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山的回忆～发小们

小猴儿

　　在军区大院住的时候，从有记忆的四岁开始，幼儿园小学都是住校，所以对周围邻居记忆深刻的不多。家搬到元宝山以后，一天我看到隔壁家厨房里有人影晃动，高兴的跑去告诉妈妈，隔壁有人来看房了，不久搬来了一家人，我生性腼腆话少，倒是这家人的大女儿李娜主动来和我们打了招呼，这下两家共五个女孩因文革停课，整天玩在一起，玩的不外乎是女孩子玩的跳房子、跳橡皮筋之类游戏，还有抓麻将、抓沙包、挑冰棒棍，如果家中大人外出，我们就在家里玩躲猫猫。

还有丹玲幼儿园的好朋友胡滨时不时也来加入游戏，不久李娜又认识了后面坡上居住的满民，满民又带来她隔壁邻居的亚妮，还有吴家的国庆，牛家的爱云，李家的建训，范家的丽丽，她们都是家中的老幺，人多的时候我们会在家下面的马路上玩打沙包，分成两队，一队两头沙包打，一队中间两头躲，被沙包打中下场，接住沙包场下的可以上场续命继续玩，直到把场上的人全部打下，两队交换场地。有的时候玩的热闹，也会引来李娜的哥哥小秋加入，还有一些大人观看、助威，特别热闹的场景！

　　文革复课闹革命，我们开始走读上学，小学在华师附小，这时候又加入了东头周家的晓华，记得当时我和建训、满民、晓华一个班，我们四人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里，下课后就在座位上聊天。

每天走路上学来回四趟，每趟20多分钟的路上，是我们天南海北聊天的时候，记得不知谁说蚂蝗的再生能力很强，如果把蚂蝗砸断它就会变成两个蚂蝗，如果砸的更多，难道就会成无数个蚂蝗吗？大家都不信。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大家就在桂子山下坡路边的排水沟里找到一个蚂蝗，实验开始，用树棍夹着蚂蝗放到一块石头上，用另一块石头砸蚂蝗，蚂蝗被砸烂了，大家都围拢过来，不一会用树棍拨弄一下，果真是无数个蠕动的小蚂蝗！这情景让人汗毛一炸，树棍一丢，大家一哄而散往家奔。

　　小学一毕业，我们一锅端到马房山中学上学，这时候又加入了西头大户张家的小七小八，每天上学东头和坡上坡下几家的发小都到我和李娜家集合，然后一起到十字路口，和小七小八汇合。从坡下菜农龙家湾的藕田田埂路穿过，到珞狮南路的马房山中学上学。

记得一次放学的路上，因为下了一天的大雨，上学过来时田埂路没有问题，回去时一段田埂路被两边水塘里漫出的雨水淹没了，雨还在哗哗的下着，如果拐回去走大路，要绕好大一圈路才能回家，雨这么大，大家也不想再绕道走，往前走又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水浑浊看不到田埂，田埂两边都是水塘，塘里水很深，就在进退两难时，李娜突然大喊道：你们看到那些树了吗？中间就是田埂，我们就走中间没有问题！被水淹的这段路比较宽，所以田埂两边栽的有树，这不就是路标吗？大家一个接着一个，成纵队慢慢淌水走过了这段危险的路。

上初中后我和这些发小都不在一个班上，而是和我家后面董家最小的儿子汉成一个班。当时中学班上男孩子中，都会有一个厉害的在班上称大王。本来班上有一个当地市民的孩子长得膀大腰圆，但那个年代在学校里，同学对部队里的孩子因为父亲的缘故，普遍比较敬重，所以汉成就成了我们班男生中的大王，那个男生和汉成同桌，汉成说什么他都赞成，是汉成的忠实随从。他们俩就坐在我的身后，因为文革，上课时他们也不好好听课，大声的说话，老师同学也拿他们没有办法。汉成上学时懒得来回背书包，就在课桌盖板上安了锁，放学时书包一锁回家。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我们来上学，看到汉成的课桌倒在地上，书本散落一地，把东西收拢后，那个大个子男生很关心悄声的问汉成，少了东西吗？汉成一看钢笔没有了，那个年代钢笔对于学生可是一个大件，丢了没法给家人交代。汉成愣在那里半天不说话，完全没有了平时的趾高气昂。

　　在马房山中学一个学年后，老妈给转学到华师二附中，华师二附中和马房山中学是两个方向，一个东一个西，这样走读上学换了新的玩伴，胡博和三栋楼刘家的江燕、谭家的桂平，但是好景不长，林彪的一号通令城市疏散人口的文件下达，元宝山这些在部队干了一辈子的父辈们，没有任何异议，没用多长时间，全部搬离元宝山，搬离武汉，分散到湖北省境内的多个县城里。

　　1978年，随着政策的落实，元宝山原来的老户们陆续回到了元宝山，过去的小小少年发小们，也都忙于各自的生活工作，难得相聚。

　　到我们能够再聚首时，都成了花甲之年的白发老人，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往日的欢声笑语在脑海中时时浮现，好像那些故事就发生在不久的昨天一样，那是我们最美好快乐的童年时光！

　　再见面时，建训特意从广州快递回各色不同尺码的马甲送给大家，发小间的那份纯洁友情，不是一家却胜似家人的那份情谊，会长存我们每个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