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O后的时代印象

张庆玲

　　县是我国的基本行政单位，县城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不乏代表性。工人阶级是那个时代最普通、最主流的阶级。本人出生于1968年春天，一个县城的工人家庭。因而，以下虽是我个人的时代印象，当也有普遍意义。如果你不是六○后，你当从中看到与自己不一样的时代风景；如果你是六○后，那它将是一本等你翻动的自己的影集。

衣服篇

　　“衣食住行”，生活的内容，“衣”排在第一位。谈一个时代，不能不先谈那个时代的“衣”。

我记忆中的第一件衣服是一条碎苹果花布裙，还有一双红底黑花布鞋。三四岁的我给它命名“北京鞋”。那是工人阶级先进代表的父亲去北京开劳模会带来的。我穿着它，特意到邻居姨妈家转转，邻居姨妈居然没有看见我的漂亮鞋子！炫耀心切的我只好喊一声“姨妈”，把她的目光吸引到我脸上后，又低下头看着鞋子，这才把她的目光引到我的漂亮鞋子上！不难想象，北京来的布裙子、布鞋子带给了我何等的新鲜、骄傲和快乐！

那时，别说是外地来的成品衣服了，就是自己缝制的新衣服也是难得的，所以，那时有个概念，叫“新衣服”，每年过春节时才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平时，弟弟妹妹就得捡哥哥姐姐的穿。所以，穿新衣服成了过年的一大内容，是春节能让孩子们欢天喜地的主要原因。

还记得姐姐哭着缠着要爸妈买新衣服，还记得哥哥因穿不上新衣服而低头生闷气，还记得母亲为了给孩子添新衣而加班加点。

当时我并不觉得苦，只是为每一个小小的“得到”而幸福。现在回想起来不仅不觉得心酸，且挺怀念那一份深深的渴盼与满足——现在满柜的衣服也难带来满足感，也许是因为得来容易而少了渴盼吧。原来，渴盼也是可贵的人生体验。

饮食篇 主食

　　那时煮饭的燃料是木柴，用火柴点燃，灶是砖头砌的。

粮食是定量供应，其中大米0.138元一斤，要搭售包谷、面条等所谓“杂粮”。为图便宜，家里有时会买“碎米”——碾米过程中产生的次品来吃。大米饭是难得吃饱的，尤其乡下。母亲说，我二三岁时因故被送到农村，一个星期后我哭闹抗议：“我要回城里吃大米饭！”

　　

肉是定量供应，人人争抢着要买肥肉，因为相比炼油炒菜，吃瘦肉实在太奢侈了。买肉是要排队的，哥姐们天不亮就要去排队。

豆腐也是供应，只是秩序不如买肉的好，大家挤作一团。

蔬菜是本地蔬菜合作社种的，品种有限。后来慢慢有了外地拉来的菜。

那时难得吃上一次肉，加之疏菜也有限，本是配角的咸菜变成了主角。一缸咸菜不要多长时间就吃完了。我中学时最爱吃酸菜面，没有肉的，可当时风卷残云一会儿就扫光了，还意犹未尽。回想起当年的馋样，我试着做过几次酸菜面，再加什么配料都没那么好吃了。

不知是那时酱油质量好还是当时胃口标准低，反正那时兴吃酱油拌饭，而且觉得香。还有猪油拌饭，再加点盐，也挺好吃。

一个煮鸡蛋能让我期盼好几天。生日前十几天就开始数着日子过了，因为生日那天能独享一个煮鸡蛋。因为对一个鸡蛋期盼，我对生日的印象特别深，这也是父母制订此政策的用意吧。

那时邻居的厨房是连在一起的，一家煮鸡几家闻香。一家炒着菜没盐了，到邻家去拿是很自然的事。没米倒是不能“拿”了，是借的。关于借米，妈妈教我们一个原则，叫“借平还尖”，意思是借一平碗米要还一尖碗，多出来的那一点，是谢意的表达。关系更好的，做了什么好菜会送上一碗，吃完后把碗洗净送还便何。当时吃什么都香，吃别家的更香。我邻居家的孩子就喜欢来我家吃饭，经常来，时间长了不好意思，大人就把自家的饭菜悄悄送来我家，等我家开饭时，不明真相的孩子来我家吃自家的饭，津津有味。这不是隔锅香，简直是隔墙香了！

那时0.14元一碗的米线、6分钱一根的油条和5分钱的一碗的豆浆都是奢侈，我收入有限的家庭与它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魂牵梦萦、偶尔满足——每个月的25号，父亲发工资的那天，全家打一回牙祭过一回瘾。

“25号”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领工资不是25号我都还惊奇了一瞬间：原来不是全世界都25号发工资啊！

非常感谢父母，在物质如此匮乏的环境里，让我们对物质的感受不是伤痛，而是美好。

副食零食

　　红糖是供应的，我的出生证上写着“供应红糖*斤”，那是产妇的特殊待遇。七十年代末期取消限购，压抑的需求如山洪爆发，抢购红糖的人排成长龙，几十斤几十斤地往家扛，用大缸装着。我们上学前往往会偷偷啃上一口，糖块沿边常常满是牙印。

水果糖没有限量，可随意买。不过没钱也“随意”不起来。

　　月饼是中秋才有的。父母买来后会藏起来，到节日再拿出来吃。父母为藏月饼是绞尽脑汁，但最终还是败给孩子——无论藏在哪里，孩子们都有办法找到，悄悄吃上一点。偷月饼是哥姐们大后才交待的，对发生在家里的猫与老鼠的游戏我浑然不知，可见哪怕是在同一个家庭，一样的物质环境里，人与人还是不同的。 

包粽子的叶子是自己到山上摘来的。临近端午，放学后到山上摘棕叶或竹叶是孩子们乐于承担的劳动，因为它既不象背柴那么辛苦，又可逃避别的家务，与大自然的亲近也很令人开心。

　

家里的牙膏用完了，把牙膏皮拿去废品收购站卖，二分钱一个，加上卖其它废品的收入和父母给的零花钱，偶尔还是能买一毛钱8颗的水果糖。听说有的孩子等不及家里牙膏用完，悄悄把牙膏挤了卖牙膏皮，被大人发现后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

1974年左右吧，冰棒首现，这在小城炸开了锅，卖冰棒的窗口挤得没法形容。哥哥姐姐没能买到，我馋得哭了，是邻居建华姐姐给了我一只，我的哭声这才歇下来——那一根0.03元的冰棒，让我记了几十年！

文化生活篇 电影

　　主要是露天电影。地点有县篮球场和在附近的部队的两个球场。十分钟和半个多小时的路。

看露天电影的第一件事是占位子。中午就端凳子到球场上占位子，如果不端凳子，就用瓦片在地上画一个框，写上“有人在”三个字，有的还会搬块石头放在框内以示有主。正午的骄阳之下，凳子晒得很烫，孩子们去找水来泼。晚上一家人（一般有六七口人）坐在事先占好的框内一起看电影。

银幕的背面是公路，背面也有人看，那叫看“反电影”。

放露天电影没有正式的通知渠道，不知来处的消息口口相传，传遍县城——不只县城，附近的农民也会来看。偶尔会有误传，白跑一趟。大家把这叫做放《白跑你》（让你白跑，电影《白毛女》谐音）。最夸张的一次，传说好几次要放《少林寺》，每次大家都兴冲冲地抬着凳子赶去，结果是一场场的《白跑你》。还好，最终大家还是看上了，真过瘾。

也有电影院。一角钱一张的票。哥姐们会捡些旧票跟在大人后面混进去，电影院的走廊上有很多没票的小孩子。院方一般也不管，只是偶尔还是会来驱赶一下。

电影的内容，大多不记得了。印象较深的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凄惨，陪了不少眼泪；《决裂》中的“现在，我给大家讲马尾巴的功能”很搞笑（后来才理解，那是在讽刺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教育）。战争电影革命电影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剧情虽曲折但我心有底，我知道最后好人都会胜利。我还能看出还没暴露身份的人：长着两颗大门牙样子凶凶的就是国民党特务或叛徒了。后来的电影是《带手铐的旅客》之类的伤痕电影。再后来电影日益丰富活泼，什么《神秘的大佛》、《庐山恋》等等，挺火的。片子少时，一部电影会连续放很多遍。《刘三姐》在我外婆家——大寨公社的球场上，连续放映一个星期，我们居然连续看了一个星期！ 

电视

　　一位南下干部在全厂率先拥有电视，忍不住新奇的我们就跑到人家去看。开始人家还热情迎进门，后来也烦了，就关起门来，而我们，竟扒着人家的门缝看！

后来，县财政局有电视就不用看门缝了，多跑点路就行。那时，看了《敌营十八年》。再后来，厂里也有电视了，不用跑远了。

看《霍元甲》，雪花点大杂音也大，可我们看得津津有味。邻居的小男孩喊着霍元甲的名字学着电视上的动作一通乱舞。

有一次，记不清是有什么好的电视剧了。在学校补课的我坐不住了，竟壮起胆举手发言：“老师，放**电视的时间要到了，我们想看！”，老师无奈地挥手，一班学生欢呼雀跃从教室蜂拥而出。

歌曲

　　记得工厂集体食堂门口，饭前，工人们列队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后来听说禁邓丽君的糜糜之音才知有个叫邓丽君的歌星，再后来满街尽飘“甜蜜蜜”。感觉是不一样啊，把人的心都唱润唱酥了。

再后来，是朱逢博的清甜李谷一悠扬，是《回娘家》的俏皮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欢快，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激扬向上，是《校园的早晨》的清新。

再后来，是齐秦的“狼”来了——港台歌曲随后深入人心。

小人书（连环画）

　　一般比巴掌大些，方形，黑白。县城的街上有一位老太太专门租小人书，一二分钱看一本。家里会买上几本，更多的是同学间互相传看。

思想教育篇 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像章家里有很多，大大小小，各种款式各种材质。印象最深的是夜光的。我们会爬到床下面或钻到被子里欣赏，觉得既漂亮又神奇。

搜集毛主席像章是一件乐事。我收集的渠道主要是向解放军叔叔要。路上遇到解放军，就主动喊“解放军叔叔你好”，对方有时会主动给了，若不主动给，开口要对方也会给的。那时，对解放军是且亲且敬且爱，很是崇拜。回想起来，那时军民关系很是亲近和融洽。

听说，有人为表忠心，把毛主席像章直接别进胸前的肉里！

批判大会

　　广场，一些人被按着头，戴着尖尖帽，胸前挂着牌子。我们跟着喊口号：“打倒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等。

忆苦思甜会

　　一些贫农或工人在县大礼堂或全校大会上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父亲就上台讲过。我父亲出生在贫穷的农村，我爷爷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到锡都（云南个旧）挖矿以青壮之年惨死他乡，只有六七岁的父亲流浪着给人做工以维持生计，是共产党让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工厂的劳动模范和地区级人大代表。未进过一天校门的他凭自学成为县电影院的设计者之一，是本厂厂房的独立设计者……。，

标语口号

　　建筑物，路边，毛巾、口缸等生活用品上，标语口号无处不在：

经济方面：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国际战略与国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妈妈只生一个好，等等。

思想观念方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光荣；要斗私、批修。

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其它：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对这些标语，当时我大多不知其意。只是无数遍的视觉冲击，现在居然还记得。

学校教育篇

　　教室前方，黑板上面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几个大字，每堂课班长喊起立之后都要重复一遍。

作业不多，但老师要求还是严格，有一次我没完成作业就挨罚站。思想教育贯穿于学习生活之中。播放的课间操乐曲声中有一段引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

记得课本第一页的毛主席像，还有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本扉页：“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当时是囫囵吞枣，现在才去分析、去体味。学生、家长都没有学习压力，当然，我们也会被鼓励着好好学习。

家庭作业一般不是在自己家做的，基本上是去小朋友家里，边做边玩。

我还留有一本初中的作业本，上面作文的水平，远不及小学时期的儿子。那时的家长不会与老师拉关系。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的老实巴交的父母的孩子们，一样得到老师的关心。

学生的条件还是有区别的。县委政府的孩子是要穿得好些，他们会有看起来很稀奇的文具。家庭好一些的孩子有意无意地会形成一个小圈子，不过，穷人家的孩子也不会受到歧视，不同家庭的孩子之间没有鸿沟，更无敌意。尤其是老师对所有学生都一样关心与尊重，所以面对条件比我好的同学，我会有一点点羡慕，但不会自卑。

学生本身也是有区别的。区别主要在于成绩的好坏。学习好就能得到老师更多的爱意和同学尊敬。勤劳动、做好事、拾金不昧也在受表扬之列。有时实在没拾金不昧的机会，有人把自己的东西拿去上交，以求表扬。一般来说，学习差不多的人会形成一个圈子。

劳动篇

　　劳动分为：出于任务的劳动；出于生活需要的劳力；出于荣誉感和快乐需要的劳动。 

作为任务的劳动

假期“作业”中，有一项是积肥。以“背篓”为容器和计量单位，要求一个假期要送多少背篓的肥料到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个装肥的坑。人人有任务，肥源就成了问题。老实的，在单位的猪圈里等着，猪一旦“生产”出肥料来，赶快收入“囊”中。狡猾的，把背篓下面垫空，上面辅上一层交差了事。数量由同学之间互相证明。

学校偶尔会组织上山拾谷穗（梯田在山上）之类的劳动活动。

哥哥姐姐们参加过“学农基地”，我只是听说。

出于生活需要的劳动

　　大姐二姐当过知青。知青苦，知青也乐。姐姐当知青后偶尔会带些米和柚子来，家庭物质生活得到不小改善。毫无背景的大姐因为劳动积极，分配工作时，被贫下中农推荐到了县政府，这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归宿啦。

那时的作文大多是记录劳动场景的，用词频率最高的是“你追我赶、干劲冲天、汗流浃背”——反正我们的词汇量本身就不多。用常用的夸张是：“肥料都堆成小山了”，天天这几句，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也想不出更多说法来。

　　种地：为了弥补生活所需，很多人家会去附近的山上开一块自留地种红薯种菜等。哥姐们去挖过地，我去当过他们的观众。

打柴：那时家里生火的柴少数靠买，多数靠到山上砍。星期天，几家人相约一起去山上打柴。路程来回大约需要两三个小时。路程远些也罢了，最怕的是那座必经的“桥”：所谓“桥”，不过是一上一下两根钢丝，分别用于脚踩和手抓。桥下是滚滚洪流，让人恐惧（二三十年后，连接两岸的钢丝桥变成坚固的水泥桥，而两岸之间的水流却从猛兽变成了小绵羊）。打柴是有危险的，会遇到蛇，有时还会砍伤手，等等。我经历过一次危险：邻居在劈柴，突然斧头脱离，从我耳边飞过。不敢想像，如果再偏那么一点点……

洗衣：城里有一股很大的龙潭水，冬暖夏凉，甘甜。冬天水面热气腾腾。水很大，蓄水池装满后便溢出流走，不舍昼夜。洗衣服大多是到这儿洗。一般要自带一股皮管，利用虹吸原理将水从蓄水池里引出。蓄水池前面有一块水泥平地，周围上百户人家洗菜洗衣服在这儿一并做了。

周末有时也到城外的河里洗衣服，顺带游泳。那时的河水真大啊。初中的一位同学到河里洗衣服，鞋刷被河水冲走，她下河捞刷子，连人一块冲走了。这十几年来，水愈来愈小，河边都盖起了房子住起了人家。尤其今年西南大旱，记忆中那奔涌的大河变成一条有气无力地呻吟的小溪。

出于精神需要的劳动

　　哪儿有挣钱的活，哪儿就有孩子们的身影。背砖、捞河沙、挖土方、敲石头等等。这些都是哥姐们的事，我还小。我十一二岁时，看着哥姐们都去打工，很是向往，就和同学相约去饭店洗碗。店方嫌我们太小，不要。我们是好话说尽人家才要的。洗了一天的碗，得到一元二角钱，觉得很光荣，很骄傲。劳动光荣，艰苦奋斗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

娱乐篇

　　幸福快乐与金钱物质的关系是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各人有各人的答案，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答案，各种背景有各种背景下的答案。近年引起广泛社会共鸣的电视剧《蜗居》让人们深深感到物质的压力对人的精神、情感的压迫与扭曲，我没法说物质不重要。可是，回想起我童年的那个时代，物质是多么贫乏，而我们又是多么幸福，又当作何解释？就说玩具吧，那个年代玩具确实很少，不过我们的童年很丰富。那些成本极低甚至不需要花一分钱的游戏，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多少快乐：

　　“梭坡坡”（山寨版滑梯）。找一块硬纸壳垫在屁股上，“唰——”的一声就往山坡上梭下去，身后一溜黄烟，尘土飞扬。若是不小心裤子磨通洞，忐忑着回家准备挨训或挨揍。

跳绳。绳可以是自家用草或棕丝搓的。一大群孩子公路上跳大绳是一道热闹的风景。

羽毛球。公路就是球场，网是不可能有的。孩子们边端着饭碗在公路边排队等候，轮到自己了，放下饭碗上场，真可谓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当年我可是经常玩到天黑了实在看不见了才依依不舍收球拍的。

扑克。那时的扑克牌可是一项重要的“固定资产”，一副要玩很长时间，玩到软了烂了。有几个人凑钱买一副扑克的。

乒乓球。在没有桌子的地方，就对着墙打；在没墙的地方，两人在空地上对打；学校倒有乒乓球桌，不过桌面是水泥的，“栏网”是几块砖头。临近下课，同学们会把球拍拿在手上藏在背后，一旦宣布下课，同学就迅速冲出教室去占位置，把十分钟的课间休息用到极致。

　　躲猫猫。寻找藏身之地尽显孩子的智慧和胆量，有时竟躲到了自己都害怕的地方。不过不要紧，恐惧之余是被人找不到的成就感。听说有藏在米箱里被闷死的，不过纯属万一。

听故事。一群孩子围坐在一起，听邻居的阿姨或哥哥姐姐讲故事，而今依稀记得《恐怖的脚步声》、《一双绣花鞋》等几个标题。

踢踺子。用废旧的作业本剪成丝扎起来就是踺子了。

抓特务和打战：一杆《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红樱枪是最好的道具了。

“抓人”：玩的人数和次数最多的游戏。几乎每天，一大群孩子在公路上，有跑有追。多种玩法，有的还融入说唱。

此外，还有滚铁环、斗鸡、打弹弓，纸飞机，补锅（玩泥巴），跳大海、 玩石子、豆腐干、滑板车、挑花等等。

　　以上游戏，都是不需花钱的。

说说花钱的玩具。我拥有过的需要花钱买的玩具，是一个可以吹响的小塑料鸭子和一个小包。那只绿色椭圆型塑料小包，正反面各有一只公鸡。包包被我玩破了，破得不成型后，包上的公鸡被我剪下来继续玩。一件不过几毛钱的东西也能令人如此喜爱、开心、珍惜，你体会过吗？

六十年代出生我，是在忘我的玩乐中长大的。现在看来那少得可怜、廉价得可怜的玩具让我体会到多少乐趣！那些数不清的集体游戏让我们在热闹、兴奋、开心、快乐中提高了跑跳的功夫和手的灵巧，体质得到的锻炼更是终身受益。

结语

　　我个人对于那个时代印象，基本就这些。家庭的苦难由父母哥姐承担去了，社会的苦难离我也还远。我经历过的时代，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发生的是什么，更无法对它们作出判断和分析，所以，我只是温暖、幸福着、快乐着，简单地成长着。

对于那个时代，我既感激，也遗憾。感激的是，它让我轻松、快乐、健康、自由地成长，对劳动不陌生，对社会底层有着较强的同情心。遗憾的是知识底蕴先天不足。

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还是比较幸运的。学习好的上了大学，学习差一些的，哪怕高中初中毕业也分了工作和住房。现在中国社会的砥柱中流，大多是六O后。

2010．4．14-15

读者反馈

　　小草：我生于1960年5月，今年61岁。刚刚看了张庆玲老师的散文“一个六0后的时代印象”很是感动。它是目前我看过总结最真实全面、提炼最精彩完整的童年记忆。文中分七篇、14个专题叙述，每字每句都是我所经历过的人生画面，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图片应该来之不易。这些被历史和时代尘封了的故事，我全部记忆犹新、全部感同身受，全部刻骨铭心。非常感谢张庆玲老师！

石羊:本文细、真、配图精当，很接地气，我们40、50后的文友；也很爱看县一级的故事，历来受欢迎。

记得上大学一年级时，我的一篇《县城里有一位老中医》，曾获得老师及同学的满堂喝彩。我在县支行工作25年，潜心研究县城，研究完县城经济、人文；曾写过《贫困县的开发与债务问题》，《县级计划改革》等文章。

60年代中期曾想写一部中篇小说，人物是县领导及外来干部，因文革作罢；我期望作者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就新算是新时代的“小城春秋”吧！

信庭信步：张老师这篇图文并茂的文章构思精美，耐人寻味，勾起了六十年代人的美好记忆。我们那个年代的少年、青年，物质条件虽然馈乏，但精神生活是积极的、快乐的，我们算是幸运的一代人，幸福的一代人。

云南果果：张庆玲老师为我们留住了一代人的美好回忆。文章细腻深情，段段精彩。记得张老师在编《工运通讯》的日子用过我好几篇小文小诗，也在此谢！

星辰：亲切的文字，熟悉的回忆。60版中期至70版中期的人，都应该会有这么一段共同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