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光前行

江武烈

我的回忆（二十二）

家庭三歉

一、父亲

　　我的父亲江龙，出生于1915年7月30日（农历乙卯年六月十九），仙逝于1997年8月30日（农历丁丑年七月二十八），享年83岁。

父亲兄弟3人，姐妹3人。哥哥江恭，弟弟江洪泉（后祖母带来的），他排行老二；姐姐江碧，妹妹江月兰、江笑。但江家房屋是祖业，堂兄弟同在一家大屋生活，祖上长辈就把他们堂兄弟合成一家排列。老大江湖，老二江恭、老三江明祿，老四江龙，老五江洪泉。

祖父江桐，据说是个习武之人。我出生时，他已仙逝，我印象中只记得我的祖母林语。祖父没有给我们孙辈留下更多经历信息，连生逝日期我们也没从知晓。但有一段故事至今在我们孙辈中流传。说的是曾祖母的娘家不知什么原因和曾祖父不和。据父亲健在时偶尔言语推测，曾祖母娘家是个大户人家，在东山后铺山开有商号，姓氏至今无证可查。曾祖母逝世时，祖父兄弟前往报丧，但娘家不理。按当时风俗，娘家亲人未来理丧，要在家中停棺三年。江家只得在棺材里多放石灰、草纸，在屏后房停放三年。等到出葬时，按东山风俗殡葬队伍要按前后街路线走一圈。当出殡队伍走到前街曾祖母娘家门口时，被娘家人拦住，不让通过。这时安排丧事的理事，也就是土话叫“土公仔”，赶紧告知祖父兄弟。祖父前往理论，娘家人还是不放行。这时祖父气势暴起，自己带头推开人群，叫“土公仔”把棺材放在娘舅家的大厅里，然后一行人转身回走。这时曾祖母的娘家人赶紧过来向祖父兄弟作依打揖，要他们把棺材抬走，他们不再阻挠。至此，约法三章，井水不犯河水。祖父的性格豪放可见一斑。

江家古厝是祖上留下的产业，一厅四房间，一方院堂二厨房。大门对联颇具特色，白底蓝字用灰土粘凸而成。“守东平王格言为善最乐 遵司马光家训积德当先”。此联足见江家先人行善积德的遗训。

父亲一生勤劳善良，勇于担当，虽坎坷波折，遇有险恶，但化解为安。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规定家里有三丁的要2人当壮丁。于是父亲和弟弟江洪泉分别被抓抓去当了国民党兵。据父亲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说，在日寇侵略中国时期，他到了武汉一带打日本鬼子。当时，他还走过几个省份的地方。因他目不识丁，家信都要求人代笔，所到之处也记得不多。他具体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几年兵也没有告诉我。他津津有味地告诉我一件事，那是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年，他所在部队刚好在上海，在老乡的帮助下，他偷跑到上海一家东山后林人开的油行躲起来。后来在东山好心老乡的安排下，藏身于海上油轮的油桶里从上海来到厦门，然后辗转回到家乡。这其中肯定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但父亲不善言辞，我也无从得知。

我叔江洪泉后来当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同时也加入到解放军队伍中来。东山解放后，他要求回家。当时人民政府要给他安排工作，但他坚持要回家务农。政府发给他几十斤谷子，算是安家费。后来他一直在家安心务农，成家立业。

母亲陈雁是个童养媳，从小就指定许配给父亲。在父亲当兵期间，在江家长辈的安排下，母亲从我伯父家过继了一个儿子，叫江白奎；从我小舅舅家抱来了一个女孩子当童养媳，叫陈亚辉；他（她）们也就是我的哥哥和嫂嫂。

我的父亲母亲于1939年结婚，到了1948年农历7月23日，我才出生；三年后我妹妹江婉贞也来到了人间。

解放后，父亲担任过东山县城关镇九街大队生产队长、副大队长、贫协主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江汉（后任龙溪地区法院领导）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时候启用他担任城关镇劳力调配处主任。解放初期因土改工作积极，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是个刻苦勤勉的人。记得我们刚到漳州工作时，他跟我们到漳州生活一段时间。当时，空八军干休所每家都有一间用篱笆隔起来的饲养间，专供养鸡养鸭用的。我家也给了一间。父亲利用这间养了几只鸡鸭和竹鼠。他每天拔青草喂竹鼠，用剩饭菜养鸡鸭。每一天也忙得不亦乐乎，叫他别干了，他还不高兴。他还准备在山上开荒种菜，被我极力阻止了。

在东山，我每次回家给他带几包中华之类的较好的香烟，但他都舍不得抽，拿到店铺换较差的香烟。我说他，他总是一句话回答我，好烟抽不惯。

我的父亲一生具有特殊的经历，所以他的思想观念体现出与众不同。第一他认为家里虽然贫穷，但是至少要培养一个读书人。第二生活方式必须跟上社会，去俗就简。所以我们结婚时，提出旅行结婚，不办酒席，他一概支持。第三他多次向我提出，他身后骨灰要撒到南门海域。这一点我违背了他的意愿，还是入土为安。父亲在天之灵，也会体谅儿子的孝心。

拍摄于1986年秋

1988年夏拍摄

拍摄于1995年春

1986年秋在东山家院子。闽南日报社摄影记者张伯偕拍摄。

1994年2月在东山家里。

同上

金婚照。1994年重阳节东山县城关镇老年委颁发。

拍摄于1994年

拍摄于1987年夏空八军干休所家中。

拍摄于1987年冬。闽南日报社摄影记者张伯偕拍照。

1987年夏父亲江龙和孙子江帆、孙女江漪在漳州空八军干休所家里合影

1986年春节在东山家里。

父亲和女儿江婉贞拍摄于1995年春。

二、母亲

　　母亲陈雁出生于1917年十二月二十日；仙逝于癸未年九月初一，公历2003年9月26日。享年87岁。

母亲出生于东山銅陵关帝庙旁菜园里的一户渔家，家里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她排行最小。当时因外公外婆家里穷，子女多，从小就送到江家当童养媳。

母亲一生勤俭，辛苦劳作，为子女可舍掉一切。大概在1960年前后，母亲怀孕难产，紧急送到医院急救，但胎儿还是夭折了。听说还是个男孩，母亲对此非常痛惜，每年这一天都在大厅门口设坛，打上饭菜，祭奠这位连脸都没见过的儿子。算是婉惜，也是一种慰藉。母亲非常坚强，胎儿夭折后，她努力保留自己的奶水，给三个小孩当奶妈。她把得来的微薄酬金补贴家用，培养我读书。

母亲对待人家小孩如己出，一丝不苟，认真喂养，后来有两户人家小孩认母亲为干妈。

心地善良是母亲的性格。伯母洪芦仔听说是长了泡疹。这种病在现在是常见病，打个针服几剂中药就好了。但在解放前，这种病却夺走了她的性命。伯母死后，留下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母亲视他们为自己的子女，各方面都给予特别照顾。长大后，堂姐江垂给母亲当干女儿。

母亲有两个干女儿，另一个叫王巧。王巧家生活困难，多子女，丈夫体弱多病。我家虽然生活困难，但母亲还经常接济他们。后来，王巧就拜认母亲为干妈。

母亲的两个干儿子两个干女儿是这样得来的。

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记得小时候，由于体质较弱，一到冬天手脚冰凉。母亲每天晚上都把我的手脚拢在她的心窩里，手脚暖和了她才放开。

我至今铭记母亲的一句话。父亲对我管教很严，每当父亲呵责我时，她总在一旁说：“骂可以，但不能动手打。”

父母恩重如山，遗憾的是，他（她）在世时，我们挣钱少，他们享不了多少福。现在家庭经济好一点了，他（她）却离开了我们。

拍摄于1986年

拍摄于1986年

拍摄于1988年东山家中。

拍摄于1986年冬东山家里的院子。闽南日报摄影记者张伯偕拍摄。

拍摄于1986年冬家里院子。闽南日报社摄影记者张伯偕拍摄。

拍摄于1986年家中。东山县委宣传部摄影干部许永森摄影。

拍摄于1990年

母亲在孙子江帆周岁时拍照留念。拍摄于1980年冬。

拍摄于1986年东山家里，和孙子江帆、孙女江漪在一起。东山县委宣传部摄影干部许永森拍摄。

父母亲结婚于1939年，金婚照。1994年重阳节由东山县城关镇老年委颁发。

拍摄于1994年

三、兄妹

我有一个哥哥叫江白奎，大我四岁。他是我伯父江恭的第二个儿子，因我父亲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由家里长辈做主，过继给我父亲当儿子。当时母亲还收养了小舅舅家的女儿陈亚辉当童养媳，一家三口过日子。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从上海逃跑回家，1948年我才降落人间，妹妹江婉贞于1951年出生。

记得哥哥江白奎在二十四岁时和嫂嫂陈亚辉（二十二岁）结婚。他（她）们有一个儿子江喜钦和三个女儿江麟、江缎、江玉。哥哥和嫂嫂一贯在家务农，生活平淡如水。喜钦是在1967年出生的，我入伍前还经常抱他到城关供销社东山一中师生聚合点办公桌上学爬行。

哥哥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小孩，经常出现和儿子争吃东西的笑话。过年过节时，母亲都要蒸一些粿。这些糕粿一时吃不完，母亲就把它切片晒成干，收藏起来平时当零食。那是在我当兵探家时看到的一幕。一天下午，哥哥要下地浇菜水，到父母亲房里吊在半墙上的篮子里拿粿干吃。这时被他儿子看到了，也缠着要。这时，白奎把粿干放在身后的手上，来回倒腾着把空手摆给儿子看。笑得我伸不直腰。

可惜，白奎兄在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得了鼻咽癌。起先是耳朵下面长了个包，他以为是长“里力”，也就是腮腺炎。给“柴头先生”（民间医生）疹治没效果，后来到医院检查才确认得了鼻咽癌。我当时在杏陈公社办公室当干事，闺女才出生不久，但也赶快带他到汕头人民医院放射治疗。当时漳州地区医院还没有这种设备。

在汕头我找了我的老战友林基亮，他的爱人是人民医院护士长，正好拜托他们办理住院等治疗手续。我晩上和林基亮的小弟弟合睡一铺。这样白奎在汕头完成第一期放射治疗。

从广东回来上班第一天，我就接到通知，县委书记张克瑤亲自到杏陈督战，要我在当天必须做完计划生育结扎手术。当时，计生政策是只生一胎，最多二胎。我第二胎女儿出生还没满月，县委书记张克瑶就到杏陈督战，要我马上结扎。刚好我陪哥哥到汕头治病，所以待后处理。在杏陈公社保健院给我手术的是一位姓林的主治医生。这位医生医术不错，手术顺利，没有留下后遗症。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带哥哥到汕头医院化疗。化疗后还带了不少药包回家服用。但服药后身体反应较大，他就没有遵医嘱服用。这样，不到五年时间，他的病又复发了。病重时，我到床前看他。他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兄弟啊，我看不行了，我有件事交待你，我家的房子不能让人家霸占了。”我安慰他，好好养病，会好的；房子没人敢霸占的，这点你放心。当时也只能这样对他说。

白奎去世时也才四十出头。

妹妹江婉贞小我三岁。因家中贫穷，从小没有读书。哥嫂结婚成家早，所以小时候就跟着母亲打杂活。

印象中，在收成季节里，她和母亲经常跟大墓里（地名）的大姑母江碧一起到田野里拾稻麦穗，在田地上翻地瓜、花生，干些拾荒的活儿。特别是冬天到水产加工厂挑杂鱼，那几乎都是半夜的活儿。因下半夜或凌晨桁仔鱼来了，她和母亲一起到加工厂挑拣鱼，也算是给鱼分类，按大中小分类拣挑。当时又买不起手套，只能赤手在鱼堆中分拣。桁仔鱼有一种“毛虫剌”，扎到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痛。但她们被“毛虫刺”扎手几乎是每天都有的事，被扎到用嘴巴呵呵气就算完事了，还要接着干。这样一次干二、三个小时，也只能能赚个几毛钱，不上元的。

妹妹从小就这样跟着母亲干活，挣些钱供我读书。而她却一天学也没上过。

因为没有文化也耽误了她的前程。1969年要征一批女兵，县武装部叫她参加体检，一切合格，后定兵时接兵人员就因她没有文化被淘汰了。

我能有今日，妹妹是应记一功的。

妹妹非常支持我，因我在漳州工作，后来父母亲生病卧床服侍都她一人承担。

妹妹，辛苦了。

妹妹江婉贞拍摄于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