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洗礼

红色印记

人物简介：

张福霖，辽宁大连人，原第一集团军杭州干休所政委。1932年3月出生，1950年10月入伍，1953年1月入党。在部队工作期间，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张福霖于1951年2月随部队入朝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至1958年10月随部队撤军回国。退休后，于1998年9月移交入住杭州市长乐干休所。自2005年始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十几年如一日，以饱满的政治责任感，自觉地以老战士、老党员身份，不辞辛苦、赤胆忠心，积极投入关心下一代工作，尽力关心帮扶贫困学生。

60年前,19岁的我放弃刚刚获得新中国建立后的和平稳定生活和继续求学的崇高目标,积极坚定地响应党和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毅然决然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1年2月,我随部队跨过鸭绿江,遂参加了第四、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战役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一直打到1953年7月27日抗美援朝结束。
抗美援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场极其残酷、极其惨烈的战争。我为有幸参加这场举世闻名、震惊世界的战争,为保卫国家、保卫世界和平而战,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天,回忆当年战争中太多太多可歌可泣的往事,千头万绪,难以抑制。最刻骨铭心的是我在抗美援朝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从此改变和升华了我的人生观,坚定了我的革命理想信念。

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我所在的部队是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第三分部汽车第九团。汽车兵作为后勤部队,损失相对而言较少,不需要大批轮换,只需补充人员和汽车,因而在朝时间也比较长。过去我们解放军没有那么多汽车团,由于现代战争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供应,特别是和美帝国主义交战,运输任务十分繁重,因此又新编了几个汽车团。国内的军用物资首先运到安东(现称丹东),再用汽车运到朝鲜。在朝鲜战场上,道路都被飞机和炮弹炸断了,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朝鲜政府就组织当地的群众和民兵队及时抢修公路,用石头和土块将炸成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一个个大坑填平,保证汽车的通行,快的只需一两个小时,慢的要花上半天或一天。
在现代战争中,弹药的需求量非常大,一场战斗下来,炮弹消耗上万发,子弹更是不计其数,还有大量的火箭弹和手榴弹,如果没有强大的运输力量,部队的战斗就很难打。所以,后勤保障十分重要,运输很关键。
运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火车,火车一次性运量大,但由于目标大,不安全,容易受到攻击,抢修难度大;另一种是汽车,汽车比较小,我们的汽车都是苏联制造的,叫“小嘎斯”,是载重仅两吨的小型卡车。一辆“小嘎斯”只能拉两颗喀秋莎火箭炮弹,那炮弹每颗有3米多长,一辆车正好装两颗。但汽车机动性好,容易隐蔽,所以我们的后勤供应以汽车运输为主。除了运送弹药,我们还要运送粮食,必须保障前线战士的粮食供应。那时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不像现在有压缩饼干、罐头食品和方便面等快捷食品,当时连大米都很少,只能吃东北高粱米,而高粱米吃久了会影响排便。战士们也没有蔬菜吃,身体严重缺乏维生素。当时我们就一把炒面一把雪,而且这还算好的,有些甚至连炒面都没得吃。炒面是用玉米面、白面和高粱面等磨成粉,加点盐,用油简单翻炒一下,便于前线战士携带。另外,很多战士入朝时穿的衣服很单薄,没来得及换成冬天的衣服,大量冻伤,甚至整个连队都冻死了,这些物资也要靠运输。
后勤保障还有很多,比如仓库,我们的仓库都是野战仓库,没有坚固的建筑,都是隐蔽在荒山野岭和大山沟里。炮弹、子弹、装备、枪械都有仓库,部队自己补充不了,都是靠后勤部队运输过去,储存起来。有的放在坑道里,有的放在大山沟的平房里,隐蔽起来。由高射炮部队负责守卫,这个部队也很危险,一旦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就会遭到轰炸。由于我们掩护得比较好,仓库的损失不大。而汽车部队损失比较大,因为每天都要活动,除了往前线运送物资,回来时还要往后方运送伤病员。我见到一个战士右手打断了,前方的卫生员稍微包扎一下,送到我们汽车上时,手上都长蛆了,战士疼得不行。卫生员只好给他洗一洗,消消毒,然后赶快送到后方医院。这样的事例我见了很多,有的还在路上就牺牲了,非常残酷。
当时朝鲜上空已经被敌人控制,我们由于没有飞机,丧失了制空权。敌人的飞机不管白天黑夜都来巡逻,看到公路上有什么就轰炸或扫射。所以,白天的公路上根本没有车辆和行人,部队一切活动都在晚上。我们的汽车白天隐蔽,晚上天刚要黑的时候才开始运输,这对司机的驾驶技术要求很高,我们的司机技术也很过硬。夜间行军时不能开大灯,一旦被敌人飞机发现也会受到攻击。那么用什么办法能提前获悉飞机的到来呢?我们志愿军战士非常聪明,发明了“汽车哨兵”。每隔一公里设一个哨卡和一个哨兵,负责侦察飞机,一旦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就鸣枪示意。司机一听到枪声就知道情况了,立即关灯前进或就地隐蔽,等飞机过去之后再继续前进。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之后,美国人就找不到我们的汽车了,他们也觉得很纳闷,还怀疑我们有雷达。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用的是这个土办法,觉得我们中国人很聪明。自从发明了汽车哨兵后,我们的后勤保障和物资给养得到了很大改善。事实上,汽车哨兵就是我们的雷达,虽然是土办法,但很有用。在运输线上时间久了,我们也慢慢摸到了规律,能够比较有效地躲避飞机。在第五次战役中,后勤部队英勇奋战,筑成了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然而,在战争岁月里,环境险恶,条件艰苦,虽然有了汽车哨兵,但我们团天天都有车毁人亡的情况发生。因为入朝初期我们没有飞机,也没有高射炮,没有防空武器,所以敌人肆无忌惮,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后来苏联援助了我们一些高射炮,除了前线部队装备了之外,公路沿线也都设有高炮团、高炮营和高炮连。这样一来,情况稍有改观,敌人的飞机害怕高射炮的火力不敢低飞。但是,对汽车威胁比较大的还是空中力量,没有制空权就很被动。战后彭德怀就讲,军队一定要搞正规化和现代化,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吃亏太大了。美国人除了原子弹没扔以外,其他先进的武器都用上了,包括细菌弹。我亲眼见过细菌弹,设计很简单,扔下来以后也不爆炸,就是很多跳蚤、臭虫、苍蝇和蚊子,乱七八糟地都飞出来,虫子身上带有细菌,一旦叮到战士或者当地老百姓身上,就会得传染病。当时闹得很紧张。不过细菌弹的威胁并不大,只要投下来以后保护好现场,及时消毒,就能把危险降到最低。美国人最厉害的就是汽油弹,这种弹杀伤力非常大,扔下来以后一烧一大片,身上碰到一点就燃烧,当时我们主要担心的就是汽油弹。还有一个比较先进的是降落伞照明弹。敌人的飞机一发现公路上有情况,就投这种弹,天空突然明亮了,而且一亮就是个把小时,黑夜都变成了白天,敌机就靠这个寻找目标,这个对我们威胁也很大。美军的炮弹很厉害,可以在地上炸出一两米深的弹坑,弹坑很大,下雨后可以在里面游泳。

笔墨记录的战场点滴

现代战争就是打后勤的战争,所以后勤部队及驻地、战时的各种仓库和设施装备以及道路、桥梁,都是敌人炮火和空中猛烈攻击的目标。因此,志愿军后勤部队在后勤保障中同敌人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和艰苦性,不亚于前线作战部队。
一次,我同汽车连战士一起驾车前往前线运送弹药时,汽车出现故障,为了抢时间,司机们冒着敌机轰炸扫射,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同心协力连夜把汽车修好,按时将弹药送达前线。见此情景我深受感动,随即写了一篇《炸坏了怕什么,修好了再战斗》的稿子投送《后勤战斗报》。战士们看了小报上登了赞扬他们藐视敌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事迹,深受鼓舞。
还有一次,我跟车运输给养物资,越过敌炮火封锁区时,司机们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夜不开灯,凭着过硬驾驶技术,巧借敌人炮火之光,机智地一辆辆快速冲过炮火封锁区。我有感而发,一回到连里就写了一篇《机灵小嘎斯在炮火中冲锋陷阵》(“小嘎斯”是苏联造的汽车名),通讯稿也在报上登出。
我就这样一篇篇不断写稿、投稿,宣传我们汽车兵在战火中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对部队起到了鼓舞作用,因此受到团首长的表扬,后来还被报社评为通讯员“一等奖”。朝鲜战争停战后,在战事工作总结时,我被评三等功一次,并授予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军功章一枚。从此,我迈开革命生涯第一步,奠定红色军旅的一生。

艰苦的战争岁月

我们部队的装备很简单,就是步枪和手榴弹,以后慢慢有了火箭筒和爆破筒,再后来有高射炮了,战争快结束之前,又有飞机了。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找斯大林会谈时说,我们空中力量太薄弱了,希望能得到援助。斯大林当时答应了,但又怕得罪美国,于是只派飞机保卫我国领土,而不入朝作战。实际上,也有一些苏联飞行员飞到朝鲜去打过,也有牺牲的,但这是保密的。因此,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开的汽车全是苏联援助的,质量也不错。一开始车篷都是铁皮的,后来汽车的需求量太大,制造不过来,驾驶室的铁皮就用木板代替,门是用三合板做的,只有引擎盖是铁的,这个没法用木头代替。这样的木头车没几天就跑坏了,但成本低、制造速度快,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巨大的需求。苏联也考虑到我们不能被美国打败,打败了对自己不利,所以苏联的态度是不完全支持,又不得不支持。

还有服装的问题,夏天要夏装,冬天要冬装,特别是冬装的补给当时我们国家就很困难。我刚入朝时知道,很多冬装都是上海资本家赶做的,比如上海的回力鞋厂造的解放军胶鞋。但是跟美国比起来就不行了。我当时在美军战败逃窜丢弃的装备中看到一些觉得新鲜的东西。第一种是睡袋,过去从来没看到过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抓美国俘虏很容易,因为他们都睡在睡袋里,逮到他们时裹在里面,没法反抗。第二种是皮靴,当时我们根本没有皮靴,只在战利品里看到过。第三种是罐头,当时我们部队还没有罐头。第四种是饭盒,这个很方便,把东西放里面用火烤一烤就能吃热的。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蔬菜吃,因此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冬天冷得不得了,气温低至零下三四十度,很多战士冻伤了,特别是耳、手和脚都冻肿了。天气潮湿,身上长虱子、跳蚤,还生疥疮。野外蚊子多,我们就用敌人的降落伞做蚊帐,还用机枪子弹盒装牙具、笔记本。要写日记就点上蜡烛,坐在炮弹箱上写。没有报纸读,宣传干事就听收音机,听完印成小报,大家互相传阅。在坑道里,分不清白天黑夜,也不知道时间。周总理组织的慰问团来了之后就指出,掌握不了时间是个大问题,特别是连排的基层干部都没有表。后来,上级给排以上干部一人配一个手表,营以上干部是罗马表,排连干部是英纳格等,都是瑞士产的,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那时我在机关里当秘书时,政治处有一个英纳格,是公用表,我们主任让我带着掌握时间。再一个，没有烟抽，闷得很。慰问团来了,每人一条烟,还发动全国青年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好多二十六七岁的老同志都通过慰问信谈上恋爱了。我们团里就有两个人谈上恋爱,后来结婚了。
入朝初期比较困难,因为没做什么准备就入朝了,比较仓促。1950年6月朝鲜战争就爆发了,7、8月以后,金日成就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这时中央才三番五次地开始讨论,意见也不一致,意见统一以后还要征求苏联的同意,中间有好多的挫折。难就难在决心难下。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敢不敢跟世界头号强国较量,能不能打赢,这都是很大的问题。后来毛主席下决心说,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们不能眼看着领邦受难,再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这才参战。现在来看,抗美援朝的决策是完全正确、非常英明的。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我们国家到现在都不得安宁。如果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以后,我们鸭绿江边就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现在的朝鲜。
战争后期,我们的条件慢慢好了。1953年以后吃上了罐头,蔬菜罐头和猪肉罐头都有。我们还挖野韭菜,包饺子,改善生活,吃榨菜和白面,最后能吃上肉了,别提有多开心。牙膏、牙刷、香皂、针线包也都有了,我们能刷上牙、洗上澡,还能自己补袜子了。
我们现在都在谈论幸福。当时什么是幸福?当时对我而言,有棉衣穿就是幸福,有热饭吃就是幸福,停战和平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战争的艰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有深切的体会。我们不要战争,要和平。用战争保卫和平,是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也知道肯定会有牺牲,但牺牲是为了换来长远的和平,没有牺牲就没有和平。

用战争保卫和平

第五次战役以后,从1951年6月开始,我们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美国人看到志愿军这么厉害,都稳定在“三八线”打不动了,这才考虑停战谈判。但敌人又不甘心,一得势后又不谈了,一谈不成就开始打,所以我们是谈一谈、停一停,打一打再谈一谈。我们抓住这个机会,狠狠打击敌人,以打为主,用打求和,他们被打疼了就坐下来谈判了。到了1953年5月,美国人准备签字了,但韩国人不甘心了,“三八线”离汉城太近了,对自己不利,所以又发动了金城战役。这是最后一战,彭德怀亲自指挥,打得韩国人完全屈服,这才签字。因此,谈判要有实力,没实力就没谈判的资本。谈判也是一种艺术,要讲策略,要知己知彼,巧妙地运用智慧来对付。比如,第一轮谈判失败以后,毛主席就提出来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不要想着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垮,不可能的,要有再打两三年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教育我们的战士不要放松,这样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1953年7月27日停战那天,我们说不出有多幸福,那种幸福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在朝鲜的时候,每天都听到炮声、飞机声和轰炸声,就那一天出奇地安静,大家还怀疑是不是真正停战了。一直到晚上12点以后,确实没有飞机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天空静得不得了,我们倒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战争胜利了,战士们都流泪了,那是胜利的泪水。我们军人比任何人都渴望和平,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是用战争保卫和平、保卫祖国,甚至保卫了世界的和平。当时没有鞭炮,我们就敲锣打鼓地庆祝一番。没参加过战争,就不知道停战与和平是什么滋味。
停战以后,考虑到很多排连以上干部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上级决定在部队进行文化教育。9月,我调到志愿军后勤部,在东北开原组建速成中学。1954年,我调到志愿军宣传部马列主义补习学院,学院主要培养团以上干部,我在那里待了两年。1958年初,部队快回国了,我要求下部队锻炼,经批准后分配到志愿军总部一军七师八团二营炮兵连当副指导员。10月,我随部队正式回国。
总的来看,我是两次入朝,第一次是1951年2月,到汽车团工作,1952年,到连队当文化教员,负责连队文化教育、宣传鼓动工作等。一年后,调回汽车团当见习干事,做宣传工作,一直到停战。1953年调回国内,组建了两个学校,1958年初再次入朝。
抗美援朝胜利之后,部队要走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的道路,需要加强部队建设,抓得很紧,回来之后马不停蹄就开始了。1953年至1958年,留在朝鲜的部队除了继续加强军事训练就是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重建,建工厂、部队营房等等。到了1958年,我们国家综合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从长远考虑,决定从朝鲜撤军。军队在国外,国家负担也很重,先后有240万人入朝,停战以后就没那么多了,大概不到100万。长期在国外,补充、给养等各方面的经费开销很大。停战以后,我们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

信念不移,精神不朽

我刚入朝时,战争动员时说要仇视敌人、藐视敌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入朝时沿途所有的建筑,包括房屋、工厂,都炸平了,没有一座完整的,非常惨。老百姓全都走了,朝鲜战争中死伤平民达300万,幸存下来的都跑到农村去了,躲在山沟里。1952年8月15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敌人轰炸平壤。当时我们还在平壤的郊区,突然看到天空黑压压一片,全是B-2轰炸机,成群结队地飞过来。敌人一共出动了三批,每批几十架轮番轰炸,老百姓吓得要命,到处都是惨叫声。轰炸过后,平壤市区被夷为平地,几乎一半平民伤亡。我们在郊区隐蔽得较好,躲过一劫。这些惨况都引起了我们战士的仇恨。以后又开始藐视敌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打得时间久了,发现敌人也就是这样子了。美军奉行的是唯武器论,但仅仅依靠先进的武器是无法取胜的。我军战士不怕苦、不怕死,善打夜战和坑道战,意志坚定,富有牺牲精神,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
毛主席说,志愿军能够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原因有两条:一是领导正确,二是群众支持。武器再先进,没有炮弹就是空铁壳子。除了枪械,坦克的弹药需求量也很大。当时我们没有坦克,而敌人的坦克很厉害。我们就用火箭筒对付它们,战士们很勇敢,不怕死,采用近距离打击。美国人也怕我们,说我们打的仗不正规。我们不管正不正规,能打败敌人就好。这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正确领导和精湛的指挥艺术。指挥得好,既能获胜,伤亡又小;指挥得不好,即使打赢了,但伤亡也大了。所以,好的指挥在于以最小的伤亡取得最大的胜利。
当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经济基础很差,老百姓生活也很困难,但全国各族人民都支持我们参战,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52年,周恩来总理组织了祖国慰问团,赴朝慰问志愿军,这对志愿军的鼓励很大。很多名角,如梅兰芳、常香玉等都亲自到前线慰问,侯宝林还给战士们说相声。可见,全国各界人士全力支持这场战争。所以,我们感觉到有坚强的后盾。后来魏巍写了篇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志愿军都为能获得“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号而感到自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现在都已七八十岁了,不管贡献大小,我们都感到自豪。自豪什么呢?就是我们经过这场战争的考验,经过生死斗争的考验,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我们敢于和这么强大的敌人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确实是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的胜利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虽然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大多是十八九岁的年纪,但我们信念坚定,就相信一条:相信共产党。从来没想过条件艰苦啊,死了怎么办的问题,可以说脑子里一闪念都没有。理想信念是支持一个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法宝。这场战争诞生了以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为特征的抗美援朝伟大精神。革命乐观主义体现在哪里呢?战场上条件那么艰苦,我们还会在坑道里组织文艺汇演,举办各种晚会、舞会和演唱会等。我们打坑道时,坑道一条条都很深,我们就用祖国的各大城市给坑道命名,比如北京街、南京街、天津街、上海街等。
抗美援朝也为中朝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百姓非常热爱志愿军,朝鲜的老太太都叫我们“阿德尔”,这是朝鲜语“儿子”的意思。他们宁愿自己不吃饭、不喝水,也要省下来给志愿军。我们汽车兵流动性很大,一个个村庄跑,到一个村庄,当地百姓就把最好的房子、最热的炕让给我们,很感人。我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回国的时候,老百姓都哭着舍不得我们走,几十里依依不舍地相送,难舍难分,场面非常感人。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爱人民,军民是一家,我军的优良传统在这场战争中充分体现出来。朝鲜老百姓也知道,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所以非常支持我们。
参加抗美援朝对我而言是一场洗礼,我的革命信念在参加了这场战争后更加坚定,一直到我退休。中间不管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包括“文化大革命”,我的信仰依然很坚定,跟党走,没问题。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53年3月5日是我永生不能忘却的一天,那是春天即将来临时,我在战场上宣誓入党的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站在坑道里、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时,前线激烈战斗的炮火隆隆声、敌机轰炸扫射声不绝于耳。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今后我将会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遵照宣誓的承诺,继续投入血与火的战斗,打败美帝野心狼!入党这一天正是我入伍后赴朝参战两年的时间。两年来经过战争的考验,在领导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终于实现了盼望已久的愿望,也没辜负年迈母亲送我参军临别时的祝福和期望。
今天，我们无限缅怀在朝鲜战争中的英勇先烈,我们当年的战士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我们今日之幸福是他们的血与肉换来的。我们是战争幸存者,至死都要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中,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张福霖口述

伍学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