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忆一位老共产党人</p><p class="ql-block">在建党百年之际，父亲节也将来临，魂牵梦绕追忆父亲刘洪辉——老共产党员，缅怀创立与建设共和国的前辈共产党人。</p><p class="ql-block">父亲刘洪辉1916年12月18日、农历丙辰年冬月二十四出生在江西省瑞金县（今瑞金市）九堡镇岭下村（今羊角村），祖父是农民，兼做豆腐出售，家境中等。父亲原名刘尔圻，在刘氏宗族中属尔字辈。在九堡镇一带，唯有刘姓和钟姓两大姓氏，祖母家就姓钟；刘氏为客家人，明代从四川迁徙而来。在父亲的记忆里，祖父做豆腐的手艺很好，生意也不错；他帮助家里干些杂活，主要是放牛、拾柴，其中还读了半年私塾。</p><p class="ql-block">瑞金，革命历史上著名的红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中央苏区的核心。父亲有兄长一人，是他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伯父先于他当了红军，在红一方面军五军团，不幸牺牲在“长征”路上；解放后，他的名字被收入英烈名册，陈列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内。1932年5月父亲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瑞金独立团，当过通讯员（号兵）、卫生员，该团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九军团。1933年5月在红军通讯学校学习期间加入共青团；1936年11月长征到达宁夏盐池县转为共产党员。老父经历颇丰，平凡而又极富传奇。坚韧、豁达、固执、自信，不惧艰险，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不爱言语，敢与病魔相抗争；这是他长寿的秘笈，就像一本厚重的书，须耐心地细细读研。他十五岁参加红军，又在后来的八路军、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军中工作了四十九年，戎马生涯几十年，2015年8月15日离世，在党八十年。</p><p class="ql-block">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中，父亲随九军团卫生部到达前线，亲历了“阵地对阵地”的惨烈战斗，当时正在抢救伤员，却没有接到上级下达的撤退命令，敌人蜂拥而至猝不及防，情急之中父亲背起一个腿部受重伤的伤员，冒着枪林弹雨，不顾个人安危，疾步撤离。这位伤员是刘昂，时任连政治指导员，后也参加长征，同为父亲在红九军团老战友之一，父亲竞成为他日后念念不忘的救命恩人；刘昂为开国少将。2006年新华社记者采访父亲，发文称：“冒死背下一个空军司令。”1934年10月正在生病的他跟随九军团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湘江前，父亲所在的红九军团与红三军团担任阻击湘军的任务，他因患虐疾（俗称“打摆子）而掉队；与谢镗忠等伤病员一起追赶部队。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抵达湘江边时，敌机又来轰炸；谢镗忠爬到一棵大树上，父亲正喊他下来隐蔽，一枚炸弹落在树下，弹片削掉了谢的半个耳朵，顿时他满脸是血，父亲立刻给他进行了包扎，并搀扶他一起过了湘江，因此得“谢半耳”绰号，谢镗忠为开国少将。</p><p class="ql-block"> 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九军团佯作主力红军，向敌重兵集结的长江南岸疾进，以造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势；成功配合中央红军实施“四渡赤水”之壮举。1935年8月长征中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北上抗日，组成了左、右两路军。红九军团被编入左路军，并改称红三十二军，由朱德、张国焘指挥；后来又与任弼时、贺龙率领的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和错误南下，使得父亲他们三过草地。第三次过草地时，红三十二军为方面军后卫部队。为过草地，所有部队都需要筹措粮食，等到父亲他们赶到草地边时，再加之当地是藏民区，人烟稀少，已无法找到粮食。罗炳辉军长是彝族，熟悉藏区情况，寻找到一个土司储藏粮食的地窖，筹措到充足的粮食，通过草地时，全军无人挨饿。部队快走出草地时，父亲又搭救了属于红六军团掉队的一名伤病员，用粮食挽救他的生命；此人是汪世昌，解放后他在航天系统工作，也是我进入该部门的引路人；父亲与汪世昌老战友关系密切，常提起是在草地上“捡到的”，两家子女之间友好往来，可谓是父一代子一代。长征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艰难与凶险的时期，不满二十岁、瘦小羸弱，却在千难万险中铸就成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从九死一生的战斗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父亲后来经常回忆起长征途中的战友深情，骑了领导的马才过雪山，草地中用自己的口粮救活了战友。这种忘我的生死之交，代代传承至今，已成为这支部队的军魂，使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红九军团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时拥有1万1千多人，经历两年的长征到达陕北，仅剩下1千余人。</p><p class="ql-block"> 1937年8月红三十二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1938年3月奉调陕甘宁边区，为留守兵团警备八团，后为警备一旅一团，父亲已是位医生。抗战时期，这支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一直驻扎在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1945年9月这支部队奉命开赴东北，创建热河、辽北根据地，参加解放战争。1946年12月参加“二打四平”战役，他所在的东北野战军七纵攻击四平火车站，父亲作为医疗队长亲赴前沿，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我方伤亡惨重。后主动撤离战场，向通辽方向转移，至热河鲁北县；天气寒冷，战士多有冻伤；父亲因此受到撤职处分，不到一周时间又恢复职务。1948年10月调任组建四十二后方医院院长，他是该院第一任院长；此院现为解放军175医院，驻在福建省漳州市。</p><p class="ql-block"> 1951年建国初期，他在江西军区医院任院长，当时亟需培养大批卫生人才；教学所用人体标本奇缺，经请示采用了一些战场上的敌方人员遗体。后来有人以此事大做文章，向上告状，有关部门查处，院长、政委均受到严厉处分。父亲被撤职降级，同年9月调第一军医大学第一期干部进修班学习，后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学员和第二军医大学卫勤师资训练班学员。1951年9月经军委卫生部批准，评定技术为一等一级。1953年9月在第一军医大学，因学习成绩优秀，荣立三等功一次。1955年被选送苏联学习深造，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政委尚其枚也被撤职，处理转业地方。尚其枚与父亲至今仍保持联系，时常前来探望。2010年前后，父亲向北京市红十字会申请，并得到确认，身后无偿捐献遗体。1957年至1969年父亲在后勤学院做教学与领导工作。1967年后勤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代表领导干部被“三结合”进入院领导班子，任革委会委员。1968年8月被派参加军事管制，在国家卫生部任军管会委员、党组成员；同时兼任卫生部所属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军管会主任、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现在的国药新冠疫苗就是该所研制的。</p><p class="ql-block">1971年11月回到总后负责原后勤学院调查甄别平反工作。1975年10月调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1980年12月离休。1955年9月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勋章。父亲虽为军人，却一直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医疗卫生工作。参加红军之初，父亲当的是通信兵，也就是司号员；时任红九军团卫生部部长张令彬，得知父亲当兵前读过半年私塾有点文化，遂将他调到军团卫生部任卫生员，就此这个行当伴随一生。张令彬为开国中将，建国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是父亲的老上级、老领导、老战友。在战火纷飞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新中国建设与各色运动中，父亲奋不顾身抢救伤员，尽力尽责地努力工作，挽救他人生命的同时，也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敢于担当，不怨天尤人。无论是火线抢救、救死扶伤，还是在和平时期学习进修、领导教学与科研，参加“四清”与军管，父亲总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身体力行，坚持原则，主观固执。1943年9月延安整风中，组织上所作的鉴定语是：历史清坦，政治立场稳，个性强，主观性强。上世纪90年代，邂逅偶遇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职工，谈及到父亲当年在该所执行军管任务时，平易近人，与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打成一片，在食堂一起排队买饭吃饭，从不搞特殊化，彰显老红军本色。不管是职务升迁，还是撤职降级，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向组织提过分要求。离休后的父亲仍在努力做出贡献，不辞辛劳地为中小学生讲述革命传统，对故乡老区有求必应慷慨捐助。也许是参加过那场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偏爱步行，比常人速度快，八十多岁时还每天爬十几层楼梯作为锻炼。年逾九旬后仍能依靠助走器械正常行走。他曾说过，一生中走得最多的就是路；跟随红军从瑞金步行到陕北，抗战胜利后又从陕北步行到东北，解放战争再由白山黑水打回江西，不再是步行，而是骑马。记得在陪侍父亲的最后日子里，外出为安全，只能坐轮椅。但仍执著地坚持每天到干休所的操场去转上几圈。在明媚的阳光下，迎着徐徐的微风，父亲操纵着自动轮椅徜徉在操场的方砖路上，你喊一句“万寿无疆！”我回一声“永远健康！”干休所的老人们，相互调侃着打着招呼，路人都投以惊奇与羡慕的眼神，因为在这里，父亲已属年龄最长，资历最老者；而且是抢渡湘江，爬过雪山，涉越草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烽火战场的硝烟已散尽，无数先辈们的牺牲奋斗，终于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平来之不易，须倍加珍爱。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父亲与他的千万战友一起，相互救助，同心同德，共同驮起了整个中华民族，是共和国的脊梁和中流砥柱。正是由于他们，华夏大地才赢得和平，生灵再不遭涂炭，民族得以生息与崛起，享受着安逸生父亲以超出常人的毅力与病魔作顽强的斗争，总是抱着必胜的信心。</p><p class="ql-block">在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患十二指肠溃疡，却能妥善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使其不再复发。86岁时发现诊断为结肠癌，手术后三个月至半年连续做化疗数次，几年后癌细胞竞然消失了。89岁时肺炎引起肺部积水，每次抽取积液都会引发剧痛，硬是扛过来得以治愈。2008年11月，年逾92岁又成功做了心脏血管支架手术，连301总院作手术的专家都感到惊奇。2015年1月，因感冒引起肺部感染，还发生高热，状况危急；由于治疗及时得当，转危为安治愈出院。2015年8月1日，发烧体温达38.6度，急诊住进301总院，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炎急性发作。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发烧在家里耽误近一周时间），尽管采取了插管上呼吸机等措施，使用了三种以上的抗生素药物，但仍无力回天；父亲于8月16日14时30分心跳骤停与世长辞。遵照父亲生前遗愿，不举行追悼会，捐献遗体。8月22日在310总院作简朴的告别仪式，向父亲作最后告别。总后及干休所、江西省及瑞金市有关领导或委托人前来参加告别仪式。告别仪式后，将父亲的遗体护送到首都医科大学，泪水已模糊了双眼，望着身着军装党旗覆盖的父亲，真是割舍不得；看到他那坚毅安详的面容，又像是督促完成他老人家的最后遗愿。离开后，心里空荡荡的，总感觉将父亲丢失了。捐献遗体是他对当年因“用遗体教学”而受到撤职处置的最好回应。老父亲一生为国为民战斗、工作，把最后的自己又贡献给社会。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北京长青园生命石碑已镌刻上他的名字。赠墓志铭是：千难万险走长征，一生两世做贡献。父亲，永远怀念您！ 刘延南 二○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党的百年华诞前完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