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红船“舫娘”~ 王会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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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建党百年华诞之际，重读“十年四访王会悟”这篇长文，不仅为家乡南湖是党的诞生地之一而骄傲，更被家乡老前辈王会悟女士的杰出才智和忘我精神深深感动！她为中共“一大”会议的圆满成功，为建立新中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永放光芒，将被永远载入我党光辉历史的史册。今特转发下文，一为自己留存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二让更多朋友认识、记住这位了不起的南湖红船“舫娘”，中共“一大”卫士 ~ 王会悟。她为“一大”最后一天会议从上海辗转到南湖画舫中继续进行献计献策、站岗放哨守护，最终使中共“一大”胜利完成各项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嘉兴1921 · 狮子汇群雕之王会悟 这是刊登于2021.1.15.《嘉兴日报 · 江南周末》报道“十年四访王会悟”上篇，作者是嘉兴日报社原党委书记、总编辑、高级编辑，以下详细展现。 从1981年至1991年（即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至70周年）的十年里，笔者因工作需要曾先后四次与同事一起拜访、采访过王会悟老人。
这四次访谈围绕两个关键词“茅盾”和“建党”。
“茅盾”包括茅盾少年时代作文的“劫后”重现和手迹甄别；乌镇茅盾故居的修复和文物征集；茅盾家事及与王家关系等。
“建党”包括王会悟早期的进步活动；中共“一大”前后王会悟以联络后勤和会议警卫为主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后王会悟的崎岖坎坷人生道路；向王会悟通报嘉兴“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及邀请她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等等。
当年访谈的具体内容，可以立体勾勒出王会悟的“人设”轮廓：中共“一大”卫士、南湖红船“舫娘”；建党元老夫人、文学巨匠表姑；“五四德赛”青年、妇女解放先锋。当年访谈也证实，中共建党先驱的“初心”，的确出于“人民至上”，而不是后来被有些人异化成的“权力至上”“面子至上”或“领导至上”。所以我认为庆祝建党百年的最佳献礼，毫无疑问应该实实在在践行“人民至上”的“初心”，以告慰前辈。 一
　　
　　第一次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81年9月15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市和平里14区14幢3单元202室，当时笔者在桐乡县委宣传部工作，同行者有时任桐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县文化局局长吴珊和县委办副主任魏棣华。

　　那时刚结束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全面拨乱反正。1981年2月，桐乡宣传文化系统在清理归还“文革”中“四旧”财物时，发现了茅盾（沈雁冰）少年时代的两册作文（封面称“文课”）。当年3月27日，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在京病逝，这两册作文失去了让主人亲自辨认、甄别的机会。

　　此时，桐乡县的领导办了两件事：一是实质性启动乌镇茅盾故居的住户搬迁、旧屋修复和文物征集工作。由分管副县长朱国勤召集县委宣传部、县府办和县文化、财政、房管及乌镇当地负责人现场办公，初定故居建筑物范围（即扩大至立志书院和文昌阁），成立茅盾文物征集办公室，放在桐乡县文化局。二是决定向省里汇报后，由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文联出具介绍信，于9月7日派我们三人携带茅盾两册作文原件赴京复制副本，走访有关部门汇报故居修复、文物征集工作，并请茅盾家属、秘书和相关专家甄别。

　　抵京后，我们先后走访了全国政协办公厅、文化部、中国文联、国家文物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拜访了文化部顾问夏衍、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和茅盾之子韦韬以及王会悟等同志。
1981年9月15日晚饭后，我们来到和平里的王会悟家。83岁的王老上穿灰色大襟夹衣，戴着眼镜，靠坐在客厅书橱前的木椅上。虽一头白发，但她身板硬朗，声音响亮，记忆力强，应答敏捷，表述清楚，十分健谈。 这次拜访前后持续两个半小时，王老女儿李心怡始终陪伴。王老先听取关于乌镇茅盾故居修复、文物征集和茅盾少年时代作文“劫后”重现的情况通报。当看到两册“文课”影印件手迹时，王老双眼放光，十分肯定地判断，这是70年前比自己年长两岁的姑表侄子雁冰的习作。 下面是当时的谈话（摘要）：

　 茅盾沈家与王家是多代姻亲世交，有王家女嫁给沈家的，也有沈家女嫁给王家的。茅盾的祖父是王会悟父亲的姑妈所生。王会悟的父亲王彦臣开办了镇上有名的书塾，6岁的王会悟与8岁的沈雁冰（沈德鸿）曾是该书塾同学。约半年之后，沈雁冰转学至“立志书院”，又升学至“植材小学”读高小，但两人课余经常结伴。沈雁冰有空就聊新学堂的新鲜事，或教王会悟一些新课本上的新知识。王会悟记得与沈雁冰曾一块阅读《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和《字课图识》等新书，曾多次看到沈雁冰的作业和笔迹。　

王会悟是祖母最宠爱的孙辈，加上父母的支持，才免遭了裹脚缠足的灾难。街坊闲人曾评头论足议论“王家闺女大脚像网船姑娘，长大后怕没男人娶”。王父坚定地说：“不要紧的”。王会悟的祖母，沈家叫舅妈。沈雁冰的几个叔叔和姑母结婚，王会悟都随父母去吃喜酒，王会悟还常常跟着祖母去沈家白相，有时会住几天。沈家的楼房又多又大，雁冰、泽民（沈德济）兄弟俩都很会讲故事，活灵活现，如同说大书。　　

谈到茅盾故居的原貌，王会悟记忆犹新。她说，故居由临街的祖传楼房和后院的新建平屋两部分组成。祖传楼房坐北朝南，面临观前街，是一幢四开间、两进深砖木结构旧式楼房，东西各两开间自成单元，前后两进之间各有天井，中间楼梯相隔。西边两底间为家办书塾，茅盾以及三个叔父、二叔祖家的三个孩子，幼年都曾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楼上东面第一间是祖父母的房间，第二间就是茅盾的出生之地。后面的新建平屋，是茅盾于1934年亲手设计草图，用自己的稿费，在旧屋基上翻建的。因大革命（注：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茅盾曾避居日本生活了两三年，所以三间平屋依照日本建筑风格，轻盈、幽雅、敞朗、明亮。 辛亥革命前夕，王会悟比较早就在父亲的学堂里感受到了除旧唯新的气息。鸦片战争的创伤，使满清朝廷摇摇欲坠，清廷想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想试建有限责任政府，不想最终变成了“皇族内阁”。不过，当时社会上男子开始剪掉辫子，女孩子不再裹脚缠足。有一次，王会悟在大街上遇见剪了辫子的沈雁冰，好奇地问：“你在乌镇也这副模样，不怕被人背后指骂？”沈雁冰朝王会悟的脚上看了看，反问：“你不是也没有裹小脚吗？”两人相视而笑。 【“初心”印记】

　　民国初年，沈雁冰向王会悟介绍了方英女士在嘉兴成立第一所女子学校——嘉兴女子师范学校的榜样。王会悟先说服母亲后，女承父业，也在乌镇试办桐乡首家女子学校。她教书育人，宣传妇女解放；反对童养媳陋习，倡导婚姻自由；反对女孩缠脚，倡导保护“天足”。雁冰回家目睹王会悟的唯新为民努力，赞许之余向她推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男女平权”，还答应有机会时带些新出版的报纸杂志给她阅读参考。王会悟兴办女子学校遭受乌镇看不惯的乡绅、保守迂腐的秀才和县里不作为的教育官员的三重阻挠、百般干扰。但是，她仍不畏市井逆流碎语，继续前行。受益的乡亲们交口称颂小王老师的好思想、好做法，也为她日后参与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摸索了实践经验。 二

　　第二次我们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81年9月19日下午，地点和同行者不变。

　　因为上次访谈在晚上，光线影响了摄影，我只为王老试拍了一帧大半身坐姿照片，表情倒很好。因王老喜欢，后来她的女儿还向我要了底片。当天室内散射光上乘，我先用半个小时翻拍了王老预先寻找出来的一批史料。有从图书馆复制的同样大小的影印报刊，如《每周评论》和《妇女声》（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出版的半月刊第一、二、三、四、六期）；还有王会悟十七岁时在乌镇拍的云光照、建党初在上海拍的大半身照，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73年期间的照片等。另外，因上次访谈王老打开话盒子后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们不忍打断，来不及提问。这次，我们有的放矢，预备了提纲，主要了解她青少年时代如何赴嘉兴、湖州求学深造，如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浪弄潮，如何在建党前夕于上海同李达相识相交、定情成婚等情况。
下面是当时的谈话（摘要）：

　　因受乌镇当地封建保守乡绅和县里不作为官员破坏，王会悟创办的女子学校不得不关门。她觉得为了生计，必须外出求学深造。正好雁冰传来消息，方英校长开办的嘉兴女子师范学校招收16周岁以上的女生，不用交学费，只收书杂费。

　　1913年下半年，年仅15岁的王会悟如愿以偿来到嘉兴女子师范学校先读预科。女子师范学校地处嘉兴城南风光绮丽的范蠡湖畔，校门面对波光粼粼、杨柳依依的一汪秀水。女子师范预科的校园生动活泼，在这里，王会悟进一步接受了爱国爱民、男女平权的思想理念。一年后的夏天，她以优良的成绩预科毕业，很想再读四年正科，但苦于母亲交不出书杂费，只能回乌镇应聘到湖溪小学教书。

　　1918年春节，王会悟在参加沈雁冰和孔德沚在乌镇的婚礼后，和沈雁冰有过一次长谈。沈雁冰以自己在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毕业，经乡贤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就业，如鱼得水的过程，开导王会悟继续外出深造。沈雁冰循循善诱，要王会悟多了解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融入世界新潮流，他还提出掌握英文交往常识，对今后人生道路会大有帮助。 王会悟根据沈雁冰的推荐，决定去湖州的湖郡女校学习英语。因家里无法支付昂贵的学费，王会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一边认真学习，一边兼做校园清洁工或去牧师住宅教夫人们学中文。在生机勃发、新风频吹的湖郡女校，王会悟不仅相遇了毛彦文（注：后成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慈善教育家熊希龄夫人）、朱曦（注：熊希龄第一位夫人朱其慧内侄女）和嘉兴人陈达人等知心学姐，还拜读了罗家伦（注：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曾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大作《新潮》。 当新文化运动揭开五四的序幕，王会悟被《新青年》（注：陈独秀创办）以及《每周评论》（注：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少年中国》（注：李大钊主编）等进步刊物所吸引。在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王会悟尤其认同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制，猛烈抨击“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对女性的伤害，认为要援引欧美女权思想，传播西方女性“独立自主人格”之“女权革命”。 当王会悟看到1918年初出版的第四卷第一号《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后，当即也用白话文给陈独秀写信，表达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她在忐忑之中终于等来陈独秀的回信，在信中，陈独秀欣喜新文化运动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教会学校，勉励王会悟多学多思，做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新时代新女性。 1919年的五四浪潮也拍打到湖郡女校，王会悟与同学好友向校方提出罢课游行要求，但教会学校不允许女生上街。王会悟与毛彦文、朱曦、陈达人等六人被推选筹组学生会，借助湖州学生会力量，于5月8日晚上集会，有人还割破小指血书“良心”以表决心。次日，湖州地区的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浙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和湖郡女校等七所学校的学生在府庙集中，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王会悟走在示威游行队伍的前列，手举标语，高喊口号：“废除二十条”“还我青岛”等。经过五四运动的逐浪弄潮，王会悟深感中国妇女只有加入组织起来的先进队伍，唤醒大众的民主思想觉悟，在民族的独立解放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解放。

　　1919年9月，王会悟在沈雁冰的帮助下，离开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湖郡女校，奔赴新希望的所在地上海。沈雁冰为王会悟介绍的第一个职位，是担任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注：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夫人）的秘书。沈雁冰告诉王会悟，徐会长委托他找一个聪明伶俐、英文很好，有写作和办事能力，有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决心的新知识女性做秘书，这个人正是你啊！

　 的确，王会悟担任秘书职务相当称职，进步也快。一次她帮徐宗汉整理书桌上的文件时，发现了一本叫《解放与改造》的杂志，里面有篇署名作者李鹤鸣的《女子解放论》文稿引起了她的注意。此文剖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由来，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喊出了“女子也是人”“男女共有世界”的口号。作者真名就是李达，笔名鹤鸣、鹤。

李达，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现属永州市）的佃农家庭，曾先后入读永州中学和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现北京师范大学）。1913年以湖南统考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录取留学日本的官费生。1920年8月，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汇入陈独秀、俞秀松等人的建党行列。当时王会悟已成为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与李达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他俩开始了恋爱生活，并于1921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家里举行婚礼。 建党初期的王会悟，摄于上海。
【“初心”印记】

王会悟回忆，在同李达热恋和蜜月期间，除了谈情说爱，还谈理想抱负。在讨论入团（注：王会悟因工作需要，始终没有入党）和建党的初衷时，李达说得最多的是三条：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该天下为公，建党为民，入党爱民，共产党无自己私利，只有人民公利。二要改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状况，上海的外国租界和星级酒店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吃一顿饭可花掉百姓一年的生活费，贫民窟里劳苦大众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绝不合理。三要建设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强国，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团结共和，国家文明富强。王会悟又补充两条：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有限政府，人民监督。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王会悟 这是刊登于2021年1月22日《嘉兴日报 · 江南周末》报道“十年四访王会悟”下篇（作者同上篇）。

三

1986年7月3日至10日，我们共三人一起赴京，先后在全国政协礼堂参加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商务印书馆和中国茅盾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茅盾诞辰90周年纪念会”，在香山别墅参加“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我们在7月6日下午，带着王老桐乡亲戚委托的礼物（一只金华火腿）和桐乡特产杭白菊，专程去和平里登门拜访王老。 第三次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86年7月6日下午，地点不变，同行者有时任桐乡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钟桂松和桐乡中学老师孔令德。 孔令德老师于23年后，在2009年9月4日《嘉兴日报 · 桐乡版》刊发文章《拜访先贤王会悟》，文中回忆了这次访谈情况（摘要）：

当时，王老住在北京和平里一幢极普通的楼房里。因前段时间身体不好，她在我们进门前，半靠在床上看书。见到家乡来人，她非常高兴，一定要下床来。在我们再三的劝阻下，她才坐在床上和大家说话，但不停地叫保姆端茶、剥糖、拿水果，十分热情。

王老对故乡的变化和人民生活十分关心，谈话间不时向我们询问有关家乡的情况。当谈到乌镇茅盾故居已修复一新，正式对外开放时，王老大加赞赏。她告诉我们，茅盾家和她家相隔很近，出自家后门十几米的距离就到茅盾家了。王老还说，在与茅盾家很近的地里种有不少桑树，小时候她曾和茅盾一起读书，放学后一起在桑园里玩耍。当谈到这次全国纪念茅盾诞辰90周年大会盛况时，王老略有所思，深情地说：“历史是公正客观的，党是英明伟大的。”说着，她随手从枕头边拿出了一叠文稿对我们说，这是党中央1980年为李达彻底平反昭雪的材料。看着老人手里那些已翻得油光发亮的纸页，不由让人心潮起伏。

从1966年到1986年的20载岁月中，王老是在痛失亲人的日子里度过的，其中的辛酸苦辣可想而知。岁月的风雨将王老的头发染成了一片银白，世事沧桑使她的面容也增添了不少皱纹。但如今，88岁高龄的王老精神依旧，目光炯炯有神，话音清晰响亮，话语中流露出豁达和远瞻，丝毫没有一点伤感，瘦小的身躯里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内力。 然后，我们带了一把藤椅，王会悟由小女儿李心怡和我一起扶着下楼，在单元门外拍照。除每位客人、李心怡同王老一一合影外，这次我还单独为王老抓拍了一张坐在藤椅里的半身照片（见三访题头图），表情自然微笑，神态怡然亲切，是比较成功的彩色照片。 王会悟与本文作者吴骞合影。 王老收到寄去的彩照后，8月7日给我写了回信，除赞许之外，还要去了彩照底片。在信中，她说：“我以前虽然也拍了些彩色照片，但没有这次你们给我照的好。现在写信向我要照片的人很多，觉得这张单人照还算不错，所以，希望能够将这两张照片（包括与女儿合影）的底片寄给我。”我马上邮寄去了底片，王老收到后让女儿扩印了一批彩照，送给向她要照片的亲戚朋友。 这次拜访，因时间关系，我们要赶回香山集体晚餐，只能将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交给李心怡。半月后，分两次对王老进行了电话采访（摘要）：

1921年4月李达和王会悟在上海结婚。新婚的李达、王会悟夫妻没有沉迷于两人世界的缠绵，而是热情投身于筹备建党事务之中。1921年2月，《新青年》在沪付排时，新青年社被查封，迁往广州，身为编辑之一的李达日夜为采编操劳。李汉俊因与陈独秀产生矛盾，辞去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职务，由李达继任。面对无暇顾家的丈夫，王会悟不但承担了全部家务，照顾李达的生活起居，还要帮助校对、誊抄文稿。在此期间，李达翻译的书籍和文章有山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山川菊荣的《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等；还撰写了《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五一运动》等文章。

4月中下旬，上海早期党组织由李启汉、陈望道等策划组织“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身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的李达尽心尽力、繁忙不堪，有时工作到快天亮才上床休息片刻。王会悟主动承担了更多的文案任务。其实此时，王会悟为补贴家用，已在上海蒲柏女子学校任教，白天也很忙。李达看到妻子超负荷劳碌而疲倦的脸庞时暗下决心，一定要确保中国共产党早日成立，一定要建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节选自嘉兴电视台采访王会悟早期视频 （姚远提供）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兄长李书城寓所正式开幕。13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8名党员）以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不同乡音、不同语言，商讨议程，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7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召开三次讨论会，连续三天详细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负责中共“一大”后勤警卫工作的王会悟，在7月30日晚发现有外人闯入，会议被迫中止，部分代表转移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商讨对策，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节选自嘉兴电视台采访王会悟早期视频 （姚远提供）

经王会悟精心安排，会议代表用两天分两批坐火车到嘉兴。8月2日（注：嘉兴党史研究认为应是8月3日，党史学界尚无定论），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丝网画舫游船上继续举行。王会悟始终坐在船头放哨，她让代表们在船上吃午饭，自己则机警地坚守岗位，瞭望四周湖面湖岸的动静，定格成一幅南湖红船“舫娘”的美图，直至中共“一大”胜利闭幕，直至永远。

中共最早的妇女刊物《 妇女声 》 【“初心”印记】

中共“一大”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妇女声》半月刊。实际主编是王会悟和王剑虹，杂志呼吁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选举权、言论自由权、遗产继承权和同工同酬待遇等。王会悟在第三期发表的《中国妇女运动新趋向》中提出，要唤起一班有知识的女性加入妇女运动。一方面要提升妇女队伍素养，适应新时代妇运需要；另一方面要让妇女骨干积极行动，尽力去与平民为伍，抓紧创办平民女校。该文在《妇女声》头版的“平民女校”特刊发表，标志着王会悟在妇女解放事业中的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

第四次拜访、采访王会悟的时间为1991年4月16日上午，地点在北京市建国门外灵通观国务院宿舍5号楼805室。此时笔者已经调任嘉兴市委宣传部任职，同行者有时任嘉兴市文化局局长宋勤、嘉兴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林国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王相箴。 1991年4月16日，王会悟与吴骞（右）、林国庆 1991年4月12日，嘉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历时近一年的“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汇报，研究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和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安排等事项。笔者以嘉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办公室负责人身份，列席汇报。会议由时任市委书记梁平波主持，刚调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前任市委书记卢展工也到会。会议研究决定：先向省委宣传部汇报并出具介绍信，派我带队赴京向中宣部请示汇报建党70周年纪念活动方案，邀请中央领导赴禾，报批纪念馆陈列方案，向中国革命博物馆求助中共“一大”展览资料，同时走访邀请在京嘉兴籍老同志（或家属）参加故乡纪念活动。赴京时间为4月15日至21日。 4月16日上午，我们找到位于建国门外的灵通观国务院宿舍。因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王会悟在政务院（注：国务院前身）文化教育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工作过，平反落实政策，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不久前刚迁新居。王老在这里安度晚年的最后时光（两年后逝世），小女儿李心怡一直陪伴同住。我向王老汇报了嘉兴开展“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的情况，邀请她派家属回故乡参加“浙江省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王老考虑到自己高龄体弱，不宜出远门，身边离不开李心怡的照顾，决定由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的儿子李心天代表全家出席嘉兴活动。这次访谈仍从中共“一大”说起（摘要）：
王会悟对浙江省委决定把全省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放在嘉兴，同南湖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相结合，非常赞赏。她建议用这个档次邀请中央常委级领导到场（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到会），建议纪念馆布展时中共“一大”代表排列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保持一致，建议利用兴建纪念馆的机会申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还建议进一步明确中共“一大”代表从嘉兴火车站步行到南湖上船开会的足迹路线等。王会悟的建议引起重视，后来逐条采纳完善落实。接着，她从党的“一大”谈到党的“二大”，从大革命失败谈到抗战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谈到“文革”，谈到拨乱反正。
中共“二大”仍在上海召开，为安全保障，地点选在李达和王会悟的家~霞飞路以北公共租界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因为这里比李汉俊兄李书城寓所（中共“一大”后已被巡捕房严密监视）、比陈独秀家（陈独秀被捕时搜出《新青年》）、比张国焘住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援罢工引起当局注意）都要稳妥安全。辅德里是新建的典型石库门建筑，一排房子差不多同一样式，连墙壁都用青红双色砖相间砌成。会议代表只要进出迅速，外人不易辨别是哪家哪扇门，而且各家还有后门，撤退方便。旁边的小弄小巷四通八达，容易疏散隐藏。加上公共租界不愿多管本地杂事，军阀当局也不便到公共租界抓人，相对安全。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就在这里召开。会议有分有合，大会集中三次，小组讨论流动分散，在陈独秀主持下，将各组意见汇总，再由大会决议。
当年底，受毛泽东邀请，李达与王会悟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李心田，从上海奔波到长沙，暂住在毛泽东与杨开慧位于清水塘的家里。毛泽东向杨开慧介绍王会悟，中共“一大”召开时那么危险，如果不是她，我们可能都已经被捕了，是她设法把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召开。

大革命失败后的1932年2月，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脱党的李达，又被暨南大学解聘。李达仍坚持革命宣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两面派”做法：一方面申明“保障新闻自由”“取消报刊检查”；另一方面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和《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开列黑名单，把民主进步宣传视作“替共产党张目”的“反动”。甚至查禁民主书刊，查封出版社书店，逮捕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面对困境，李达让王会悟用省吃俭用省下的私款，在上海开办“笔耕堂书店”，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程》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并使因查封昆仑书店而无法印刷出版的一批宣传民主、反对独裁的进步书刊终于面世。
全面抗战开始的1937年7月，王会悟在北京将李达多年保存的书稿装入一只箱子，埋入自家院子的土坑里，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南下寻夫。途经青岛、徐州、郑州和汉口，最后终于在湖南零陵与丈夫李达团聚。1938年冬，冯玉祥聘请李达赴重庆主持研究室工作，途经贵阳时，年仅16岁的大女儿李心田遭遇不测，患结核性脑膜炎，花季少女不治身亡。“小数点”是父母的宝贝，后来李达将自己唯一的孙女取名为“小典”。而弟弟李心天暗下决心，长大学医，让平民百姓摆脱病魔，远离痛苦。 1947年前后，王会悟从重庆回到乌镇老家，养病的同时办了两件事：一是成立“新乌青社”。发动以教育界进步青年为主的60余人参加，组织上街宣讲和文艺演出，出刊《新乌青》杂志6期，针砭时弊，力推民主。后因触犯国民党地方政府，被扣上“散布反动言论”，勒令停刊。二是组建“青镇妇联”。活动地点在观前街修真观西侧的萧家厅老房子里，王会悟经常介绍海外和沪上的时事新闻，教育女青年开启思路、向往进步、融入社会。在修真观广场集会庆祝“三八”妇女节，号召妇女解放思想，从灶台走向社会，力争男女平权，《桐乡民报》曾出专栏报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达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由于本人坚持要求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12月，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次年2月返回湖南就职，王会悟则同子女一起留在北京。李达偶尔出差北京，会看望王会悟和子女。后来，王会悟所在的法制委员会被精简撤销。她虽刚五十出头，因身体状况不佳，提前离岗退养。国家给王会悟安排了公房，各方面条件较好，但为减轻政府负担，她退休时也上交了公房，同一双儿女搬回曾被敌伪占据过的原先自家旧房。1966年春，“文革”浩劫不期而至，坚持真理不弯腰的曾被称为“我国哲学界泰山北斗”、忠诚于党的优秀知识分子李达，于当年8月被残酷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李达的冤屈才彻底平反，王会悟的声誉也得到恢复。
王会悟散文长诗《哭点儿》，纪念女儿李心田。 【“初心”印记】

四次访谈的最后，王会悟回忆1922年生大女儿时的场景。那天，丈夫李达刚随毛泽东从衡阳指导工作归来。王会悟让李达给女儿取个名字，李达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共青团员，我俩和孩子都要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心里装着大众生死，女儿就叫“心田”吧！又因为女儿在相爱的两个大人之间，小名可称“小数点”或“点儿”吧！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能无限延伸，代表我们为民族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止。王会悟还特别点明，李达给大女儿李心田取名时，茅盾（沈雁冰）在旁边见证。后来，我在影印复制的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桐乡民报》头版“青镇妇女 · 母亲节特刊”时，看到王会悟署名“一个母亲”写作的散文长诗《哭点儿》。 【结语】

南湖之女王会悟为中共“一大”会址做的最后一件实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她得知嘉兴由于资金严重短缺，在全市范围开展“我为南湖增光辉”集资兴建南湖革命纪念馆活动，二话没说，嘱咐子女从自己有限的退休金中拿出100元寄到嘉兴（当年币值：普通干部月薪百元左右，集资360万元足够建成一座纪念馆）。至今，鸟瞰为党徽造型的老南湖革命纪念馆，北门镌刻捐款名单的花岗岩墙上，依然清晰地闪亮着“王会悟”的大名。这就是南湖之女王会悟，一位组织上没有入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初心”之所在。 【附记】

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嘉兴集资建造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全景。当年南湖之女王会悟，慷慨捐资支持家乡筹建这座南湖革命纪念馆，真心实意再为南湖增光辉！

走近纪念馆拍得的全景，该馆建在南湖老渡口北侧，虽建馆至今已30年余，英姿依然。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当初纪念馆是设在湖心岛上的。 这是现今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外景，扩建于2007年3月，选址在南湖南岸。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民众，在此瞻仰革命红船，重温我党的光辉历史，接受优良的革命传统教育，激励我们永远爱党爱国，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