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支前日记》见证革命征程

闲情逸致

　　前几天，收到家乡朋友寄来的《广饶史料辑存》(第一辑)。这是由中共广饶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和地方史志研究中心校辑的一本珍贵的史料印本。翻开这本装订精美，图文并茂的书册，看到这本书以大部分的篇幅刊印了我的父亲焦益文在73年前的解放战争大军南下时亲笔写下的《济南淮海京沪支前流水账》，我的心里无比激动和感慨！

青年时期焦益文

广饶史料辑存 第一辑

我的父亲焦益文（1924.9—1985.12）是山东省广饶县城南大张村人。祖父焦月如、祖母延志远在年轻时都是当地少有的接受过教育、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曾经在济南、青岛、广饶的大王镇和大张村等地教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38年8月，祖父祖母带着14岁的父亲焦益文和11岁的姑姑焦玲举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祖父带着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祖母带着姑姑参加了“动员抗日委员会”工作，也就是县委在县境南部军囤村一带的抗战工作。八年抗战中，不论是战斗在抗日最前线，还是在家乡作隐蔽工作、在根据地作教育工作、在“沾利滨”敌占区做群众工作，还是在全家人都经历过的严酷的日寇“21天大扫荡”等血与火的考验中，全家人都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陈毅元帅曾深情的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1948年，抗战胜利后的山东军民，全力支援大军南下，为全国解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父亲时任无棣县埕口区区委书记职务，奉命参加渤海区支援解放战争工作，调华野华东支前司令部的工作，负责渤海区第四地委支前民工队伍管理及民工队伍与前线作战部队与地方大批渤海支前队伍的联络、调配、粮食弹药运输、从战场上抬送伤员等工作(后被任命为南下工作团副团长、团长等职)。承担着军食供应、弹药补给、伤员后撤的重任。

当时刚满24岁的父亲已经预见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未来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必将载入光辉的史册。于是，父亲满怀胜利的信心和喜悦，用出发前从姑姑焦玲那里得到的一个小笔记本，刻意要用笔记录下了这段重要的历史征程。从出发的第一天起，父亲不顾行军劳累，生活艰苦，工作繁忙，每天坚持写下工作情况、沿途人事、所闻所感，甚至不忘三省吾身，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动。1948年9月4日至1949年6 月7日，共166页的日记中真实的记录下了他们从渤海区出发，一路马不停蹄经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详细历程，形成了《支前日记》的上部《从济南到南京》。

原稿封面和第一页

这两页日记记录了路过蒙山时的怀念和对烈士的悼念之情以及土匪杀害革命群众的残忍暴行。

在《从济南到南京》的这部日记中，我看到了支前服务工作的繁重和细致，年轻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活泼乐观的精神；山东老区的人民群众积极无私的贡献和对新中国无限的憧憬与希望。尤其是看到父亲路遇曾经战斗过的沂蒙山区时的无限眷恋，对牺牲战友的深情怀念，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支前司令部臂章

父亲14岁参军，于 1940年1月被选送到鲁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受训。在去鲁南的路途中遭到敌人袭击，队伍被打散。此后，便一直没有了音信，祖父祖母苦等三年也没有得到消息，家人皆以为他牺牲了，直到三年以后才得知，当时父亲在冲出敌人的包围后，没有回头，毅然直奔鲁南抗大学习。1940年，沂蒙根据地遭到日、伪、土匪和各路反动势力的大扫荡，战斗的激烈、人民群众被屠杀的残酷情景令人发指。父亲他们入学即参加战斗，战斗空隙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转战于沂蒙的山山水水。后来，父亲留校担任学习辅导员、机关技术书记。直到1942年10月，才返回到清河根据地。父亲回到根据地见到的第一位亲人是在军工烈子弟学校当校长的祖母。祖母在1970年代给我说过这件事：当时她高兴得手足无措，想买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只好找老乡买了40个鸡蛋。煮熟后，母亲扒一个，儿子吃一个。姑姑焦玲也说过他们见面的情景：焦玲从耀南中学请假回来，看见三年未见的哥哥，高高的个子，一身浅灰的军装，腰跨匣枪，外套一件威风的军大衣，姑姑既兴奋又羡慕不已。说出的第一句话是：“哥哥，你的鼻子怎么长这么大？”“你也是。”哥哥回答。

　　家里的长辈们就是这样，对我们从来不谈痛苦、不谈困难，更不流眼泪，只说高兴的事。

渡江胜利纪念

淮海战役纪念

解放西南胜利纪念

解放华中南纪念章

在《日记》中，我们还追踪到了祖父焦月如和祖母延志远的足迹，他们虽已年近五十，仍加入南下大军，紧随其后在行军途中。父亲在百忙中还给他们写了好几封信。母亲杜秀屏、姑父符浩也出现在《日记》里。当时，姑姑焦玲已有两个孩子，母亲杜秀屏有一个孩子，济南战役后，母亲和姑姑将孩子托付给军人托幼保育院又挺身南下。渡江战役后，全家在南京会合了。此后，全家兵分三路：祖父祖母东进浙江后到了上海，1955年调入成都工作；姑父符浩和姑姑焦玲进入上海后即奉调北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人员；而父亲焦益文（继上海战役后）和母亲杜秀屏的部队则在南京集结整合，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父亲所带的工作团部分并入）。随着刘邓第二野战军剑指西南，父亲又继续写下了《支前日记》的下半部(从南京到西南)。可惜的是，这下半部日记在文革动乱的数次抄家中损毁不见，仅存现在只能看到的是半部《南下日记》(从济南到南京)，它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摧枯拉朽历史中的革命征程。

1946年于渤海区全家照前为祖母延志远祖父焦月如，后为姑父符浩、姑姑焦玲、母亲杜秀屏、父亲焦益文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5日父亲被重庆市军管会任命为接管四川油矿的军事代表。从此，父母亲转业到石油战线工作，为祖国的油气事业奋斗了一生。

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臂章

渡江战役是我家长辈们在革命征途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全家人从故乡的革命工作转身投入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潮流中。它与1938年祖父母携儿女参加革命不同的是：全家由4人变为了6人，由最初祖父1人共党嫌疑变为了6名共产党员。

祖父收藏了一幅画，是“虎痴”张善仔先生画的老虎图。明月高照，夜空舒朗，江水韬韬。一只老虎嘴里衔着一只小虎，在江水里中流搏击，奋勇渡江。此情此景，以老携小，何尝不是全家人参加渡江的写照。祖父在画卷上欣然提笔“全家渡江纪念”，他还为此画撰写了一副对联，把自己祖母的名字（月如、志远）巧妙地嵌于其中。

祖父焦月如收藏的《渡江图》

在日记中，我还看到了很多和父亲一块从故乡渤海解放区走出来的老同志和老领导，有些叔叔我们姐弟也见过。“小鬼”李敬之叔叔和张友德叔叔都是和父亲一块到的重庆，转业到地方。李敬之叔叔(利津县人)在沙坪坝区委工作，张友德叔叔在重庆长航局工作。1970年代初，我和大姐到重庆还去看望过他们，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王墨林伯伯是父亲的老领导，父亲从18岁时就跟着王伯伯工作。从解放区到敌占区，从秘书到能独当一面的区委书记，都离不开王伯伯的培养和教育。1983年，父亲想把日记整理出来，就托人把日记带去成都，请王伯伯审阅。王伯伯的夫人陈震阿姨后来写了一信并送回日记本，告诉父亲：王伯伯收到日记本时，正值身体有病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还带着老花镜阅读了这本日记。不幸的是，王伯伯这一病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江泉叔叔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1978年5月，我的母亲杜秀屏在四川泸州去世。当时父亲还在基层劳动改造，大姐在重庆工作，我和三妹远在山东。老四老五两个弟弟下乡农村，家里只剩下小学毕业刚上初中的小弟无人看护照顾。江泉叔叔时任在昆明师范学院书记、院长（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得知我家境况后，他马上和夫人徐华阿姨向父亲提出，让小弟去昆明上学，他们尽一切努力将其培养成人。徐华阿姨亲赴泸州，把户口也转了过去。父亲感动的说，把这孩子的姓名也改了吧！徐阿姨说，不！我要培养他上大学，以完成秀屏同志的遗愿！在浓浓的亲情鼓励下，小弟长大了，懂事了。他刻苦学习，在连续读了两届初三后，顺利考上高中，考上了大学。此后在昆明工作、成家、立业，都离不开江叔叔和徐阿姨的关爱和教导。

在日记原稿的第二页，父亲画了个小方框，此处是一张照片，我们原来也见过。经过确认，应是父母亲渡江后和王玉华叔叔的合影（原照下有“歼敌五大主力兵团，淮海战役后相聚兖州”字样）。在我们的印象中，这张照片已经很破旧，不易保存了。父亲在1980年代初特地送到上海重新洗印了好几张，然后借去北京开会的机会亲自到滨州送给了时任惠民地区行署专员的王玉华叔叔。

照片下写的是：于京沪战役出发前，与（歼）敌五大主力兵团的淮海战役后相聚兖州1949.2.11

在此，深切缅怀与父母同战斗共风雨的可敬可亲的伯伯叔叔和阿姨们！

日记的最后一页

幸存的这半部《支前日记》也是历经坎坷。在文革动乱中，日记的下半部被抄走（查找罪行证据）之后，父亲密嘱三妹将这上半部藏匿起来，在回故乡“上山下乡”时带回山东老家，交由祖母保存下来的，亦可谓弥足珍贵。
　　时光荏苒，父亲的《支前日记》距今已是七十多年了，纸张陈旧破碎，字迹潦草难辨，将其整理面世是我们姐弟的一大心愿。现在，终于在东营市文物研究会会长、东营市政协文史专员宋鹤翔的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愿望。宋鹤翔老师不辞辛劳，认真细致地辨认，校勘，注释，终于使这半部《支前日记》以《广饶史料辑存》（第一辑）的形式展现在大家面前。在此我们向宋鹤翔老师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感谢！ 广饶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张登峰对此项工作大力支持，亲自参与考证注释，我们对张主任和所有参与编辑此书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焦晓渝

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