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尽狂沙始到金

老鹰

建党一百周年颁发的“七一勋章”

编者的话：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这段历史是党的历史上最凶险、最艰难、最曲折的一段。党内党外矛盾交叉缠绕，对敌对内斗争复杂激烈，走错一步中国历史就不是今天的模样了。

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和不为人知的故事？毛主席带领我们党是如何渡过激流险滩到达胜利彼岸的？本文试图梳理清楚，以飨读者。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吹尽狂沙始到金

——毛主席终成领袖始末

作者 刘川阳 2021.6

“毛主席”——这一中国人民最熟悉、最亲切、最崇敬，让人感觉最慈祥、最温暖的称呼，源自1931年11月27日，毛主席在江西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长的任弼时在会上首次称呼“毛主席”：“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在此之前，毛主席被称为“毛委员”。

一、确立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始确立毛主席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毛主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却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三年多时间。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的是红军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问题。

从1931年起，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就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统治地位。同年11月，召开“赣南会议”撤销了毛主席的中共苏区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职务。把毛主席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这两次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和毛主席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为了团结大多数同志，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问题，相反还对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当时有人提出清算政治路线错误，被毛主席及时制止。

这反映了毛主席高超的斗争艺术。后来张闻天回忆，当时自己和政治局一些人对政治路线错误还没有认识，如果批政治路线，就不可能支持毛泽东了。

　　“遵义会议”通过4点决议：

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浦同志起草决议；

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并没有在决定中确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但毛主席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当时博古、李德在失败面前乱了方寸，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军事指挥博古、李德不行，其他人也不行，还是毛泽东行。所以毛主席实际上获得了红军的指挥权。

　　1月18日，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确定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助手，；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

这次分工，毛主席虽然是周恩来的“助手”，实际上对红军的指挥权得到了承认。但这种与实际不符的“助手”的组织安排，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核心领导层对政治路线错误的认识程度。



　　但遵义会议后第一次由毛主席指挥的“土城战斗”（1月28日）却失利了，原因是情报失误。红军截获敌人电报，误将“旅”译成“团”。原来以为敌军是两个团，其实是两个旅6个团。红军分散了兵力，无法互相支援，只好撤出战斗。土城战斗没打好，毛主席的心情可想而知。部队也有议论，刚被撤职的博古也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也不成。”

　　“土城战斗”失利后，1935年1月29日，红军为甩开敌人，被迫一渡赤水向西进入川南，揭开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的序幕。

　　鉴于黔北敌军空虚，毛主席指挥红军于2月18日主动从二郎滩二渡赤水向东进入黔北，打了红军长征后第一个大胜仗——“桐遵大捷”。共歼灭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

3月4日，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朱毛红军”又回来了。

苟坝会议会址

　　接下来进入最关键的一段。红军三渡赤水前，3月10日在苟坝（今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遭到参会其他同志的反对。有的人说毛主席是“土城战役”被敌人打怕了，会议气氛渐趋激烈。

最后毛主席发火拍了桌子:“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啦！既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好了！”张闻天一听也火了，顶撞了一句：“不干就不干！”本来就对毛主席不服的凯丰火上浇油：“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由周恩来起草作战命令，毛主席红军政委职务被解除。

毛主席又被免职了。距离遵义会议获得红军指挥权才2个月，重新担任红军政委才7天。

毛主席在苟坝用过的马灯（复制品）

　　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对革命高度的自觉和责任感。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毛主席无法置之度外，被免职后没有消极。思虑再三决定找周恩来再努力一下。

毛主席黑夜独自一人提着马灯，走了4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周恩来刚拟好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准备睡觉了。他非常仔细地听取了毛主席的分析，恰好此时有人送来敌人向打鼓新场增援的情报。周恩来终于意识到进攻打鼓新场的危险，立即一同去找朱德。朱德也意识到严重后果。他们3人在3月11日召开的会议上经过长时间争论，说服了其他同志，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毛主席红军政委的职务也恢复了。

　　与遵义会议一样，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以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高度责任感，以成熟的政治斗争策略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成功的避免了一次红军可能遭到的灭顶之灾，又一次挽救了红军。

朱德红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证”。

入党年月：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颁发时间：一九三三年七月

　　军事行动战机稍纵即逝。通过这次曲折，毛主席认为每次行动前召开20多人的会议讨论，会贻误战机。提议成立负责军事的“三人团”，保证决策效率。毛主席的提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的支持。在第三天（3月12日）召开的会议上，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成立，周恩来为团长。

“新三人团”的成立，标志着毛主席在红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和事实上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但团长人选的安排是有用意的。



图片中的河为赤水河。对岸白色纪念碑处为红军三渡赤水渡口。

现在的红军三渡赤水渡口纪念碑

　　苟坝会议后，红军三渡赤水，打了个漂亮的声东击西。在鲁班场主动向国民党周浑元3个师发起猛攻，迫使其错误判断红军企图攻占鲁班场，龟缩不出。在其他国民党军合围之前，突然撤退，从茅台镇西渡赤水，跳出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包围圈。三渡赤水是红军主动的战略行动，将国民党军调动到了川南和黔北。

然后，红军又突然调头四渡赤水，从太平渡东渡赤水再进入贵州，然后乘虚进入云南，对昆明虚晃一枪，直奔金沙江。至此，红军终于跳出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包围。

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机动灵活，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积极主动，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我军运动战的经典战例。

之后，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智夺腊子口，打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

中央红军长征示意图

二、毛主席终成领袖

1935年2月5日左右，红军行军到云、贵、川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今云南省威信县水田镇花房子村）宿营时，决定：“常委分工，以洛浦（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后来周恩来找博古交接工作，博古以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不计较个人得失，坦然的将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让人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

秦邦宪（博古）

张闻天（洛甫）

　　因为当年潘汉年是博古与王明约定的联络员。博古交接后找来潘汉年，说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决定，说交权不仅仅是交印章和文件，还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交不出去。我们商量好，让你和陈云两个人去莫斯科报告。2月7日，张闻天通知潘汉年和陈云赴莫斯科。9日陈云出发，10日潘汉年出发。

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和陈云向王明作了汇报。王明对博古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毛泽东与张国焘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主席亲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冒细雨出迎三里恭候张国焘。本是皆大欢喜的事，谁知却迎来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目的是维护张国焘的统治。他杀掉许多与他有不同意见但忠于党的好同志，因此建立了一支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连党中央也指挥不了的军队！

　　张国焘仗恃枪多人多，公然向党要权。恶意攻击遵义会议后的路线不正确，要求改组军委。对张国焘的野心，政治局的同志都反对。有的人十分愤慨，说他要夺中央的权。毛主席从党的大局出发，从争取四方面军四个军的队伍出发，认为要团结张国焘北上，就要对他的职务有一定的安排。

　　毛主席找政治局的同志谈话，商量怎么办。张闻天说：“那就把我担任的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吧。”毛主席说：“那不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不能给他，这样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会改变了。”朱德和周恩来也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给他。毛主席认为均不妥。把实权交给一个野心家，再后悔就晚了。后来他们讨论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可是张国焘嫌官小，没有实权，仍然不满意。

　　1935年9月9日，发生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张国焘给陈昌浩打电报“开展党内斗争”。此事到底有没有扑朔迷离，现在成为党史迷案。

不管真相是什么，毛主席的过人之处在于做张国焘工作的同时，并没有丧失警惕性。以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危险逼近。张国焘杀了那么多红军干部，谁能保证他不对中央下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为保存一方面军仅有的力量，毛主席毅然决定脱离四方面军部队。

“三十六计走为上”，9月10日凌晨，主席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拔寨北上。朱德回忆，革命生涯遇到多少困难曲折，从来没有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果然，张国焘最后终于撕下他的假面具，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白沙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封主席。还把党中央主要领导开除出党。

当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同国民党的军队苦战了八九个月，伤亡很大，精疲力竭，急需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支持和帮助。可是张国焘却凭借手上人多枪多，向党要权，威胁中央。这无疑在已经很困难的红一方面军的背后又插了一刀，把党和革命事业往深渊里推。

　　为了挽救张国焘，为了保存四方面军这支革命军队，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机、操碎了心。他既要严肃批评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错误，又要给他出路，劝导他取消第二“中央”，争取他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就在过草地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份接一份地给张国焘发电报，一直拍到他终于回到陕北为止。

今天回首，简直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毛主席殚精竭虑，如果没有毛主席果断脱离险境，我党如何能渡过张国焘分裂这一关？

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

　　好人必有好报。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极度困难，吃穿无着。12月，毛主席抱着试探的心情给红25军军长徐海东写了一封信。接到毛主席的信后，徐海东不但送了5000大洋给中央，还主动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领导”。

如果说送5000大洋是“雪中送炭”，那“坚决服从党中央领导”，就是“良言一句三冬暖”了！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连徐海东自己也没有认识到。唯有毛主席体会到了！

当时是什么情况？张国焘已于10月5日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籍并通缉。红25军是四方面军的部队，如果徐海东听张国焘的，那党中央还怎么在陕北呆？人困马乏的一方面军还有能力另开辟一个根据地吗？让党中央到什么地方去立脚？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都要改写了！北上可是毛泽东的主张啊！

都是四方面军部队，只有徐海东的红15军团（原红25军改编）服从中央领导，天壤之别，怎能不令毛主席感动？又怎能不记一辈子？

1955年授衔时，毛主席坚持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并排在粟裕后面，列第二位。“九大”时，毛主席还特地把坐着轮椅的徐海东请到会场，并坐在主席台上，说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照片中间为林育英，右为徐海东。

　　1935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徒步牵骆驼穿过蒙古，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信联系的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共产国际代表，又同张国焘共同从事过职工运动，是患难兄弟。毛主席知道张国焘听共产国际的，由林育英做张国焘工作最合适。

张国焘另立“中央”，没有经过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组织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

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同时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张国焘彻底孤立了。再加上南下西康一年多，连遭失败，四方面军人数从8万多锐减到3万多，已经无路可走，只剩去陕北一条路了。1936年6月被迫取消伪“中央”，9月27日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同意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

拍摄于毛主席刚到陕北时。

看到毛主席操劳、憔悴的模样，令人泪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人被派回国。他是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同机到达延安。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负责人冒着大雪到延安机场欢迎。

王明回国10天后，在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的政治局会议上不仅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还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大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定党的洛川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对之前张闻天的报告作了批评，张闻天随后作了自我批评。会上没有人对王明报告提出批评。会议还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书记处书记。还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王明作政治报告，毛泽东作工作报告。

　　说起这一段历史，后来毛主席讲到：“由于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后中央的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陕北的冬天，寒风刺骨。王明原来“左”的错误路线没来得及清算，右的错误路线却又一次袭来。这一次是亲自上阵，大有取而代之之意。“黑云压城城欲摧”，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毛主席的核心领导地位受到挑战。

　　但是，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早已不是当年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党。斗争实践中已经形成毛泽东的权威，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随后的“三月会议”上，毛主席批评了王明的军事路线，获得多数支持。王明后来跑到长江局发号施令，激起越来越多的反对。其错误路线终于在整风运动中一败涂地，得到彻底批判。

　　毛主席当时已经是党的实际领导人。斯大林认为毛主席领导了红军，创建了根据地，有领导革命的实际经验。特别是他读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毛主席是赞同暴力革命的。而王明是一个学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同意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后来1949年12月毛主席访苏，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开场就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委屈突然爆发，全场都懵了。“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1938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回国。在中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

　　9月29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首先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云等也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毛泽东为总书记。会后，张闻天主动将工作转交毛主席，将政治局开会的地点也转移到杨家岭毛主席住处。

至此，毛主席终成中国共产党领袖！

毛主席在陕北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唐 刘禹锡）。中国革命，大浪淘沙；领导核心，沙里淘金。终于淘得真金——毛泽东。

　　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