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少将突然失踪，13年后沈阳杂货铺老板被捕解开谜团

媒体联盟•时代名家

1938年8月1日，一位神色慌张的青年急匆匆地走进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负责人伍云甫报告：“宣侠父同志昨天出门办事，彻夜未归，不知是否出现意外，得赶快想办法找找呀！”

伍云甫听后大惊失色，急忙吩咐工作人员四处寻找。放到现在，彻夜未归并不是什么大事，有可能在酒吧宿醉。但战争年代，环境非常复杂。

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李力回忆：“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真多，卖菜的、卖水果的、卖糖的，还有闲逛的，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特务。”

加上宣侠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自然让伍云甫非常紧张。

宣侠父有多重要呢？我们光看他身上的一堆头衔便知——黄埔一期学生、冯玉祥部中将政治部主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质疑：八路军还有军衔？当了中将还能再当少将？笔者得先解释一下，以免被审核咔嚓。当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将领们虽然没有正式铨叙军衔，但都是有职务军衔的，以便跟“友军”对接。职务军衔是临时性质的，与职务匹配可上可下。）

八路军办事处寻找了一天后，却无任何线索。伍云甫冷静分析，虽然抗日战争正在进行，但日本人断然不可能潜入西安绑架我军高级领导人。

在宣侠父失踪前一天，八路军办事处已得知消息，军统头子戴笠抵达西安。为了安全起见，八办安排宣侠父和林伯渠暂时撤至西安，但宣侠父肩负重任实在走不开，又留了下来。难道此事与戴笠有关？

伍云甫想到戴笠这个名字不寒而栗，如果真与他有关恐怕凶多吉少。此时，工作人员也回来报告：“我们准备拿去报纸刊登的寻人启事被新闻检查所扣留了。”

事实上，这则寻人启事中并无敏感内容，根据后来的解密档案显示内容大概为：

“本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宣侠父，曾驻西安平民坊五号，负责后方工作。于昨（7.31）晚六时，由本处外出，突然失踪，四处寻找，迄无下落……知其下落或消息者，希通知本处……”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寻人启事都被当局扣留，伍云甫意识到此事显然与他们有关。他一边与新闻检查所交涉，一边致电在延安的周恩来汇报，周批尽全力找到宣侠父。

随后，八路军办事处又在宣侠父最近发给延安的电文中找到疑点。其中反复提到一个的名字，宣侠父近期与其接触频繁，那个人就是蒋鼎文。

宣侠父在黄埔一期受训时，蒋鼎文是学生队区队长，双方有师生之谊。但日后两人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蒋鼎文成为老蒋的坚定追随者，当时他正担任西安行营主任，是老蒋在西北地区的代表。

伍云甫分析，宣侠父的失踪很可能与蒋鼎文有关。他立即派工作人员陈耳东前往蒋鼎文处要人，不料蒋鼎文的态度却十分蛮狠，开始一口咬定不知道宣侠父失踪的事。

但陈耳东拿出一连串证据证明蒋鼎文在说谎时，他恼羞成怒说漏了一句：“他不听我们的话，咎由自取。”就凭这句话，八路军办事处断定蒋鼎文难逃干系，然而苦于没有证据，又不好公开找他要人。

多耽误一天，宣侠父就多一分危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一筹莫展。

这时，潜伏在敌营担任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分队长的地下党员师应三秘密走进八路军办事处。他报告，宣侠父正是被蒋鼎文派人绑架，当天已经遇害，下达暗杀命令的人是老蒋。

听到这个消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无比悲愤。林伯渠再次找到蒋鼎文当面痛斥：“你们为什么要杀害宣侠父？”

蒋鼎文却死皮赖脸地说：“宣侠父找不到了，跟我没关系，我怎么会干破坏抗战的事？凡事要讲证据，要是你们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我蒋某人自当以死谢罪。”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明明知道是国民党杀害了宣侠父，却没有任何证据，也不知道前因后果，真是哑巴吃了黄连。当时正值团结抗战的紧要关头，这件事情被暂时搁置。

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迅速接管了北平市警察局，并部署对潜伏在北平的一些特务进行抓捕。其中一名重点特务是敌军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代理处长佟荣功。

此人年轻时是北平街头一个小混混，后来被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看中吸收为军统特务，专门负责绑架暗杀工作。此人头脑灵活，处事果断，又会拍马屁，深受上峰喜爱。军统头子郑介民要他当过随从副官，戴笠也让其当过贴身警卫。

佟荣功参与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及学生达百余人，罪恶滔天。他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早在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已经逃之夭夭。

虽然扑了个空，但公安并没有放弃。他们了解到佟荣功的母亲和妻子都还在北平，他一定还会回来。可是一等就是8个月，仍然毫无线索，逮捕工作几乎搁置。

此后，随着其他一些小特务纷纷落网，他们交待的信息渐渐勾勒出佟荣功的活动轨迹和关系网。公安通过审问几个与佟荣功关系较近的人，最终得知其化名王子明，潜伏在沈阳某处开店。

1951年初，侦查人员奔赴沈阳，经过大量侦查，最终锁定王记杂货店的老板，并将其抓捕。经查证，此人就是佟荣功。

佟荣功被押回北京，一开始他拒不承认自己罪行。审讯人员反复向其讲解政策，在大量证据面前，佟荣功不得不低头认罪。他还交待了另一桩让审讯人员意外的罪行——绑架杀害宣侠父。

从佟荣功供述的犯罪经过分析，宣侠父被害与三个人有着密切关系——蒋鼎文、老蒋、胡宗南。看到这可能有读者会问，前两人与宣侠父有直接关联，但关胡宗南何事？这得从宣侠父的经历说起。

宣侠父是浙江诸暨人，1899年出生，毕业于浙江省甲种水产学校，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公费留学日本。1922年回国，后来加入中共。

1924年，根据组织安排，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生。黄埔一期号称“天子门生”，后来许多人都在老蒋麾下成了大官。而宣侠父却在黄埔受训期间与老蒋结下了梁子，还成为黄埔一期唯一一个被开除的学员。

黄埔军校建立之初，孙中山听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规定党部执委由选举产生。

当时共选出老蒋、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等五人。除老蒋外，另外4人都是中共党员。老蒋野心勃勃，对此自然非常不满，无奈当时他手上并无太多权力，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程序，执委产生后，接下来各区队党小组和学生队分部的干部也应该由选举产生。但老蒋为了培养私人势力，执意要以校长的名义直接任命干部，并要求每周向校长书面报告工作情况。

宣侠父知道情况后，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他写了一封信给特别党部，直指校长违背“以党治军”的原则，要求基层分部由选举产生。

老蒋看了这个报告气得直咬牙，但顾及校长颜面，不好直接发作。他先是把宣侠父叫到办公室面谈，试图说服他撤回信件。

不料宣侠父并不买他的账，说道：“学生认为，这是与三民主义相悖的。”

老蒋气不打一处来，怒吼道：“够了，我是校长，用不着你来教我三民主义。”最后老蒋限期三天，要求宣侠父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并把他关进禁闭室。

到了第二天，老蒋派人去问宣侠父写了好了悔过书没有。宣侠父却说：“我没有什么过要悔，就是再关我三年也写不出。”老蒋一听，连个学生都管不了，日后还怎么带兵，于是一纸手令把宣侠父开除了。

俗话说“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离开黄埔军校的宣侠父并没有就此沉沦。

经李大钊推荐，宣侠父到冯玉祥部工作，由于表现出色，官至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挂中将军衔。老蒋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才被冯玉祥礼送出境。

此后宣侠父从事兵运和统战工作。他与冯玉祥部将领吉鸿昌关系密切，并介绍其入党。此后宣侠父还促成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并出任部长。“两广事变”时，他又随李济深等人奔赴南宁，与桂系高层联系。

看得出来，宣侠父的工作对象都是有影响力的上层人士。这些人对老蒋威胁极大，宣侠父自然也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欲除之而后快。不过点燃导火索的人还是蒋鼎文。

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将东北军和西北军挤走，黄埔系逐渐控制了西北地区。这样的形势正适合宣侠父开展统战工作，因此周恩来急电宣侠父到西安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少将参议。

按照当时国共合作协定，国民政府需定期给八路军发放军饷。但老蒋总是心不甘情愿，能拖则拖，能扣则扣。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由宣侠父出面找蒋鼎文交涉。

宣侠父一副铁齿铜牙，冯玉祥曾比喻说：“宣侠父这张嘴，胜过200门大炮。”宣侠父每次都说得蒋鼎文无言以对，不发军饷没有道理，发了军饷又要被上面骂无能，他左右不是人，被弄得焦头烂额。

加上宣侠父到西安后，穿梭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开展统战工作，还见缝插针地开展抗日宣传，西安民众的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军统立即注意到了宣侠父，天天往上报告其行动。

一旦西安再出现什么问题，蒋鼎文的乌纱帽也保不住。他气哄哄地对部下说：“这个宣侠父留在西安，迟早要搞出大乱子。”

于是蒋鼎文吩咐手下草拟了一份关于宣侠父的“罪状”，为他编织了八条罪名，比如：策动杨虎城旧部反对中央；煽动青年学生到延安；在黄埔同学中散布中共思想；公开指责中央，诽谤委员长……等等。

这份电报到了老蒋手上，老蒋也勃然大怒：“好你个宣侠父，真是死性不改。”1938年4月，老蒋亲自密电蒋鼎文，要求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一旦“秘密制裁”事情败露，将会对老蒋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老蒋下令“制裁”宣侠父其实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单凭蒋鼎文一纸报告肯定不足以让他冒这样的风险。

史学界普遍认为，真正让老蒋下定决心的人其实是胡宗南。

胡宗南早年便与宣侠父认识，两人一同去报考黄埔军校，关系匪浅。1937年初，日军加快了侵华准备，华北局势日益严峻。胡宗南奉命调防徐州、连云港一带。为了提升军队素质，胡宗南广招军事人才，而宣侠父成了他重点招募对象。

在长城抗战后，日军仍不断向华北渗透，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与日军交战。吉鸿昌指挥同盟军攻克多伦，将日军全部逐出察哈尔。而此时宣侠父就在同盟军中担任第五师师长等要职，对日军战术非常了解。

1937年8月中，宣侠父由西安到达徐州，想推动胡宗南部积极抗日。他用一天时间创作了一万多字的《游击战争概述》，胡宗南阅读后非常满意，下令印发部队学习。胡宗南还多次在老蒋面前表示宣侠父是个人才，应该加以重用。

一开始，老蒋确实想把宣侠父吸收到自己麾下，让胡宗南等人进行劝说，许以高官。不料宣侠父仍不领情，笑着对胡宗南说：“我这个人大概没福分，国民党的官是做不来的，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更不会做。”

南京保卫战后，胡宗南部移防陕北，最多的时候兵力达50万之众，胡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但胡宗南这个人有英雄情结，据潜伏在他身边的红色特工熊向晖回忆，胡其实很想上前线抗战，一开始他对同期同学关麟征获得青天白日勋章非常羡慕。曾数次致电老蒋请求出山抗战，均被拒绝。

胡宗南这支部队，是老蒋最后的家底，他一直舍不得用。八年抗战中，胡宗南基本没有什么建树，这对其个人历史地位影响很大。宣侠父到西安后，与胡宗南交往密切，动员他积极抗战。宣侠父在给延安的报告中提到胡宗南有团结抗日倾向。

当然，这一切都逃不过军统特务的眼睛。宣侠父对胡宗南进行统战无疑是触动了老蒋权力的根基，这种情况下不论换成谁，老蒋恐怕都会痛下杀手。

蒋鼎文在接到制裁密令后，安排特务日夜守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前文提到的佟荣功就是这次暗杀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他们在蹲守了大概四个月终于摸清了宣侠父的活动规律。

1938年7月31日晚上6时左右，宣侠父走出八路军办事处，骑着自行车回家。在途中，佟荣功等特务将他拦下，强行押到事先准备好的汽车中。宣侠父正要叫喊时，被他们用涂有迷药的棉布堵住了嘴。

宣侠父被绑架的当天即被特务们杀害，他们将宣侠父的遗体扔到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一带的一口枯井里。日后林伯渠找蒋鼎文要人时，蒋意识到消息走漏，又匆忙安排人将宣侠父的遗体从枯井中挖出来，转移到西安城外某地。

沧海桑田，当年的特务们已经无处寻找，也就无从得知宣侠父遗体的具体掩埋地点。后来只能用他曾穿过的衣服，为他设了一个衣冠冢用以纪念。

刽子手佟荣功经审判后被枪毙，遭到了应有的下场，这也算是给牺牲的先烈们一个交代。

“健如奔马拙如牛，奋斗二十年未得休。”这是宣侠父写的一句诗，也是他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宣侠父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却一步一步让敌人对他的仇恨越来越深，最终用自己鲜血滋养了革命的土壤。

宣侠父遇害时年仅39岁，80多年过去了，后人仍然未能找到他的遗骸。但我们相信，他早已与那片土地融为一体。那片土地上的繁荣景象，一定会让他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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