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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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傅聪

故园无此声

作者:李斐然

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而忘我的付出，可是误解一个人往往只要一瞬间的念头。活着是最复杂的事，我们每个人的苦楚千头万绪，复雜难言。别忘了，他人也一样。

音乐的奴隶

钢琴家傅聪在音乐会开场前，有一个后台工作人员都知道的习惯——紧张。舞台上的灯光照向一架钢琴，整个音乐厅都安静下来，等他出场。这时的钢琴家却像孩子一样，在后台躲躲藏藏。他一直到80岁都是这样，上场之前总是畏惧，先是漫长的沉默，继而惊慌，突然爆发：“不行了！不行了！弹不了！我弹不出来！”最后常常要经纪人拽着他的手，像哄小学生上学那样，把他从后台领出来，他才能登台。

傅聪谈起钢琴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是神圣、宗教、信仰和上帝。他常常形容自己是音乐的奴隶，每一次上台都是“从容就义”“抱着走钢索的心情上去，随时准备粉身碎骨”。他在音乐会前总是跟灯光师讨价还价：光还可以更暗一些吗？他是真心想要在黑暗中弹琴。调音师调好了琴，大部分钢琴家试一试琴就走了，傅聪总是不放心，常常留下来很久，跟调音师商量：让我再弹十分钟好吗？弹过十分钟之后，又恳求，让我再弹十分钟吧，就十分钟。

傅聪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害羞的孩子。父亲傅雷是大翻译家，家里常来文人朋友对谈。傅聪和弟弟傅敏经常躲在客厅门后偷听，被抓到时，弟弟马上就哭了，傅聪却犟嘴。8岁那年，父亲的朋友发现，这个孩子有绝对音准。家里为他买了琴，请了老师，他把巴赫的练习曲和《水浒传》并排放在琴谱架上，一边机械地弹着巴赫，一边兴致勃勃地看李逵打架，直到楼上书房里的父亲听出了异样，下楼站在他背后大喝一声，他还沉浸在书里。

音乐里的父亲是严厉的，但也是赤诚的。傅雷钟爱音乐。他亲自编写只属于傅聪的教材，单独给他上课，教他用中国古典文化理解音乐。第一堂课讲了三句话，是《论语》的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傅聪还是孩子的时候，弹琴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高兴。跟第一个老师学琴的时候，他自由自在，把一本莫扎特的小奏鸣曲都弹了，弹完后还可以吃一块点心。后来的老师管得严，每次练琴都要在他手背上放一枚铜板，弹琴时不准掉下来。这样弹到11岁他就不想弹了，跟父亲吵架，想要去参加革命，后来一个人留在云南上学。不过，远离音乐的日子只过到17岁。他帮同学的唱诗班伴奏时，满教堂的听众被他的音乐深深打动，大家自发地为他募捐路费，送他回上海继续学琴。

1956年，傅雷夫妇和傅聪在书房

就这样，傅聪在17岁时又回到钢琴面前。从那时起，钢琴开始让他敬畏，也让他着迷，再也用不着任何人催促他练琴了。父亲发现，睡在床上的他还在背乐谱，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继续弹，后来上台演出时，傅聪常常十根手指都包着橡皮膏。

钢琴前的傅聪是忘我的，那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听他弹琴能感觉到，他要离开，他要用音乐离开眼前的世界。他也因为这种忘我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一年后，他在上海第一次登台演出。两年后，他到波兰学习演奏肖邦的作品。1955年，他在第五届华沙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获得第三名，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玛祖卡奖，这是最能深刻诠释肖邦的奖项，他也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中国人。一个中国年轻钢琴家竟能这样深刻诠释风格极难掌握的肖邦，音乐评论界因此将傅聪定义为“一个中国籍贯的肖邦”。

分隔两地的日子里，父与子逐渐迈向不同的命运终点。傅雷写信给傅聪，告诫他：面对人生，高潮时不致太紧张，低潮时不致太沮丧，就是人生胜利，如若依然苦恼，可以听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读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就会熬过难关。而傅聪那时候的信里分享的多是明媚的讯息，他写给父亲的信里一多半都在谈论音乐，分享他在演奏中感受到的乐趣。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份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只是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音乐是最重要的事。这也造成了他和时代之间的误解。在作家叶永烈的记录里，文化部的领导批评傅聪在留学期间过多谈论苏联问题、波兰问题，告诫他再这样下去，就要回国下乡劳动。这句话让傅聪真的以为，回国就要接受劳动改造。他是一心要活在音乐里的人，17岁才认真练琴的手一旦拿起锄头种地，还怎么弹琴？于是，他没有回国，买了一张去英国的飞机票。这是他一生最受争议的一次选择，有些事情因此彻底改变了。1966年9月，傅雷夫妇自杀。再也没有人跟他在信里热烈地讨论音乐，钢琴前只剩下他自己。

到音乐里去

傅聪伦敦的家里，顶楼的房间是他的琴房。一整面墙的书架上装满了琴谱，两架三角钢琴占据了屋里几乎所有空间，只剩墙边小小的角落。钢琴家守着窗户练琴，从天亮练到天黑。

他的练琴时间是每天10个小时，80岁之前几乎天天如此，最长的一次连续弹了14个小时。他不吃午饭，不睡午觉，练到满意才去吃晚饭，要是有弹不好的地方，晚上他是睡不着觉的。由于手指常年过度劳累，经常受伤，他得了严重的腱鞘炎，可他还是缠着绷带继续练琴。后来，医生强制要求他休息。80岁的时候，他才勉强把练琴时间缩短到每天6个小时。

他始终活在一场紧张的追逐里，总觉得自己手指很硬，不够灵活，而且17岁才认真学琴，童子功不够，“我做钢琴家永远觉得难为情”。就连刚做完手术，医生叮嘱要休息，傅聪还是每天练琴，妻子劝不住他，打电话回国，想让弟弟傅敏劝他休息。傅敏反过来劝她，哥哥是必须活在音乐里的人，没有音乐他才会痛苦。

1979年，傅雷夫妇平反，傅聪获准回国参加追悼会。回国后的除夕夜，他到作家白桦家里聊天，两个人喝酒喝到天亮。傅聪讲起自己在国外的20多年，讲他的痛苦跟漂泊无关，也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孤独。

后来的傅聪喜欢躲在黑暗里弹琴，很少接受采访，也不喜欢参加公开活动。前半生想说的话，都写给了父亲;后半生想说的话，都告诉了钢琴。坐在钢琴前，他是音乐的奴隶，这是他的宗教，也是他人生中几乎唯一的表达出口。

其实傅聪在一生的演出中，曾有过一次毫不犹豫的登台。1966年11月，傅聪辗转知道了父母的死讯，残酷的是，第二天他还有音乐会。他失去了至亲，也失去了知音，那一次是真正的“不行了，弹不了”。后来傅聪接受采访时说，几乎就要取消演出之前，他想起了父亲：我知道，假如我取消这场音乐会，我父亲会失望的。

第二天的音乐会如期举行，舞台上的灯光一亮，钢琴家又一次走向钢琴。傅聪绝大多数的演奏会流程都很简单，快步走上台，在昏暗中弹琴，然后快步走下场。只在那一天，他在开始弹琴之前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2010年12月，傅聪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独奏音乐会。

在音乐圈，傅聪结交了不少挚友。跟傅聪同年参加肖邦大赛的阿什肯纳齐，和傅聪同一天生日的巴伦博伊姆，三个钢琴家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都是远离故乡的漂泊者。

音乐里的赤子是孤独的。傅聪是一个喜欢用唐诗、宋词表达古典音乐的人，听众需要通晓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才能真的听懂他在说什么。他说舒伯特是陶渊明，莫扎特是李白，早期的肖邦是李煜，晚期的肖邦是李商隐。演奏德彪西的时候，他说这是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的内心渴望着共鸣，如同在《傅雷家书》里那样与父亲高山流水，这是父亲教给他的学问，也是来自母语文化的认同感。可在西方世界里，人们常常只是望着他，称呼他是“来自东方的哲学家”，并不能真正理解他。

傅聪理解音乐的方式，很像自己的父亲。傅雷做翻译时缜密细腻，力求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气氛、情调一一吃透;而傅聪研究音乐，像一个人类学家搞田野调查，他非常小心地读所有乐谱的原始版，检查作曲家手稿里的每一个注释，有时候作曲家把一段注释写好又划掉，他还会来回推敲其中的心理变化。不仅如此，肖邦去度假的岛是什么样子，写这首曲子的那一年经历了什么，他都会一一调查。为了不误解作曲家的本意，他还会去肖邦故居的钢琴上做试验，确认踏板到底有没有不同，音色听起来是否不一样……

晚年回国教钢琴大师课，他把每一页乐谱都讲得很细。他在课上最常问的问题是：“你觉得这首曲子在讲什么？”

教课时的傅聪有一种孩子般的率真，整个课堂上最强烈的情绪是他对共鸣的渴望，想要分享，想要理解，想要听到回音。给学生试奏时，他沉醉于旋律中，然后睁开眼睛，向学生俯过身去，脸上是一个老人的天真。“你知道吗？这就是卡珊德拉。”他边弹边哼唱旋律，指着琴谱叮嘱每一个演奏细节，如此反复，并不时用典故启发学生，讲南唐李后主、赴死的浮士德、得不到理解的卡珊德拉，还有特洛伊人的末日。他的殷切期盼全部写在了脸上……

2014年，傅聪80岁，我在那一年听了好几场他的80岁生日音乐会。那时的我听不懂他的肖邦，可是我迷恋他在音乐会现场展现出的那种力量。后来我看到他的访谈，更理解了他的信念，“人世间有很多喜怒哀乐，只有音乐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变成美的东西”。所以，不管在场的人有怎样的烦恼，有他在的音乐厅都是一座教堂，他要用琴声把所有人带去另一个地方，逃离自己的苦，离开小我的世界，去欣赏音乐的美。

回国演出时，他不止一次站起来跟现场听众抗议，要求他们停止聊天，不要拍照。在长沙田汉大剧院演出时，音乐厅楼下是迪斯科厅，他连续三次下台，拒绝在听得到迪厅舞曲的状态下弹琴。1987年在台北演出时，照明电源的变压器噪音太大，他在中场后要求工作人员关掉电源，换成蜡烛照明。

所幸，人们听得懂。台北音乐会最终留下音乐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只有呼吸声的大厅里，肖邦在那一天的琴键上复活了。演奏结束后，人们迟迟没有离场，音乐厅里烛光摇曳，掌声雷动。

江声浩荡

2020年12月28日，傅聪在英国伦敦去世，弟弟傅敏在一天后得到消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句话也没有说。

傅聪去世后，我重听了他的《C小调夜曲》，听他留在肖邦夜曲里难以被理解的明媚。那一天，我开始试着用傅聪的方式理解肖邦，抛却所有权威诠释，回到肖邦的原稿，以常人的方式理解他。答案竟然很简单：这首遗作虽是最后发表，但据音乐史学家考证，其创作时间是1837年，那一年肖邦经历了痛苦的失恋，却也在同一年邂逅了乔治·桑，恋情让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所以，这段夜曲与哀伤无关，也不是离国恨，而是他生命中的爱慕。人生再难有比爱情更明媚的事情了，所以，傅聪想在这首夜曲里表达的，确实是只有中国人才听得懂的诠释——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2020年最后的日子，我终于听懂了傅聪，他终其一生想要表达的是肖邦身上的“诗”。在钢琴面前，他献上的不是傅聪的肖邦，而是一个最接近肖邦的傅聪。

在一生接受过的采访中，傅聪最常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做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早年，他回答过修养、才能、品格、赤子之心;最后的答案是：“现在我觉得，也许最重要的是勇氣。能够坚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永远表里如一，尽管这很难做到……”

我常常想，什么是傅聪的勇气？答案也许是那些他没有做的事。在音乐的世界里，与他共鸣的一切都很特别。他最喜欢的指挥家是富特文格勒，一个在历史上被贴过“屈服”标签的人，他喜欢的肖斯塔科维奇被称为“懦夫”，舒伯特是房龙笔下“一生没有交过好运的病秧子”，而他听柏辽兹的作品时，哭到久久不能站立，给指挥写了40多页的信。那么柏辽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陷入孤独深渊的人。傅聪恰恰从这些人的音乐里，发现了美，读到了力量，那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力量。傅聪特别喜欢一个网球冠军，但是在这个冠军输的那天喜欢上他的，因为他笑了，还赞美赢了他的对手，傅聪说：“看到他一出场，我就泪流满面，这才是大写的‘人字！”

他是一个信仰“无音之音”的人，相信那些没有说出口却真正存在的真理，这是父亲在他人生之初就为他选定的路，“听无音之音者谓之聪”。

晚年的傅聪常说，父亲讲的第一堂课简直是自己一生的写照，尤其历经变故还能活下去，靠的就是最后一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把这句话视为自己的理想。

作为钢琴家的傅聪终年86岁，但是他的音乐依然活着，直到今天仍能带我们去倾听真正的肖邦、莫扎特、德彪西以及舒伯特，所以，我们还远没有到跟傅聪告别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想说的话，毫无保留地诉诸音乐，它们会活下来，活到下一个时代。

谈到傅聪的音乐，我只有一个遗憾。他在一次访谈中偶尔提到，小时候曾经为父亲写过一首曲子。傅雷在房间里吟诗，他有感而发谱了一曲。晚年弹奏德彪西的时候，他会想起这段旋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首曲子，可惜现在永远地消失了，20世纪的高山流水已成绝响。仅存的细节只有这些：写这首曲子时，他们命运中的风雪尚未到来，那一天，父亲吟诵的是另一个时代的苦涩，儿子谱写的也是另一代人的远行。只是我们再也无从听到了，就像那时候谁也未曾料到，触动父与子共鸣的浩荡江声，竟如谶语的，是纳兰性德的《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