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在党77年》～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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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一百周年到来之际，全党9191多万名共产党员中，有710多万名党员，在七一前夕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母亲就是这710万荣获纪念章的党员之一，而她的党龄远远超过50年。

母亲1927年出生，1942年，母亲15岁时参加革命任青妇队长，1944年17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村妇救会长。

从入党的第一天起，母亲就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战争年代没有动摇过理想和信念；“文革”被批斗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母亲95高龄，“光荣在党77年”！

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母亲收看了颁授仪式。

当得知自己也荣获了中共中央颁发的“在党50年”纪念章时，欣慰地笑了

图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母亲入党70年纪念，扬州军分区干休所赠送的纪念品

2015年，母亲获得中央荣颁的抗日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10月9日，母亲郑重地佩戴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拍下这珍贵的照片。

《我这一生》～宋梅春

文自新四军北京分会“英雄百年纪念”一书曾模篇：

1927年4月20日我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育黎镇白石村，我家祖辈都是贫苦农民。我们村是个大村，父亲给十几户地主家担水种地，因劳累过度55岁就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因为家里贫穷，我的两个伯父都终身未娶，靠给地主种地维持生活。

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八岁就学了会缝补衣裳、纳鞋底下地干农活，九岁就到村里绣花厂当了绣花童工。

1942年我15岁时参加革命任青妇队长，带领村里女民兵出操训练，射击打耙，站岗放哨。我们在山头上竖起一根竹杆绑上块红布，一旦发现鬼子进山立即将竹杆放倒，村里放哨的民兵看到后，马上敲锣通知全村百姓往山里转移。

1944年17岁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村妇救会长。那时的党员身份不能公开，参加党组织活动和开会都是秘密进行，只能安排在晚上到村后的洼地里。每当半夜回家会遭到不知情的父亲辱骂，说大姑娘家半夜三更出门在外伤风败俗。好在我母亲是个特别开明的农村妇女，从来没有责怪且默默地支持我，晚上回来晚了，母亲怕我饿，偷偷给我留了两块地瓜或玉米面窝头。

1947年春季，我担任村妇救会主任，一次到区里去开会，偶尔间看到报纸上有华东军医大学招生简章，我急忙问报考的负责人自己能否报名？负责人告诉我，原先是招初中以上文化的妇女参军，可当时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都是地主老财或有钱人家的小姐们，来报名时，她们回答的是不愿参军打仗，只想学成后就医。

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部队便降低了招生标准，报考从初中文化降低到高小文化。我在青妇队和妇救会的几年当中，上识字班学习文化，有了一点文化底子。于是，我立刻让前来送饭的青妇队员赶回十几里外的村里，通知动员另外也是党员的三个女孩来参加报考。

在口试时，招考的负责干部问我：怕死吗？我回答：不怕！敢上战场吗？敢！负责人告诉我们回去等消息吧。

两天后，参军的录取通知到了村里。 临出发时，父亲对我说，“孩子，去吧，你在家连野菜树叶都吃不饱，去部队起码能混个饱肚子……”，谁知我这一走却是和父亲的诀别，在我入伍的第二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一直到解放后，当我得知父亲逝世的消息时，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父亲给地主担了一辈子的水，种了一辈子的地，去世时前，后背己完全直不起来了，腰弓着几乎弯成了90度。

我是1947年3月由华中军区卫生部的华中医科大学（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的前生）招生入伍到了华东军区的战前医训队的。

先后参加了南麻、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每次我都主动请战到最危险的战地前沿抢救伤员，炮弹经常在头顶呼啸飞过，在身边不远处爆炸，但经历过许多次战斗的考验，我早就习己为常无所畏惧了。

记得当年，我和我们村的另外三个女孩一起参了军，我们几人都是党员，刚到部队就成了骨干。参军后我表现积极，一入伍我就当了班长，负责着十几个女兵。每次部队行军打仗,哪里危险我就到哪里去，主动为医训队打前站。到前面探路安排宿营地，也就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队员，每天在部队出发前提前几个小时出发到达宿营地，找到当地村干部把住宿安排好，烧好开水，吃饭的柴米油盐联系好，当大队人马到达后一切准备就绪，这样就省了很多时间，部队就可早点吃饭，早点安歇，以便大家第二天行军。

图片：母亲荣颁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奖章和其他纪念章

在战争环境下，我们医训队的学员都是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上课和休息。以背包当板凳、膝盖当课桌。

经过培训后分配到了野战一院。

我到了野战一院后，医院跟随部队东征北战，参加了部队的所有大小战役的收容伤病员工作。

1947年5月，我们野战一院，接收了孟良崮战役转来的重伤员几千人，

那时我们一院一直跟在野战军一纵队、四纵队、六纵队后面行军打仗，哪个纵队打仗就跟在哪个纵队后面抢救伤员。包括从医训队开始，边学习边跟着大部队行军打仗，我们在频繁战事中边行军边收容，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任务出色。

入伍的当年夏天我就参加了南麻临朐战役，南麻战斗是场恶战，华野4个纵队伤亡较大，那场战役打得异常惨烈！

记得是1947年6月，南麻临朐战役打响刚好是在六七月份雨季时节，几乎天天下雨。我所在的医训队跟在一、四、六纵队后面跑，作战部队打到哪就跟在哪抢救伤员。

当时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太大，这一仗我们打的不顺利，只能往河的北面辙退，中间来回过了几趟河。
当时天上有敌机轰炸，后面有敌军围追，我就经历过刚刚卧倒在地，敌人的炮弹就在仅仅几米的地方爆炸了的危急情景。当时我所在的医训队是带着伤病员跟在主力部队后面辙退的，伤病员都由支前的老乡用担架抬着走。老天一直在下雨，背上的背包都被雨水淋湿，我脚上穿着一双用带子扎住不合脚的大布鞋，爬山时在泥泞中把鞋底都拧掉了。蚂蝗钻进脚上腿上也顾不上了，用巴掌朝着蚂蝗使劲拍两下继续往前走。

1947年的鲁南突围，是我门华野老同志一段最难忘的经历。当年恰逢雨季，一路上泥泞交加，部队要渡过多条河流、湖泊。

一院跟随一纵、四纵各部队突围时，又遇倾盆大雨，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部队行动受阻。

过河时，部队安排高个子的男兵带一个女兵过河，走到水深之处，男兵抓住女兵的衣领使劲往上一拎，走几步拎不动了又往下一放，个子矮的女兵咕咚咕终喝进几口浑水后继续又被拎起……。过河时，走在水里经常踩到软绵绵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先头部队战友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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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次渡河，民工划着许多木船载着部队过河，敌人飞机往河中扔炸弹，炸沉了不少船只，有的船上载着的马匹受惊后便往河里跳，跳河的过程中带翻了船，船上的饲养员跟着也落了入水中……过河时部队伤亡很大。

1947年12月，在莱阳战役中一院收治伤员几千人。手术一台接着一台，医生们夜以继日工作，甚至没有时间吃饭。我们每一个护士要走几个村屯，负责上百伤员换药与护理。就在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医护人员仍然坚持＂查房＂与＂查对＂制度，保证不漏掉救治一个伤病员。

那年冬天下着大雪，我脚上唯一的一双不跟脚的布鞋用绳子扎着，鞋里已经湿透了，穿着它我要走好几个村子护理伤员，到了半夜又累又困又饿，找点柴草倒在伤员的脚边打个盹，然后接着照顾伤员。在我们医护人员的精心的医治下使不少伤员重返前线。

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我们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我们一院跟随部队东征西战打了无数次战斗。

1948年6月，我们一院紧随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参加了“豫东战役”

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作战，粟裕同志率领在濮阳地区的第1、第4、第6纵队于5月底南渡黄河。其中有华野机关、华野直属部队和野战医院

我们是随一纵、四纵、六纵作战部队过的黄河

当时我们医院就住在离黄河不远的地方，物质条件很差，庄子很少，因为不是革命老区根据地，老百姓早都跑光了。重伤员分散地住在几个庄子里，轻伤员大都住在河滩里的荆柳丛中，那里全是沙子。有两千多个伤员完全靠我们野战一院的医务人员护理。

医护人员和伤员缺衣少食，房子让给伤员住，医护人员都在野外住宿。

当时医院离黄河岸边还有一段路程，来回也有几里路。医院撤离时动员轻伤员自己走，腿好的伤员互相搀扶着走，伤重的，由华野部队护送的同志们背着或用担架抬着走。

我们把伤员全部转移到黄河边的树荫底下隐蔽起来。

傍晚，我们的船陆续到了，黄河边都是淤沙船不能靠岸，脚踩下去陷得很深，不能停下来。我们和警卫部队把重伤员背着抬着上了船，大家从当天中午一直忙到第二天下午。终于把伤员转移过了黄河以北。记得当时我来回过了几次黄河运送伤员。

这年9月，我们一院跟随部队参加了济南战役。我们一院在这次战役中收治了大批从前线抢救下来的重伤员，最多时达3000多伤员，其中以炸伤和骨折为多。一院医疗设备和器材严重不足，没有病房只能因陋就简，把病房设在临近几个村落的百姓家里。我和其他护理人员们每天挨家挨户查房清理伤病员伤口，半夜困了，就地躺在临时铺的高梁玉米杆子上。当时正直寒冬腊月，遇到雨雪天时，我唯一的一双布鞋被雪水沁透了还穿在脚上，冰冷刺骨。即便在这样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仍忘我的工作

1948年10月间,我所在的华东野战军野战一院,正在收容济南战役伤员任务时,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一院将未治愈的伤员,转至后方医院立即南下,接受新的战役伤员收容任务。此后我奉命调到野战三院，到了三院不久就跟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 。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即将打响，我们三院从山东跟着大部队每天行军一百多里路，靠着两条腿一直走到江苏靖江。记得一上路，从开始的两路队形，变成四路前进，后来大路上队伍越来越多，有兄弟部队，还有支前运送粮食弹药和抬担架的民工队伍，道路都塞满了，走走停停。各单位都在喊自己的战士“跟紧，不要掉队”。

渡江是选择在漆黑的夜晚进行，白天国民党的飞机时刻在空中盘旋轰炸。4月21日晚，大部队先行渡过长江，我们的第三野战医院紧随其后。
渡江全靠当地老百姓划着木船，数不清的小船载着部队浩浩荡荡向长江对岸的江阴驶去！当时我们不能从江边码头登船，码头周围是敌人炮火的目标，渡江的船只只能选择在沿江比较隐蔽江摊，我们在那里登的船。
船停在全是淤泥的江滩那头，上船之前要走过一大片淤泥地，双脚陷在泥中十分难行，我们拼命地向前快走，步子稍慢双脚便会在淤泥中越陷越深。

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江面黑沉沉的一片漆黑，还呼呼刮起了风。数千只大小杆上竖着帆的船，满载着我们渡江大部队，迎风斩浪，向南进发。 

渡江时，对面岸上敌人的炮火不断袭来，炮火之下，江水之中，一颗颗炮弹爆炸后掀起冲天水柱，把小木船掀上又抛下，我们的衣服被江水打得透湿，附近有几只船中了弹，船身在狂涛中摇摆，桅杆上的风帆在燃烧。我亲眼目睹载满战士的小船被敌人的炮弹炸沉！

那些年轻的战士真的是很勇敢很乐观，把生死看得很淡，渡江时眼看敌人飞过来的炮弹在周围爆炸了，还对着夜空开玩笑地喊道:“喝蛋（弹）汤啦！喝蛋（弹）汤啦！”

图片：抗美援朝时期，和丈夫曾模、妹妹宋梅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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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江到达江阴之后，我们三院跟随三野大部队向上海方向进发，准备解放大上海。
三野是陈毅粟裕的部队。你爸爸一直跟着陈毅粟裕转战南北。野战三院渡江后曾经在常州无锡一代的农村驻扎过，最后到达太仓，三野大部队参加攻打上海的战斗，我们三院就在太仓抢救治疗前线抬下来的伤员。 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不分昼夜地救治伤员。当时医院驻扎在太仓一个村子里，条件很差，只能把伤员分散安置在村里各个老乡家，这家住三个，那家住五个。夜间值班时，烧上一桶开水，身上背着急救包，跟在医院请来的一个民工后面，民工提着马灯拎着一桶开水，带着我挨家挨户地跑，每晚都要跑无数个人家。 每到一户人家我就忙着给伤员清洗伤口，包扎换药。那时条件十分艰苦，伤病员都睡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遇到腿部受重伤的伤员，医生在旁边治疗时，我就跪在稻草铺的地铺上，用两个胳膊肘撑在铺上双手托举着伤员的大腿，一直坚持到冶疗结束。

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每天都有伤员因伤势过重死去，我夜间值班时最多的一次死了五个伤员。每死去一个伤员，我都要弓下腰来，民工把己死亡的伤员托起来放在我身上（那时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体重不到百斤，瘦小的身躯要托起比她重牺牲的战士），我两手抓住死去伤员的双臂，民工在后面抬着牺牲战士的双腿，抬到摆放在门外的棺材旁安放好，我把牺牲的战士身上的衣服理平钮扣钮好后，由民工钉上棺盖抬出去统一埋葬了。

在渡江和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我带领的班因抢救伤病员表现突出荣了立三等功，我荣获了个人二等功。后来部队在江南常熟太仓一带休整时,战地宣传队还以我的事迹编排了节目在部队巡回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