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永远做党的忠实的儿子，一位老科学家践行入党誓言的报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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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李家治（1919-2017），安徽肥东人，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党员，著名古陶瓷与特种玻璃材料科学家，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主要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化学组成变化规律和历代名瓷釉的形成机理研究等方面造诣很深；在玻璃非晶态、光导纤维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 夜空中闪亮的星
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小时候父母亲经常带我们兄妹三人到延安西路1000号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去游玩。那时不要说在南京路附近，几乎整个上海市区的人们都能在晚上准确地捕捉到一颗熠熠的红星——中苏友好大厦尖塔顶端的红色五角星。父亲指着这颗五角星告诉我们，他接到所里下达的任务，要指导玻璃厂的工人们研制五角星红玻璃的重要任务。这颗五角星直径4米，由钢框架制成，外覆红色玻璃，内装125只灯泡，总功率六千瓦。红玻璃要求在严寒酷暑的剧烈变化中不变形、不爆裂，这在当时非常有技术难度。在父亲的带领下，经过30多次试验，团队终于成功制成能耐热120℃、耐冷零下12℃的红玻璃。父亲还告诉我们，他亲自多次到大厦乘电梯进入已经安装好的五角星内部，实地体验，确保红玻璃五角星质量。时至今日这颗红色五角星依然是“夜上海”闪亮的星，它也照亮着我的父亲以投身国家发展为己任的科研之路。

硅酸盐所档案馆里存放着的中苏友好大厦塔尖玻璃五角星的纪念模型。

重拾民族自信的“中国礼品瓷”
父亲原先在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是从事玻璃新材料的开发和研究工作，并已崭露头角。只是在1956年，被突然调去开展瓷器的研究。时任所长周仁郑重的的告诉他“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一个重大任务，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作为瓷器发源地的中国，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为了提高国家用瓷和礼品瓷的质量，父亲被调到由周仁所长领导的景德镇瓷器研究组（简称国瓷组）任组长。研究组在周仁所长的带领与指导下，我父亲从头学起，多次前往景德镇，并和当地的科研力量结合开展深入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与周仁所长共同撰写了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为改进景德镇瓷器的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一系列数据，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到1959年，按照父亲工作团队给出的新配方，一批质量上乘的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在景德镇成功制出，受到外交部的认可，父亲的研究团队胜利完成了任务。
经过这次研究使父亲深刻认识到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绝不是偶然的，除去中国瓷器的外在艺术表现外，还深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科学道理。父亲认为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发明的瓷器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科学技术内涵的阐述和揭示“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萌发了他对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过程和胎釉物理化学基础研究的浓厚兴趣和责任感。

周仁所长指导“国瓷组”开展工作，完成周总理下达改进景德镇瓷器质量的任务。左二是周仁，右一是父亲李家治

“国瓷组”于1956年制作的国瓷款粉彩牡丹纹盘

听从组织召唤，岗位数变
1959年，正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父亲，接受周仁所长交给的恢复浙江龙泉窑生产的研究工作。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赴浙江实地考察，并收集了许多古瓷样品，这也正是父亲研究团队计划中要把中国古代名瓷逐一研究清楚并能恢复生产的远大规划之一。恰在此时，所领导又决定调父亲回玻璃研究室任三室主任。这使他又一次放下熟悉工作，承担开拓新领域的使命。这次父亲接受的是军工任务：雷达天线罩用微晶玻璃的研究，从实验室到中试后进行批量生产，提供部队使用。1960年，已经光荣入党的父亲，斗志昂扬地带领工作团队投入战斗，深入到料方选择、配料、熔炼、成型、加工、热处理和测试等各道工序，经过八年努力，达到任务指标，最后在实验室车间试制出1:1的试验件，并将整个工艺推广到玻璃厂进行批量生产，提供总装单位使用。对整个型号来讲，差不多提前10年完成任务。在此期间，父亲和合作者共同写出10篇相关科学论文，并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上世纪70年代初，当国际上刚出现光导纤维的报道时，父亲就敏锐地预见到，做诶传输介质，光纤在未来通信技术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于国内率先组织和领导了玻璃光纤的研制，使上海率先开通了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为最早在国内研究光纤的单位，并于1985年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人自己书写的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
让父亲重新捡起中国古陶瓷研究工作的转机出现在1978年。那年中国硅酸盐学会为了要出版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陶瓷史》，其中涉及“中国瓷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一国内外争论很大、而又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中国硅酸盐学会派专人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寻求帮助，并数次邀请我父亲参加。由于父亲当时正在主持光导纤维的研究，研究所领导要求我父亲两方面兼顾。于是从1978年开始，父亲又开始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工作。在这期间，父亲领导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首次完整的提出中国由陶向瓷发展的五个里程碑和三个重大技术突破，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及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父亲说：这部著作对世界的影响还无法估量。闻名于世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一直有计划要出版一本中国陶瓷科技史，但到现在也未能写成。我们这本书的问世，捍卫了中国陶瓷科技史应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专利权！
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硅酸盐所古陶瓷研究团队成为世界上唯一对“从陶到瓷的技术发展过程”做了详细研究的团队，并建立了“古陶瓷物理化学基础数据库”，还创建了闻名遐迩的“科窑作坊”，在世界上成为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圣地。在这个时期，父亲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同时发表了他的绝大部分玻璃和古陶瓷论文，培养了多名玻璃和古陶瓷博士研究生。还在88岁高龄时完成了最后一本著作《简论官哥二窑--科技研究为官、哥二窑时空定位》，作为上述《陶瓷卷》的补遗。父亲说这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我是亲身感受到这位“聊发少年狂”的古稀老科学家在为实现”科技强国”的中国梦的道路上的奋发拼搏的劲头。

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的专著

科窑烧制仿古瓷器所用的梭式窑。

父亲李家治和美国李政道教授合影。李政道教授为科窑作坊题字。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把科窑产品作为中国科学院礼品赠送崔天凯大使。

父亲88岁高龄时写作的最后一本著作《简论官哥二窑》。

老当益壮扶持新秀
父亲在自己搞科研的同时，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不仅培养研究生，还注意对在职科研人员的培养，也经常到大学讲课，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研究和分析方法，提高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父亲对自己的学生要求很严，所以他的学生在做学生时都怕他，说他太严，但是毕业后不但不怕，还爱他。父亲先后培养了很多学生，在他培养的多名博士生中，还培养了两位古陶瓷专业的博士。父亲觉得他们年轻有为。肯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硅酸盐所里的同志经常和我父亲开玩笑说，他是培养所长的专业户。原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上海硅酸盐所原所长罗宏杰及副所长罗澜都是他培养的学生，景德镇市委常委、景德镇陶瓷学院副院长吴隽也是他培养的博士。

李家治先生与课题组成员合影。

李家治先生与古陶瓷课题组成员讨论工作。

硅酸盐所党委书记刘岩、所长宋力昕到医院探望李家治先生。

两位学生俞大鹏院士、罗宏杰教授探望老师李家治先生。

永远做党的“忠实的儿子”
我在中国科学院百部档案微视频中看到了我父亲在1955年4月22日写的入党申请书，并在1960年6月28日入的党。计算到父亲的逝世，也有57年的党龄。父亲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中写到：“为了更好的为人民多做一些事。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量，我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我最敬爱的党，永远做党的忠实的儿子。”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一生追求真理、爱国奉献、严谨治学；他光明磊落、两袖清风、淡泊名利、荣辱不惊，展现了一位老科学家爱党爱国的高风亮节和情操。父亲一生研究科学，为祖国的科学事业鞠躬尽瘁，最后还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做科学研究，这是他为国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父亲在科学事业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践行自己入党的誓言，践行初心和使命，因为他要做，而且已经成为“党的忠实的儿子！”

我父亲的入党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