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贵记的平凡历程（上）

老九

　　谨以此文

　　献给“姬贵记”诞生100周年！

（1922--2022）

目录

（上）

一、 序言 姬传斌

二、 姬贵记的平凡历程 姬传斌（执笔）

1、 闯荡天涯 祖父来荆沙

2、 自立门户 创建“姬贵记”

3、 暂避日寇 乡下难栖身

4、 重起炉灶 艰辛再创业

5、 子女众多 难为父母心

6、 跌宕起伏 合营成“正果”

7、 命运坎坷 辞世终宽慰

8、 缅怀亲人 子孙尽其善

（下）

三、 永恒的怀念

1、 追忆慈爱的母亲 姬传富

2、 回忆母亲二三事 姬传毅

3、 难以忘怀的亲情 姬传家

4、 缅思我亲爱的的爷爷 宋 晴

5、 怀念奶奶姬传荣 蔡 勇

6、 思念我的妈妈姬传贵 卢 华

7、 难忘的另类记忆 姬传毅

8、 词一首 清明祭扫 姬传斌

四、 百年老店 绵绵钟表情 姬传斌

1、青莲巷5号老宅

2、姬忠鸣试展身手

3、姬忠华“校证”光阴

五、 附件

荆州市姬氏家族《字辈谱》

一、序 言

河流万里源头在，

树长千尺叶归根。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敬先祖，重视传承的民族。姬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上古大姓，湖北沙市的姬氏一脉，却并非高门大户、名门望族。可是，我们不能忘却祖辈们来到湖北沙市，在这块土地上拼搏奋斗的历程。

退休闲暇，有时会突发冥想：我的父母他们来自何方？父亲是个修理钟表的手艺人，“姬贵记”走过了怎样的路程？孩童时记忆中的“五爷”、“四爹”、“伯妈”、“贵姐”等等都是谁？……无数个原来忙碌时从未考虑过的疑团，会不时涌上心头。

大约在去年七月的一天，我给南京85岁的三姐打了个电话，谈了我希望了解父辈过往经历的一些想法。交谈中，感到三姐既觉得比较突兀，又似乎认为很有价值，但难度较大。稍后，我用微信聊天的方式，给她发去了希望了解的部分疑问。没想到十几天后，收到三姐的“姬家轶事碎片”，满满十九张纸的书面回复。读着这用钢笔书写，密密麻麻蝇头小字的资料图片，我的心潮了。我会意到三姐的情感，认真将图片内容整理成正规文档，开始搭构出“姬贵记”的一个基本轮廓。

毕竟都是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多次的社会动荡和家庭迁徙，导致实物资料基本丢失殆尽；父母、大哥、大姐、六姐和不少主要当事人也先后离世，无法问询。我们十个子女还健在七位，最大的二姐已经89岁高龄，最小的十妹也达古稀之龄。只能努力从健在的子女、甚至亲戚家老人们的记忆中去搜寻蛛丝马迹。随后，三姐又补充了近十张纸的书面资料。二哥、八哥、二姐以及其他各位在世的子女和已经去世哥哥、姐姐的家人，都慢慢参加了对家庭经历的回忆和书写，并搜寻出不少有纪念意义的老照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伯家的三哥姬叔文（93岁）、大侄子姬忠华（76岁）；二爷爷家的姬传惠（70岁）、姬传忠（72岁）；母亲娘家外孙女夏瑞兰（71岁）等，都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和材料。在此，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经过近一年的资料搜集、梳理和编写，《姬贵记的平凡历程》这份材料终于初现眉目。这本菲薄的小册子凝聚着大家的心血和热情，是亲人们对沙市姬氏家族无限钟爱的倾情结晶。

《姬贵记的平凡历程》只是沙市姬氏家族一朵小小的花絮，只是社会进步中一段微不足道的历史。由于掌握材料的局限并囿于执笔者的水平，可能会有贻误以及表述不明晰之处。但是，通过这些叙述，希望能够代表我们十个子女，表达出对祖辈、对父母的无限追念和哀思之情；也希望能够给子孙们一个交代：你们的长辈们都是兢兢业业之辈，绝非碌碌无为之徒，他们为国、为家都尽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你们可以为是姬贵记的子孙而自豪。

　　让我们涌动传承的血脉，为家庭幸福、家族兴旺、民族振兴增光添彩。不忘前辈的奋斗历程，珍视现在的幸福生活，更加努力的迎接美好的明天。

姬传斌

2021年4月28日于北京 海淀

二、“姬贵记”的平凡历程

1、闯荡天涯 祖父来荆沙

　　明清时期的沙市，长江和汉水在此交织，水路交通便利，使其成为中南腹地商贸流通，融贯川蜀的重镇。城市格局沿长江北岸分布扩张，商贸、交通和手工业蓬勃兴旺，商贾货栈云集。据《广阳杂记》记载当时的盛况：“舟车辐辏，繁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使沙市跻身全国十大商会都市之列。

清朝咸丰年间（1860年左右），两个风尘仆仆的年轻后生，穿过鳞次栉比的店铺客栈，来到喧哗的沙市江边。眼见长江码头舳舻相继，帆樯如林；拖船埠到便河垴，一艘艘商船跨堤易江，号子震天，一派热气腾腾的繁忙景象。

　　新来者是一对亲兄弟，哥哥叫姬世福，弟弟叫姬世富。他们背着简陋的行囊，怀着离乡闯荡的勇气和雄心，由北方途经河南，来到湖北沙市。这有点类似于当今的年轻人，随着改革热潮到南方去寻找商机、打拼前程。

　　已经无法知晓当初他们的境遇和波折，只是听老人说过：最初，他们从基础的小本买卖做起，曾经提着竹篮子，以沿街售卖鸡蛋为生。经过他们各自的努力拼搏，两兄弟都在沙市站稳脚跟，自立门户，生意经营有成，逐渐跻身普通市贾人家。
　　哥哥姬世福，是我们的亲爷爷。他后期经营“广货生意”，相当于如今的百货商铺，这是需要一定本钱的行当。爷爷在沙市娶妻生子，育有四男一女，依次为：大伯、二伯、三伯、四爹（女）和我们的父亲。岁月隐没了奶奶的姓名，只知道奶奶精明能干，很会持家，要求子女“学文化，有知识，走正道”。爷爷在1905年父亲出世之前就因病离世，享年57岁。
　　二爷姬世富，在沙市立业成家后，育有四女一男。他似乎经营更有门道，在沙市“洋码头”附近的横刘家场（后改为和平街），开一家气派的米店，并在九十铺街（后改为胜利街）购有部分房产。二爷除了开米行，还懂医术，常有人找上门来诊病，然后到“恒春茂”药店抓药。抓药的都认识二爷的字迹，常说，这是姬先生开的方子。据此可以看出，两位爷爷都读过书，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在他们留存下来的家谱资料中，有从两位爷爷“世”字辈为开端，编排的沙市姬氏家族《字辈谱》：

世 德 传 忠 厚 家 声 定 发 扬

尊 纪 新 爱 国 奋 进 永 图 强

爷爷的长子（我们的大伯）叫姬德修，我们称为大房。解放前生活在沙市巡司街（后改为三民路、解放路）一带，经营店铺的门面正对着谢家巷口。大伯有四个子女（三男一女）：老大姬传俊、老二姬传杰、老三是个女儿叫姬传玉、老四姬传大。大伯子承父业做“广货”生意。后来，我父亲经营“姬贵记”钟表修理后，大伯见钟表修理投入不大，技术性强，收益尚可，也要求他的儿子学修钟表。这样，老大传俊跟着一位钟表师傅学徒三年（那时学徒一般不跟着自家亲戚，担心难以从严管教，对学艺不利），后又跟着我父亲“参师”（类似于进修）一年磨练了手艺。老二传杰，曾经在玻璃铺做过学徒，因难以忍受师娘的刁难，弃学回家。他在哥哥的带动下喜爱上了钟表修理，跟着哥哥边学边干，可算是自学成才。

大房修理钟表和经营百货两样都做，商号是“姬生记”。大伯早年用100大洋，在青莲巷购有一处比较宽敞的住房，他在1941年去世，享年50岁。老四姬传大（后改名：姬叔文）大伯过世后，由两个哥哥供养上学。他读书期间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江陵师范学校毕业后，曾经在沙市“新安小学”先后担任过教师、教导主任和校长。后来到沙市市委工作，曾任市教委第一任招生办公室主任，退休前为荆州市教委付主任。

　　二伯叫姬德璋，也做“广货”生意，规模小于大伯，曾在沙市巡司街刘大巷（后改为望亭巷）与父亲共用过一个门面，二伯在一边卖百货，父亲在一边修理钟表。二伯结过婚，二伯妈生过一个女儿，叫姬传珍。后来二伯妈再次怀孕，生孩子难产，大人小孩均不幸去世。我们的父母成婚后，由奶奶做主，将9岁的传珍过继到我们家，并叫她“幺大”。我父亲是幺房，刚结婚还没有孩子，她就作为幺房的老大。幺大比大姐年长不到10岁，我们的母亲很喜欢她，我们都叫她“幺大姐”。她从小一直与我们共同生活，在日本人占领沙市之前，由母亲主婚，20岁的幺大姐嫁给了四川的一位小伙子，并随他家人去了四川泸州。后来，幺大姐来信告知，她在四川的生活还很不错。她一直将我们家作为她的娘家，我们家做生意时用的一台手摇缝纫机，就是她到泸州后寄来的，解放后还专程回沙市来看望过我们。二伯后来几次成亲，一段时间都没有儿子。我们家的二哥（姬传家）出生后，同样由奶奶做主，在二哥满月断奶后，过继给二房，取小名“二大”，就算是二房的老大。二伯开始对二哥还不错，专门请了奶妈悉心照顾。后来二伯又娶了一个妻子，后妻带来一个儿子，不久又跟二伯生了他们自己的儿子。几年后，因故我们将二哥重新接回家。

　　三伯在年轻的时候（大约十几岁），忽然离家出走了。家里人曾四处找寻，一直没有踪迹，至今杳无音信。
　　四爹是父亲的姐姐。四爹的丈夫姓朱，也是做生意的，好像是卖肉。她家育有一男二女，四爹的儿子朱仁荣是老大，比大姐还年长一点，我们都叫他“仁荣哥”。他20多岁就帮人做糖、烟、酒生意，1954年三姐考上大学，他还送了个脸盆给三姐，后来到农村供销社工作。大女儿小名叫欢喜，结婚后不久就死了丈夫，是否再婚不清楚。小女儿与我们家三姐同岁，小名叫做菊儿，没念多少书。三姐还记得：每次到四爹家里去，他们都会拿出不少好吃的茶点招待，平时还会要我们到她那里拿猪尾巴、骨头等。
　　我们父亲是家中的老幺，虽然爷爷过世早，奶奶仍然格外心疼和照顾他。在家族和谐的环境中，在奶奶呵护和兄弟们的关爱下，父亲逐渐长大成人。

2、自立门户 创建“姬贵记”

我的父亲叫姬德发，字贵卿，是家中的老幺，一九零五年八月十六日出生。父亲出生之前爷爷就因病去世了，他是没有见过父亲面的“遗腹子”，俗称“背父生”。那时奶奶仍是家中的主心骨，父亲的童年不会缺少母爱。奶奶很强调男孩子必须能识文断字，老爸在年少时念过几年私塾，有一定文化。他的两个哥哥都是经营“广货生意”。广货生意量大面广，需要的本钱比较大。爷爷去世早，家里资本并不厚实，失怙之难不可避免，奶奶也想让父亲试试其它行当。
　　父亲曾经在米店做过学徒，这家米店的旁边有一位摆摊修钟表的师傅。父亲当时年仅十二、三岁，精力旺盛，勤奋好学。他在米店当学徒空闲的时候，喜欢凑到修钟表师傅跟前，先是好奇的观看、欣赏，后来兴致越来越高，时间一长还不时给修钟表的师傅做点粗活，打打下手。

不知是父亲对钟表机械的浓厚兴致感染了师傅，还是他勤学好问，不怕吃苦的精神，赢得了钟表师傅的好感。父亲在米店学徒两年后，修钟表的师傅正式接收父亲为徒，传授他修理钟表的手艺。经过三年学徒，钟表师傅看他的技术日臻熟练，可以出师了，就送给父亲一套修理钟表的工具，对他说：有了学到的技能和这套工具，你可以去自谋生路了。

在1922年，17岁的父亲带着师傅送的一套工具，依仗着所学的技艺，在沙市巡司街刘公巷口（又名刘大人巷，俗名刘大巷，后改为望亭巷）自立门户，挂出了“姬贵记”钟表修理的招牌。父亲最早在巷口的路边摆摊，以一张桌子做工作台，桌上放置防护的玻璃罩，还有酒精灯等工具，在不大的桌面上进行钟表修理。那时沙市沿江的街道称为“堤街”（曾经改为大同一、二、三、四街，1952年修荆江大堤时全部拆除，修荆江大堤后命名荆堤路），还有拖船埠、青石大街（刘家场、三府街、拖船埠、青石大街这四条路都平行于堤街，1934年打通后成为中山路）和巡司街都很热闹，商铺众多，人员流量较大。老爸为人态度和蔼，真挚诚信，技术上也不断钻研，日臻娴熟，钟表修理生意不错。

　　1927年，母亲从江陵马家寨嫁到沙市，他们的婚姻是由媒人牵线搭桥。父亲由于聪慧勤奋，掌握了当时属于较高层次的钟表修理技艺，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父母成婚时，新组建的小家庭和奶奶、大伯都住在一起，仍在大伯家搭伙。此时给父亲的摊位送饭，就由母亲担当了。

　　我们外婆的娘家姓王，是江陵马家寨的乡绅，现在称作地主。因媒人从中作祟，外婆嫁给沙市一户姓甯的人家。据说这甯家原来也可算是沙市一户小康人家，曾经也拥有不少房产土地，到他的父亲这一辈已经败落。外婆完婚后，回到娘家述说了夫家的真实窘境。娘家不愿女儿在城里吃苦，于是提出来两条：要么退婚，要么女婿一家到马家寨来谋生。外公无奈，只好随妻子来到乡下，在马家寨安家定居，生儿育女。
　　我的母亲叫甯从英，一九零七年腊月十二日出生在江陵马家寨冲河观村，比父亲小两岁。外婆生有四个子女，有三个哥哥，大哥叫甯从泽，身材高大，干“跑马帮”的行当。（这是一个传统的老行当，一般以骡马为运输工具，大多路途较为偏僻艰难，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物流运输”。推测外公也是干“跑马帮”这一行。）另外两个哥哥都念过书，母亲是外公最小的独生女儿。外公外婆均过世比较早，她和三个哥哥实际上是在王家的庇荫下成长。
　　1959年冬季，二哥、八哥等人曾经回过一次母亲的故乡马家寨，见到了当年母亲年少时的居所，那是一处三进院落的砖瓦房，屋后还有一大片竹林。当初的水塘没有见到，大概是冬季水干了。土改后，房子分给了几家农户居住，房子还在，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母亲说，那时候和哥哥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似乎就在眼前。昔日的马家寨残存着母亲锦瑟年华最难忘的记忆。

　　直到1930年，我们大哥出生之前，父亲才结束了7-8年的摆摊生涯，在刘大巷租赁门面开店，免除了严寒酷暑、风吹雨淋之扰，一家人也有了独立的居住环境。在父亲的辛勤经营下，生意稳步发展。据母亲讲，父亲做生意特别用心尽力，能够吃苦，为了解除客户之急，耽误吃饭、睡觉是常有之事。他既钻研修理技艺又注重市场动向，针对客户的需求，适时补充经营内容。有的紧俏零配件，甚至自己动身到汉口去进货。那个时候，沙市水路交通方便，从沙市到汉口都走 “内河”水路。沙市的便河桥、塔儿桥和太师渊都有内河的客船码头，乘船从汉江水系去汉口，大约一周多的时间可以到达。奶奶曾经极力阻止父亲到汉口进货，说是“父母在，不远游”，实际是担心旅途安全。由于父亲做生意很努力，到日寇占领沙市之前，“姬贵记”的招牌已经崭露头角，在沙市小有名望。
　　生意平稳经营，生活安宁平静，子女们也相继降生。大姐传荣（1928年）出生后，接着大哥传振（1931年）、二姐传华（1933年），子女交错出生。到三姐传富（1936年）出生时，奶奶见接连生了两个女孩，有点不高兴了，给三姐取小名“换儿”。两年后果真换来二儿子传家（1938年）出生，一家人皆大欢喜。因为二房没有儿子，由奶奶做主，在二哥断奶后过继给二伯做儿子，奶奶给他取名“二大”，作为二房的老大，离开了我们家。

3、暂避日寇 乡下难栖身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接着日寇先后占领了洪湖和监利县城，沙市已是人心惶惶，风雨飘摇。特别是1939年1月，日军飞机首次对沙市实施狂轰乱炸，沙市江边的堤街，新建不久的中山路等繁华地段房屋被炸毁，炸死、烧死不少平民和儿童，这些血淋淋的场面，给市民商贾带来极大震撼。躲避日军的轰炸和侵扰，逃离故土，当时沙市人恐惧的称其为“跑老东”。不少人都匆匆离沙避难，有的人逆江而上逃往万县、重庆；有的人躲避到沙市的周边乡下。
我们的父母也准备“跑老东”，逃到马家寨母亲的娘家去，避一避混乱的时局。那时候，各种流言满天飞，令人心绪不宁，父母几次推迟“跑老东”的时间。奶奶的性格很刚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她说：要走你们走，我决不走，也不拖累你们。这样，可怜的奶奶悄悄吞食鸦片，含恨去世。
　　1940年3-4月间，父母带着我们一家步行前往江陵马家寨，开始了三年多艰辛的逃难生活。1940年6月8日，日本人占领沙市的时候，大伯、二伯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离开沙市。
我们一家逃离沙市的时候，虽然船码头接连发生逃难的市民被挤落水中、逃难的船票一票难求的局面，市面上的秩序还没有大乱。我们当初也以为避过风头，最多几个月就能够回沙，还可以到乡下母亲的娘家作一次拜访。全家七口人同行：父母双亲和五个小孩(大姐、大哥、二姐、三姐和六姐，二哥在二伯家没去)。六姐传贵刚出生3-4个月，三姐也只有4岁。请了两个挑夫用担子挑着走不动的小孩、部分行李和父亲的工具箱，仅带着部分换洗的衣物前往马家寨。

到乡下时间不长，传来消息：沙市已经沦陷，日本人烧杀掠抢，无恶不作。我们在刘大巷的家也完了，被日本飞机丢炸弹炸毁后烧得精光。我们一家人都成了两手空空，无家可归的人。　　

　　来到马家寨乡下，暂住在母亲的娘家，居住条件尚可。但是，一家人还要生活啊！父亲背着他的“宝贝”铁皮箱，步行到马家寨或郝穴，在集镇的茶馆里摆摊子，给人家修理钟表、唱机、眼镜等。这样，挣回部分钱和物品，贴补家用。大姐、大哥当时分别只有13岁和10岁左右，帮着老妈捡柴火、干杂活。7岁的二姐负责照看两个只知道吃和玩耍的小妹妹。
　　舅舅给了我们一亩多地，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期怎么种田？再说我们也不会种，母亲虽然来自乡下，她也没种过地。曾经有一次，母亲带着二姐去挖野菜，抱回来一些绿叶菜，村里人说这是“沤绿肥”的“草籽”，人不能吃。后来，我们也学会了种一些普通的蔬菜。二姐回忆说：有一种菜薹，长得特别的茂盛，我们一家人吃不完，老妈就叫来大哥和我，让我俩相伴挑到马家寨集镇上去买。两人在镇上蹲了半天，买的人少，卖不完的我们又挑了回来。这段时间，还得亏舅爷和舅舅们的接济，才能够熬过来。

　　我们来乡下没几天，父亲的姐姐四爹她们也逃来乡下。接着，日本人从沙市打到了马家寨，一家人再次面临四处躲逃的状况。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乡下抢了不少东西，要抓人搬运。他们抓到父亲和年幼的大哥。鬼子要父亲用头顶着两口抢来的大铁锅，跟着他们往回走。顶着大锅的父亲看不清路面，跌跌撞撞的被绊倒，两口大锅都摔坏了。日本鬼子过来举起枪托就砸，顿时父亲头上鲜血直流。一起抓去的老乡们赶紧跪下求情，并且又给鬼子找了两口大铁锅，他们才放过了父亲。
这期间，大姐已是十多岁的女孩子，母亲担心大姐受到伤害，只要听到“老东来了”，就带着大姐，由大姐背着最小的六姐，三个人隨当地农民四处躲藏。曾经听大姐讲：她背着六姐在乡下泥土路上走，母亲的“三寸金莲”脚小走不动，三个人摔跤绊倒是常事。有一次大姐摔在水坑边，只有几个月大的六姐头都扎到水中，母亲赶紧把人拉起来，六姐还在瑟瑟发抖；四爹护着二姐和三姐也东躲西藏。“老东来了”就和“老虎来了”一样，赶紧动身跑，常常居无定所、食不果腹。三姐曾经去捡过日本兵丢弃的罐头盒，在空盒里找东西吃。
　　在马家寨，日本鬼子并不驻扎。他们来了就烧、杀、抢，奸淫妇女，胡作非为。作孽几天之后离开，过几天他们又会回来，捣腾得大家都无法忍受。一次日本兵闯到马家寨冲河观，抓到几个脸上摸了灶灰的年轻妇女，拖到房子里发泄兽欲。我们五舅爷的媳妇也被抓住，硬生生被拖走，五舅奶奶不肯罢休，冲上去想保护儿媳妇不受侮辱。疯狂的日本鬼子用枪托砸向老人的头，用皮靴踢老人的身子。只见老人栽倒在地，头上鲜血直流，全身都受了重伤。屋内受侮辱的舅妈和其他女子呼天喊地，拼死拼活。我们小孩和老人都无奈的呆在周围，眼睁睁的看着亲人受辱，周围一片抽泣哀叹……这种血淋淋的场面和刻骨铭心的磨难至今难以忘怀。

　　四爹看到乡下也是这么乱，干脆横下心先回了沙市。我们在沙市的住房已经被日本人烧光，一时无计可施，只好继续在乡下受煎熬。最后半年多时间，我们躲避到监利的新厂，因为五舅爷王干清儿媳妇的娘家在这里。
　　我们住在大路边一处比较老旧的空房里，父亲到集市上去修钟表，较长时间才回来一次。乡亲们也资助一部分粮食给我们，母亲在门前的路边摆一个小摊，卖茶水、香烟和糕饼。大姐和大哥常常到周边的柴山去砍柴，然后拖着一捆捆的柴禾回来。那一年临近春节了，二姐和三姐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去挖野菜，鞋子都湿透了，真是好凄惨可怜。
　　一家人这样过着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日子。父母最终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带着一家人从监利新厂返回仍被日军占领的沙市。在回沙市前夕，当地一户富农想要留下三姐给他家做童养媳，换取我们回沙的路费和食物。母亲不可置疑的予以拒绝，说：再苦再难，就是讨米要饭，也要把五个儿女平平安安，一个不少的带回沙市。母亲在世时，讲起这段“跑老东”的经历，眼角总是闪现着泪花。

4、重起炉灶 艰辛再创业

1943年头，我们一家人几乎空手回到沙市，父亲仅仅剩下一个随身携带的修理箱。刘大巷的家已经是一片焦土，片瓦难寻。托人四处寻找住处，终于在崇文街（原来叫丝线街）的文庙巷口找到一处空房。这座空房是文庙的庙产，有一位叫果智的和尚负责看守，我们叫他果师傅。房子狭长一条，面积约有150平方米，房间空间较高，里面空空荡荡，上面还隔有一层小楼，由简易活动木梯上下，每月要缴纳一份房租。这样，一家人暂时有了栖身之地。

在日寇占领、战乱横行之季，父亲为了大人和孩子们的基本衣食，为了家庭今后的生存发展，决心在崇文街这间租赁的房子里，重整旗鼓，尽快恢复“姬贵记”的钟表修理营生。

崇文街的这一间空房，右边砖墙濒临文庙巷，左边是伪警察局，临街的门脸宽度有6米左右，进深约有25米。父亲请人将其用芦席隔成几个部分：临街一端隔出大约14米，作为门店的铺面和修理操作间，后面的剩余面积作为一家人的生活区域。国难当头，部分同行也伸出援手，送来多余的工具，使得 “姬贵记”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的开张营业。

当时的招牌是用一块大白布挂在店门外，上面写着“姬贵记修理 钟表眼镜 唱机风琴”几个大红字，很醒目耀眼。（后来换成一块挂在门外的招牌。另外，在大门上方的外板壁上，用油漆写着斗大的“姬贵记钟表”，文革后期，这几个字还隐约可见。）

　　1943年，沙市在日军的占领下，主要商业区中山路、便河路等处被划为“军事区”和“日化区”，老百姓不能随便进出，江边又被日机轰炸破坏。沙市是湖南湖北出入四川、江汉平原物资流通的一个重要商埠，中山路和临江的商业活动受战祸而萎靡，自然转移到与其毗邻的崇文街、中正街（后改名胜利街）、三民路等地段。战事稍有平缓，这些街上商业活动也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对“姬贵记”尽快恢复营业创造了一定的市场条件。

　　姬贵记在崇文街的钟表生意，由于有逃难前二十余年积攒的好名声，带来了不少客户。父亲一个人白天待客，晚上修理，忙得不可开交。根据业务的承接多寡，父亲曾经短暂请过一两个修理师傅帮忙，刚开始没有接收徒弟。后来，我们的大哥逐渐顶了上来。大姐和大哥在逃难前，都读过一段时间私塾，因战乱辍学。逃难几年回沙后，父亲很清楚：从长远打算，儿子必须有文化才能把生意接下来做好。于是，送大哥到崇文街的一家私塾去念书，读了两年多。实际上，大哥在白天跟着私塾的张先生念书，回家就喜欢在旁边看父亲修钟表。父亲总是忙得很，无暇顾及，他就自己捣腾。一次，已经修好的闹钟，父亲将它放在家中校准走时的快慢。那时候，修好了的钟表必须有一两天的对时调整，才能放心的交给顾客。父亲因故不在家，大哥以为是一个没有修理的机器，把它拆开，准备检查洗油后再次装上。谁知父亲很快回家，发现有人拆动了它，于是大发雷霆，赶着要责罚大哥，母亲出面才调停。大概也是经过这件事，父亲发现了大哥已经有一定的“灵性”，感到后继有人了，更加注意对大哥的言传身教。
　　那时候大哥十四、五岁，精力旺盛，接受能力强，各方面进步都很快。加上平时对父亲钟表修理的耳闻目染，各种修理技艺似乎心有灵犀，上手就熟。一段时间后，他就能独自担负一些业务，开始成为“姬贵记”得力的新生力量。父亲也能腾出手来，在经营管理、拓展新业务方面下功夫，生意逐渐有了起色，也使得一家人慢慢度过了难关。

这一段时间还发生过一桩倒霉事：一个日本鬼子来到店里，拿着一块手表来胡搅蛮缠，说不清，听不明，更没有地方可以讲理。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竟被鬼子恶狠狠的抓走。家里人无奈之下，赶紧找隔壁伪警察局的警官帮忙。由于警员们也常找我们家修钟表，双方关系处理还平和。特别是卢警官看到我们家孩子多又平安，他的儿子经常生病，为了给儿子消灾，他认过我们父亲做干爹。这样，卢警官尽力帮忙，舍财免灾，父亲才化险为夷，避免了更大的灾祸。
1945年9月，沙市的日本鬼子在体育场缴械投降后，普通老百姓都安心不少。时间不久，国共两党又打起来，局面又有所紧张。父亲虽然专心做生意，当时由于母亲的舅舅和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地下党，也有时到父亲的钟表店里落落脚，因而受到牵连，父亲曾经被国民党抓捕关押，后经地下党辗转施救出狱。
　　母亲的舅舅王干青（1888-1969），家里是地主，早年离开家乡外出求学，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他接受了当时的进步思想，1911年参加 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党中央临时机关工作。后调回湖北，历任江陵县委委员、北区区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等职务，1942年调到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机关从事联络工作。他的思想和行为深深地影响了王家和甯家的人，母亲的二哥和三哥跟着他投奔了革命。在残酷的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母亲的两个哥哥和王干青的独生儿子王清光，都先后遭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
　　听母亲说过，解放后，她曾到武汉的舅舅家去，时任湖北省文史馆馆长的舅舅讲：母亲的两个哥哥解放前在武汉杨园一带组织地下武装斗争，一个还是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可惜都被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这虽然是一段题外话，也反映了我们家与中国革命的紧密关联。
　　到1946年，父亲才收了第一个徒弟：肖清华。

5、子女众多 难为父母心

父亲整天忙于生意，全家人生活上的衣、食、住、上学和婚嫁等，都靠母亲操心。子女多，经济压力大。开始时，崇文街大通间的房子用芦席作了一些简单的分隔（大约住了两年后又用木板隔成一间间像樣的房间），前面是做生意的门脸，其它均作为生活区域。包括两间住房、饭厅和厨房，孩子们就在楼上和楼下的一间房居住。基本上都是睡的铺板和打地铺，能凑合的就凑合着。母亲爱整洁、会收拾，精打细算的抠出一点钱，逐步补充几件旧家具，给孩子们做几件新衣服。一切都靠母亲慢慢省吃俭用，精心安排，过了一两年以后，才有了一个家的样子。

1943年，住处安定下来后，母亲才有精力考虑孩子们的学习。大哥跟张老师上了私塾，二姐和三姐也先后进入小学读书。大姐在家帮母亲料理家务、照顾六姐。

　　不久，媒人上门来给大姐提親，男方蔡家是个书香门第。当时大姐才15岁，还是个孩子，亲家承诺可以嫁过去再读书。大姐的婚姻是由奶奶辈订的“娃娃亲”，在媒婆摇唇鼓舌和父命难违的情形下，1944年，大姐嫁给了大她两岁的蔡先桂。第二年，大姐就生下大儿子德广，小名叫“四代”，意喻蔡家四代同堂。那个时代的女子，在父母膝下是女孩子，出嫁后就是劳力和生育工具，哪里还有机会再去读书。大姐后来回娘家提起此事，对父母都略有微词。母亲生前也说过：“那时日寇入侵，社会动荡，女儿大了做父母的也担忧。大姐早嫁受苦，也是出于无奈。”

崇文街的住家后面有个边门，通向旁边伪警局的一个大院。院内有一口水井，平日我们从井里打水，就地洗菜洗衣都很方便。警员们常来我们家修钟表，也不阻止我们用水。我们家人多，用水量大。家里有两口大水缸，半截埋在地下，一口水缸装井水洗用，另一口装江水吃喝。那时没有自来水，江水请人从长江里挑，井水担水常常落在二姐和三姐身上。
三姐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仍然畏怯的说：那时真害怕做这个事，小肩膀吃不消啊！人长得瘦弱单薄，两个人用扁担抬着一桶水，慢慢往家里挪，还要抬起桶倒进大水缸。一口大缸能装三四担水，要来来回回六七趟。长江的水浑浊，请人挑满水后，我们还要用一个里边装了明矾的长竹筒，在水缸里面不停地转呀转，让江水沉淀清澈，才可以喝和烧饭用。
大姐出嫁后，母亲的家务确实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时隔不久，母亲得知老家大哥的女儿甯珍贵（我们叫她贵姐）丈夫被抓壮丁，好长时间杳无音信，回娘家后与嫂子关系又不好，没法过。这门婚事是父亲牵的线，母亲也可怜她，就将她接到沙市来缓和一下，也给母亲繁杂的家务帮帮忙。

贵姐到我们家的时间不长，她的丈夫就有了音讯：抓壮丁后，由于他丈夫还有一点文化，在部队做了个文书。大约过了几个月时间，贵姐就返回了她在郝穴的婆家。

也在那段时间，二伯托人带信来，说“二大”（二哥）现在“蛮不好”，得了“飞虱子”病。母亲听了很着急，赶紧要大哥去二伯家看看。大哥回家告诉母亲：二哥蜷缩在他家的柜台底下，像一只流浪狗一样，瘦骨嶙峋，拉起来一看，痴痴呆呆的不说话，身上长满了脓包，臭烘烘的。大概是二伯后来的媳妇生了自己的儿子，嫌弃他。加上他的身上长了疮包有异味，让他到柜台下面去睡，没给他医治，每天只给几碗饭吃。
　　母亲要大哥赶紧把二哥背回家，接着找大夫给他诊治。母亲每天给他细心地清洗伤口，二哥开始还呜呜的哭着喊疼，每次要洗出一大盆血水，洗完再敷上药。经过母亲的耐心护理，辅之饮食调养，很快一天天好了起来，这才保住了二哥的小命。幼小的传家没有逃难到乡下去受苦，这次吃的苦也不少。二哥那时只有6岁，伤好后母亲再也舍不得放他回去。时隔不久，联系了学校，也送二哥去上学读书。
　　1944年底，七姐传媛出生，1946年底八哥传毅出生，家里又添了两个小孩，更是热闹了。七姐小时候胖乎乎的，旁边邻居都喜欢逗她玩耍；八哥是接着两个姐姐之后出生，父亲分外高兴，还专门到庙里请师傅给他起名字。
　　人丁兴旺，生意顺趟，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为减轻母亲家务的压力，先后请了附近郊区卖菜的农民姐妹俩，在我们家帮忙做家务，分别做了至少三年时间。

1950年老九传斌在崇文街出生，1952年老十传萍在中山路出生。我们十个子女，除了大姐出嫁、大哥做工，二姐刚刚开始工作，家中吃饭穿衣、上学念书、甚至在襁褓中的子女就有7个，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一个个入园、入学的孩子的学费、衣着、病痛等家务琐事都要母亲操心料理。同时，那几年也是父亲钟表事业的高潮期，母亲还得照顾门店的师傅和徒弟们，他们的餐饮和夜宵都不能马虎。这么多的事情，没有一个吃苦耐劳、智慧睿达的母亲，能够应对得有条不紊吗？
母亲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贤妻良母。她年轻时受过大户人家的熏陶，对家人很注重仪表，在有限的条件下，总是把父亲和子女们打扮的清清爽爽，即便衣服陈旧，也保持干净整洁。她自身也总收拾得端庄得体，干净利落。母亲的女红特别厉害，裁剪、针线、刺绣、缝纫样样拿手，大人小孩无论鞋袜衣帽、夏装冬袄，大多亲手缝制。因子女多，大孩子衣服穿小了，缝补改整一下，小的接着穿。二哥回忆说：晚上有时起床，总看到母亲戴着老花镜，在油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记得小时候每年大年初一，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枕头边都会放着一套新崭崭的罩衣，有时还有一双白底黑面的新“瓮鞋（棉鞋）”。因此，每年对新年都特别的期待。文革前，几乎年年如此。
母亲也是全家人的保护神，谁生病了就用土法子医治，一般伤风咳嗽、结食、上火之类的小病灾都能手到病除。例如括砂、用去壳的熟鸡蛋在身上滚动治病、蒸冰糖梨子水、吃烧鸭肫灰等等。一次三姐咳嗽很厉害，母亲就要二哥到宝塔河打来枇杷，再熬制药膏治好了咳嗽。
父母双亲为我们操劳辛苦了一辈子，这种恩情像涛涛大海，也如涓涓溪流，是包容万方、倾诉不尽的。“姬贵记”有了母亲这个贤内助，方使得父亲能够心无旁骛的做生意。

6、跌宕起伏 “合营”归正果

“姬贵记”在崇文街开店，时间在1943年-1951年。这段时间沙市发生了两件天翻地覆的大事：1945年9月5日，沙市体育场举行侵华日军受降仪式，几千名日军缴械投降；1949年7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沙市。这两件大事犹如久旱逢甘霖，使得沙市重新焕发青春，处处充满生机。

特别是解放以后，社会稳定，市场繁荣。城市的普通百姓从战争的痛创中走出来，开始追求生活的品质；翻身的农民分了土地，办婚事的、盖新房的增多。在堂屋中间或者新房的墙上挂个尖顶大钟，或在桌上摆个圆顶座钟，似乎成为城乡一种新的时尚，即实用美观又品格雅致。因此，那个时候来店里买钟和问询的人不少，新钟的销售比较紧俏。

生意人注意观察市场，父亲及时盯住了这一商机。钟表的消费受众广：机关学校、商旅老板、部队军人、农工职员、普通市民等，不同层次均有较旺盛的需求。他一方面安排人手，抓紧老旧钟的修复翻新，及时推出二手挂（座）钟迎合市场；另一方面采买一些钟的机芯，进行一定批量的组装准备，伺机将自行开发的新钟推向市场。父亲先后在木匠铺订制了不少钟的外壳，包括座钟和挂钟形态各异的不同造型，还在部分外壳上加装了精美的木雕动物和花草作装饰。这些外壳经过刮灰、打磨、上漆、描金之后，有的显得端庄稳重，有的显得富丽堂皇，都非常美观漂亮，适合不同层次消费者选购。最后在外壳里面安装面板、指针和机芯，就成为很时髦的新钟。这些新钟推向市场，很受大众的喜爱。

　　那时候，佩戴一块锃亮的手表，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即体面又有品位。手表需求的增长，使得手表的维修量也同步增长。手表的表带属于易耗品，当时表带也供不应求。姐姐哥哥们都记得：白天大人们忙忙碌碌，晚上家里缝纫机常常还在“咔咔”的轧制表带，应和着 “嗵嗵”给表带打孔的声音，晚上常常要去吃夜宵，父母亲和师傅们一般都睡得很晚。

　　店铺的经营能力和修理质量关系到“姬贵记”的信誉和声望，到崇文街几年后，大哥已经作为生力军顶了上来。由于“姬贵记”讲信用，重质量，不少顾客都是慕名而来。一般生意忙不过来时，父亲就采取短期聘用师父的方式来解决，聘期只是几个月时间。遇到旺季，实在忙不过来，只好采取找人“代工”来应急，也解决工作场地不足的限制。“代工”是由父亲根据师父的修理能力和特点，分发部分活给其他人做，由“姬贵记”承担质量控制和客户风险。

为做好“新钟”和其它的生意，父亲呕心沥血准备了不少钟的外壳，从上海、武汉采买了钟的机芯，以及眼镜架、表带等不少零部件。家里没有足够的库房存放，只得将其中的大部分暂时寄放它处。仓库是亲戚家的一间空房子，每次需要时就去取用。
　　世上的事情不会是一帆风顺，都是在坎坷和磨难中趔趄前行。1950年，谁会想到竟然遭遇到一场火灾，亲戚家和库房都付之一炬，那些木制的钟外壳和其它物品也大都化为灰烬，给红火的生意造成直接影响，经济上带来重大损失。
　　当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三姐回忆说：从没看见父亲流过眼泪，这次只见他坐在椅子上，眼泪默默的往下流淌，冒烟的钟壳、扭曲的眼镜框……这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啊！事情过后，父亲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努力，想尽办法筹措新的投入，尽快的挽回损失，减少对业务经营的影响。
　　1951年，父亲将店铺搬到沙市中山路，街对面是当时的聚兴城银行和杜工部巷口。一边是书店，一边是茶叶店，我们钟表店夹在中间。中山路的门面比崇文街小，可是地段区位好，生意也很不错。我们住家就在门店后面，住房条件也有较大改善。父亲此时收了第二个学徒郭某英。由于信誉好，业务量大，一般仍需要聘请一至两个师傅来店里帮工。

　　1952年年底，大哥和大嫂朱孝珍成婚。他们的新房是我们中山路的住房中最漂亮的一间。房间侧面有高大的玻璃窗，窗外是高高的室内天井，地板锃亮，采光很好。大嫂娘家的姊妹也多，她是老大，结婚前没念过书，基本是文盲。母亲说:我一辈子就因为不识字，只能做家务事。希望大嫂学好文化，以后能记账，做个真正的内老板。当时请了母亲的亲戚三妲在家做家务，不需要大嫂干什么活，于是她就去一家私塾念书。她学了几个月就不想去了。母亲不同意，她就向三妲诉苦，宁愿回家做事。此时二哥已经小学毕业，考取了沙市二中。家里生意忙，父亲想让二哥也和大哥一样，加入修钟表的队伍。大嫂得知二哥想继续读书的事，找父亲说：弟弟要读书就让他去读书吧，我来学手艺。大房的姬叔文是二哥小学的校长，也来做工作。经几方面的劝说，正好大嫂又怀上了宝宝，有反应，大哥也来说情。这样，大嫂开始学钟表手艺，二哥去上中学，大家都满意。

生意场上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把生意做大做强。父亲的生意曾遭受两次火灾的洗劫，从资金实力上看并不厚实，但是在经营管理和策略上，善于把握重点和时机。新钟投放市场获得一定的成功之后，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开工，施工中风沙大，有人打听“风镜”的事。老爸马上从上海采购回一批各款“风镜”，及时投放市场，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同时，他不拘泥于钟表眼镜的业务，不断拓展业务的覆盖面，留声机、风琴、钢琴、手风琴等乐器类，都能够承接修理调整业务。甚至某些特殊仪器、仪表和照相机的修理业务也都积极介入。大哥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成为父亲过关斩将的开拓利器，常常出现几个师傅、徒弟围着看大哥摆弄新玩意的情形。

解放前后这5-6年时间，基本上可以算是“姬贵记”生意上最红火的一段时期。无论是业务范围、质量信誉和技术水平， “姬贵记”当时在沙市的同行中都是令人称道的佼佼者。

1953年，我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据“沙市市志”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沙市有16家个体钟表修理店，这些修理店一般雇工2-3人。”沙市当时较有名气的钟表店主要有三家：姬贵记、许发记（老板许和清）和亨达利（老板金友道）。1953年12月成立沙市市手工业联社、手工业劳动者协会。不少行业都成立了“互助组”。

　　沙市的钟表行业也从“互助合作”、“公私合营”入手，对行业的小业主和个体经营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成立了“沙市钟表互助组”，1955年转为“沙市钟表合作社”。父亲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也顺应历史潮流，接受“赎买”的方式，以人民币800元的评估价格，摘除“姬贵记”招牌，交出“姬贵记”的全部生产资料，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经受了30多年的波折，至此最终修成正果，成为沙市钟表合作社的普通员工。

7、命运坎坷 辞世终宽慰

父亲从1922年只身创建“姬贵记”，到1955年，公私合营加入沙市“钟表合作社”，他完成了人生的蜕变。“姬贵记”也历经了30多年的跌宕起伏，相随一位手艺人的不懈奋斗，成就了一段个体手工业商户拼搏兴衰的历史。此中，有父亲独撑街头，餐风宿露的艰辛；也有生意顺畅，立业成家的愉悦；有躲避战乱，遭遇兵燹的痛楚；也有重整旗鼓，经营红火的欢欣。现如今，国家对手工业个体商户提出了联合经营的要求，父亲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也和其他个体经营户一样，踊跃跨入新时代。

当时加入“钟表社”，姬贵记有三人：父亲姬贵卿、大哥姬传振、大嫂朱孝珍。大房姬生记也有两人入社：姬传俊、姬传杰。时隔不久，1961年，七姐姬传媛；1964年，大房的姬忠华也先后进入钟表社工作。

钟表社成立之初，对姬家还是相当看重的，父亲被尊称为“姬老师傅”，按照年龄大小，大房的姬传俊为“姬大师傅”，姬传杰为“姬二师傅”，我大哥姬传振为“姬三师傅”，这几个师傅当时都是有名望的角色，尤其“姬二师傅”和“姬三师傅”更是响当当的行业高手。由于钟表的修理算是一种相对更加精密、技术含量更高的复杂劳动，钟表社曾经对全体员工进行过技术考核，姬传振、姬传杰由于技术拔尖，被评定为最高的八级技工。他们的个人月工资也是沙市各行业中的佼佼者：开始时，传杰和我大哥的工资各为90多元/每月，据说在沙市钟表行业也只有他们两人享受。父亲为70多元/月。后来调整为：传杰与大哥70多元/月，父亲50多元/月，这在当时仍算是相当高的收入。新成立的沙市钟表社，经营发展很快，几年时间就发展到遍布沙市主要街区的四个修理门市部。

1955年，我们家从中山路搬迁到靠近荆江大堤的中山后街（原名夹贵街）大院巷。一家人在大院巷1号居住了十几年时间，孩子们都逐渐长大成人，先后离开父母。到1966年，父母身边只留下老八传毅、老九传斌和老十传萍三个人，分别就读高三、初三和初中一年级。二姐、七姐参加了工作，成了家；三姐、二哥和六姐都在高中毕业后，考取大学离开家乡（六姐就读于武汉医学院，学制5年，1966年毕业正好遇上文革，毕业分配的时间有所推迟），分别被国家分配到黑龙江、陕西和四川工作；大哥大嫂和他们的五个子女也搬出去居住。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不断发生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文革前，老爸的成分由“独立劳动者”被“戏剧性”的改划为“资本家”，使其处境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成为钟表社里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
　　说是“戏剧性”是因为沙市当时从事手工业钟表的修理户，都是直接参加劳动的手艺人，个人成分都是手工业独立劳动者，即是“独劳”的成分。正如“沙市市志”记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沙市有16家个体钟表修理店，这些修理店一般雇工2-3人。”“姬贵记”当时在沙市可算是较有名气的钟表店。公私合营前后，我们的大哥是很积极热情的一个人，市委的大挂钟、市体委的计时器、“显容”照相馆的大相机……，政府要办的事情随叫随到，全都尽力做好。同时，大哥也向钟表社的书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次书记找父亲，给了他一份材料，说要签字。父亲接过来，以为是大哥的入党申请被批准，没有细看就喜滋滋的签了字。据说，这就是关于父亲个人成分重新认定的一份自我认可材料。
　　后来，当父亲明白真相时为时已晚。父亲本人写过一份申诉材料。66年，八哥在沙市一中读高中三年级。他疑虑我们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在公私合营时，“姬贵记”整体评估也仅仅800元的资产规模，能够算是“资本家”吗？八哥相信和依靠组织，向学校认真汇报了家庭情况，和班干部一起，几次到钟表社找当时的书记了解并说明情况。而且找了当初被我家所 “雇工13人”中的大部分人员，逐个了解被雇工的有关情况。确认他们基本都是先后错开时间的短期雇工，并非同时雇工3人以上。可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申诉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在八哥和其他子女的档案中，加进了“全家给父亲翻案”的结论。
　　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一次次的残酷批斗、抄家、强制劳动，以及不准许退休（甚至威胁：你退休也没有退休金），使他的身体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摧残。父亲总是默默地承受着社会的重压，母亲在身边一次次抚慰着父亲的伤口，给他以细心照料。那时只有听天由命，他们没有向子女吐露半句怨言，他们也再无力呵护他的孩子们。

一直到1968年，父亲被推迟约三年时间才办理退休回家。1968年12月，传毅、传斌和传萍三个老三届学生，作为下乡知青分别到农村插队落户。1970年开始沙市下乡知青返城大招工，由于家庭成分的问题，下乡的三个子女招工都受到影响。老九最幸运，1970年7月首先被招工返城，虽有波折，还是及时赶到武汉第二机床厂报到。老八到1971年底，通过找关系招工回沙；1972年，老十好不容易通过“病转”方才回了沙市。所幸三人都在大招工后的2-3年内辗转回到城市工作。
传毅招工回沙，分配到沙市石英玻璃厂工作。1972年，他准备结婚，在工厂申请到一套房间，就将父母亲一起搬到东区石英玻璃厂宿舍，离开了中山后街大院巷1号。由于宿舍房只是一个套间，房间不大。后来八哥成家，又增添了孙子。1976年，父母双亲搬到豉湖路南口的拐角大楼房管居民楼居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这是共和国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后来，“家庭成分”这一无形的桎梏，逐渐成为一段令人心悸的过去。
改革开放以后，普通机械钟表受到科技先进、价格便宜的电子产品巨大冲击，沙市钟表社经营逐渐萎缩，最终被沙市一家有影响的日化公司兼并。所有老钟表社成员转的转行，退的退休，逐渐销声匿迹。
大概在父亲去世之前几年，老钟表社有一技之长的部分职工准备重操旧业，成立一个新的钟表社，大家斟酌取一个沙市有影响的老字号的名字，有人提议以“姬贵记”的老商号作店名。听说有人征求过父亲的意见，他只是淡淡一笑，微微摇了摇头。
　　1990年1月3日，85岁高龄的父亲寿终正寝，在豉湖路转角楼一门三楼3号的单间里平静的离开了我们。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十个子女和亲人们都汇聚沙市，回到父母身边，倾诉了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和无尽哀思。悼念的大棚搭建在楼下，父亲原单位派人来主持了追悼会，并致悼词，肯定了他老人家勤劳奋斗的一生，以及对沙市钟表行业发展的作为。
　　他老人家安葬在荆州城西南方八岭山公墓的山岗上，沉睡在青松翠柏之下。十个子女此时全都成家立业，儿孙满堂，在祖国的各条战线奔忙。
　　老父亲，您可以宽慰的驾鹤西去了。

8、缅怀亲人 子孙尽其善

出殡炮仗的硝烟早已随风飘散，豉湖路拐角大楼的房间已是人去楼空，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年后，母亲也追随父亲而去，双双安息在荆州城郊八岭山公墓的苍松翠柏之下。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先后走完其坎坷的人生旅途，他们没给子女们留下金钱、留下房屋、留下任何实物财产，只留下子女们对两位老人无尽的思念，只留下父辈良好的品德，在儿孙们的血液里传承。
　　父亲的一生伴随着“姬贵记”的沧桑历程，他是一个自强不息，勇于开拓，有头脑，有担当的男子汉；母亲的一生勤勤恳恳，吃苦耐劳，是相夫教子的贤内助。所以，我们十个子女的身上，也都继承着父母显著的特性：以大哥传振为代表的四个男性都是埋头苦干，勇于钻研的实干型技术男；以大姐传荣为代表的六个女子都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贤淑型妻子。

　　大姐姬传荣，排行老大。1928年6月出生，2015年3月去世，享年87岁。丈夫蔡先贵（1925年9月—1987年4月）1944年结婚，先后生育6个子女（四男二女，依次：蔡德广、蔡德华、蔡德年、蔡德俊、蔡德清、蔡德全）。大姐一直操持家务，抚养子女，1959年才参加工作，进入沙市粮食加工厂做工。她吃苦耐劳，团结同事，得到单位和同事的好评，直到退休。姐夫1959年进入沙市教育系统，是荆州市教育战线的一位老同志，长期在市教育局担任会计等工作，因脑溢血不幸病故，享年62岁。

　　大哥姬传振，排行老二。1931年5月出生，1999年9月，因一场交通事故意外去世，享年68岁。大哥先后在沙市钟表社、沙市仪表厂、沙市第三光学仪器厂工作。他一直是企业新产品开发研制的技术骨干，使钟表社由一般修理作坊向现代仪器仪表批量制造转化。他主导开发试制的产品、设备、工装难以一一枚举。毫不夸张的说，“姬三师傅”是当时市仪器仪表行业产品开发的一面旗帜。特别值得列举的是:1957年沙市的第一块“荆江牌”17钻细码手表、1975年沙市的第一部“荆江牌”135型照相机的样品开发，都挥洒下他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辛勤汗水。虽然由于项目投入等原因最终未能形成批量生产，但是仅从样品的开发制造，表现出工匠们无穷创造力，大大推动了企业的技术进步。这些，在国家出版的《沙市市志》上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妻子朱孝珍（1935年8月—1988年2月），1952年结婚，生育5个子女（3女2男，依次：姬宗玲、姬宗敏、姬忠强、姬宗敬、姬宗国）。嫂子也在钟表社（后转为仪表厂）工作，因病不幸去世，享年53岁。

　　二姐姬传华，排行老三。生于1933年3月，现已89岁。早年因家庭贫困兄妹多，只断续读了小学。1951年7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江陵县地方贸易公司、江陵县城关中心商店、江陵县付食品公司、江陵县烟草专卖局等处担任营业员、保管员等工作，直到1985年10月退休。与丈夫付承孝同龄，1955年3月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依次：付先荣、付先丽）。二姐夫先后在江陵县委组织部、江陵县商业局、江陵县百货公司、江陵县普济镇等部门担任组织委员、副经理、经理、党委副书记等职，1974年因病调到江陵县化肥厂任供销科长、厂办主任、副厂长（党委委员）、调研员等职，1994年退休。

　　三姐姬传富，排行老四。生于1936年6月，1954年高中毕业，考入唐山铁道学院铁道建筑系，大专两年。1956年毕业统分到哈尔滨铁路总局设计事务所，从实习生到技木员。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并付诸实施，为国家节省了不少人力，财力。1958年她的事迹两次被登载到哈局《前進列車报》上，同年被评为“哈尔滨市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1958年10月的哈尔滨市表彰大会。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调到武汉铁道部第四設计院任技术员，1971年3月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调到南京铁路中学任教师。1991年55岁退休。职称为中学高级教师。丈夫孙良新（1936年9月出生）是高中同班同学，他就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为教授、博士后导师，直至68岁退休。两人1961年2月结婚，生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依次：孙志菁、孙志芩、孙志峻、孙志岭）。

　　二哥姬传家，排行老五。生于1938年7月，1959年我考入西安铁道学院运输管理专业，三年本科。1962年毕业分配到西安铁路局工作。后来调到武汉铁路局，先后在汉西货场、局机关工作，1982年调到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担任教员，高级讲师职称，直到退休。妻子熊学珍（1939年10月出生），曾在武汉军区202部队和161医院担任教员、医生，主任医师职称，后转业到武汉供电局医务所工作。1968年结婚，生有两个孩子（一子一女，依次：姬晓晶、姬晓丹）。

　　六姐姬传贵，排行老六。1939年12月出生，1961年高考进入武汉医学院（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本科五年，正当毕业时遇到文革，延迟至1968年分配到四川省通江县平溪区卫生院工作。丈夫卢成兴，1935年12月出生。他与六姐是大学同学，是作为调干生送到武汉医学院学习。1968年结婚，夫妻俩一同分配到四川，在同一卫生所工作。婚后生育四个子女（三男一女，第2胎是双胎儿子，依次：卢宁、卢干、卢伟、卢华）。夫妻俩在四川偏僻山区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还要拉扯4个孩子，真是不容易。1982年，夫妻俩工作调动到沙市第三医院，全家也都转到沙市。夫妻俩在沙市第三医院工作直到退休，两人技术职称都是付主任医师。由于病痛的折磨，不幸于2018年下半年先后去世。六姐享年79岁，六姐夫享年83岁。

　　七姐姬传媛，排行老七。1944年11月出生。1961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沙市钟表社工作，修理钟表眼镜。1984年，钟表社并入活力二八集团（沙市日化总厂），被分配到合洗车间当质检员，一直到退休。丈夫鲍祖坤，1940年8月出生，在沙市齿轮厂（原名工兴机械厂、机床三厂）工作，担任车工，为八级车工。年年均为企业先进工作者，退休前担任仓库保管员。1966年结婚后，育有两个孩子（一子一女，依次：鲍哲宏、鲍哲娜）。现在夫妻俩均已退休。

　　八哥姬传毅，排行老八。1946年11月出生，1966年高中三年级时，因文革未能参加高考。1968年下乡插队到江陵县岑河区丫角公社丫角大队落户，1971年春，母亲拜托姬叔文从农村招工回沙，进入沙市农药厂，后调到沙市石英玻璃厂(现为菲利华公司)。在企业三十多年来，搞出冷光灯等新产品，完成多项创新、技改项目，为菲利华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曾取得三项发明专利，获得过湖北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专利证书。曾担任机修车间主任、设备科长、技术科长、计量科长、开发科长等职务。六十岁退休后，又被菲利华公司返聘工作了五年。妻子黄春芳，1948年1月出生，与八哥是同学，也在沙市石英玻璃厂工作。1974年结婚，婚后有一个儿子（姬大伟）。

　　老九姬传斌，排行老九。1950年8月出生。1966年读初三时，因文革而停学。1968年12月下乡插队到江陵县弥市区改口公社四方桥大队，1970年7月招工到武汉第二机床厂做工。1975年调回沙市，在湖北内配厂（后改制为荆州环宇公司）做钳工。工作期间，脱产参加职大学习。后来又在职参加函授进修，获得大学本科学历。1997年3月由湖北省人事厅颁发“高级工程师”资格证书。在企业先后担任技术开发部副主任、技术发展部主任、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科长、总工程师、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长期从事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工作，有多项职务发明。妻子谢世福，1950年5月出生。她与老九是中学同学，下乡招工到向阳纺织厂工作，后调到湖北内配厂，一直担任统计员工作，会计师职称。1978年结婚，生育一个女儿（姬琳）。

　　十妹姬传萍，排行老十。1952年9月出生。刚读完初中一年级，文革爆发。1968年12月下乡到松滋县老城区城东公社复兴大队落户，1972年下半年，病转回沙，当年进入沙市童装厂工作。由于工作积极主动，担任过生产组长等职。1987年调到沙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万寿宝塔公园担任管理员工作，直到退休。丈夫崔安平，1949年7月出生，也因文革辍学。下乡招工回城，先后在沙市供电局、沙市地方铁路管理局工作,曾担任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三产业总经理等职。1977年结婚，生育一个儿子（崔帆）。

十个子女成家立业，除了大姐大哥是父母包办婚姻，其他八个子女均是自由恋爱结婚。父母虽然来自旧社会，都能够思想开放进步的接受新事物。特别是从小教育子女认真学习知识，勤学立身。在家里经济情况紧张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支持、创造条件让子女多读书。

文革前家里老四三姐、老五二哥、老六六姐都读完大学，特别三姐1956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坚持每月给家里寄钱，提供其他子女读书的学费。二哥大学毕业后工作，也和三姐一样寄钱家里给弟妹们提供学习条件。如果不是文革影响，老八、老九、老十也都会坚持完成高等教育。

现在十个子女均已退休，每个家庭都和睦友善，儿孙满堂（不算去世的三对哥嫂，仍有130余人之众）。这都受益于父母双亲的身体力行、口传心授、耳濡目染。

自强不息，克己奉公；勤学立身，和睦处世；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这些优秀的品质已经深入脑海，融入血液，它们汇聚成一个字——“善”。善是人间的大爱、无私的奉献，是一种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的情怀。我们十个子女，没有谁干出惊天动地、万古流芳的伟业，但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女都牢记一个“善”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善良之人。

　　缅怀亲人，子孙尽其善，这是子女们对远在天庭的父母最好的回馈，也是对子孙后代的深情寄托。

（上 完）

《姬贵记的平凡历程》美篇版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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