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后归宿

543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后归宿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期间，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后经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将会议地址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在这艘红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参加“一大”的全国各地的13位代表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另外，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沧海横流、大浪淘沙，这13位代表在后来的革命洪流中，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为党的事业奋斗牺牲的、有中途脱党的、还有背叛革命沦为汉奸的，最后站到天安门城楼上，目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仅有两位：毛泽东和董必武。

毛泽东  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一大，并担任会议记录。对于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另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二大。1923年6月，他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他谢绝瞿秋白挽留他在中央工作的好意，主动要求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后，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遵义会议确定了其领导地位后，率领人民军队，经过万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历经28年的艰苦斗争，亲手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董必武  湖北黄安（现红安）人，17岁时考中秀才，1910年，董必武从武昌第一学堂毕业，成绩全校排名第一，湖广总督瑞澂保举董必武为“拔贡”，这就意味着他以后可以免去科考直接入仕做官。但董必武却谢绝了瑞澂的好意，到黄州府中学做起了教书先生。1911年，武昌首义，董必武和好友张国恩一同前去武昌，投身于辛亥革命。反袁斗争失败后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1918年，董必武结识了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来的李汉俊，李汉俊从日本带来了很多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以及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董必武的思想由此发生了转变。1920年，董必武与陈潭秋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二人作为湖北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后，董必武回到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和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在他和区委的组织领导下，武汉成为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爆发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湖北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对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董必武的家乡黄安后来走出了200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军，共和国第三任主席李先念曾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长征途中，年近半百的董老与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并称为“长征四老”。抗战时期，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协助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共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任主席。1949年10月1日，63岁的董必武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建国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早在50年代董必武就针对我国法制工作中的问题明确地指出：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一是要有法可依，二是要有法必依。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长寿的一位。

为党的事业奋斗牺牲的有四人：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

王尽美  王尽美原名叫王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现属诸城）人。王尽美自幼家贫，后来给地主的孩子当伴读才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1918年到济南求学，第二年参加“五四运动”并结识了邓恩铭。1920年11月，二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初，二人成立了山东早期党组织。同年7月，二人出席了中共“一大”。王尽美在参加中共一大后，曾赋诗一首：“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惟解放。潍水泥沙统人海，乔有麓下看沧桑。”并从此改名为“王尽美”。之后，王尽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到上海出席中共二大。1924年1月，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为革命事业的奔波中，王尽美染了肺结核病。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临终时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是第一位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建国后，有一次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对山东分局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个好同志。”1961年8月下旬，董必武去武汉视察，途经济南时，不由想起40年前的往事，即兴赋诗一首：“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邓恩铭  贵州荔波人，水族，是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1917年，16岁的邓恩铭到济南求学，后来结识了王尽美。1920年11月，二人组织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初，二人成立了山东早期党组织。同年7月，二人又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2月，邓恩铭领导发动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8月任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初，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在狱中，邓恩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还曾两次组织越狱，敌人无计可施最终将其杀害。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在济南慷慨就义，时年30岁。就义前慷慨赋诗曰：“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何叔衡  湖南宁乡人，前清秀才，1913年考入湖南师范时已37岁，在那里他结识了毛泽东并参加了毛组织的新民学会。1921年7月，45岁的何叔衡与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为年龄最大的一大代表。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省级区委——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和易礼容、李立三、郭亮等任委员。毛泽东曾称赞他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928年6月，何叔衡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1931年，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过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1935年2月24日，在转移途中，于福建长汀被敌军包围，在突围中为了不拖累部队，他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时年59岁。

陈潭秋  湖北黄冈人，和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林氏三兄弟”是同乡，他的第一位妻子还是林育南的堂妹。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1921年，陈潭秋和董必武作为湖北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陈潭秋到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在他的培养下，一批学子走上革命道路。之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湖北区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1933年初，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同年6月，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在国民党军严密封锁和军事“围剿”的极其困难条件下，为保证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粮食供应，作出重要贡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在一次战斗中右耳负伤。1935年8月，陈潭秋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时，因邓发与盛世才不睦，遂接替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第三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盛世才反目将大批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迪化市（今乌鲁木齐）红山脚下，时年47岁。同时遇害的还有毛泽东的大弟弟、时任新疆民政厅长的毛泽民。由于陈潭秋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陈潭秋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中途脱党但不忘初心的有两人：李汉俊和李达

李汉俊  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在中共建党的过程中，一直有“南陈北李”之说，实际上陈独秀的工作重心也一直在北京，而南方的的工作实际上都是李汉俊承担的，所以应该说是“南北二李”更准确。1920年8月，李汉俊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界》周刊。12月即代理上海党支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20年夏，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李汉俊还是沈雁冰（矛盾）的入党介绍人。1921年7月，李汉俊出席了中共一大，而一大会址正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建国后曾任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家。之后，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后脱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加入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4月，李汉俊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与詹大悲等继续坚持革命立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掩护了一些共产党人。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同年12月17日，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随即遇害，时年37岁。建国后，李汉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李 达  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自幼聪惠，先后考入永州最高学府永州府中学堂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抱定了实业救国的理想赴日本留学。受“五四运动”影响，弃理从文，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为老师，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夏，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随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负责筹备和组织召开中共一大，他的夫人王会悟为与会代表联系到了住宿地博文学校，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等人在会议期间都在这里落脚。会议期间，会场闯入了密探，又是王会悟提议，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南湖，雇一艘大画舫，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在红船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一大后，李达负责创办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平民女校。1923年秋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等原因而自行脱党。脱党后，李达并没有放弃信仰，仍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撰写的《社会学大纲》一书，被毛润之称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致信李达：“鹤鸣兄：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1949年底，毛泽东作为见证人，刘少奇作为入党介绍人，李达再次入党。此后，李达先后在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担任校长。1966年8月24日，被毛泽东称之为“理论界的鲁迅”的李达先生在武汉不幸逝世，终年76岁。

误入歧途但迷途知返的有两人：包惠僧和刘仁静

包惠僧  湖北黄冈人，早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后到武汉当了记者，因文笔好，身兼《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数家报馆的记者。1920年，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文华学校、武昌高等师范等学校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等演讲。包惠僧两次采访陈独秀。这两次谈话深深地影响了包惠僧的人生方向，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他又结识了湖北同乡陈潭秋和董必武，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1921年7月，包惠僧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后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共一大。之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留下校本部的学生无人统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如是，主任由一变二，即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因病无法随部队行动，留在南昌养病继而脱党。1930年，参加邓寅达发起成立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幕下任参议。后历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国民党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抗战期间，他的启蒙老师、好友陈独秀辗转来到四川江津，生活陷入了生活困境。包惠僧不忘旧情，特地从陪都重庆，前往探望贫病交加中的陈独秀，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周济。陈独秀对别人的钱是一概不要，但包惠僧送来的钱，他基本不拒照单全收。1948年底，国民政府大厦将倾之际，包惠僧举家迁往澳门。1949年10月1日，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百感交集。辗转反侧之后字斟句酌给周恩来发了封电报：“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给包惠僧复电，欢迎他回来。1949年11月，包惠僧举家从澳门回到北京。后历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刘仁静  字养初，湖北应城人。从小就是学霸级人物，3岁识字，10岁就当“枪手”替别人考试。1918年，16岁，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因受新思潮影响，很快转入了哲学系。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刘仁静企图剖腹明志，幸亏被身边同学夺下尖刀，此事让他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1920年10月，刘仁静加入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博览马列群书，口才很好，深得陈独秀、李大钊器重。1921年7月，因李大钊和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罗章龙都有事不能与会，19岁刘仁静和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他是13位代表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在会上，刘仁静与比他大12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汉俊发生了争辩，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让与会人员瞠目结舌。1922年11月，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规定发言必须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由于陈独秀不能运用这几个文种发言，就由刘仁静代为发言。会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1926年9月，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列宁已经去世，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又将其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和遗憾，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组织报告的情况下，他擅自绕道欧洲，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拜访了托洛茨基。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了上海，自称“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这引起了“托派”组织成员的反感。党组织让他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他也置若罔闻，于是被开除党籍。被开除党籍的刘仁静仍然不思悔改，我行我素，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把托派组织搞得乌烟瘴气，1935年亦被中国“托派”开除。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后投入国民党，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跑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了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1948年，他又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建国后，党中央不计前嫌，接纳了决心痛改前非的刘仁静，给他在人民出版社安排了一个职务。文革中，刘仁静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了他。文革后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刘仁静曾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晨练过马路时，被一辆高速而来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场死亡，终年85岁。这位当年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也是最后一位去世的。

叛变投敌沦为历史罪人的有3人：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

张国焘  江西省萍乡人。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1920年10月，参与创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1922年1月，张国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张国焘和张秋白、邓培受到列宁的接见。1924年5月，因叛徒出卖，张国焘与新婚妻子杨子烈在北京住所被北洋军警逮捕。对于这次被捕，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大加着墨，将自己描写的异常英勇顽强。然而，建国后，有关人员在查阅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了1924年张国焘被捕后的供词及相关文件，其内容与张国焘所写大相径庭。正是由于张国焘的出卖，为李大钊在1927年被北洋政府杀害埋下了伏笔。而毫不知情的李大钊此时却在为营救张国焘四处奔走。1928年，张国焘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由于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川陕。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二过草地，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7年3月在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了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后，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8年底，张国焘举家迁到台北。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66年，开始为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我的回忆》连载文章，并在香港明报月刊刊登中文版。1968年，举家飞往加拿大。1979年，张国焘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终年82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客死他乡的。

陈公博  原籍福建上杭，出生于广东乳源。1917年，他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作为广州代表参加中共一大。1922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陈公博因支持与孙对立的陈炯明而遭党内警告，后脱党赴美国留学，成为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者。不过，他在留美期间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一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等6份文件，成为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的文献。1925年回国加入国民党，并迅速进入核心领导层，追随汪精卫跟蒋介石争权。“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实行暂时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0年3月，汪伪政权“还都”南京。陈公博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汪精卫的继承人。日本投降后，陈公博亡命日本，但不久就被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陈公博在南京被枪决。

周佛海  湖南沅陵人。上中学时，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赋诗曰：登门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似虹。甘为中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留学日本期间，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作为旅日代表回国参加中共一大。参加过中共一大后，周佛海回到日本继续完成学业，回国后被聘为广东大学教授，收入颇丰，然而却以“每月交纳7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党！此后他先投蒋后投汪，最终沦为汪精卫、陈公博之后的第三号大汉奸。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摇身一变又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舆论压力判处周佛海死刑，但因其在抗战中曾为军统做过事，蒋介石下特赦令免其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但仅一年后的1948年2月28日，朝秦暮楚的周佛海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时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