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治民: 忆古田县“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的难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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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回忆，重温往事

 任治民口述   任兴国 秦少青整理 

　　我叫任治民，汉族，中共党员，1931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任家庄村，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三大队四中队队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我家乡这片土地创建了以太行山和太岳山为依托的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1945年9月10日，发生于我们长治市境内著名的“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首次冲突，它的胜利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并为争取和平民主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吹响了解放战争前进的号角。上党战役之后的1945年10月8日长治率先于全国解放，老解放区人民欢天喜地，迎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

　　(平顺县任家庄村口)

一 、南下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48年10月，我参加工作到平顺县银行任出纳。1949年初党中央和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在平顺县组织的抽调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的动员会上，我义无反顾积极报名南下并获得组织的批准。1949年2月12日（正月15日）当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气氛中，我和我的八十多名平顺战友在县委书记陈玉山的带领下，从平顺县出发到长治集合，开始了我们南下的征程，在河北武安经过一个多月的城市管理经验的培训，我们这批从太行、太岳老解放区出来的4千多名干部队伍有了正式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我们这些主要由平顺县和部分长治县的一百多名干部编入三大队四中队。4月25日我们从武安出发向南京进军，出发时武安城内突然之间大雨磅礴， 我们冒着解放战争弥漫的硝烟，跟着刘邓大军挥师南下，5月26日我们风尘仆仆赶到了苏州。 

(南征出发前战友合影留念)

  在苏州，党中央基于全国的形势发展重新做出安排，要求长江支队更改接管苏南的原计划，继续向南去接管福建省，为新中国的加速解放再做贡献，虽然当时福建比起我们原先要接管的苏南有很大的差距，但只要是跟党走我们义无反顾。7月13日从苏州整装再出发，跟随华东野战军叶飞的十兵团挺进福建，8月12日到达建瓯与福建的地方干部胜利会师。

(长江支队与福建地下党建欧会师)

　　(长江支队进入武夷山)

二 、8月15日四中队进驻古田县

　　短暂会师后，几乎没时间休整，我所在的三大队四中队就接到即刻奔赴古田县的命令。赶到目的地后，立马就与当地干部配合，组建新一届古田县委县政府，原四中队政委蔡竞任县委书记，中队长卢士辉任县长，各项工作迅速有效展开，筹粮支前，反霸，减租减息和配合部队剿匪，逐步建立农会以及民兵组织等全面工作。

初到时，我们这批北方人一口山西土腔的普通话，与福建人说的当地方言根本无法交流，而当年能说福建腔普通话的当地干部也不多，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工作中双方交流解释有多困难，经常为了说清楚一个问题，能把人给急“疯”了，但是为了工作尽快展开，顺利完成省委下达的各项任务，我们手脚并用，手势加写字，使用能想到的各种交流方法和当地人沟通，“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没有难倒我们，使得所有工作如愿以偿地出色完成，为新政权的全面接管迈过重要一关。 

　(任志民与战友初到古田留影)

三、 “古田县中国人民银行”起建

　　古田县刚解放时，城里国民党时期留下2家银行空壳，分别是“古田县银行”和“古田中国银行”，实际上就是沿街破破烂烂两间门面，新政府接收后就合二为一，成立了一家 “古田县中国人民银行”，行政管理上银行系统一开始就按“条条管理”，南平地区银行最初派来了3个干部，其中王宣南同志担任行长，那时正值49年9月，我在古田县财政局工作，10月份县委派我进驻银行配合地区3位同志负责筹建工作，开始时真是要人没人，要物没物，工作相当困难，而且征粮，支前，剿匪等工作资金用量较大，政府资金调拨都需要通过银行，所以需要马上开通银行的业务，当务之急是先把营业场所搭建起来，为此我们向地区要了点钱回来，修缮了2间店铺，陆续招了一批新工作人员，请县一中老师用红纸写了“古田县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贴在门帘上，就算开张了。

　　行长王宣南同志工作没几个月就调走了，古田县人民政府临时任命了县工商局长关耀庭（山西平顺籍）同志兼任行长，副行长由我和王科则（山西平顺籍）二人。那时候干部调动频繁，南平地区银行先后又派张铭和史春成同志来任行长，同样不到一年他俩前后又奉命到其他地区任职去了，关耀庭行长也因工商局事务忙不过来，所以行里的暂时由我主持工作，当时我只是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小伙，虽然经验不足但干劲十足，不能辜负党的信任，不能给家乡老解放区的党员干部丢脸不是吗？为了银行业务的顺利开展，我必须在省里，地区上上下下的跑，申请经费，要求分配物资指标，通过诸多的努力总算让银行业务走上了正轨。 

四 、风雨飘摇中“人在银库在”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1952年7月古田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山洪，城区陷入一片汪洋之中，房屋倒塌无数，城里百姓被迫陆续转移到山上高处，灾情不断恶化，县长牛天福（山西壶关籍）三番五次派人催我们马上转移。洪水无情，危险在步步逼近，可是我放心不下，银行里头许多文件账本，还有修库房的拨款以及县里支前办的全部资金，数目可不小啊！我们银行里的武装保卫人员太少，抬着钱转移不安全，加上当年古田境内匪情不断，如果在水灾中敌我不清的环境下转移库银，突发的事件很有可能发生，非常危险！为稳妥起见，我决定自己带头留下来，临时组建一个保卫小组，由两名行警和三名觉悟比较高的工作人员组成，一共六个人共同坚守岗位，守护库银，其他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 

　　中午以后，雨越下越大，洪水沿着街道从上游迅猛冲下来，银行周围已经是一片汪洋，我指挥众人把库银搬上二楼的最高处并封闭和固定牢固，之后全员进入警戒状态，预防土匪及其他图谋不轨之人趁机偷袭打劫，神经高度紧张之下，我整个人变得非常敏感，当时情形很乱，但这时我心里只有国家财产，全然不顾自己不会游泳，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注意力全部都在保护库银上，始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本地几个员工悄悄用古田本地方言对话，也会引起我高度警觉，比如他们在交谈：“郎尬量哎眉些月”哦？我虽然听不懂，但会根据他们语气和表情判断好坏，警惕性非常高。事后才知道他们是担心我不会游泳。

　　洪水不断上涨，已经快淹没了一层楼了，灾情越来越严重，我担心整个房子会不会倒塌被洪水冲走，长这么大第一次遇见如此大的洪水，虽然小时家乡“漳河”也发过大水，但与这次古田的水灾不可同日而语。灰暗的天空下涌动着黄色的洪流，冲击着一片片低矮的民房，许多木头房子象船一样在水上飘荡，一会儿功夫全散在洪水之中，看的我分外惊恐！真的是大自然的魔力，人类无法抗拒。我脚下的房子水位也在不断的漫上来，感觉房子在摇晃，会不会塌了？恐惧和无助感油然而生，个人生命不足惜，但国家财产绝不能有损失啊，我立即呼唤其他五位同志聚集过来，做了分工和交代，我对他们说万一房子出现险情，因你们都会游泳一定要扶住库银，做到人在库银在，要千方百计保护库银，即使我被大水冲走也不要管我，一切以库银为重！那时候我真的已经做好了溺水牺牲的准备，态度非常坚决，命令的口气不容置疑，大家神情严肃，互相对视着不说话，心中都清楚后果的严重性，为了国家财产，没有任何条件可说，这是责任！义无反顾。古人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着也”。古人尚且如此，我们是共产党人更应视国家财产重于自己的生命，受党教育多年的我更是义不容辞！ 

就这样不管水情发生怎样的变化，大家始终一直坚守在摇摇欲坠的房子上，尽管饥肠咕噜，全身被雨水淋透，也不敢放松警觉，望着脚下奔涌的洪水，好像我们是处在一叶漂浮着的孤舟上，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 

　　好在夜里雨渐渐停了，到了下半夜水位也开始降低，洪水慢慢地退去，苍天有眼啊，我们的房子终于在洪水中撑住了，我提着的心才稍为轻松一些，一直等到天亮，全城除了低洼处仍积水外，肉眼所见，是一大片淤泥所覆盖的狼藉，洪水彻底退去了，至此我的心才踏实许多，库银保住了，国家财产安全了！六个人激动的相拥而泣。古田县的这次特大洪水，有13人死亡，82人受伤，损失财产不计其数，就连溪山书院这所宋代朱熹讲学过的书院也被洪水冲毁。我们这些同志能在危险时刻不离弃，不放弃，为保护国家财产置生死于度外，这种大无畏奉献精神，灾后受到了全省银行系统通报表扬，几个人分别都受到政府颁发的立功奖彰，我因为处置得当，临危不乱，奋不顾身保卫了国家财产，也获得了省人民银行授予的“一等功”荣誉嘉奖。

    水灾之后的下半年，全县灾后重建以及各地因为征粮、支前和剿匪斗争工作异常繁重，极度缺乏干部，因此频繁调动干部解决急需之用，我临时被县委抽调到二区（平湖）配合李怀清（山西长治籍）区长去剿匪，那一年平湖的土匪异常猖狂，经常出现抢劫杀人，破坏公务，严重扰乱社会治安，我和民兵们配合公安部队严密搜剿，一旦发现目标，发动群众层层缩小包围圈，通过政策攻心，和严厉打击亡命之徒，取得了剿匪斗争重大成果，大半年时间土匪基本抓捕到案，唯一逃脱的土匪头子兰摇顺在我们不遗余力的追剿下彻底绝望，最终选择上吊自杀。

 五 、共产党员行长的“特殊待遇”

　　52年年底我重新回到银行，正式转副为正成为古田县人民银行行长，因我原在老解放区山西平顺县银行工作过，而且前两年在银行表现也很出色，地区和县领导高度信任，担子压在我身上，要求我抓好银行业务以配合全县的生产建设任务。彼时古田刚解放两年多，百废待兴，国家“一五”计划准备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并且列为全国第101个重点建设工程。工程的规模之大是当时古田县乃至福建省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计划淹没整个县城及11个乡57个自然村，移民4万多人。另外修建的外福铁路线在古田境内的工程也不小，所以使用资金量巨大，银行的业务非常繁忙。必须经常去福州省人民银行运钞，当初因为运钞这种事责任特别重大，每次必由我亲自去。最初走陆路，县里派公安局一个武装班和一辆卡车给我，为了保密从不敢走漏风声，每次都是晚上10点后偷偷出城。

　　古田至福州修的是简易公路，路况极差，坑坑洼洼，小路弯道又多，沿途不时还有匪情出现，我们从不敢怠慢，在高度警戒中，一路颠簸十几个小时，才赶到了福州城外。第二天去省总行，也要等到夜晚8点后才能进得去，那时候的条件很差，全靠人工搬运，而且不是谁都可以搬的，必须要有可靠的交接人员，要求是共产党员才行，所以唯一只有我一人有权去扛下来，一箱人民币重达146斤我要一口气从金库扛到外面的卡车上，当年虽年轻，但身体瘦弱，因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又极不规则，来到南方饮食也不习惯，还经常闹胃疾，营养状态相当差，体力是不行的，但我知道责任重大，再沉重我也要咬牙挺住，武装班的战士见我每次都是猫着腰非常吃力扛着箱，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感慨的说：“也只有共产党的行长可以自己当搬运工自己扛箱了，换做国民党是不可能的”。

搬一次少则一两箱，多的有五六箱，人累一点那是小事，巨款在车上的压力，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分量，沿途又不安全，前不久福鼎管阳发生的惊天土匪劫钞案，不但巨款被劫，连押运人员全部遇难，这事影响很大，至今我们还是心有余悸的，所以回程路上每次都是高度紧张，唯恐出事，全程瞪着双眼，竖起耳朵，严阵以待。

有一天我们车刚爬到“雪峰岭”山顶，突然发现几个国民党散兵土匪举着枪在路上设路障，准备拦截我们，武装班一个机枪手见状迅速在驾驶室顶上架起机枪，土匪一见是解放军而且有机枪，知道不好对付，向天开了一枪就作鸟兽散了，驾驶员赶快绕过路障，一脚油门绝尘而去。那天我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个人生死无所谓，但国家财产太重要了，因为今天拉的款特别多，绝对不能让“福鼎管阳事件”重现，我和全体押运人员牟足了劲，拼了命也不能让土匪劫走！幸运的是土匪不知道我们是运钞车，仅是一次小小的拦路抢劫。

六、 “闽江劫钞案”中的生死考验

　　

就押钞而言，最让人难以忘却的是53年从南平地区开会后回程，我们与屏南县人民银行几位同志同乘一条船，屏南人行带了2大箱人民币，也不知信息是怎么走漏的，当船过南平与古田交界处的谷口乡深沟湾，下双坑的地方，受到一伙土匪的拦截，土匪齐刷刷的十几条枪瞄着我们，高声叫喊：“船给我赶紧靠岸！不然就开枪了”占着人多枪多，不断的威胁要开枪，我们怎肯靠岸，何况船上装着2大箱巨款，国家财产决不能让土匪劫走！由于深沟湾这地方江面比较窄，礁石较多，船不能开快，不好加力冲出去，可以说土匪选择这地方下手是很有战术眼光的。

随着岸边土匪的喝令声此起彼伏，形势空前紧张，空气好像瞬间凝固了，船上所有人铁青着脸全趴在甲板上，准备拼死保卫银行巨款。土匪看我们没有靠岸的举动，便发起了进攻，“乒乒”“乓乓”朝着我们开枪，那时的木头船哪经得起子弹，不多会船舱就进水了，船上机器也被打坏失去了动力，船开始慢慢下沉，说实话，这时候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要是在陆上还可以闪开隐蔽，但在船上只能当靶子挨打，我们除了武装人员有几条枪还击外，其他人手上基本没有武器，由于船失去平衡，摇晃的厉害，我们武装人员射击也没了准头，打不中土匪，这让土匪气势更嚣张，边喊边涉水向船靠近，我想今天可能要献身了，与其这样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顺手操起船上的一条铁管，准备待土匪靠近时与他拼个鱼死网破。 

　　船摇摇晃晃开始倾斜，土匪离我们越来越近，情况万分危急，我们知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这时候也不知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我感觉瞬间有一股气直冲脑门，双眼视乎喷火，全身肌肉绷紧，与船上所有人一样手握各类器具准备做最后一搏，就在这濒临绝境之际，时任五区武装部长的关耀明（山西平顺籍）带着民兵赶来支援，真是及时雨啊！关部长指挥民兵冲向土匪，一阵喊打气势高涨，场面立即扭转过来，土匪受到两面夹击，只好很不情愿丢下马上到嘴的“肉”撤离了。

与此同时屏南县人行的干部朝民兵们着急地大喊：“船要沉了，快来救船啊！”阵阵呼救声响彻山谷，他们担心船上巨款遭到损失。民兵们见状顾不得追赶败退的土匪，转头赶紧游到船边，船老大用绳子套住船头，大家齐心协力将船拉到滩上。虽然装钱的箱子进水，人民币部分受了潮湿，但一点损失都没有，国家财产保住了，我们终于死里逃生，大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在保卫国家财产的斗争中，又经历一次生死考验啊。

　　这就是当年南平地区闻名的“闽江劫钞案”，我经历了全过程，目睹了我们南下干部和民兵们，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战胜了穷凶极恶的土匪，避免了银行巨款被土匪打劫，用对党的忠诚之心，为保卫国家财产不惜以命相搏的壮举。

从外界的眼光看银行的工作，貌似很稳定，很安全，因为跟钱打交道好像很轻松一样，但是解放初期恰恰是与钱打交道，是最危险工作，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残匪、敌特隐藏在暗处，处处偷袭搞破坏，银行运钞业务是他们重点的打劫目标，近两年时间省内就发生了多起劫钞事件，牺牲了不少我们的同志。我们也因为走陆路出现了多次险情而改为走水路，同样水路运钞也是危险重重，历经磨难，如果没有坚定的为党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是谈不上做好银行工作的，我为当年的银行同事们为了新中国的银行事业，无私奉献以及勇敢的牺牲精神感到骄傲和自豪！

七、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每当回想那几年在建国之初的古田县人民银行，万事开头难啊，我们南下干部初来乍到，在这陌生的贫困山区要展开与全国同步的土改反霸工作，还要按时完成筹粮支前，剿匪等艰巨的任务，所遇到的事件，面对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由于语言不通，交流不顺，生活习俗不同，物质条件的匮乏，经济上的困难等都给我们心理，生理上造成不小的压力，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最基层第一线的干部，更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忘不了赵复生，张铁旺，王长保，郭兵屯，王耀源，秦海保…等四中队的战友们，他们大部分刚开始都在区一级的最基层工作。我眼前仿佛又看到他们当年工作的情景，白天在饥一餐饱一顿情况下，奔波在各乡村、农舍等地筹粮支前的路上，夜晚只能稻草当被，木头为枕，在跳蚤肆虐奇痒抓狂下，夜不能寐。一年360日不论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当头，始终不向困难低头。剿匪的路上，他们身先士卒，为了百姓安全和利益不惜舍生忘死，冲锋在前，“杉洋事件”中，关麒麟、刘学孔、孟连珠、赵克俊等战友与土匪血战到最后，为了杉洋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挺身而出，面对土匪的火焚、活埋等惨无人道的行径，绝不妥协，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用自己青春热血诠释对共产党的忠诚，为新生的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些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如今我已经是耄耋之年，回首这70多年一路走来，“苍苍横翠微”，我坚信福建的发展一定会更好，会更上一层楼。四千余名南下干部满腔热血灌注于“八闽大地”，已经结下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人民高度赞誉的口碑，可以告慰太行太岳家乡的父老乡亲了，我们“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长江支队老战友们，他们不愧是太行太岳老解放区人民养育出来的优秀儿女，没有辜负老区人民的期望。用朴实、勤恳、诚实善良的大爱胸襟，服务于“八闽大地”，一腔流血播撒在福建的红土地上，他们把宝贵的一生献给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给了福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虽然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冲击，打压和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我们对党的忠诚之心始终没有改变，对我们为之奋斗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不移，恢复工作后还是一如既往，不计前嫌，更加努力为党和国家工作，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不谋私利，廉洁自律、两袖清风，站好了最后一班岗，充分体现了我们长江支队这批老同志呕心沥血，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为福建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之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精神和物质基础。

2019年11月于宁德

(长江支队古田县老干部坐谈会)

后记

2016年春，听说古田“杉洋事件”关麒麟烈士女儿关俊花大姐要回老家平顺县南庄村，即刻便邀约了原古田县公安局长赵致中的女儿赵爱萍一同前往南庄村看望关大姐及瞻仰烈士故居。从南庄村去往抗战时期关麒麟勇救美国飞行员的榔树园村途中，一个叫“任家庄”的小村落映入眼帘，突然想起四中队平顺籍有个叫任治民的队员，询问关大姐果然这里正是任治民的家乡，三人拐进村里，没费多大劲儿就在老乡的带领下找到了任志民家老宅和任叔侄子任扎根。

真正见到任叔则到了年底，因为家乡平顺县要建“长江支队纪念园”，我和长治的二代牛广山、张福铭、王晋平带着纪念园的设计图纸奔赴福建要把这好消息告诉老前辈们，在福州见到任叔时他正在老干医院调养身体，当我们分别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牛进才、张积善、王长保、秦海保）时，他老人家居然都清楚的记得，尤其当任叔握着从南平一路陪同我们来的原古田县长张健的儿子张争鸣叫了声 “争鸣”时，这位原福建男排的主力队员、帅哥张争鸣竟纳闷极了，不知任叔为何知道他的名字。

这篇由任志民口述、任兴国整理的回忆文章，前辈与“古田人民银行”栩栩如生故事令人无比的震撼和感动，遗憾发表这篇文章时，他老人家已离我们而去。在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日子里谨以此文献给为福建的解放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长江支队前辈们。长江支队精神光耀千秋。

(欢聚在长江支队平顺纪念园)

在平顺任家庄村与任志民叔的侄子任扎根夫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