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遗产

迟守卫（池清）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展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调到外地工作去了，我是跟着母亲长大的。

母亲是个吃过苦的人，那满脸刀刻似的皱纹记录着她在旧社会的苦难；从那透亮的眼睛中，却可以看出她的坚毅和刚强。母亲六十多岁了，霜发满头，可她那急急火火的性格仍使人感到她身上有一股朝气，而这种朝气深深地感染着跟她一起工作的同志。母亲的性格也影响了我，在我身上的某些地方，总能看到母亲的影子。

母亲没有文化。解放前，家里穷，靠要饭度日，念书的事不敢想。后来，母亲参加了革命，尽管还是半字不识，但是，党使她懂得了很多的革命道理。一个秋夜，在荒凉的野地里，母亲面对着划在地上的党旗，坚定地向党宣誓：“永远跟党走，死也不变心。”无论是解放前搞地下跑交通，还是解放后搞建设办工厂，母亲总是一个心眼听党的。母亲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新社会了，一定要让孩子们多读书，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记得我初中毕业也曾想和很多同学一样弃学从工时，母亲坚持要我上高中，并鼓励我考大学。刚读了一年高中，“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了，一切都乱了……

母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母亲有时也用打屁股的方式来教育我，那是因为我闯了祸，这样的教育方式能立即生效。但母亲更多的是用无声的行动来薰陶我的童心。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夏天青岛下了一场暴雨，接连几天不停。学校就在前海边上，海浪和波涛互相碰撞着扭打着，高高地冲向天空，然后又重重地摔下来，把栈桥的长堤拦腰打断。海水爬过堤坝，漫过了街道，淹进了校院，学校停课了。那些日子，母亲忙着防汛，整天顾不得回家。一天，母亲急急火火地赶回家来，打开箱子，把爸爸、哥哥和我的衣服包了一大包袱。我好奇地问：“妈，你拿那么多衣服干吗？”母亲一面收拾一面说：“有几户人家的房子塌了，衣服被褥都湿了，拿几件衣服给他们换换。”接着又叮嘱我说：“在家听哥哥的话，别出去。”说完，拎着包袱急急火火地又走了。虽然当时我小小的年纪掂不出这件事的份量，但是，在我的童心中却萌动着这样的念头，：要是以后我遇到这样的事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乐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去帮助别人。

上高中了，有一次班主任老师请母亲给同学们做忆苦思甜报告。对于旧社会的往事，母亲总是不愿意提及的，因为这些辛酸的往事太刺心了。这次，母亲却欣然答应了：“应该让孩子们知道些过去的事。”家史我已经听母亲讲过多次了。在母亲来班里讲的那天，同学们都哭了，我也流了泪，我为我的一些不足而惭愧。母亲讲完了，几个同学站起来向母亲、向老师表了决心。我也想站起来，但却没有勇气。晚上回到家里，母亲问我为什么不站起来表决心，我说我已经暗暗下了决心，母亲生气了，对我说：“暗暗下决心，只能说明你的胆怯，你应该讲出来，让老师和同学监督才对！”母亲的这些话，深深地刺激了我，以至于在我参加工作以后，还经常回想这些话，细细地体味其中的含义。

一九八二年，母亲患了直肠癌，已经是晚期了，虽然做了手术，坚持生活了一年，但这一年母亲活得相当痛苦。在我们每次回家探望她时，她从不表现出这种痛苦，还告诫我们一定不要因为她的病而耽误工作。毕竟癌魔是不饶人的，它毫不留情地夺走了母亲的生命。在母亲弥留的那些日子里，我整天守候在她的病床前，这时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坚强的意志使她的头脑仍有较强的意识，她从手腕上摘下那块青岛产的“工农牌”手表，硬塞到我手里。我想哭，可我不能在母亲的面前流泪，我更不能伤她的心。我默默地接过这已经旧得不象样子的手表，等她昏睡过去的时候又轻轻地塞在她的枕头底下，我要让这唯一的“奢侈品”一直留在她的身边。

母亲走了，带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带着对儿女们的无限寄托，走完了自己六十八年平平凡凡的生命之旅。母亲操劳了一辈子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那块手表作为寄托物留在了父亲的身边，但，母亲用她那纯朴的语言，用她那无声的行动，给我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母亲教会我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这笔遗产我是一辈子也享用不完的。

1983年6月19日

于青岛港第二作业区政治处

（本文入选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的散文集《岁月》）

注：母亲胸前佩带的是她获得的奖章，按照母亲佩带的样式标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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