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往事：追踪卖花姑娘到大山深处

老维子

“叔叔，买支花吧！”“阿姨，买支花吧！”“大姐姐，买支花吧！”…… 这声音熟悉吗？在我们的电影被人为中断的年月里，一部朝鲜彩色宽银幕影片《卖花姑娘》，一曲“卖花哟，卖花哟，卖了钱换药来救母亲”的主题歌，唱湿了多少国人伤感的心。 而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卖花姑娘，那些惹人怜惜的弱小的女孩，却是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真实实的存在。 九十年代中期，盛夏酷暑季节，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地铁1号线西单出站口，西单商场附近的便道上，总能看到三两结伴的小女孩，怀里抱着一捧鲜花不停地向行人兜售。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我们《青年周末》“记者行动”组的关注，她们从哪里来？这样的年纪为什么不是坐在教室里？她们卖花是生活所迫，还是像“丐帮”成员那样被有组织地胁迫？带着这样那样的疑问，我和史玮来到西单，准备跟卖花姑娘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实际接触。 <h1>卖花的细妹子</h1> 　　“叔叔，买一支花吧，求你了，买一支吧。”“阿姨，你也买一支吧。” 我和史玮刚从地铁站出口上来，两个手拿鲜花的小女孩立刻就迎到我们面前。她们真的是太瘦小了，以致我都怀疑她们是否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身上的衣服不算破旧，因为多日不洗的缘故，显得有点脏，脸上是农村女孩特有的肤色，微黑泛红，头发梳得倒是挺利整，眼神里透着祈求和渴望。 “叔叔可以买你的花，”我俯下身说，“不过你要告诉我，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的家在哪儿？” 听了我的问话，女孩低下头，抿着嘴儿不回答。另一个个头稍高一点的女孩则警惕地望着我，然后拉起个儿矮的女孩就要走，被史玮招呼住了： “好，我们不问了，我们买你的花。” 见我们掏出钱，呼啦一下，又围上来五六个卖花的小姑娘。 “叔叔，买我的。”“阿姨，买我的。”拥着，嚷着。 我笑着摇摇头，说：“我们只买一支。” 听我的口气很坚决，她们又呼啦一下子散开，去追别的买主了。 我把钱给了矮个儿女孩，她给了我一支用玻璃纸包着的红玫瑰，我转手递给史玮。史玮放在鼻子上闻了闻： “嗯，挺香的。” 她一转手，又把花还给了小女孩：“这花我们买了，送给你。” 小女孩一脸惊异的神情，她不明白为什么叔叔阿姨给了钱又不要花？ 我们往西单商场那边去，没走多远，卖花的小女孩竟又追了过来，叫了声“阿姨”，然后把那支红玫瑰塞到史玮手里，什么也没说，转身跑了。 又问了几拨卖花女孩依旧无果后，我们决定“找警察叔叔”。 西单派出所所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明情况，他表示很乐意帮忙： “好啊好啊，我们也正挠头这帮孩子到底该怎么办呢。李子，你跑一趟。” 那个被叫李子的青年警官冲我们道：“稍等，我这就去给你们抓几个来。” 史玮忙说：“别吓着她们，都太小了。” 所长和青年警官听了哈哈大笑，显然是我们误解了他们口中的“抓”字。 李子说：“放心吧。” 时辰不大，李子带进一群我们见过和没见过的卖花姑娘，足足得有十一二个，有的呈惊恐状，有的则满不在乎。问她们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一个个咬紧嘴唇，一副打死也不说的架势。问急了，有个女孩，噢，就是卖我和史玮花的小姑娘，忽然抹着眼泪哭起来，其他女孩见状也都跟着哭开了。所长和李子赶忙又是哄又给糖，还拿出汽水来让她们喝。警察叔叔就是警察叔叔，聊着聊着就让卖花姑娘们放松了警惕。孩子终究是孩子，才只有八九岁，心里防线一塌，嘴上就秃噜了。原来，她们都是来自湖南的大山深处，具体为湘中南衡阳辖属的县、乡、村。 <h1>山的那边</h1> 　　北京至长沙的特快列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目的地，我和史玮轻装简行，奔赴卖花姑娘的家乡，调查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在长沙吃的第一顿饭，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下了车，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我们进了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馆。早就闻听“湖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湘人吃辣椒跟吃糖似的，一把“小干红”塞进嘴里，嚼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就这些吧，”我点了三个炒菜，指着其中的一道菜说，“这个不放辣椒。” “那两个也少放辣子。”史玮也叮嘱道。 “好撒咯。”小老板笑脸应着。 菜上来了，肚儿里已是饥肠辘辘，不由分说，夹一筷子进嘴，熟料，竟被辣得一口喷了出来。 “妈哟，这就是少放辣椒！” 史玮忙递给我一瓶矿泉水。好一会儿我才稍稍缓过来，看着辣菜不敢动筷子了，只能吃那盘不放辣子的青菜，结果淡巴呲咧，一点味儿都没有。 史玮笑了：“你不让湖南人放辣椒，人家菜都不会做了，盐都不知道放。你呀，凑合吃吧。” 我真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吃完的那顿饭，只记得找了个小旅社住下，一宿无话。 次日一早，我和史玮就赶往共青团湖南省委，我们是团报，有事还是得先找娘家人。团省委书记听说我们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很高兴地把我和史玮让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言少叙，了解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书记同志笑着说： “你们也真是来得巧。我们团省委办了一期地、市团委书记参加的研讨学习班，昨天刚结束，衡阳的李书记现在还没走，正好让他带你们过去。一会儿我去跟他交代一下，协助你们调查采访。” 李书记人很年轻，个子不高，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脸也很白净，戴一副黑框眼镜，普通话讲得也蛮标准。我真是挺佩服他的，怎么也是地级市的团委书记，正处级干部，到省城开会居然是坐长途大巴。 到了衡阳市，李书记将我们领进一家紧邻湘江的新建酒店。 “你们先住下，明天我陪你们一块儿去。都说我们衡阳的方言是最难懂的，你们人地两生，特别是语言不通，到了下面很难沟通，我陪你们过去会方便一些咯。” 第二天，李书记亲自开着一辆旧了巴及的“小面”到酒店来接我们。 路一开始还是蛮好走的，下了过国道，进入市道，路况便差了很多，再经过县道特别是乡道，其中有好长一段甚至是黄土路，凹凸不平，坑坑洼洼。我当时刚拿到汽车驾驶证不久，见到车手就痒，恨不得抓过方向盘过把子瘾。李书记何等精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心思： “张记者可不可以替替我？我歇一下咯。” “成啊，我来开一会儿。”车停下，我和李书记换了座位。 “你行吗？”史玮颇为疑惑地问我。 “必须行。”我自信满满地说，“你就坐好吧。” 是巧呢还是不巧？我接替李书记的时候，正是经过那段黄土路，我又急着给油提速，在过一个浅坑时没绕开，车子一下颠起多老高，险险没翻喽，我也下意识地踩住了刹车。史玮和李书记的头都撞到了车顶棚上，好在磕得不重。 “打住打住！”史玮捂着头说，“你赶快跟李书记换过来吧。” “没事，过了这段土路就好了。”我还想继续开。 “拉倒吧。”史玮很坚决，“要是你还开，我就下来走。” 李书记也笑着说：“张记者，还是我来吧。” 路上经过我国五大名山之一的南岳衡山，李书记还说要不要停下来进去转转，拍张照片也好啊。可我们的心里只想着卖花姑娘，哪有闲情逸致游览呀，只能望山而过了。 到了ＸＸ县，县团委书记早已领着几位副书记和各部部长在大门口迎候。李书记首先问，北京青年报两位记者的事情联系得怎么样？县团委书记说，刚好那儿的毛乡长来县里办事，我就没让他走，若是急，稍稍休息一下咯，就让毛乡长带二位记者同志过去。 毛乡长看上去有四十多岁，黑红脸膛，身体很壮实，说普通话虽没有李书记那样标准，但绝对听得懂，何况经过两天的时间，我们对衡阳方言也能听懂一些，甚至鹦鹉学舌地说上两句了。 毛乡长可比李书记阔气，他开一辆军绿色的212吉普车，我们一路说着聊着不知不觉就到了乡里。毛乡长把我和史玮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其实就跟乡政府在一个大院，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布置得蛮干净的。毛乡长这边命人到河里捞了几条鱼，又去园子里摘了些新鲜蔬菜，再从房梁上扯下一条腊肉，叫厨师为我们准备晚饭，他还特意叮嘱少放辣子。 饭桌摆在院子里，毛乡长陪我和史玮一起用餐。看着眼前的青山绿水，草木葱茏，吮吸着湿润、清新带有丝丝草香的空气，我不禁赞叹道： “乡长，你们这儿可真美呀！” 没想到毛乡长却说：“我的同志咯，我们是贫困乡撒。” 我和史玮听了面面相觑。西北地区的贫困乡镇我也去过，和这儿比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毛乡长感觉到了我们的惊讶，他向我和史玮介绍了全乡农村人口的年平均收入，确实非常低。由于地理区域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靠山靠水有吃有喝，人活命不担心，但农民手里没有钱。 很快我们就聊到了此行的目的，史玮问毛乡长：“您看我们什么时间可以过去，去那个村儿？” 毛乡长指着层层叠叠的大山，摇着头说：“你们讲的那个村子，在最里面，要翻七座山过八条冲，好的脚力一天也走不到。你们，进不去的。” “那怎么办呀？”我发急道，“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是啊，”史玮也说，“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莫急莫急，办法我替你们想了。”毛乡长说，“吃了饭，你们去跟那女伢子的娘通个电话撒，我跟她们黄村长说好了，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咯。”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古旧的电话转换装置，像是四五十年代的。电话接通后，毛乡长将话筒递给我： “女伢子的娘，叫来了。” “喂，你是黄小娟（化名）的母亲吗？”我大声问道。“什么？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对方讲的是湖南方言，还夹杂着明显的哭腔，我真的一句也听不懂。而我说的话，她好像也不明白。 “喂喂，你会说普通话吗？会不会说普通话？” “她会啥子普通话。”毛乡长站我旁边说，“村里只有黄村长一个人会讲咯。” 接着，毛乡长对着话筒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通儿，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记者同志，你好！，我是这个村的村长，你来问吧，我帮你转述。” “太好了，黄村长。我想问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不留在家里念书？” “穷啊，家里太穷了。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上小学四年级，家里再供不起她读书了。” “那么，黄小娟离家多久了？家里知不知道？” “知道，已经半年多了。” “那，黄小娟有没有跟家里联系过？” “没有，一次也没有联系过。” “孩子走了这么久，当母亲的不想她吗？” “想啊，当然想。可想有什么办法，她出去讨生活，起码可以养活自己，家里也省下一份口粮。”这时，我听到话筒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哭泣声。“记者同志，细妹子的娘问，她在首都过得好吗？” “好，非常好，请她放心。” “记者同志，细妹子的娘说，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首都北京那么多好心的人！” “黄村长，你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是在外面闯荡过吗？” “算是吧，我在广州当了四年兵。”黄村长说，“我们村有老人连村前面的这座大山都没有出去过，细妹子她们也算是出去见世面了。” “黄村长，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没有机会留在外面吗？” “有的，我复员后是有机会留在广州的，也可以跟我的一位战友去深圳，他父亲在那里有公司。”黄村长透露了他回到大山里的真正原因，“我们村实在太穷了，记者同志，不怕你笑话，我们有一家八口人，祖孙三代，家里穷得只有一床被子，一套衣服，谁出门谁穿，十八岁的妹子白天只能卧在床上，用被裹着不敢见人。” 听到这儿，我的心好酸。 “在广州四年，看到大都市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是太大了。我的家乡，我的父老乡亲，不能永远贫穷落后下去，我要和他们一起来改变面貌，让村里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向你敬礼！黄村长。”我由衷地。 “记者同志，等我把手头的事料理料理，就去北京把细妹子她们接回来，”黄村长坚决地说，“再苦再穷，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 我的眼睛潮湿了。 …… <h1>【补白】</h1> 回到长沙，等候乘机返京之前，我和史玮去了湘江之畔的岳麓书院，书院门前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指的是人才鼎盛的局面。作为中国公认的四大教育强省之首，湖南当实至名归。我们也到该省教育厅做了调查了解，像黄小娟们的情况确属少数，极少数。 如今，二十六七年过去了，当年的卖花姑娘们，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她们生活得怎么样了？她们的孩子们还会重复上一辈人的命运吗？ <h5 style="text-align: left;">（前排左三为史玮，后排右四为本文作者）</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