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之前读过一本书,叫《南渡北归》,写的是在1949年这样的大时代面前,那些被称为大师的知识分子所面临、所<span style="font-size: 18px;">抉择的</span>“生命轨迹”。今偶读张中行先生的小品文《月旦集》,说到陈寅恪先生的古体诗中有一句“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概“南渡北归”的书名即出自此句。逝者如斯,现如今无论是那些南渡的还是北归的大师们都已经先后到另一个世界报到去了,但愿这些“在所谓大时代中无路可走的”大师们(张中行语),到那个世界不再面临如此痛彻骨髓的“抉择”。</p> <p class="ql-block"> 静下心来想一想,那部叫《南渡北归》的书真真的不该照搬陈先生的诗句,而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稍做嬗改,比如姑且叫做“北渡南归”。为什么?因为北行者无一不是在“渡劫”,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哪一场运动对他们来说不是销魂蚀骨的“劫难”?!由此他们赌出的是自己的才学甚至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南行者,实在是在回归作为大师的本真:为自己的才学,为自己的人格,为自己的生命,更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承......</p> <p class="ql-block"> 譬如陈寅恪先生,晚年失明后写了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哀莫大于心死,先生竭尽平生所学,用尽平生最后一丝气力,为一个古代妓女立传,这是一种怎样的愤懑?关于“历史的兴衰”已经容不得先生说三道四了,严酷的社会现实更容不得先生哪怕是些许的慨叹。此情此景,先生的心里充满的恐怕是妓女接客般那种无助无奈却又必须强颜欢笑的苦痛。某种意义上,先生写的不是柳如是,而实实在在写的是他自己,柳如是接客,陈寅恪著书,都何尝不是另一种“渡劫”?他曾对好友吴宓说“著书唯剩颂红妆”,其中不乏调侃之意,但无奈无助之情溢于言表。</p> <p class="ql-block"> 陈先生人格清澈,后半生始终在“渡”当年作为北行者的“劫”,幸终得圆满。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些北渡者。老舍后半生一样沁浸于苦闷之中,却想靠歌颂权力来“渡劫”,终归劫数深重,投湖了之。还有两个另类。一个写《色戒》的张爱玲,何等的冰雪聪明,早早的看出端倪,生生把北渡转换成了南归,争得圆满;另一个写《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勇做墙头草,为自保干尽出卖告密之能事,居然也得圆满。而更多的北渡者,秉持操守,在人格与生命的选择面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如傅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