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桥东横街一一从小生活在此近20年、现旅居美国的俞小军博士的记忆(作者俞小军)

nn(niu liqun)

梦里的故乡：和桥东横街

2021年6月21日 于美国马里兰州

俞小军

星斗漫天，

点亮几多乡愁，

一首老歌抚平乡思伤口。

鸟语花香的房前屋后，

珍藏了几多儿时娇羞。

记住乡愁，

乡愁里有我儿时的守侯。

记住乡愁，

乡愁啊乡愁陪我守侯，

天长地久。

每当听到这首《记住乡愁》的歌曲，我脑海里总会立刻浮现出一幕幕家乡的景象。

美丽的江南小镇

我的家乡和桥，是一座美丽的江南水乡小镇。一条宽阔古老的运河（当地人称塘河）自北向南穿过小镇，将其分隔成东西两半，西半镇区称为上塘，东半的称为下塘。 小镇上从北向南依次有北兴桥，中兴桥和南兴桥这三座大型石拱桥横跨运河，连接起东西两片街区。 中兴桥位于小镇中心，最初的木桥建于北宋，后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改建为石桥。 紧贴中桥的南边有两条小河分别

从东西两面和运河垂直交汇，东面的小河叫顺渎河， 西面的小河叫葛仙河。 这两条小河和大运河就把小镇分隔成四个街区， 五十年代初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名字： 兴业街 （西南街区），劳动街 （西北街区），生建街 （东南街区），以及 团结街 （东北街区）。在顺渎河上和运河交汇处有一座建于宋朝景泰年间的精致的小石桥名叫和桥， 小镇由此桥得名。顺渎河从运河口向东的大约300多米的河段和桥人称小沿河，站在小桥往东眺望，古老的小沿河风情尽收眼底。 河上依次架着另外三座小石拱桥，永宁桥，永丰桥，和顺宁桥， 左岸的民屋粉墙黛瓦，临河而立，右岸沿河一条幽静的小道，河面上微波粼粼，偶尔有小船摇过，泛起层层涟漪，河水两边的石台阶上时而传来捣衣声声。

东横街

从中桥起始沿着小沿河北岸向东伸展出一条宽约2 至3米，长约300米左右的街道就是我家以前居住的东横街， 她属于团结街的一部分。自元朝将中桥改建成大型石拱桥，两岸居民交往更加便利，运河上来往商船也多在大桥两侧停泊， 大桥的东西两端逐步发展成为小镇的商业中心。 东横街靠近中桥的一段街最早因中桥得名中街，直到清朝晚年才改名为东横街。从元朝到民国的六百多年间，这里商铺林立，大户聚居，非常繁华，街道也不断向东延伸。新中国建立后街道上的商铺基本都搬迁出去，只保留了几家便利居民生活的小店铺。 东横街从此成为居民区。六，七十年代整条街道一共居住着大约150户左右人家。狭窄的街道两侧临街的民房大多为两层楼结构，底楼多为砖石结构，二楼为木结构。少数几家人家底楼临街的一面不用石墙，而依旧是用多块木板拼起的门板墙。那是在旧时开店时，便于白天撤下门板敞开店堂做生意，晚上打烊时再把门板装上。 东横街因为街道两侧楼房遮挡，一天中阳光很少照到街面，雨后街面常常会潮湿比较长时间。但是由于小街的路面是用黄色花岗岩石条（和桥人称天子石）横向铺成，这种石条表面有一些凹凸不平，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滑作用。有些路段北侧边沿用青石条纵向铺排并高出路面20 公分左右，便于行人在雨天行走免于趟水。 街道南侧相隔一段距离都竖着高高的电线木头（电线杆），上面装着一只不太亮的路灯， 到了晚上整条街道显得比较昏暗。 南侧临街的民居背靠小沿河，居民们从后院或后窗从小沿河取水很是方便。此外每隔几十米还建有公用河台阶(和桥人称河埠近）供街道两边居民到小河取水或洗衣洗菜。 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里小沿河可是东横街居民生活的主要水源。我就是喝这小河的水长大的。而北侧临街的民居后面与和桥中学校园相邻。北侧除了临街的民房，从西向东还分布着一条较深的巷子和五条当地人叫豁档的浅宽状的小巷，其中包括永宁巷，源泉巷， 和土地巷等，巷子里曲折幽静，分别居住着几户到十几户不等人家。

中桥头的商业区

东横街靠近中桥的大约50米的街区称为中桥头，是解放后保留下来的一个热闹的商业小区。街南侧临近中桥的街角开着一家公家杂货店，和桥人称酱油店， 店里除了卖烟酒糖果，油盐酱醋，到了临近中秋店里会飘出月饼的香味，柜台上方会挂起香肠香肚和火腿等腊味。每天站在烟酒柜台里的一位年长的男店员名叫杨昌生，瘦高个，负责收款和卖烟酒糖果，其余三到四名女店员在柜台外负责零售油盐酱醋等。由于这是东横街上唯一的一家杂货店，每天顾客都很多。 酱油店的东邻是一家修鞋铺， 店主叫王长生，个子瘦小， 待客非常和善， 巧合的是他街道对门当油漆匠的邻居也叫王长生。

修鞋铺再往东隔开几家住户开着一家私营的小酒馆，当地人称馄饨店。 店主姓孙， 是一位聋哑人， 为人爽直，是小镇上十几个聋哑人里的头，很有威信。店里一家老小都当服务生。 小酒店店堂狭长，底楼店门口是一个大玻璃橱窗，里面堆放着猪头肉，牛肉和熏鱼等下酒熟食，往里一点是一排炉灶， 上面整天煨着鸡汤和骨头汤， 用于做面条和馄饨的底汤。再往里是客人堂吃的地方，放着2，3 张大桌子和长凳子。最后面临河的房间和二楼都是店家住房。小店每天从早开到晚，而晚上是一天中生意最火爆的时侯。晚上9，10点钟从戏院看完戏的观众，从澡堂出来的男人们，下班晚的工人，以及附近喜欢喝酒的居民都是小店的常客。尤其在冬天的晚上，小店里射出的温暖的灯光和飘出的热腾腾的香味在寒冷昏暗的小街道上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小酒店的东邻是一间房子里存放手压水泵等救火用的器材和设备，当地人称“水龙宫”。 

小酒店的街对面开着一家公家点心店，当地人称油条店。 每天凌晨4，5 点钟店里5位员工就开始忙碌准备早餐供应，他们是东横街上最早开始工作的人。早上店里只卖油条和麻糕（芝麻烧饼），店堂东侧炉台上支着一口大油锅，油锅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案板，通常有2名女店员准备油条胚子，一名姓褚的男店员管油炸，他是我一位小学女同学的父亲。他们边干活边和排队的顾客们聊着天。店堂西侧是烤麻糕的炉子和一个较小的案板。只有一男店员要负责做饼和烤饼。此人家住附近农村，沉默寡言，但工作时手脚极快，做出的麻糕大小一致，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店堂中央的一张桌子是卖票收钱处。附近居民常常带着小竹篮排队等候十几分钟才能轮到刚出油锅的油条和刚出炉的麻糕。那时是5分钱一两粮票买两根油条，3分钱一两粮票买一块麻糕。 到了下午店里开始卖生面条和多种点心， 如麻团(麻球)，油炸散子，油绳绞（麻花），馒头，咸味猪油小葱味的和甜味的胎酥饼（芝麻酥饼）等等。 下午上街购物的农民也是主要的顾客。因为东横街是镇东郊农民进出小镇的唯一道路，路经这里的农民很多。 

油条店的东邻是镇上的镇上的搬运站，这里旧时是叫做“三观堂”的小庙。 搬运站有几十名搬运工为镇上的各个单位搬运货物， 每天早上工人们聚集在搬运站大门内外大声聊着天，等候当天的工作分派。 他们是镇上公认的大力士们。搬运站东侧是一家黄姓人家开的修伞店， 那时大多数雨伞是油纸做的，常常需要修补， 因此生意还不错。 黄家夫妻两人一辈子靠手工谋生，但是他们的两个儿子极富音乐天赋，他们自学成才，老大进了专业剧团乐队，老二也是镇上文艺骨干，精通二胡，琵琶和古筝等多种乐器，他也是教授我拉二胡的启蒙老师。

中街段

从这个小商业区继续往东的大约100米的街区称为中街段，这一段是住户最密集的街区，街道两侧都是连排的两层楼房。临街相对的一条条屋檐从门墙上延伸出一尺多，使原本不宽的街道显得更加狭窄，可谓是“楼头对窗可碰杯， 街心置桌能对弈”。 临街住户常常在自家二楼窗口伸出一根竹竿， 将另一头搭到街对户的窗台上用以晾晒衣服。在本文后面的叙述中将会提到的多位小镇上的名人大多就住在这个街段。

东横头

从中街段继续往东的100米的街道两侧房子不再连成排， 断断续续的有些空档，路面也渐渐变成了砖铺路。 到了街道东端和农田接壤的地方是镇上民居的尽头，也就是镇行政区管辖的边界了， 这里杂居住着10几家镇上居民和5家农户。这个街道尽头有一个和桥人人都熟悉的名字，叫东横头。从东横头再往东大约100米不到的地方是闻名方圆几百里的化城寺，和桥人称茅庵。 虽然茅庵地处当时的农村北庄大队， 但是它才是和桥人概念中的东横街的尽头。因为寺庙的缘故，从东横头到寺庙的这段路面又都是用一米多长的黄石条横向整齐铺排，非常宽阔平坦。

热闹的小街

平日里小街上天天都很热闹。早晨街道上满是上班的，上学的，和上街买菜的人群。过了上班上学的时间，便有一些家庭主妇和爷爷奶奶们坐在街边一边捡菜洗衣，一边相互聊天。看到认识的路过农民，他们都会热情地打召唤：“上街啊？” ，“早饭吃啦？“， 或 ”有空来白相啊“ 等等。此时各种串街走巷的手艺人挑着担子来这里寻找生意，有磨刀的，有修补锅碗的，有捉垃圾的（收购垃圾）， 也有修补热水瓶外壳的，他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小街的各个角落。记得有一位住在本街道的姓薛的磨刀老师傅，那时大约已经六，七十岁了，矮矮的个子，在大夏天里光着膀子挑着担子从我家门前经过去镇东农村找生意， 他的背上被烈日晒得满是黄豆大小的水泡，重担在肩，步履艰难。 这给年幼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和心灵震撼，至今难忘。 在串街走巷的手艺人中，最受欢迎的是爆米花的了。烧着碎煤的炉子和风箱旁常常围着一群大人和孩子， 大家耐心地排队等候。 除了爆米花，也有爆黄豆和玉米的。火候一到，爆米花师傅用一个麻袋套住密闭铁壶的盖子处，一脚蹬开那铁盖时，一声爆响，米花香气扑面而来，孩子们双手掩耳眼睛紧紧盯着师傅的动作。 因为孩子们喜欢甜味，大人们时常会自带糖精让师傅加进铁壶里。到了逢年过节小街上更是一派热闹景象。

悠久的人文历史

东横街虽小，但是却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和特殊的地位。 这源于几个原因。

一是前述的东横街几百年来一直是镇上的商业中心；二是位于街东尽头的化城寺几百年来吸引着方圆几百里的无数香客， 东横街是从镇上前往寺庙的主要通道。 化城寺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寺院，建于明朝隆庆年间。 旧时僧人众多，寺院在其外围拥有大片良田。 寺院大门朝南，大门两侧有一对一人高的石狮。寺庙正面高墙和前面的顺渎河之间是一片大约宽10米，长约50多米的用青石板铺就的平整的场地。 沿河侧修有半米高的精美的石条护栏。进入寺院大门是一个宽大的前厅，再往里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地面全部用青石板铺得十分平整，院子两侧是长长的两层楼房，院子中央是十分高大的大殿。穿过院子是一个非常宽大的四方形后院， 至少有50多米见方， 四周建有高大围墙。解放前寺院里的一位法号元真的大和尚在解放后寺院关闭后就一直住在东横头， 直到七十年代末去世。他年轻时带着他弟弟从浙江来到化城寺一起出家当了和尚，一辈子都再没有离开小镇。 寺院虽然地处农村但是一直归镇政府管辖。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里先后为多家单位征用， 直到九十年代重新修缮恢复寺庙功能。六十年代早期，先是镇上的一家编织芦席的小工厂， 随后是镇办中学。

文革初期，这里来了一大批解放军医务人员，他们是响应毛主席送医下乡的号召，用当时非常热捧的针灸疗法为百姓治病。 那年代老百姓对解放军军医们的崇拜是至高无上的。 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四方八乡闻讯赶来求医的人群把东横街和寺庙挤得水泄不通。有小推车送来的，亲人背来的，或从小沿河上用船摇来的患者。 我那时间年龄小，常常挤进寺庙里看军医们给病人针灸。 我好奇怎么有这么多的残疾人生活在我们周围。 许多长年瘫痪的，残障的，聋哑的，不育的等等都满怀希望赶来求医。 记得镇上一位中年女性双腿瘫痪，为了便于每天治疗，借住在我家楼下小厅里。她丈夫姓赵，在镇上农机厂工作，一表人才，且极具耐心， 每天背着妻子去寺庙针灸。从我家到寺庙大约也有小一百米的距离，每天背一个来回是很不易的。

六十年代后期， 寺庙开始成为江苏省农学院的宜兴分院院址，当地人称农大。一批大学教职员工从南京和扬州来到这里，使这里成为当时宜兴县的最高学府。学院每年为周围公社培养农业技术骨干，同时学院的兽医专业的老师们也为邻近农村的耕牛治病。 农学院在七十年代末迁走之后，和桥公社的装饰布厂搬迁到了这里。

近代东横街在和桥有着十分特殊地位的原因是位于街东头南侧的那幢鹤立鸡群的宅院在三，四十年代曾经住着和桥地面上的头号人物程维新。 我们家在1957年搬到东横头居住，租住的房子就是西邻程府的一栋二层楼房， 那是程维新隔房叔伯程老三家的房子。周围十几家邻近都是解放前早已住着那里多年的老住户了。我出生在东横头，从小听熟了邻居们讲述的有关程家的故事。程姓在和桥是大姓。 祖上是从安徽迁居来和桥的。程维新的父亲程酉大发迹前原是和桥镇上的一名牛头，即做贩卖活牛生意的中间人。 有些小地霸的意思。一次他跑了一趟上海，回来后他向乡人吹嘘，他备了重礼到上海拜了黄金荣，正式成为了黄的门徒。 乡人从此更敬怕他三分。他曾经诱骗我那当时年龄不大的大伯把我爷爷珍藏的两幅徐悲鸿的画偷出来卖给了他。 那两幅画是我爷爷在宜兴女子中学当校长时时任美术教师的年仅十七，八岁的徐悲鸿为我爷爷画的。爷爷十分珍爱那两幅画，只有在过年时才拿出来挂几天，平时都是收藏着的。 事发后我爷爷找程退钱赎画，程却矢口否认有此事，气得我爷爷回家把我大伯按在长凳上狠狠打了一阵板子。日本人来了之后，程酉大当上了镇维持会会长，势力达到顶峰。 后来的和桥中学的校园一度成为他的私家花园。他有大小两个太太，她们各生了一个女儿， 另外二太太又领养了一子，就是程维新。说起来我们家和程家还有些远亲关系：程二太太的女儿小芸和我父亲的姐姐是妯娌，但是我爷爷和程酉大原本就脾气不投，加上程骗画的事情更是离他远远的。 

抗战初期，年轻的程维新思想进步，和他父亲背道而驰，自己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 并且接受新四军领导， 当上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军独立二团团长， 其辖下的二营是新四军派出的部队，营长王香雄，在当地影响很大，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矮脚王营长， 当时程的团部驻地在小镇近郊的史家庄。 一次上千名日伪军突然袭击史家庄，程维新负伤被俘。 日本人把他送到无锡疗伤，并且威逼利诱最终使程投降了。 在为大义牺牲和苟且偷生之间年轻的程维新做出了他的选择。当然，人都是有两面性的，虽然程维新最终当了汉奸，但是他也为乡里做过有益的事： 1941年到46年他曾在他家的私人花园（后来的和桥中学校园）内先后开办了酉生小学和酉生中学，为地方培养了很多人才。1950年程出走海外，先后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据说他还曾经在台湾坐牢8年。 到八十年代末定居在新加坡的程维新思乡日甚，曾经写信给镇上他当年的一名部下黄石安，表达了他回乡养老的愿望。信被送到宜兴台办后，地方政府一度准备修缮程府，但是最终可能由于健康原因程未能归乡。 

程府

程府是一个由三面房屋和一面临河的围栏形成的四方院子。地面全部用水门汀（水泥）浇成，还配有彩色图纹。大门门框的上边和两侧都是青石条围成，地面是一块长2米厚10公分左右的青石板做台阶。 院子的东面是一排平房，西面和前面都是二层楼房。后面临河修有木兰围起的大约高和宽各一米，长约3 到4米的花坛，上面种满红色的鸡冠花。 花坛东侧修有河台阶。 左侧平房大约分隔成4个房间， 临河的为厨房，然后是浴房，低矮的灶上有一口巨大铁锅。另外两个房间应该是供佣人住的。前面和右面的二层楼房各有两个很大的房间。院子中央是一个正四方形的平房，大约有30平米大小， 房子建筑在高出院子地面一尺高的水泥平台上，房间里木质地板，三面有窗，窗子插销 和门锁全是黄铜制成，门窗后都配有细铜丝做的沙门沙窗。 房间上方天花板上垂挂着漂亮的大吊灯， 一侧墙壁里装修了宽大的壁橱。 这在三四十年代的小镇上应该是很时尚的了。在我们小的时间那房间的主人是和桥中学的校长，他的儿子和我同岁，那壁橱常常是我们玩藏猫猫的好地方。

在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 程府一直是和桥中学的教职员工的宿舍。 里面住着中学校长，总务主任，两家教师和一家校工。六十年代后期江苏农学院搬到和桥化城寺后，程府变为农大的教职员工的宿舍， 里面住着大约5户人家，包括农大领导周大同，总务主任邵洪生。 周大同是江苏涟水人，当年随部队南下来宜兴工作的老干部，他非常平易近人，和邻近们都很客气。他常常喜欢和我聊天，讲他在战争年代的故事，还会讲一些农学院里的事。 我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他把我当作大人一般和我聊天，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总务主任邵洪生曾经是一名志愿军炮兵排长， 也经历过血与火的锤炼。 他身材高大，嗓门洪亮，和邻居们相处甚欢，邻里无论大小都叫他邵总务。在夏天乘凉的时候听他讲过许多抗美援朝的故事和趣闻。一次他去朝鲜老乡家借缝补衣服用的顶针， 和桥人把那顶针叫做针箍子，这个发音和朝鲜语里的姑娘相近，这把朝鲜大妈吓得连连摆手后退， 闹出了一个不小的误会。

东横头的一段佳话

地处东横头的程府常年住着一批镇上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似乎给这块小小的街角区带来了知识的好风水，东横头作为一个行政居民小组只有15户人家，77年恢复高考那年，小组里参加初试的我和其他4个青年年龄都在18-20岁左右，5个人都顺利通过了初试，进入到县城里举行的复试。我虽然也通过了复试但不知何故没有被学校录取. 因为那年的初试和复试的通过率都只有7-8%左右。 于是小镇上有了一些传言说东横头是一块风水宝地。 半年后的78年高考，我和小组里其他两位考生再次努力，最终都顺利通过考试入学。 随后2-3年里，小组里又有3位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 当然这些和风水无关， 而是东横头民风淳朴，无论男孩女孩大多比较文静，是学校里的听话学生。从东横头走出去的学子们后来都有出息，他们中有中学校长，高级工程师，地级市公安局处长，公安局高级警督，还有读到医学博士学位留学美国的，等等。那改变了学子未来人生走向的一场场高考成为东横头邻里的一段佳话。

东横街的居民

东横街上的居民大多数是小镇上的职工，但也有多位在小镇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 其中有和桥中学美术教师闵伯骞先生，化学教师朱自道先生，以及两位中学数学教师路志刚和汤中白先生。闵家四兄弟在音乐和美术方面个个都很有才华，其中三弟的女儿就是著名的上海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朱自道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资深教师， 他早在1957就被评为全国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并出席全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他教授化学课深入浅出，耐心细致，对学生非常和气，记得在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总是放着一本那时不多见的厚厚的英文词典，让我们心生敬意。他的教学成果也非常显著。78年高考我们多名考生的化学成绩都超过了95分， 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提高了总分而得以跨过录取分数线。应该永远感谢他和中学里其他教师，是他们双手把和桥的一批批的学子托进了大学，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汤中白先生原先是我们家的邻近，和我家一墙之隔，他的女儿和我大姐同学，有时早上上学前她们两人会隔窗招呼一起去学校。汤老师矮矮的个子，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 他有很高的数学教学水平，人称汤几何。他的京胡也拉的很好，还精于书法，每年春节镇文化馆里的书法作品选展里都会看到他的作品。

路志刚老先生瘦瘦瘦高高的个子，因常年患有支气管炎而脸容消瘦，常常看到他躺在竹躺椅上休息。 我们上高中时他已经退休，但是当学校需要时他带病代课数月，所以我有幸领略到他上课的风趣幽默的风采，他能把原本乏味的数学课上得满堂笑声。之前都只是听我大姐回家描述过。 到了77年恢复高考时，路先生家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四邻八乡的往届毕业生都希望得到他的指导， 老先生是尽力而为。 那段时间他反倒精神大振， 常年闭门不出的他居然有时也会上街走走了。记得高考成绩公布后当我告诉他我得了好成绩时，老先生露出那由衷喜悦的笑容至今依然清晰浮现在我眼前。老一辈教师对学子的关爱感人至深。

东横街还居住着十多户比较特殊的居民，他们差不多占到整条街居民的10%。他们就是在小镇周围的农村中小学任教的公职教师。每周六学校放学后他们回到东横街的家中，周日下午再回到乡村学校。夫妻双方都在乡村任教的而且家中又没有老人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们通常就在父母所在学校就学，每周跟着父母一起来回。夫妻不在一个学校的只能每周团聚一次。 比起在镇上学校任教的教师， 这些乡村教师更加辛苦。乡村学校距离小镇的距离从几里到十几里不等，不管刮风下雨，在乡村还没有通公路的年代，他们来回都是要步行的。但是正是他们常年的辛劳，为周围广大乡村地区的孩子们播撒着知识和希望的种子。他们是值得乡民和学子们赞美和感恩的。

东横街上还有几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值得一提。 其中一位是英年早逝的画家程挺宏先生。他个子高高瘦瘦的，长方脸，大眼睛，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非常英俊潇洒。 一次他到我家来玩，我拉着他的手玩时竟然惊奇地发现他的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是连在一起的。 问他为什么，他只是和善地笑笑没有回答我。 程曾经担任和桥小学三部的美术教师，他的父亲程任如早先曾经担任和桥镇工商联主席，后因被错划为右派而革职。 因此事牵连，加上学校里谣传他和一位女教师的绯闻（事后证明为子虚乌有），他被学校除名并下放农村插队劳动。 程自学成才，极具艺术才华。 文革时期镇上的文艺宣传队的所有美工都是由程负责。从道具，服装设计到舞台背景绘制，每一样都做的非常精美。 记得大约在1968年春节镇上的一次文艺演出时，当大幕徐徐拉开，“东方红”的音乐响起时，巨大的舞台背景上呈现出红太阳光芒四射的动态画面，观众们一片喝彩，他们不知道那是程平躺在一尺高的围栏布后的地板上手工操作的灯光秀的效果。那在当时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看到的画面。 当年镇中心桥头旁的一面正对大街的2层楼高的白墙上有他和镇上另一位青年画家陈红林两人共同绘制的一幅高达3米的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那个年代要是没真本领谁敢画主席像呢？七十年代初他因患败血症没有及时就医，30岁不到就不幸病故。十分令人惋惜。

程挺宏家住着东横街的中街段，他的两位和他年龄相近的邻居小伙却对象棋情有独钟，一位叫石平，另一位是吴松林，外号小夸子， 这是因为吴的父母早年从河北迁居到我们小镇，说话带着浓浓的河北口音。侉子是当地人对操着外地口音人的一种贬称。其实也无恶意，言者听者都不在意。 石平的棋风像是学院派，吴的像是江湖派，两人旗鼓相当， 都是当时宜兴县里的一流棋手。当时小镇上有十多位象棋爱好者，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战得天昏地黑，夏天夜晚小街的路灯下常常是他们的战场。一群人光着膀子，一边手拿着扇子赶蚊子，一边目不转睛盯着棋盘。据说他们曾经邀到当时的中国连续十年荣获象棋冠军称号的胡荣华一起切磋过棋艺，其间小夸子还有幸胜过胡一局。

人生第一位老师

每当回忆起家乡的这条小街，都会首先想起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钱林大老先生。 钱老先生是我幼儿园的老师，那时他已经60多岁了，他那饱经风霜的黑黑的脸看起来像70多岁的人，但他那一双深邃的大眼睛炯炯有神，让人过目不忘。钱老先生一人独居在东横街紧靠中桥的北侧的一间不大的平房内，临街有一面大窗正对着杂货店，窗前放着一张小桌子。那里常常是他和他的老友们饮酒闲聊的地方。

他和我家十几年的深厚友情还要从60年代初讲起。 那时我父亲在离和桥北面大约10多里的一个名叫楝树港的乡村小镇上的粮管所工作。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中午我父亲在小镇街上碰见了到那里去卖二胡的钱老先生。 那时刚刚经历3年自然灾害，农民们生活困难，很少有人买琴。老先生奔走了半天也没有卖出一把琴，又热又饿，十分疲惫。 我父亲就邀请他到小饭店一起饮酒进餐。 之后两人成了忘年之交。有一次我妈妈看到老先生夏天没有蚊帐，就把我父亲从部队退伍时带回的蚊帐送给了他， 十多年后他还和我母亲说现在条件好了，应该还你一顶新蚊帐呢。那时每到周末我父亲回到和桥只要有空都会去老先生那里一起喝酒。 到了吃螃蟹的季节我父亲都会邀请老先生来我家欢聚， 餐前老先生会给我和姐姐们讲故事，做游戏。整个晚上他都是非常快乐，雅兴很高，话极多。但是喝酒吃东西可谓细品慢咽。 现在理解了他一人独居，是非常渴望一大家人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中年离异，一个人带大2个儿子。大儿子钱利生原来是和桥中学的音乐教师，极具文艺才华，在七十年代初调任到宜兴县上担任文艺总导演， 是那时宜兴县最优秀的文艺人才。老先生的小儿子和我父亲是小学同学，临近解放时随他就读的一所技校迁去了台湾。 等到两岸可以自由往来，小儿子回到镇上探亲时老先生已经逝世多年， 令人唏嘘。虽然钱老先生时常生活艰难，但是极讲情义和礼仪，也极有生活情趣，去他那里喝酒聊天的几个好友都是交往几十年的，都很敬重他。多年后老先生去世时都是他的好友们协助他的儿子把后事办的风风光光。记得有一次他跟我爸说起他以前有一位外地朋友来访，离开和桥时身无分文，钱老先生那时生活也非常困难，但他还是用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买了几块麻糕送给那位朋友作为路上的干粮。我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爸爸去他家玩。喜欢看他小小的房里整齐挂着的用于制作胡琴用的蛇皮，琴杆等物件。他完全靠手工制作胡琴谋生，有一手难得的手艺。他家用的杯盘筷勺都是小巧玲珑的，非常精致。 一次在他家吃饭，他小心翼翼地从碗橱里拿出一个小盅，打开盖子里面是他熬制的蟹黄，自己舍不得吃，专门留着给客人来时拌面条用。还有一年临近春节，他的一位朋友送给他一只鸡，他把鸡烧好后一分为二，一半送他大儿子家，另一半送到我家，这件事让我父母感念了一辈子。

六十年代早期街道开办了幼儿园，请老先生担任老师，东横街以及邻近街道上来就学的儿童们多达二三十个。 每天上课，午休，做游戏安排得井井有条。 记得学习写字是用右手食指蘸了水在干净的木地板上写，每天老先生还会拉着京胡教孩子们唱戏。轮到那个孩子唱时，他就用眼睛朝那孩子一瞪，那孩子就知道该他唱了。 午休后老先生用几个漂亮的彩色小碗给孩子们轮流喝水。幼儿园里还配有滑梯和小木船。在那幼儿园里我和几个入学时年龄很小的孩子一起度过了几年快乐的童年。 孩子们除了学会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最初的规矩和礼貌的训导。 成年之后我和那几个小伙伴们都还经常谈起在幼儿园的那段日子，其实都是在怀念钱老先生。在这里用很大的篇幅回忆钱老先生，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怀念，也是对他身上保留着的中国传统文人雅士的那种重情重义和超凡脱俗的优良传统表达我的崇敬之心。

难忘的传统节日

临近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乌饭节，居民们开始准备乌饭草头蒸乌米饭了。 乌饭草头是用来把糯米染成黑色的一种具有清香味的树叶，是农民从山上的一种叫乌饭树的野生灌木上采集的，居民们买来洗净后放入石臼里捣烂。然后将之泡在水里把黑色的叶汁浸泡出来，再用那去掉叶渣的水来浸泡糯米。最后的步骤就是把染好色的糯米蒸熟。 吃的时候撒上白糖，黑白相衬，香糯甜醇，那味道迷醉一代代小镇人。 人们也常常会把熟乌饭晒干寄给在外地工作的亲人。当孩子们一边吃着乌米饭，一边听大人们讲述乌饭节的由来， 就把那目莲救母，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潜移默化地一代代地传扬了下去。 在旧时宜兴人每年在乌饭节都要搭台连唱几天的目莲戏。我们小的时侯没有粉碎机，都是用手工凿成的石臼来捣碎乌树叶，那石臼不是大多数人家常备的，到时有石臼的人家总会大方地把石臼放在一个街边空地处，供临近居民们使用。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正逢江南黄梅雨季节前夕， 节前的几天大街上满是卖粽叶的农民，离小镇十多里的滆湖有着采不尽的粽叶（即芦苇叶）。 家家户户采购好粽叶和糯米开始准备包粽子了。一般都是在节前1天把粽子包好，常见品种有纯米的，加豆或花生的，和最美味的肉粽。快入夜的时分，把刚刚包完的粽子全部放入大铁锅里加满水用大火煮几个小时，歇火后继续盖着锅盖焖到第二天早上。 粽子锅里自然还要放入鸡蛋，鹅蛋和咸鸭蛋一起煮 。渗入了粽叶和糯米的清香味蛋的味道变得更加丰富。那一晚孩子们在满满的期待中闻着粽子的香味甜甜入睡。 第二天孩子们自然是早早起床等待着妈妈端上剥好的粽子和鸡蛋。 然后妈妈会选一枚鸡蛋放入一个用彩色毛线织成的小网袋里，挂在小孩子的胸前。 个别的小朋友会很夸张地挂2-3个蛋。

每年的中秋节时分正是江南最好的季节，天气已经比较凉爽，菱，藕，螃蟹上市，镇上的糕点作坊里新鲜出炉的大月饼和小月饼开始在各家杂货店里上柜。由于宜兴地处水网地带，盛产菱，藕，螃蟹这些水产品，因此价格都很便宜。螃蟹几毛钱一斤，用稻草绑着的一串10只大螃蟹不满2块钱。另一种季节性美食就是糖芋头。当地产的芋头个很小， 去掉皮之后加水加糖煮熟，口感细腻香糯。中秋节时从外地来的鸭梨和苹果和本地产的月饼价格相对比较贵些，不是每家都能舍得买来自己吃，而多半是买来送礼。 一包4个大月饼用粗糙的草纸包着，外面再贴一张红纸，用小麻线匝好。售价一元，差不多相当于一斤半猪肉的价格了。 所以大多数人家都是自家做韭菜饼，韭菜馅里加入少许猪肉末，用面粉包裹。锅里放一些油把饼两面烤至金黄色。凉透后的韭菜饼存放在竹篮里，盖上一块干净的毛巾后挂在通风处可以保存好几天。

到了农历年年底，家家都要做糯米团子，少则做几十斤米，多则一百多斤米。通常把大米和糯米按3：7比例混合磨成粉。 镇上有碾米粉的加工场使用电动机器，只要花上几毛钱的加工费就能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把米粉碾好。 但是很多人家仍然信奉古老的用石磨磨粉的方法，认定这样磨出的米粉更加细发（细腻）。 于是街道上就会有几家人家提供大石磨为居民们服务，按米的重量收费。 记得中街道的殷木匠家就是其中的一家，那时候我和姐姐们把米送到那里后还需要帮着一起推磨。由于排队等候的客户太多，那里通常是通宵作业的。 那些打零工负责磨粉的姑娘们也是非常辛苦的。江南地区在大多数年份里临近农历年底的日子总是阴雨连绵，儿时走在小街潮湿的石板路上，看着来来往往办年货的行人，听着磨坊里吱扭吱扭的石磨声，已经成为记忆中过年的一幕景象。大部分人家都是在小年夜（和桥人把春节前两天称为小年夜，春节前一天称为大年夜）这一天做团子。 一家人都要上阵忙上一整天才能完成，人手少的人家时常还要请邻居帮忙。基本工序包括揉粉，制备多种甜咸荤素不同的馅料，包裹，上笼大火蒸15-20分钟，出笼后点色，用扇子扇凉，最后把团子两两底部相对粘合成对。一般人家都要蒸上十几笼，一家人忙到半夜才能忙完。包裹不同馅料的团子通常还需在米粉中加入不同的天然颜料，常用的有绿苣头，洋红，或酱色等等。蒸团子始终是家乡人过年时头等重视的事。妈妈们常常要相互打听一下 “今年做了多少斤（米）粉啊？”， 感觉自然是越多的越自豪。

到了第二天的大年夜，从早开始一家人又要投入紧张的工作，为一年中最隆重的年夜饭开始一天的忙碌。往往要忙到晚上6，7点钟一家人才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围坐一桌开始吃年夜饭。孩子们会破例被允许喝一些黄酒。在这一天很多人家还要忙里加忙，要中午包馄饨吃， 我母亲常常坚持这一传统，我父亲则非常反对，我也不赞成，因为我必须为此去轧馄饨皮的小店里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还要帮忙摇那笨重的轧面机。但是我们的反对照例都是无效的。 年三十的晚上整条街道上空无一人，但是每一扇大门里都是欢天喜地的热闹着呢。

到了初一的早上，街道上最先出现都是孩子们，此时劳累了几天的家长们正在酣睡，可孩子们兴奋劲正大着，他们穿着新衣服，放着小鞭炮，全然不在乎寒冷。走过中桥到达上塘的大街上，唯一一个已经早早在那里摆摊招揽小孩子生意的是家住东横街上的老木匠朱川大。 朱木匠用钢丝锯锯出木头小手枪，放入一张炮纸就可以打响。 男孩子们自然会毫不犹豫地拿出一毛五分压岁钱来买一把的。 过年永远是孩子们一年中最大的期盼。

那些镶嵌在一年365天里的一个个的传统节日，像一盏盏绚丽耀眼的灯笼照亮了那段生活艰难的岁月，给辛劳的大人们和缺乏美食的孩子们带来一个个期盼和满足。 生活因此变得多姿多彩， 家乡的味道得以一代代传承下去。当我们长大了，也就明白了为何当年大人们是如此重视每一个节日。

结束语

我自1978年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东横街也早在1995年整体拆除重建。老街上的一砖一瓦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她曾经的妩媚还在。老街上的每一幢楼，每一个居民的音容笑貌，和每一件曾经在那里发生的故事，都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将伴随我的一生。那条美丽的小沿河依旧在那重建的东横街旁静静流淌着，东横街上的居民也将一代代继续在那里生活下去。 写下这篇回忆，是希望我们的后代可以了解东横街的那段历史。 也借以此文缅怀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老一辈的邻居们。

在此我要感谢众多的提供回忆素材，意见和建议的老师和发小们，他们是陈大莲，钮立群，王仲初，周旭科，张伟，裴耀先，邵静，周敏，和周琴媛等。还要感谢我的姐姐和88岁高龄的妈妈，她们也为此文提供了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