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学蓬：风雨中我们一路同行

罗学蓬

风雨中我们一路同行

1、一见钟情

如果说家庭是一个能避风雨的港湾，那么，属于我的这个港湾，则充满了宁静、温馨与甜蜜。我对此倍加珍惜！可以说我多年来的一切努力与追求，无不是为着建设、完善与美化这个属于我和我妻子、儿子共有的港湾。

我在我的妻子面前具有三重身分：首先是丈夫、其次是老师、大哥。这三种身分时时提醒着我对她的三重责任。

1977年，我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音乐系毕业，分配到江津县师范学校担任音乐专业教师。而在三年前，我正是从这所学校破烂不堪的音乐教室的讲台上冲出江津，走进西师的。　　

十七年前，我在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后记里如实地记下了这段历史：

“江津县师范学校的音乐室，权做了考场，365位紧张得脸上或红或白或青或紫的知青在二十几位目光炯炯的考官的注视下，轮番登台，厚颜无耻地吹拉弹唱，老天保佑，我竟取了个头名状元！凭着小提琴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我‘一马当先’冲进了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的神圣殿堂！不料世界却是一个不大的圆圈，三年后，我毕业后分回江津县师范学校担任专职音乐教师，居然在那同一考场中正襟危坐，虎视耽耽地面试一个个紧张得战战兢兢的考生，所有考生的衣食饭碗人生前程，全凭我一句话定夺。可是，艺术上的评判并不是唯一的，我的抽屉里还塞着一份校内校外大大小小的领导交办的关系户的名单，这涉及到我的生存环境，我不能不加以考虑……结果，通过的狂喜得敬祝我万寿无疆，落马的却恨不得我立即暴病身亡，我真想将他们一个不剩全部收下，可是……唉，那行吗？”

我的妻子恰恰就是后记中所述的那次由我主持的考试中数百名考生中的一员！那是1978年。她成为了江津师范学校音乐专业班的学生。　　

当我第一眼看见她时，我首先注意到了她的美丽——这种注意不仅仅是出色异性对我的吸引力，同时也是本学科的业务要求——她不仅美丽，而且体态十分的苗条匀称。那一刻，我甚至觉得她的嘴唇、眼睛、以及整个青春勃发的身体都向我洋溢着亲切而愉快的微笑。　　

她是经我考试后收下的12名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个。她的名字叫胡晓红。

那时的工农兵大学生头上还笼罩着政治的眩目光环，让人不敢不敬，加之我人年轻(25岁)还能拉一手不错的小提琴，隔三岔五地在报刊上发表一点音乐作品，所以热心为我作伐的同事不少，却因为我心为她所占而一概婉谢。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时间久了，19岁的女学生自然也就能从我这老师的眼睛里看出隐含着的其它的东西。然而让我感到安慰和大受鼓舞的是，她并不惧怕我的这种不太正常的目光。而且正因为我的心中隐藏着这样一种感情，我才更加渴望着在她、在班上、在全校的师生面前抓住种种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品质。于我来说，“为人师表”是远远不够的。　　

我的学生们也是畸形社会造成一个奇异的群体，我这老师还是个未婚青年，而学生中居然巳经有了不少当爸爸当妈妈的。这样的过来人对男女之事自有一双火眼金睛，我心中的想法，又怎么能瞒得过他们呢？这些“爸爸”“妈妈”们为感谢我的“传道授惑”，也就把为我牵线搭桥当成了对我这师尊的回报。这反而弄得我和她都有些不自在起来。而这种不自在，无异于一种“供认不讳”。　　

而最终将这隔在我与她之间薄薄的一张纸挑破则得益于我的一次牙痛。学生们都到寝室里来看望我。晓红当然也来了。然而不同的是，她是独自前来的。还给我带来了一把“狗豆芽”(一种中草药)和20个青皮鸭蛋，说，她知道一个民间单方，用“狗豆芽”煎青皮鸭蛋，吃了可治牙痛。这“狗豆芽”，是她刚刚去野外采来的。　　

我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吃了她送来的青皮鸭蛋和“狗豆芽”，还鼓起勇气趁热打铁地把我和她的关系明朗化了。她当然毫无拒绝之意，否则，便不会有下面更加激动人心的故事发生。

笔者与妻子恋爱时（拍于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小照相馆，后面的电视机是纸板做的）

2、捉“奸”捉双

我和晓红的地下恋爱进行到1979年的六一儿童节晚上，终于暴露于世，并被当做“桃色大新闻”极快地传遍了全县。

六一晚上，学校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　　

残阳如血，夕晖将校园弄得一片艳红。我正在教师楼的单身寝室里吃晚饭，忽地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开门，恰似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她刚洗过澡，瀑布般的一头长发随意地披散在脑后，脸庞上红扑扑的。她穿的是一件雪白的连衣裙。　　

我问她为啥不去看电影。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她说的这“重要的事情”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我们俩明确关系后，我曾叫她暂时对她父母保密，待她这一年的八月分毕业后再讲不迟，可她却不顾我的劝告——事后她告诉我，因为在她心中，我太理想太完美了，大学毕业，有稳定的收入；报刊和县里、地区的舞台上时有作品，算得多才多艺。她以为她的父母绝对没有理由会反对——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她那在小学校里教了一辈子书的母亲却勃然大怒，坚决反对女儿和一个教师讲恋爱！而且振振有辞地说：“我教了一辈子书，受了一辈子穷，在中国，最没出息的就是教师！”　　

存在决定意识——我迄今认为，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现实下，她母亲说的绝对没错。　　

她母亲把物质当做了爱情的先决条件，她错了；她母亲以为我这个年轻的教师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丰厚的物质，这后一点上，她更是大错特错了。　　

晓红现在来，就是将母亲的态度，以及她矢志不改的决心一并告诉我。　

门当然得关上。随着夜幕的降临，大操场上的电影巳经开始了。我的寝室的窗口面对着长江，半轮银月高悬。四处是一派的宁静。

听着她的表态，我的心感动着……　　

正感动，兀地，电灯突然熄灭了。　　

她在黑暗中紧张地问：“怎么回事？”　　

我安慰她：“没啥，又是停电。”停电是经常的事。我丝毫不可能想到我和她巳经落入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阴谋里。

这时，楼道里乱纷纷的，没去看电影的单身老师们大声咋呼着怎么搞的，其它地方都没停电，怎么就停我们单身教师楼的？　　

我听了不由地紧张起来！这时倘有人闯进来，瞅见这黑屋子里呆着一对寂然无声的青年男女，还不容易产生点想法？　　

我轻轻地移到门边，将暗锁上的圆钮拨了一下，将锁关死。我想，即或有人来敲门，也不会怀疑屋里有人了。　　

然而，制造这场阴谋的人却是胸有成竹——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晓红独自前来单身教师楼的路上，便巳经被学校的团委书记注意上了，一路跟踪，看见她进了我的寝室。于是，团委书记立即拿定了一个主意：捉奸捉双。

团委书记十分地想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我是教师里的共青团员，晓虹是学生里的共青团员，团委书记作为我们俩共同的领导如果他真诚地担心他的部下会控制不住感情不慎坠入深渊，那么，他完全有多种选择可以挽救我们。可他，却把今晚当成了一个老天赐予他“表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团委书记的智商并不低，他知道捉奸的最佳环境当然不是在大亮堂堂的屋子里。于是赶紧去叫来两名校工，一行人蹑手蹑脚地摸到底楼的楼道口，拉下了保险，使整栋单身教师楼笼罩在黑暗之中。然后，他们才英勇而兴奋地扑上楼来，直奔我的寝室。　　

门上初初响起敲门声时我尚不紧张，可是，当那敲门声经久不息，而且响起了团委书记(他过去从未来过我的寝室)的叫门声时。恐惧顿时攥紧了我……那一瞬，我的脑海中一片苍白，背沟发冷，我太清楚在这样的情景下开门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纵使我长有一千张嘴巴，也没法解释清楚了。

黑暗中，我看不清晓红的神态，但是，我却知道她的害怕远甚于我。因为，她是一个在校生，一个比我足足小了7岁的姑娘。　　

我竖起一个指头，在朦胧的月光中向她眼前摇了摇，示意她沉住气。我想安慰她，这可能是团委书记有事来叫我，只要不出声，他敲一会门以为屋子里没人，就会离去的。

可是，两三分钟后，待到门外出声的人一多，甚至嘈杂起来，我就知道大事不好，团委书记肯定是带着目的来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有上前将门打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开门，结果只能是“捉奸捉双，证据确凿”，年轻算不上英俊但才华横溢的男教师，和美丽的女学生双双当场落网……

丑闻极快地漫卷了校园，漫向了附近的白沙镇，而且极快地传遍了全县。　

我被逐下了讲台，每日除了写检讨还得去学校的油印室为专司油印的校工当下手。全校教师会上，领导发动教师们“帮助教育”我，从我的生活严重失足一直深挖到我来校后拼命学习业务知识，到处发表音乐作品完全是为了实现资产阶成名成家的卑鄙目的。我面对济济一堂的同事们，愤慨而无济于事地解释着、抗辩着……我痛苦地大呼：“作为一个人民教师，我绝对没有玷污师道的行为。不要说我们没有干过你们说的那种事情，我用我的人格向你们保证，迄今为止，我连她的手都没有碰过一下！”可是，我从他们的眼睛里明白看出，谁也不相信我的话，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一个人——包括他们自己——的人格有多么值价。

在一个人民早巳经习惯了毫无尊严生活的时代，这样的反应实在是习以为常。

晓红同样被停课，逐回白沙的家中闭门思过。　　

可是，年轻的学生们无疑走在了因循守旧的领导和教师们的前面。在我最为落魄孤寂的时候，正是这些比我更年轻的男女学生们悄悄地、有的甚至是公开地安慰着我、支持着我。而且，他们居然还敢在那样的高压情形下为我和晓红当起了地下通讯员——读着晓红用写检讨的纸写来的鼓励我的信时，我除了感动，便是羞愧……　

学校领导对此事件是极其认真的，由于我和晓红均坚决地否认我们有作奸的事实，最后，学校派出校医，把晓红带到白沙镇医院，由妇科医生作了检查。科学的结论最终为我们洗清了不白之冤。我得以重登讲台，晓红也回到了学校。但是，我和晓红恋爱的事实我们却巳供认不讳，而于我这同样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不宜继续留在师范学校任教。

这一年的暑假时，晓红毕业了，她被分到了白沙上游30余华里的永兴区山口公社金宝村小。而我则被一禅杖打到白沙下游60余华里的仁沱区顺江公社猫儿沱小学(与铜灌铎火车站一江之隔)，教带帽初中班。那是长江边上一个巴掌大的小渔村，我教的孩子主要是渔民和船民的子女。我和晓红同在江之南，同饮一江水，然而除了元旦、国庆必须有两天以上假期的节日里，我们才能匆匆地见上一面外，平时的日子里，我们只能靠鸿雁传书，遥寄相互的思恋。

必须加以强调的是,我在小渔村的这一段生活后来竟然成了属于我的一笔独特而宝贵的生活,我以此为素材创作的《大河上》、《大河风》《西河街风情》等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当代》、《清明》等大型刊物上，使我在文坛上初露头角。1987年夏，英籍华裔著名女作家韩素英在写《中国青年》一书前来中国搜集素材，于重庆人民大礼堂宾馆会见我和作家黄济人、诗人李钢三人时，对我的这一段生活也尤感兴超，问得极为仔细。

正因为极难见面，故而每一次的见面才为我和晓红倍加珍惜！

我迄今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的国庆节我第一次去看望她时的情景。

我从猫儿沱过长江，到江北坐火车到白沙车站，再过长江经白沙镇出城沿江而上(江津师范学校就在城郊两公里处，为我必经之地，但，我却宁愿绕道而行，也不从学校穿过)。

那是一个极好的天，阳光灿烂得有些过分。我独自在婉蜒于起伏丘陵之上的山道上疾疾而行，因为即将见到心爱的人，心中极其亢奋。

登上一座高坡，脚下的谷底铺满了在风中涌涌荡荡的苷蔗林。一条青石板小道落入林中。从晓红给我的信上我知道，这地方叫做观音沟，过沟，登上对面的山坡，还有五里地便到她所在的山口小学了。

我钻进苷蔗林，象鱼儿游进水中……天光倏然一暗，高高的蔗林淹没了我。

突然，一小块泥土砸到了我的身上。我顿住脚步，目光疾速往泥块砸来的方向寻去。紧跟着，蔗林中响起了几声猫咪的叫声……我听出来了，一股狂喜之情陡然涌上心头，我向着猫咪的叫声追去。很快，我看见了一个白色婀娜的身影，而且那猫咪声还变成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蔗林“哗哗”地响，白色的小精灵时隐时现，笑声象竖琴刮奏出的高山流水之音……我向着白色的小精灵追去……我追上了她，并且第一次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啊啊，朋友，幸福是什么？它绝不取决于地位、权力、金钱以及浮名，幸福的本质难道不就是一种心灵感受！但它并非就深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毫无疑问，那一刻，我们俩同时感觉到自己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980年夏摄于重庆留真照相馆

从1979年的夏天到1981年的9月，我们就这样极难得也极珍贵地往来着。而尤令我感动的是，由于她的家人坚决不允许她和我来往，晓红无数次地过家门而不入——朋友们请想想，一个女孩子独自走30里山路，到了白沙镇后却不回家中歇一歇，喝口水，便径自到江津县城。
　　或是更远的猫儿沱与我相见，那需要多大的决心与魄力！
　　晓红是母亲的独生女儿，她的执迷不悟使她的母亲痛不欲生，痛极生怒，居然在节假日的时候拿着棍子到江边囤船上拦截她。暴力之下，晓红的态度是，不接纳罗学蓬，她决不回家。——后来，直到我们的孩子巳经3岁，晓红的家人无奈地接受了我之后，她才带着丈夫与孩子第一次回家——前年，孤独一人的岳母退休以后，我们主动地将她从白沙接到了家中，和我们一起生活，而且，我和妻子坚决不收她一分钱的生活费。岳母清贫了一辈子，来到我们这个巳经提前进入小康水平的家庭中，也就有条件把他们那一代人失去的许多幸福夺回来――这当然也就让她在她的老友中时发几句真诚的感慨，同时也使她成为了一位受老友们议论颇多的人物。

　　

4、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佛洛伊德在其“性论”中认为，男人的一切表现、奋斗、追求，无一不是为了取悦女性。我就其自己的亲身体会，认为佛翁的理论确有一定道理。因为，的的确确，我在学习上、工作中的巨大动力，完全是来自于晓红。为了她，我必须出色的工作；为了她，我必须掌握更好的谋生手段，以保证她能一辈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除了“取悦”于晓红，我还有一个想法，我要以自己的努力来证明，罗学蓬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庸人。无论干什么，我都能干得出色！靠着如此巨大的精神动力以及强烈的创造欲，学音乐的我却能将中学语文尤其是语文教学中的作文写作教得来别开生面、有声有色，并且有资格为全区的中小学语文教师上作文教学示范课。

然而，当我在区乡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后，许许多多的区乡权势者通过各种关系，拼命把自己的儿女转到我的班上来。这绝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知识的尊重，当知识被巳经逐步正常起来的社会重新肯定了它的价值后，权势者们又迫不急待地企图对知识实施垄断罢了。这迫使我不能不重新考虑我的人生价值以及我今后生存的策略。

因为，1980年10月我们在猫儿沱结婚时，洞房之夜，我曾郑重地向新娘许诺：“你知道，命运巳经注定我是个一辈子吃业务饭的人，我不具备去努力寻求一官半职，让你享受夫荣妻贵滋味的条件。但是，我决心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十年之内办成三件事，在事业上搞出点名堂；从农村打回城里去；确保一家人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现在，为实现这三大战略目标，我必须调整自己的策略。我在乡间辛辛苦苦地卖命教书――用“卖命”二字决不是浮夸，我常常通宵达旦地备课，批改作业。一次校长夜里三四点钟起来上厕所，曾亲自将还在寝室里为学生批改作文的我“当场拿获”。校长大受感动，不仅多次在他能发上言的地方竭力表扬我，而且把我叫到江边上散步，非常诚恳地表示，要我先出任学校的教导主任，以后再当他的接班人。我同样诚恳地向他表示，我根本就不想在猫儿沱扎根一辈子，当了领导，我就“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没办法回城了。

放弃了当领导，我却挤上了文学创作的独木桥。我这人有一个特点，看准了的事那就象饿蚂蝗一样地叮上去，不把它钻深钻透决不松口——这一叮，就叮到了现在，看来还得一辈子叮下去了——教书之余，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单身汉，精力过剩，我常常是吃过晚饭，碗一丢就开始写作，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也没有任何干扰，闷着头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冲个冷水澡，又拿着尚未洗的碗去打早饭。严冬之夜，冷不可挡，我则将被子缠在腿上，外面用绳子扎紧，伏案照写不误。

1981年暑假，为把晓红调来和我在一起，我们夫妇双双调到了离县城稍近一些的支坪乡，我在乡小学教带帽初中。她在五里之外公路边上的一所村小。我们的家，就安在村小里，而且，就在那里，妻子为我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们最穷的一段时光，同时，却又是我们最温馨最甜蜜最充实最为我们夫妻所珍视的一段时光——所以，我能以我的切身体会证明一句话：居家过日子，金钱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幸福绝对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

无论刮风下雨，我每天必须来回四趟走20里路，傍晚回到家里，我首要的任务就是扛起锄头，将村小四周的荒地开垦出来，然后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我当过四年多知青，农民能干的活我都能干，农民干不了的我也能干，因为我比农民有文化有知识。科学的种植加上百十个学生提供的充足的肥料，使我的菜园子青葱油绿品种丰富，让周围的农民们羡慕不巳。而羡慕的结果弄得我苦不堪言。农民中的屑小之徒常常夜袭我的菜园子，让我防不胜防，徒唤奈何！

我绝对没有打算在这里呆上一辈子，但我却认真地做好了呆上一辈子的打算。我以校为家(整个村小仅有两名女教师)在校地里栽上了桃、李、广柑、香蕉、葡萄。而每天吃过晚饭，我就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在油灯下开始了伏案写作。妻子关心我，挥汗如雨的炎夏，她会不时地给我递上一块凉水里拧出来的毛巾，寒气逼人的冬夜，她总忘不了给我捂上一个暖意融融的小烘笼，让我夹在腿缝里。我每天必定独自呆在一间小屋里写至深夜，为节省开支，灯里是柴油，柴油烧久了浮尘很重，再兼天冷门窗紧闭，几个钟头过去，我的脸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黑釉，两个鼻孔也镶上了一道黑圈。

辛勤地垦耘终于显露成果，我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开始发表了。每一次拿到样刊和稿费，我是那样激动地向妻子邀功报喜。妻子也由衷地高兴，当然不仅仅是为那虽重要却不太多的稿费……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去十里外的仁沱赶场，备办一周的生活必需品。我挑着箩筐，晓红背着背篼，和农民一起络绎在乡间的小道上。我脑子里永远鲜活着那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生动画卷。我的箩筐里挑的是粮食，晓红的背篼里装的是几斤盐，几把菜秧，几十个鸡蛋，偶而也会有几尺色彩斑斓的布料，逢上年节，晓红的手里还会提上一刀猪坐墩儿，山道上，那红鲜鲜白生生的猪肉一甩一甩，招来好多馋巴巴的眼睛啊！……那隐没在竹林中的白墙黑瓦，那烂漫着杂色野花的田间小路，在灿烂的阳光下轻拂的禾苗，在鸡蛋般大小的鹅卵石上哗哗流淌的小溪，在柑子林里撒欢奔逐的小牛犊，全都因为晓红的存在而在我心中显得清晰生动，充满温馨。

朋友，您一定能理解我的本意绝对不是讴歌贫穷，而是为曾经贫穷的我们在清贫的生活中居然能有自强不息的心态与苦中作乐的手段因而多少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肃然起敬。

也就是在我们开始共同生活以后，我才更加全面地体会到我妻子的可贵。是的，对于一个妻子来说，仅有美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她拿出平凡的献身精神无微不致地关心照顾丈夫和孩子。需要持家的精明与能干，特别是在经济极其窘迫的情况下充分地发挥出她的聪明才智，把一个铜板当成两个甚至三个铜板用；需要她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清贫的家庭处处显得干净清爽，让每餐端上桌的粗茶淡饭，香喷喷热乎乎，分外可口——当我们现在经常为下一顿不知道该吃什么而犯愁的时候，我们便常常会怀念起那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从某种意义而言，鸡鸭鱼肉，真的未见得就比萝卜青菜可贵。而令我感动的是，看似娇弱而且在家中是独生女儿父母掌上明珠的妻子，一切做得来无可挑剔。

笔者夫妇近照

　　当然，生活也并非全都是轻松的浪漫曲，然而刻骨铬心的时刻恰恰膨胀了我与清贫穷困作抗争的勇气和决心——半夜里，一场雷阵雨骤然袭来，门窗在吱吱嘎嘎地作响，破房烂屋在狂风暴雨中飘摇，房顶的瓦被狂风成片刮飞，闪电象火蛇一样在屋里乱蹿，雨鞭在屋里乱扫。危险时刻，我的心中全然也没有了我自己，我抱着婴儿躲在通往厨房的门下，将上身佝着，尽量避免让儿子受到碎瓦狂雨飞沙的袭击。晓红心中则只有儿子和我，唯独忘掉了自己。她用双臂张开一床被子，蒙在了我和儿子的头上，却丝毫不顾自己的安全。

　　那一刻，我在风雨中泪如雨下，象受伤的狼一样恶狠狠地嚎叫起来：“晓红，我们一定要杀回城里去！我一定要让你住上一套能避风雨的房子！做不到，我就不配做你的男人！”

　　1982年，喜讯接踵而至，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个重要年头。先是江津县文化馆将我调进城里担任文艺创作辅导干部，刚刚报到几天，《四川文学》又来函抽调我去编辑部“看稿”(看稿是四川文学编辑部长期坚持的培养本省作家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如现巳仙逝的文学大家周克芹等，均在未成名时被《四川文学》抽调去看过稿)。

　　那时，我的儿子才出生3个月，我一个人远离妻儿，孤身来到新巷子19号。那是前清时一位盐督的大宅院，古色古香，内外两进花园，中间过厅两侧的厢房是编辑部办公室，沙汀住内花园正厢(沙老时在北京，由其女儿杨钢红一家住着)，艾芜一家住内花园右边厢，我则独自住外院。晚上人去屋空，偌大宅院，就我们三家人灯火相向，彼此为邻。每当有国际友人拜访艾老时，他便会在窗口喊道：“小罗，麻烦你去给我买包烟。”（艾老不抽烟，临时买烟是为了款待客人）。这一期间是我向文学大师求教的最好机会，但大师对我的单独教诲与点拨并不是在他的书斋里，而大都是在我俩清晨于厕所中并肩出恭之际的那一点弥足珍贵的时间。

　　我深深地知道我肩上压着的责任，所以我在独处省城的一年时间里，除了看稿就是写稿、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研讨会，得以经常地混迹于一帮著名的文人墨客之间。虽然任何大师也不可能教给我一套在文学作品上的“点石成金”之术，但重要的，这一年的生活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而且提高和强化了我创作时的心态，使我在下笔时充满自信，也使我从此比较顺畅地走上了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

　　由于我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986年，在上级部门的关心下，我妻子终于从乡下调进了城里。1989年，时年37岁的我被重庆市文联破格评聘为“文学创作二级”，成为江津唯一的高级作家。1996年，我终于靠已比过去多出许多的稿费购置了一套还算宽敞，装修得也还算别致美观，绝对“能避风雨”的房子。我这一生中两次重要的时刻对妻子许下的四条诺言，可以说全部实现了。

　　迄今为止，我与晓红已经一起生活了三十几个年头，令许多朋友熟人既惊奇又羡慕的是，我们俩似乎连口角之争也未曾发生过。但，这不是事实，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点磕磕碰碰的事，而终未燃起战火以至造成“西线无战事”这一现象的原因委实是因为妻子的性格极其温柔，也极懂得以柔克钢，每当我发火的时候，她绝对不会迎着风浪上，“越是艰险越向前”，而是莞尔一笑，娇声道：“你比我大7岁，你是哥哥哟，啷个还好意思对妹妹发脾气？”她这样的手段，恐怕连怒目金刚也发不起火来。待事过之后，她又会平心静气地指出我的缺点，这样的时候，我就只剩下向她赔不是的份了。

　　上帝是公平的，它给了世上的每一个人两杯酒，一杯是甜酒，一杯是苦酒。有的人迫不急待地一口喝光了甜酒，剩下的当然只有苦酒了；有的人则先喝光了苦酒，然后再慢慢地品味甜酒。而这两类人恐怕都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把甜酒与苦酒掺合在一起喝，那滋味，恐怕就不仅仅是甜与苦了……

全家福

笔者荣幸地成为母校——江津田家炳中学校刊封面人物

笔者简介

罗学蓬，男，汉族，1952年生。毕业于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曾于四川省作协巴金文学院就读三年，从20世纪初80年代初便活跃于中国文坛。曾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并着有《中国远征军．上下卷》（2008年4月30日连战率团访问重庆，市委将《中国远征军》作为礼物之一送与客人）《红岩密档》《最后的国门》等20余部长篇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山魂》由重庆市话剧院改编成6幕大型话剧，在全国话剧汇演西南片区调演中获9项大奖，并在重庆公演。电影剧本《斩尽杀绝》也由峨眉电影厂搬上荧屏。曾多次获“四川省文学奖”、“重庆市文学奖”。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江津区作协主席、名誉主席。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向阳小学胡晓红转罗学蓬

邮编4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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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席演讲

遥想当年初恋时，她，胡晓红，19岁，水灵灵鲜花一朵；我，罗学蓬，25，臭哄哄牛粪一堆。

自从她这朵鲜花插在我这堆牛粪上，40年风雨人生路，14000多个日日夜夜啊，她和我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一同走到了现在。她把她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美丽、青春、激情，还有菩萨般的善良与似水柔情，全给了我，可是，我还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我爱你”，更没有向她献过一朵花。

现在，她59，青丝中添了白发，眼角也有了皱纹。可是，在我的心里，她是我永远不老，永远19岁的小——情——人！

从少女到奶奶👵

主持人

多姿多彩的晚年生活。

今天我满七十岁。

凑凑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