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拖拉机厂，儿时的一片天

寻海(大中)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拖拉机厂初建时从柴油机厂分家过来的，算得上是厂里的元老了，几十年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从没离开过拖拉机厂。我是长拖子弟，从小学到中学毕业，懵懵懂懂就开始在这个圈里生活，1972年中学毕业，我当知青到农村插队，后来回城、上学、工作，离开了拖拉机这个圈，但我心系那里，牵挂那里，那里是我的故乡，那里有父母、兄弟姐妹，有我儿时的伙伴，少年的朋友，那里留着我的亲情、友情、乡情，存放着我幼年的童趣和少年的记忆。 　　1962年我上柴油机厂小学读书，二年级时老师对我们几个同学说，你们都是拖拉机子弟，再开学就要转到拖拉机小学了，这是我对拖拉机厂和拖拉机子弟的最初认知。1964年前后，东盛大街旁的六栋家属楼建成，我家也搬进了楼里，自此，随着一点点长大，以家属楼为中心的故乡记忆开始渐渐清晰。 　　开始记事时拖拉机厂还在建设中，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东方红28马力拖拉机当时还没投产，那时，工厂建设和职工生活是同步安排的，这一企业办社会的计划经济特色，使当年的拖拉机厂更像是一个部落，我们及父母、老师、同学、兄弟姐妹都像是这个部落共同体中的成员，我们从记事起，心中就有工厂，就一直生活在以工厂为核心，厂事、家事、学校事事事互通，生产、生活和学习样样互动的部落环境之中。 记得我们从柴油机小学分出后，新校舍没建好，上课没有教室，这时厂里就把一个生产车间的楼上腾给我们当教室，我们是在隆鸣机械声伴奏的朗朗读书声中，接受着启蒙教育的。 那时，我们早晨和父母上班一起进工厂上学，晚上和父母下班一同放学回家，厂里对自家子女读书的小学校关爱有加，老师不够厂里派优秀青年代课，成立少先队厂里派青年才俊担任大队辅导员，当年我们能在子弟小学读书非常自豪，有件往事至今仍难忘，那时，学校每逢有大型校外活动，厂里都会派大客车接送我们，那个年代大客车是稀罕物，只有大型企业才有，记忆中大客车一来就是两辆，崭新的干干净净的，能坐大客车出去玩，我们这些小孩个个乐得屁颠屁颠的，惦记的几天都睡不着觉，尤其上车后一人能单独坐一座往外看，甭提多兴奋了。还记得这两辆大客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厂革命造反大军的宣传车，装上了大喇叭，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辩论中出尽了风头。 在厂车间二楼上课时间不长，子弟小学校舍落成，那是一幢很小也很精致的二层小楼，记忆中直到1969年我们小学毕业，校舍都没修围墙，当年，小楼四周都是农田，冬天皑皑白雪覆盖的农田里，经常会落一群群的黑乌鸦，我们下课就去追乌鸦，有时追乌鸦跑远了，迟到了上课会被老师罚站，我们很多人都被罚站过。后来，沈阳拖拉机厂来了很多职工，小学校周围盖了很多家属楼，再后来又增设了初中和高中部，四周的农田都没有了，现在不知道那个二层小楼还有没有。 有过在厂里上学的经历，我们放学经常不回家，背着书包去工厂里玩。贫困年代的孩子玩的东西都接地气，踢键子没有扎键子的铜钱，我们都去工厂找锣丝垫代替，玩刻模子没有三合板，就去工厂找包装箱子板，没有刻刀就去车间捡废锯条，然后乘工人师傅不注意偷偷启动电动砂轮机自己磨，年少无知而胆大妄为，当年我们对危险后果浑然不知，有时工人师傅发现后会大喊大叫，我们撒腿一跑了之。 二十五届、二十六届世乒赛中国队连拿冠军后，我们都成了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的铁杆粉丝，挟着木头板做的乒乓球拍，经常游窜于有乒乓球台子的车间，师傳那边干活，我们就吵吵闹闹在这边打球，有时工人师傅也不耐烦一阵吆喝，我们就跑去别的车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厂的正常秩序被破坏，接踵而来从厂里开始的革命、造反，批斗、辨论以及后来的武斗等等，更增添了我们这些懵懵懂懂小屁孩对工厂的新奇，有了更多的热闹可看，那时，我们成天在厂里玩，关心着厂里的事，忧工厂之忧而忧，乐工厂之乐而乐。直至上初中，我们才不去工厂了。这是50多年前的陈年往事，是我们少年时代在拖拉机厂的亲身经历和真实的生活。 　　我们的少年时代，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父辈多是来自农村，相当于今天的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他们对孩子都是自然放养，加之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动荡，教育变态，文化苍白，处在成长期的我们车无轮，马无缰。非常幸运我们能有工厂这片自由自在的天地，使我们能在懵懵懂懂的顽皮中接触到外部世界，能在隆呜的机械声和弥漫的机油味道中，开始意外的认识这个社会。 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结果或有背谬，当年的工厂，对我们来说，就是今天启迪孩子智慧的游乐场或迪斯尼。 应该说和今天从小就被规划人生的孩子们相比，我们的少年是幸运的，幸运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悖论中，幸运在社会混沌的自然中，幸运在父辈们的纯朴和放纵的慈爱中，得到了少儿时代的欢乐，渡过了少儿时代的美妙时光，获得了我们儿时的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