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毕亚平

　　今年是母亲百年诞辰，也是她老人家离开我们整整15周年。时间，让悲痛化成了深深的思念，也让我此刻能够比较平静地追忆她和她的前尘往事…

母亲不是名人，也非名人之后、之妻、之母，她是一个普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职业女性，是个开朗乐观、积极向上、心怀大爱、温柔善良而又有教养的贤妻良母。

　　1921年，母亲出生在辽宁省安东市（现丹东市），祖籍山东栖霞。清末，其祖父挑着其父（我的外公）及简单家当，携一众家人随着浩荡的闯关东大军来到东北，定居安东。外公自少年起被送去学徒当泥瓦匠，因刻苦钻研，潜心琢磨，不到三十岁便成为安东市小有名气的土建筑师，还能自己承包工程。不但娶了深谙治家教子之道的孔氏后裔的外婆为妻，还给了母亲姐弟殷实的生活。据说他自行设计、在安东市县前街建造了有着大院套的7间大瓦房。

　　从母亲和二姨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们年少时的生活状况。

　　这是我的外公与外婆

　　母亲自幼有着倔强叛逆的性格，若非如此，她可能会成为一个小脚女人。母亲出生的年代，虽然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已经爆发，反封建、反对女性缠足的呼声在发达的大城市已经很高并被付诸实施。但在边远的东北边境小城，女子到了5、6岁的年纪，仍被要求裹脚缠足。倔强的母亲强烈反抗，白天被缠上，晚上便独自拆开；第二天再缠，晚上又拆。如此反复多次，不断抗争，最终让大人在对其未来的担忧中放弃了坚持。使她得以以一双放开的大脚，稳稳地站在地上，走过了与小脚儿女人完全不同的人生。

　　母亲叛逆倔强的性格还表现在读书上。外公作为穷苦人家的孩子虽然经过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命运，但他也深深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决计送子女出去读书，接受外面的教育。外公外婆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让孩子们出去识识字，见识一下外面世界，免因“睁眼瞎”而受人欺负。谁知母亲是个没有尽头的孩子，读起了书一发便不可收，直至读到国高毕业。其间，外公外婆几欲让作为家中长女的母亲中断学业，回归家庭。一方面帮助外婆料理家事，同时也尽早寻个好人家出嫁，但最终都因母亲的坚持而放弃。据说母亲不止一次因父母令其辍学而躲到亲戚家不归，直至他们答应为止。

这是学生时代的母亲与同学合影（母亲位于左上）

　　每次看到这张母亲学生时代的照片，都会想起我们小时候母亲哼唱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作词的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寒，夕阳山外山……”。母亲说每当有同学毕业，校园里就会响起这歌声。开始是他们给高年级的同学唱，后来是低年级的同学唱给他们。在《城南旧事》还未上映，在我们还不知道分别为何物的时候，“今宵别梦寒”就已嵌入了心底。

　　读书期间，母亲不仅学习成绩好，还爱好运动，她是安东省立女子国高的篮球队员。要不是看到母亲留下的身着运动服的照片，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一出生看到的那个柔弱中年妇女形象的母亲，竟然真的曾经驰骋过运动场。

　　这是一张给队员包扎“伤口”的照片。记得小时候初见此照时曾问过母亲这是在运动场边拍的吗？母亲回答：是在照相馆里。这让我较早知道了有一种拍照叫摆拍。

　　母亲是1941年国高毕业的。受多种因素影响，她遗憾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读大学（医科）的机会，同年底与此前寻得的来自“好人家”的父亲结为连理。话说这个好人家，并非有钱有势，而是家风正，重教育。母亲说她和父亲举行的是文明婚礼。看到他们的结婚照，我们明白了文明婚礼就是新式婚礼，区别于蒙着盖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的那种婚前男女双方互不认识的老式传统婚礼。

　　这是恋爱中的父母在镇江山（现在的锦江山）公园。母亲说拍照时特别不好意思，就怕遇到熟人。

　　毕业于国高又读过高级商科的父亲，是家中长子。他16岁丧父，上有母亲和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下有三个尚未成年还在读书的弟弟。母亲嫁给父亲后，一边做着电业公司雇员、小学教师的工作，一边与父亲共同养家。依照传统，母亲进门后仍由奶奶管家、管钱，每月开工资后她和父亲要连工资袋一起全额如数交给奶奶，由奶奶打理家用或根据需要给父母点零用钱。据说有一次因学校老师共同相约买裙子，母亲交工资时里面少了一块钱，奶奶生气地将钱袋扔到了地上。母亲并未顶撞奶奶，而是不知所措地问父亲如何是好？父亲体谅地说：她不要你就先收着吧。

这是做小学教师时的母亲与学生合影

经常从娘家来看望母亲的二姨，见母亲出嫁后即要出去工作又承担繁重的家务，有些心疼。有一次一边帮母亲洗衣服一边说：你在娘家的那些精神头儿都哪去了？！母亲和我们提起这事时说她不是没有了精神头儿，而是她作为长媳、长嫂应该也只能这样。况且这个家许多年孤儿寡母，很不容易。几十年间，我们从父亲和叔叔们的口中知道了什么叫做长嫂比母，也了解了母亲年轻时的不易。 后来的几十年间，几位叔叔对母亲极好。哥哥上大学，老叔承担了他的全部学习费用；母亲身体不好时，同城而居的三叔总是做了好吃的，让堂哥送过来…

这是母亲与父亲最小的弟弟、也是十分敬重大嫂的小叔子的合影（受父母亲影响，老叔于1948年刚满16岁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直至在部队离休，这是后话）。

　　母亲的不易还体现在初为人母即品尝了丧女之痛。第一个孩子一出生便夭折；聪明伶俐的二女儿在已会说话、给全家带来无尽欢乐的两岁时得了本不致命的痢疾。但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兵荒马乱，母亲在抱着孩子前往医院的途中赶上了戒严。那次戒严的时间很久很久，母亲无论怎样与官兵商量都无法通过和到达已近在咫尺的医院，最终因耽误了救治导致这个可爱的孩子死在了母亲怀中。据说咽气前她用最后一点力气亲吻了母亲，把最后一点爱留给了这个对她并不友好的世界，令母亲陷入极度悲痛之中。

就是下图中那个母亲怀抱着的可爱女孩儿 

　　同一年母亲又经历了丧父和弟媳离世的打击。

在品尝了生活的苦难、历经世事的变迁中，1945年9月迎来了安东的初次解放。母亲放下个人悲痛，就此参加了革命工作。她的名字，也由最初的孙桂枝，改为孙坚（对，正是与三国时东吴开国皇帝孙权之父同名），用以表达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决心。

这张照片中的母亲和二姨是不是真有女八路的感觉？！

　　与先前二人的学生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6年4-5月间，前苏联军队从东北撤离，国共双方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攻克全省大部分地区，中共安东省委（政府）撤出省境。11月母亲同父亲一道，带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哥哥毅然跟随中共安东省委机关撤退到朝鲜新义州，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母亲义无反顾，积极投身她所亲历的时代，坚实地走在她所选择的道路上。此间母亲在朝鲜担任华侨三分校主任。

　　在国共拉锯阶段，社会上谣言四起。父母亲跟着共产党走后，有人到家里给外婆和奶奶捎信儿，说他们在过江时船翻了，孩子落水淹死。闻此讯，将信将疑的外婆到八道沟天后宫烧香拜佛求菩萨，并许愿说只要她女儿一行平安归来，她从此吃素。父母一行回国后，外婆笃信父母和哥哥平安返回，是她求神灵保佑的结果而后半生果真虔诚吃素，直至终老。母亲每念于此便难过和愧疚不已。

　　父母亲是1947年2月随着队伍辗转至鸭绿江上游从吉林回国的。回国后，母亲先在扶松县女子完小任教师，回到安东后先后任市新安、振兴、镇江等小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开始走上教育领导岗位。

后面两张照片记录了母亲回国后在丹东从事教育工作的情形

下图母亲位于前排右一

　　这一张母亲位于前数二排左六

　　因工作需要，1948年12月母亲调离学校。先被派往安东市政府孤儿院担任院长；后代表政府到丹麦人开设的育婴堂去接管政权，任育婴堂堂长。

母亲充满爱心，她到孤儿院和育婴堂后，不仅严禁打骂孩子的情况发生，还时常把自己的孩子带到那里与那些孩子一起玩儿。据说哥哥当时在那儿被称为“八路崽子”。在母亲心里，天下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于是，就有了多年后孤儿院孩子于安生、王崇德等到我们家宾至如归的情形；也有了“文革”期间母亲遭受批判和审查，于安生给母亲送去的安慰和鼓励。他去探望时，看守人员起初不让他进，他动情地说：我是个孤儿，是孤儿院里长大的苦孩子，她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就是从她身上了解共产党的。说她不听党的话，说她能反党打死我也不信。我不怕受牵连，什么都不怕。一番话打动了看守人员，不仅让他探望了还与母亲进行了交流（这是后话）。

下图是孤儿院欢送母亲（孙院长）的合影。坐在左侧石阶上、戴着八角帽的另类男孩是我的哥哥。

　　有感于当年被指名道姓欢送的角色，站在左侧最后排的角落，与现在拍照的排位不太一样。

　　这张摄于育婴堂的合影，母亲位于最后一排中部偏左位置；前二排中间被搂抱着的小孩儿是我的哥哥，前排右七为于安生。

　　接收工作完成，育婴堂在政府手中走向了正轨，母亲调回政府机关。先后任市民政局社会科副科长、妇联福利部部长等职。在母亲留下合影照片中，有一张“海城县复员委员会临别留念”，这是母亲短暂的在海城民政部门工作的记录和纪念。

　　1952年11月母亲追随父亲来到辽宁省凤城县，并重新回到教育系统工作。按母亲当时的任职情况，到凤城一时没有对等的职务可安排，她欣然接受低于原职使用。50年代中前期，先后任凤城县第三小学副校长，第二小学代校长，第四小学校长等职。下二图是母亲在这一时期留下的生活照和工作照。

这是母亲携哥哥、大姐、二姐与刚从朝鲜战场归来不久的三叔合影

　　这是作为校长的母亲（后排左二），与第四小学（后来的河南小学）全体教工合影。

　　1956年8月，凤城县组建实验幼儿园，母亲被调任县实验幼儿园第一任园长。自此，开始了她长达近30年的幼教生涯。

看着母亲的工作经历，深切感到她就是“革命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也大都如此。母亲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在凤城教育系统她被称为专家型领导。

　　到幼儿园工作的第一个三八妇女节（1957年），母亲与幼儿园全体女教工去照相馆合了影，估计这也是凝聚园内工作主力的方式。

　　有同事离开幼教岗位，她们也会合影送别。话说她们发型、服饰（立领上衣）很有时代特征（前排的小孩是我的二姐）。

　　每一年幼儿园孩子出园，都会有一张全园合影，一张毕业班合影，有时还会有评出的好孩子合影。 从下两张全园合影可以看出，经过几年的发展，幼儿园在母亲及其同仁手中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

　　这是1965年全园合影，也是我出园的照片

　　这是1964年当年出园小朋友的照片

　　这是1965年出园的好孩子合影。母亲在前排中央，我位于二排左三。

　　在教育战线基层领导岗位上，母亲有许多学习培训和出席会议的机会，这让她得以不断的成长和进步。1957年，母亲去沈阳参加省妇联训练班，从下两张照片间隔时间看，至少持续一个月以上。从母亲的表情上得看出她的心情是愉悦的，一定是收获满满。

母亲位于前排右三。

　　这应当是那次训练班里的班干部合影。母亲位于前排左二

　　下面这张是摄于1958年8月、出席凤城镇小学、幼儿园教学研讨会的照片。从《奋战在教育战线上》这个题字上，让人能够感受到那个年代人们内心的激情。母亲是照片中那个唯一戴眼镜的人。

话说彼时，母亲已经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

　　这是1962年县教育局系统欢送原局长履新的合影，参与者应该是当时局机关干部和所属学校（园）的主要领导。母亲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女同志之一。

　　这是1963年出席凤城县教育系统老教师座谈会留影。其时，母亲还未满42周岁，年龄上应该还不算老（前排右四）。

　　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凤城一中（旧时的文庙）的大殿。这个难得的历史建筑在文革后期被拆除，现在只能从照片和人们的记忆里追寻到它了。

　　母亲非常热爱生活，她具有浪漫情怀，喜欢拍照，喜欢记录生活的重要时刻（这些遗传给了我）。

1959年她和父亲携全家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次年奶奶去世，这成了我们和奶奶唯一的合影。只是此时，家庭成员尚未到齐，妹妹还没出生，但也正因如此，我幸运地被母亲抱在怀中。这也是仅有的母亲抱着我的照片，常常引发我无限遐想…

　　1960年，我的一对双胞胎妹妹出生，父母“儿女忽成行”，家中兄妹已达七人。那个阶段父亲恰被调到了距县城几十公里外的边门中学任副校长，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在那个遭受自然灾害的低标准困难时期，母亲一边出去工作一边照料着我们七人的生活，真不知她是怎么过来的。其间虽然偶有外婆帮忙，但时间和生活上的困难也可想而知。

　　1961年秋，母亲又一次经历失女之痛。大妹妹在一岁半时出麻疹合并肺炎，在凤城治疗多日未见好转，母亲一人抱去丹东救治，但最终还是夭折了。母亲过后不止一次和我们说，医生出来告诉她孩子已亡时，她像呆傻了一样，一个人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久久不肯离去。她甚至听见里面的医护人员在议论：门外的那个女人好像傻了！让她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是她将包裹着妹妹的小被带了回来。她多次念叨着应当把那个包被留给她的、应当留给她。当我们自己有了孩子，想着母亲经历过的、想着母亲说的话，心都碎了。

　　60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傍晚，在厨房忙活的母亲听到窗外有沙啦沙啦的声音，接着又听到有人从窗台跳下的噗通声，想到房檐下挂着的咸菜干，母亲嗖的追了出去。边追边喊：抓小偷啊~，抓小偷啊~！大院里有人助威，但并未帮撵。母亲一个人追出去很远很远，前者见来者穷追不舍，在暗处丢下咸菜跑掉了，母亲弯腰捡了回来。二姐回忆：过后这些咸菜干用水泡了泡，蒸着吃了。吃的时候爸爸说，都快吃吧，这是你妈用命换回来的。言语之中透着苦涩。几十年间，这件事成了我们家的经典故事，后来被晚辈们凝练成“孙坚勇斗咸菜偷”！时间把曾经的苦难变成了笑谈，他们已经很难理解咸菜怎么还有人偷？还有人追？追回来还吃？！ 

　　母亲爱憎分明，就在追赶咸菜偷同时期的某一天，母亲带大姐二姐去丹东办事，于丹东火车站前见到一个衣衫破旧的母亲怀里抱着个虚弱无力、哭闹不止的孩子。善良的母亲上前询问孩子怎么啦？是病了吗？那个母亲苦涩又无奈地说：不是，他就是饿的。母亲回手从包里拿出刚刚买来还没舍得给姐姐们吃的馒头，递给了那对母子。二姐回忆，母亲转过身来时，对没能吃到那时少见的馒头而失望地看着她的姐妹俩说，那是救命的。

　　母亲是个心有阳光的人，她一生都在走向春天。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她仍然心怀美好和希望。

　　1962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六人去照相馆拍了第一张兄妹合影。她希望我们兄妹和睦，友爱互助。她没有出现在照片里，她就站在我们面前。那正是母亲经常给我们唱那首动听的苏格兰民歌《可爱的家》的美好阶段。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歌曲的出处，以为是母亲根据我家情况自己编的：“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详，姊妹兄弟都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我们感受着我们那个“冬天温暖夏天凉”的可爱的家，有母亲在，它不只是物理上的暖和凉，更是心里的。

　　1963年，已生活在三地的母亲姐弟三人聚到了一起，并与外婆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母亲重视我们的教育，规范我们的言行。从小教导我们要懂礼貌，讲规矩。家中有客人来，见面要问好，走时要再见；去邻居家串门儿，见人家要吃饭时，要赶快离开；客人上门若带来食物等，客人走前，不能要、不能吃或盯着看。记得有一次家中来客带来沙果，就放在炕上灯下，夏季的小蠓虫在当时不太亮的灯泡下翻飞、在沙果的缝隙间钻来钻去，那情景，一直留在童年的记忆里挥之不去，那一刻特别盼望客人早点离开……

　　从小母亲为我们订阅了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杂志和书籍。记得家里同时订阅的刊物有适合低幼阅读的《小朋友》，中幼阅读的《儿童时代》，学生阅读的《少年文艺》。还有大量的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的书籍，那些故事和故事里是透出的道理伴随着我们一辈子。

母亲心怀锦绣，对审美有自己的观点，对色彩搭配有独到的看法。她不喜欢大红大紫，辉煌繁复，尤不喜欢红绿相间，认为那样很俗，称之为“烂眼边儿。她曾经和我讲过色彩搭配有对比和类比之分。黑白搭配是对比，而米和咖、黑与灰属类比等等。这些也影响和传给了我们。只是从我出生特别是记事时起，就没再见到母亲穿过她年轻时穿过的那么漂亮的衣裙，更别说很好的色彩搭配，她把精力和钱财都用在了我们身上。

　　每个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但爱的方式各有不同。母亲对我们的爱不是溺爱，她从不娇宠我们，而是大气磅礴，爱的有原则，有是非观念。小时候与邻居小孩或同学发生矛盾、大了与爱人发生争执，母亲从来都是批评自家的孩子，常让我们推己及人；母亲不在背后指责别人，不说别人的坏话，不像普通妇女那样张家长李家短，七个碟子八个碗。这些也都影响到了我们。如果说如今我们兄妹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还能够和谐相处的话，这很大程度是源于母亲。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在许多细微之处感受着母亲的慈爱。爸爸妈妈是恩爱夫妻，尽管如此，偶尔也会有发生争吵的时候。争吵之后一般会有短暂的几天冷战。我们发现几乎每次都是母亲先开口和父亲说话。我们心疼母亲，说她可以不这么做。母亲说这还不是为了你们？！她不想让我们在紧张的氛围下每天都小心翼翼的。

　　小时候，听不到母亲的声音，见不到母亲的身影，家中便失去了生气和活力，不安与恐惧也会笼罩着我们。

1966年，母亲生病了，这场病对母亲的身体和后半生事业的发展影响都非常大。她得的是神经官能症，主要作用在腿上，导致行走困难。最初母亲在县医院住院治疗，清楚地记得得知母亲住院的消息，我和妹妹站在县医院的大院里嚎啕大哭的情景。病情稍稍好转些，母亲转去了五龙背温泉疗养院进行为期3个月的疗养。母亲走后，我们一个个像没了魂儿一样。每个周末，父亲都会去疗养院看望母亲。念及我和妹妹年幼，期间带我俩去过两次，这让我们感到那比过什么节日都令我们快乐，也羡煞了几个姐姐。早上到达时看到站在疗养院门前等候我们的母亲由小变大；傍晚一步三回头离开时，又看到送别我们的母亲由大变小。我喜欢上了疗养院的一切，每次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开。其实我们哪里是喜欢疗养院，是喜欢在那里疗养的妈妈。

这是疗养期间的母亲与病友的合影，立于母亲右侧穿格子上衣的是当时凤城绸厂大名鼎鼎的劳动模范宋文娥。

　　文革期间，在家养病的母亲受到了两年多的审查和批判。那时候母亲的腿仍不好，每天由父亲用推孩子的小车接送母亲去参加运动。困境之中，母亲过去的付出产生了回报，一众长时间跟随母亲工作的老同志力保母亲；在我家帮过工的已经回老家的老保姆在接受外调时给予了母亲是善良好人、无欺凌弱小的评价。前面提到的孤儿院孩子于安生更是给予了母亲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还有一直敢于近距离接触、在精神和物资上给予鼓励帮助的隔墙邻居高家和左家，以及帮忙打探消息的街道组长。在母亲单位负责人前来家中传达事情的时候，组长尾随其后向其寻问母亲的审查情况。当对方回答是“内部矛盾”时，她欣喜地一路小跑来家中报信儿，这些都给了母亲希望……

在母亲的内心深处，总有春光闪烁。即使时代在某个时刻暂没为她创造光的条件，她也在努力走向光明。困顿中，她用一双巧手编织着美好生活。这是1968年还没有“解放”的母亲亲手为我们织的裙子（使用的针法叫凤尾针）。裙子织好后，特意让三姐带我和妹妹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纪念照。照片留下了母亲心中的美好，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印记和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母亲对在运动中动手打过她的人宽宏大度地选择了原谅，既没有影响她们“过关”，也没有影响她们后来的入党提干。母亲觉得，打她的人没有和她长期共事，并不完全了解她。当听说她贯彻修正主义路线，不听党的话，便动了气。母亲不认为那是人品问题，觉得她们那时还年轻，而年轻人犯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她的态度和举动让当事人羞愧难当，也让身边人佩服不已。

　　从1965年哥哥上大学时起，母亲成活长大的6个孩子再没有齐齐全全地长时间围绕在她的身旁了。1968年大姐、二姐上山下乡，1970年哥哥毕业后去了新疆，更是带去了母亲的牵挂和惦念。母亲的日子总在孩子的归来和离去中度过，常能忆起母亲想念哥哥、惦记姐姐的神态和表情。1972年哥哥回来探亲，我们全家去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这是第一张原生家庭8口人的合影，以后这个家庭越来越大了。

　　70年代中前期，母亲仍在养病和治疗中度过。这耽误了母亲事业的发展，但在那段时间里却让我们得以和母亲长相厮守。每天放学归来就能看见母亲，也切实感受着食着人间烟火的现实生活中的母亲的亲和柔善。

　　母亲的亲和柔善不只对自己家人，也影响着她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大人、孩子。那时我们家有时像俱乐部一样，叔叔家、姨舅家的孩子自不必说，邻居家的孩子也都爱我家找母亲读书、讲故事；女孩儿则来和母亲学织衣服；我们姐妹的同学都愿意到我们家学习。那时学校里按家庭居住的远近分成课后学习小组，放学后集中到一个同学家自习。我的同学马明毕业几十年后还对我说：小时候最愿意去你们家做作业了。你们家书多，你母亲和蔼可亲，你们家还有零食吃。前两点的确如此，后一条令我狐疑。那时我们家一个苹果也要切几瓣分着吃，何来零食拿给同学？想想也许是偶有客来带来的时令水果什么的（比如沙果）。

这是母亲和邻居左家孩子的合影。玻璃窗上贴的米字条，是当年防空备战的印记。

　　母亲对父亲非常好，被称为相夫教子的典范。困难时期供应不足，家里弄些好吃的东西，母亲总是尽着父亲。70年代她常给我们几毛钱去饭店给父亲买个下酒菜，有时我们馋得直咽口水，但因家有规矩从不开口要或自己去夹父亲的菜。各种运动过后，方方面面形势开始松动与好转，母亲开始要父亲注重形象，给他置办各种服装。远在新疆的哥哥回家探亲，爸爸用带有其家乡口音的话打趣地对他说：“你妈总想把我打扮的像个人（发阴声）样儿，给我织了大红（发四声）毛衣，买了拉（四声）链棉袄，我感觉是越（三声）打（四声）扮越不像个人样”。此话被我们学来学去，后来常被演绎和各种应用。

“妻贤夫祸少”这句话虽带有封建糟粕，但在父母亲身上得到了体现和认证。父亲历经历次运动没受到大的触动；体弱多病而最终享年98岁。当然这里有父亲自己的修行，但也一定有母亲带给他的福报。

　　1973年前后，母亲在被二姨接去她家、并在她所在的医院接受辽宁医大“626”医疗队专家治疗后，身体好转开始恢复上班。先是回到原单位----县实验幼儿园做一般工作，后借调到县公安局民兵指挥部所属的少年劳教班，做失足少年的管教工作。母亲对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什么怨言，她认真给那些孩子上课，教导他们走回正道。在母亲眼里没有天生的坏孩子，只有一时糊涂、一时冲动或受到不良影响和引导的孩子。那个阶段，母亲即是老师又像是他们的家长，除了给予教导还给予关怀。那些后来重新走回正道的孩子及其家长，若干年后还对母亲充满感激。

　　1979年3月母亲正式落实政策，重新被任命为凤城县实验幼儿园园长，一直干到了离职休养。期间，她被教育局评为全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1985年8月经丹东市委组织部批准，母亲享受县级干部待遇。这一切，对母亲来说来的有些晚。

这是母亲重回幼儿园后的一张工作照片

　　还有母亲的入党事宜，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受了组织的长期考验（那时流行的话）。母亲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她这个1945年就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被苦孩子认做是所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直到1981 年才在组织上入党。早年是受亲人政治历史问题的牵连，后来遭遇病痛和文革的耽搁，但这些都没动摇她的信念。她一直坚持、始终坚持、总是坚持申请和要求，终于在她离休前、在别人看来入党对她没有任何利益可图的时候实现了夙愿。现在可能人们很难理解母亲的想法和做法，不过我们理解。母亲对中国共产党是因为爱，所以爱，始终坚信不动摇，这让我们十分敬佩。改革开放后，舅家表哥扛着摄像机来家中录制节目，她拉着父亲唱的歌都是歌唱共产党的：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不仅如此，她还一直鼓励我们要求进步，靠近党组织，并为孩子们的进步而高兴和操心。大姐是我们家第一个入党的人，比母亲早了好几年。母亲得知大姐入党消息时，兴奋得不得了，也受到了极大鼓舞。

我一直保留着大学期间母亲给我的来信，其中不止一封信上提到要我要求进步，争取入党事。她还把我大姐夫入党的事情作为好消息告诉了我。

　　大学期间母亲借出差之机来大连看望我和妹妹，当面还说起这些事情…

1983年8月，母亲光荣离休，过起了“自此光阴归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的清闲生活。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她开始享受伴着年老而来的宝贵的自由。

她与老干部们出门旅行，先后去北京，到山东，更有省内各市。在北京，除了参观游览了天安门、大会堂、颐和园等处，她还走进了中南海，想那时母亲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游览山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前些年身体一直不好的母亲，除了去了青岛和曲阜，还登上了泰山。

　　她有了时间与自己的弟弟妹妹团聚

　　以及与父亲的亲人共度美好的快乐时光。

　　她到家在外地的女儿家小住，看书、逛街、弹唱。根据她的生活实际，我们给她总结了四句话：看武侠小说，听流行歌曲，逛时装商店，弹电子琴，整个一现代老太。每当我们这样和她打趣时，她时而欲言又止，时而面带微笑做出她的经典动作——隔空打出一拳。

话说彼时她正在弹奏的是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

　　除了这些，母亲更多的是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伴——我们的父亲，相濡以沫，在身边的几个女儿的精心照料下过着虽平凡但温暖的日子。

　　还要浓墨重彩一笔的是 离休后的母亲充分享受着天伦之乐

　　更以她一辈子从事幼教和教育工作的经验，影响和教育着家中的晚辈。

在母亲生前留下的影相资料中，有她教导我们对孩子不能没有要求，不能他们要什么就满足什么，对孩子的爱要有原则等内容。

　　最初几个孩子出生时，母亲分别带他们去照相馆单独拍照留念，于细微之处体现着她的爱。

　　家中的下一代，每一个都沐浴过她的阳光雨露。

　　都在她优美温婉的摇篮曲中进入过甜美的梦乡：睡吧小某某（孩子名儿），睡吧小宝贝，快快闭上眼睛，快快睡睡，你会梦见花园里一朵红玫瑰。

还有“风啊，你要慢慢的吹，鸟儿啊，你要轻轻的叫，我的小宝宝就要睡着了。宝宝的眼睛像爸爸，宝宝的眉毛像妈妈，宝宝的鼻子呢，又像爸来又像妈。睡觉吧，我的小宝宝，醒来带你去玩耍，玩耍到你外婆家…

　　在享受退休生活和天伦之乐的同时，母亲还将自己从事教育工作和对子女教育的经验、体会进行总结和升华，偶尔写写文章。她的《良好的家风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一文，被县家庭教育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

　　在她离休二十多年后，她作为当地教育名人被登载在地方的报纸上。突然想起一句歌词：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在日子的更替中，迎来了她和父亲的金婚、翠玉婚（结婚55周年）纪念。父母的金婚纪念照，我们是特意找到50年前他们拍婚纱照的丹东美伦照相馆拍摄的。当时彩照上题不了字，我们还特意拍了张黑白的。 

　　他们结婚58周年纪念日，恰与澳门回归祖国同日，我们搞了个“庆父母结婚五十八周年，迎澳门回到共和国怀抱，家国同庆”的纪念活动。请来了见证他们几十年幸福婚姻的二姨和舅母，她们俩当场为父母合唱了40年代的歌曲《花好月圆》。

　　下图除右二我的母亲外，另三人为二姨（左一）、舅妈（左二）和我的婆婆（右一）

　　在母亲80大寿的宴会上，她神清气爽地面对众多宾客，发表了内心的感言。回首一生经历，她对过去的艰辛苦难没有怨言，对眼前的美好生活满怀感激；对一众儿女都是自食其力的正派人感到欣慰；对下一代孩子们健康成长十分高兴。她深情地说：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感谢邓小平，感谢我老伴儿…

　　在后来的岁月里，母亲渐渐老去。当年那个快步如飞、“勇斗咸菜偷”的母亲走路已踏不出脚步声。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受阿尔兹海默症的侵袭，母亲脾气和性情大变，忘掉了许多人和事，也生出许多人和事。一生不迷信，不信鬼神的她，常常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即便这样，母亲从来不曾忘记我们，她记得她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而且从来不会把各个家庭搞混和弄错。

　　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原生家庭的合影，摄于2005年春节。没有等到下一年春节，母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她临终前，我们兄妹六人全部赶了回来，围在她的身边与她告别。这是她的修行，也是我们与她的缘分。

　　香港知名记者梁锦生说过：亲人只有一世的缘分，无论爱与不爱，来生都不会再相见。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不希望如此。我希望和母亲来世还做母女，但要位置互换，我做母亲。我要把母亲今生给我的最无私、最博大、最细致的爱和包容，在来世一并偿还她。

以我此生对她的了解，我知道怎样去爱和照顾她。她希望上大学，我会竭尽全力圆她的梦；她喜欢淡雅的色彩搭配，我从小就那样打扮她；我会帮助她看护好孩子，使她免受失子之痛；她喜欢自立，我不会对她的事情干涉太多，只要她幸福让她愉快地做她自己。我更希望她一生健康，长命百岁。

如今，母亲和母亲的时代渐行渐远。

无比怀念父母在世时那些个亲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日日夜夜；怀念一个又一个团团圆圆的年；更怀念非官无钱，但令我们有极大的家庭荣誉感的爸爸妈妈。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用一生。

　　

诞辰百年，回忆和仰望母亲，与金钱和地位无关。她用她那明亮又不刺眼的光辉照亮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觉得生命的一切都值得，让我们的心底升起活泼，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好好生活，笑对人生！

2021年8月 成稿

2021年11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