进下,陈家安把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的骨干成员秘密组成徐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陈德荣通知徐州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铜山文史资料第六期记载为一大筹备会议)。且要以《新青年》杂志的封面图案(一个地球,前面对握着两只手)为式样,下加中、英文“中国共产党徐州支部”字样,刻一圆形图章,作为代表介绍信的印证。这枚图章由陈家安筹集经费,由苏鸿鉴拿着图样到鼓楼街前一家刻字店,通过他亲戚夜里秘密刻制了图章。徐州共产主义小组推举陈家安为代表去沪参加会议。陈家安抵沪后没有找到一大会址无功折返(《中共铜山县党史大事记》上记载陈家安为无政府思想较浓,中途退场)。1923年夏,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吴亚鲁受党的指派到徐州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当教员,发展党的组织,陈家安于1925年加入了党组织。此后陈家安被铜山特别支部派去邳县开展建党工作。陈家安到邳县后,担任师范的教务主任,他利用这一身份,走进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讲解革命道理,物色党员发展对象。10月中旬发展学生范玉贤为邳县第一个共产党员。接着范玉贤介绍姜景义、索庭珍、刘俊莪、解慕唐4位同志入党。后来又发展了孙文源、周存补、戴锦泽、王秀田、刘润林、李良益、冯昭彬等人入党。两个月的功夫党员已发展到12人。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邳县师范学校于1925年12月成立了邳县第一个党支部。   <br>在上海,与安徽女子方谦结为伉俪<br>1927年年初,江苏的党组织在汉口举办党务训练班,陈家安受党组织的指派到汉口水塔江苏省同乡会址参加江苏党务训练班教学工作,他负责教务工作。徐州党组织为了培养干部,曾输送部分党员去汉口学习,其中有方谦(女)、丁若兰(女)、吴振英(女)、秦雅芬(女)、秦雅芳(女)、徐伟(沛县人)、沈娄(沛县人)等。 在训练班中,陈家安与方谦结识。方谦因患伤寒病被送进武昌同仁医院治疗,陈家安常去探望,关怀备至,两人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方谦住院不久,一天陈家安突然到医院对方谦说:“接上级通知,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叛变,汪精卫在武汉也可能叛变,风云突变,时局紧张,训练班快要解散,我可能回徐州转入地下斗争。”他把铜山家乡地址留下来。8月间,方谦出院后回汉口,见训练班已经查封,无奈她回到了家乡安徽省芜湖市,按照陈家安留下的地址写信到铜山县,但一直杳无音信。此时的陈家安已经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党的工作。1928年年12月,陈家安致信方谦,说明了有关情况,但当时方谦父亲病情危重,一时不得脱身。1929年3月方谦父亲病故,料理完丧事之后,方谦便急奔上海。陈家安在上海与方谦结为夫妻。陈家安在上海期间,一边参加上海党组织安排的工作,一边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撰写了《亚洲弱小民族运动》一书,由上海群众书店出版。  <br>被迫流亡国外,客死异国<br>1930年,国民党当局在报刊上通缉陈家安。中共上海地下党非常关心陈家安的安危,设法保护他躲过国民党的追捕,当时上海动荡不安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要躲过国民党的追捕当时最可行的一条道路,就是逃亡国外,上海地下党为陈家安的出走作了周密的安排,在上海地下党(当时上海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的帮助下,同年7月陈家安夫妇与其他十几名党员办理出国手续,乘法国邮船到新加坡避难。在新加坡陈家安由华侨中学教师陈子实介绍在华侨中学教书。然而,由于新家坡时局动荡,学校裁员,很快陈家安就失掉了教师的职业,没了工作的陈家安生活无着落,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是常有的事,为此,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四处奔忙,工作常有变动,他还任过新加坡《南洋商报》编辑一年。<br>1938年为了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陈家安组织华侨学生运用各种方式搞募捐活动,通过爱国华侨陈嘉庚把款汇到革命圣地延安。1940年,南洋群岛时局紧张,日军开始入侵新加坡,新家坡也将成下沉的孤岛,党组织动员陈家安全家撤离新家坡,陈家安当时由于手头上还的一些工作没有处理,便让方谦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先期离开新加坡去缅甸仰光。当陈家安处料理完手头上的事务之后,新加坡的海面已被日军封锁,无法动身。方谦带着老小辗转异国,终于回到祖国广西柳州,投奔兄嫂。<br>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方谦即去信新加坡等地朋友处询访陈家安的消息。据吉隆坡华侨中学教师林参天(陈家安的好友)回信告知,陈家安在新加坡沦陷后即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到了日本兵的严拷刑打受尽折磨,终因病痛交加在监狱去世。<br>参考书目:《中共徐州地方史》、《徐州革命史画》、《百年大事记》、《中共铜山县大事记》、郭子化证明、时有恒证明、与陈家安女儿陈凡访谈。<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