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转折遵义会议

如风

　　为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更深入地学习党的光荣历史，感悟遵义会议的伟大，2021年6月25日，我们三个老朋友、老党员相约前往遵义，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再次接受红色教育。

遵义会议会址虽然过去去过很多次，但在建党100周年之际重游，心情仍然非常激动。几年没去遵义了，现在遵义己通动车，每天很多班次，上午去，下午即可回，非常便捷。我们乘上午9：30从贵阳北站出发的动车，四十多分钟就到达了遵义站，真是太快了。

　　遵义动车站是按遵义会议会址风格修建的，非常独特大气，让人印象深刻。从动车站打车到遵义会址，十分钟左右就到达，非常方便。

　　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这条街近些年不断的改造完善，己成为一条古色古香的特色街道。街上张灯结彩，路边的行道树上和店铺都插满了国旗，显现出了浓浓的节日氛围，不愧是转折之城啊，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氛围营造非常浓厚，置身其中倍感自豪和深受鼓舞！

　　遵义会议会址入口处人头攒动，来参观游览的人非常多，但都有序地排队进入。参观会址不收费，通过扫码预约，刷身份证进入。几年未去，发现会址入口己改至左侧更为宽阔的位置，几个通道进入，以减少参观人多时排队等候时间。

　　进入遵义会议纪念馆，那幢召开著名遵义会议的中西合壁的楼前花团锦簇，建党100年标志矗立在中央，红色鲜花中用黄色鲜花摆放出的五角星和“1921至2021”的标识十分醒目，红黄相映的鲜化呈现出热烈喜庆的气氛。

　　会址前面的广场己较过去拓宽了许多，对面中央位置矗立有一面党旗，下面有入党誓词，左右两边是两块庆祝建党100周年背景板，入党誓词后面一巨大的花岗岩石上，镌刻有毛泽东主席书写的气势恢宏的《七律•长征》诗词。

　　广场上有许多前来膽仰参观会址的团队和个人，有些在会址前合影留念，有些在党旗和入党誓词前重温入党誓词。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欢快幸福的笑容，展现出一幅幅国泰民安，幸福和谐的画面。

　　跟妈妈一起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小女孩们很可爱，我们同她们一起合个影！

　　这位97岁的老人独自一人到会址参观，还穿上了红军服，我们仨与这位可爱可敬的老人进行了合影！

　　无意中闯入镜头那对母子令人感到十分动容！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铺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就在这幢楼二楼一间房间内召开的，现在出于文物保护己不开放参观二楼了。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住二楼，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李卓然等住一楼，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室设在一楼。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部的警卫人员、机要人员在这里办公和住宿。红军总司令部与一、三、五、九军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江西苏区中共分局的往来无线电在这里发出、接收。当时，毛泽东没住在这儿，而是与张闻天、王稼祥居住在当时的遵义阿寺巷（即今幸福巷）一栋房屋。该房为川南边防军旅长易少荃私宅，离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有1公里多的距离。

　　参观完会址，我们前往附近的遵义会议陈列馆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历经几次扩建，越来越壮观有气势。现在的陈列馆是2015年遵义会议八十周年时开放的。陈列馆建筑外观设计遵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要求，汲取遵义民居特色，利用小青瓦坡面顶、圆拱形柱廊等遵义会议会址及周边建筑元素。陈列馆左边屋顶上，还插有一面红军旗。

　　步入陈列馆，一座巨大的人物群体雕像矗立在中央，这是参加遵义会议的二十位领导人，神情端庄，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

　　往左前行，“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几个大字跃入眼帘。

　　展览以长征为主线，重点突出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前奏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以及遵义会议完善过程（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及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四渡赤水、娄山关战斗、遵义战役、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及建立地方政权、扩红等）的重大历史史实。

　　陈列馆内的一幅幅珍贵历史照片，再现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特别是在遵义召开伟大的遵义会议那段光荣历史。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然而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安危而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红军。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调整100万兵力，对各地的红军进攻，而以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由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实施战略转移。

　　长征路上，由于博古、李德作出的“大搬家”式战略转移等错误决定，红军虽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特别是湘江战役就牺牲了红军将士3万多人，非常惨烈悲壮，导致红军主力由出发时的8.6多人锐减到3万人左右，红军陷入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极度危险的状况。

　　失败、牺牲的阴影笼罩着红军，负重的长途跋涉使红军非常疲惫，许多红军指战员感到失去信心，前途渺茫，不知道下一步仗要怎么打？路要怎么走？到什么地方去？在这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改变原向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走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毛泽东通过争取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并说服周恩来，在湖南省通道县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研究紅军的去向。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的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路线，而取西入贵州。 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第一次参加红军的军事决策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召开会议，在这次会上意见仍然分歧较大，博古仍坚持去湘西，毛泽东坚持去黔北遵义，会议经反复争论，再次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在川黔边展开战略反攻，建立新的苏区的决定。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重申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日至5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直取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城。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

毛泽东，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秦邦宪（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

王稼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何克全（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其他人员10人：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

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

伍修权，担任翻译工作

　　会议在二楼这间27平方的房间内召开，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

　　1935年2月4日至5日，中央政治局在位于云、贵、川交界的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决策部署：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决定由准备北渡长江转而挥师西折，向云南扎西前进。三是从组织上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

　　1335年2月6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召开了扎西会议。会上通过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回师黔北和缩编部队。扎西会议是长征中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也是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合作，协力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

　　1335年3月10日，红军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苟坝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关于成立“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的提议。张闻天主持。会议认为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经常由中央直接开会讨论军事行动确实于指挥不利。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团长，全权指挥军事行动。

　　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城举行扩大会议。会议针对当时红军内部产生出来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对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对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不是一次会议就解决所有问题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会议，通过党内深入的思想斗争，通过发扬党内民主与集中，最终才达成共识的。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之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为完善和促进遵义会议精神的落实提供了保障。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激励和鼓舞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