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故事

胡马

　　2021年的清明时节，陕北洛川黄土高原上，淅淅沥沥的春雨不紧不慢地纷纷了好几天。清明节的前一天，是民间约定俗成的清明上坟的日子。清晨六点多，雨，终于很难得地停了一会儿。我踏着松软泥泞的果园小路来到了父母的坟墓所在地一一柳树坪高家畛刘家善户公坟地。

陕北高原雨后的清晨，仍有一丝料峭的春寒。天还早，公坟地里还没有其他上坟的人来，四下里宁静的很肃穆。公坟所处的洼地，北、东两面背靠高高的土楞坎，向南、西两面微倾，背风，向阳，利水，四周又有苹果园合围，就墓地地势而言，的确是难得的风水宝地。父母的坟墓在靠近东面的塄坎下，地势稍高，冬春的雪融雨浸并没有造成明显的茔盘湿陷，真让人高兴！虽然随行的表弟特意带着的铁锹没能用上。

　　我在父母坟前开始点燃焚化冥币。这是父母去世后的许多年里，我第一次来到坟前烧纸祭奠，买的冥币较多，焚化了较长时间，顺便给已逝的伯父伯母堂兄堂弟也烧化了一些。在用树枝拨弄着燃烧的冥币以加快焚化的同时，我在想，如果“孝”字论迹不论心，且仅以此事而论的话，自已可谓是不孝之至了。

我们的父母都是社会意义上的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默默无闻地走过了平凡的一生。如今，尘归尘，土归土，又寂寂无名地长眠在这里。但，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父母曾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是有着许多难忘故事的至爱亲人。父母离去后的岁月里，我也逐渐步入老年阶段。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脑子里会经常闪现出对他(她)们的回忆片段。这些回忆以一个个小故事的形式清晰再现，常常使我热泪盈眶。我觉得，讲出父母的故事，讲好父母的故事，让我们这一辈人，我们的儿女，以及子孙后代对他(她)们的一生有所了解，能继承和发扬光大一点他(她)们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能遵从他(她)们生前对后辈的简单朴素的祈愿，做好一个普通的人，走好平凡人生的每一步。这样，也不失为是一种孝心的体现。

一、 父亲故事

父亲1923年出生在陕北洛川农村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在家里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四，弟兄三人中排行老三。很幸运的是，也许家境尚可，或者父兄宽容，加之本人努力，民国时期竟然把书读到了高小毕业。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于是便能得以在旧政权机构里谋得了一份公干。 从1941年至1947年， 将近七年时间里，父亲先后在黄龙设治局(黄龙县的前身，当时归洛川县管辖)行政部、洛川县政府建设科当过科员，在洛川县商会当过文书。虽然只是个抄抄写写的小文员，拿着微薄的薪水，但却成功规避过了国民党当时“三丁抽一”的征兵政策。至于解放后又因这段履历遭受厄运那就是始料不及的了。

幸运的是，在西北野战军1948年春解放洛川县之前，他刚好于1947年冬被旧政府辞退了。于是，在洛川县城解放前夕的1948年2月，父亲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洛川游击队。而其时，在全国范围内，人民解放军才刚刚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决定胜负大局的三大战役尚未打响，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1948年4月底，父亲所在的洛川游击队南下关中，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咸阳军分区独立第七团。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挺进陕西并转隶西北野战军后，兼管了陕西军区，咸阳军分区独立第七团又归隶西北野战军十九兵团。父亲此后随部投入到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由于有文化的缘故，父亲参军后当战士三个月就担任连文书，后又升任营文书。兰州解放后，父亲所在的部队又参加过陇海铁路宝(鸡)天(水)段的抢修。这也就是后来他获得“解放西北纪念章”、“通车兰州纪念章”的由来。

　　图一:

上图为父亲的八一军徽。

左下图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西北解放纪念章”。右下图为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颁发的“通车兰州纪念章”。

　　1951年2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下辖第63、第64、第65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下由安东入朝。父亲所在的19兵团独立第七团也于1951年5月组建成志愿军人力运输团，跟进集结到安东，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二分部运输2团，父亲任团司令部军务参谋。运输2团刚组建时只有不到两千人，由于缺乏汽车之类运输车辆，父亲他们是推着近千辆小推车运输弹药和粮食等物资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后勤二分部属于一线后勤部队，主要负责朝鲜战场中线正面作战部队的军用物资供应保障。运输2团入朝后驻扎在朝鲜阳德郡的元山市附近的一个山沟里，负责阳德郡境内100多公里运输线的交通运输工作。后不久，又改编为警卫2团，负责交通运输线的防空警戒和地面保卫。在那场对阵美军的全立体现代战争中，父亲所在部队为了保障前线军用物资供应畅通，与美军进行了交通运输线“绞杀”与“反绞杀”血与火的拼死较量。朝鲜国土南北狭长，山脉河流多呈近东西向，南北向的主交通线需跨越河流，所以桥梁众多，易于受到美军空中轰炸破坏。警2团防区内就有一座大桥，是我军交通运输线咽喉所在，也是美军飞机反复轰炸的重点目标。父亲和战友们常常要在敌机狂轰滥炸下不惜牺牲地抢修桥梁，抢救军用物资。三年抗美援朝期间，父亲所在的团伤亡达200多人，近全团总兵力10%。父亲也在一次抢修桥梁时腰椎负伤，荣立三等功，获得了朝鲜政府颁发的两枚军功章。1954年4月警卫2团从朝鲜回国时，父亲已经是营级干部了。

　图二:

上图为父亲归国后在河北宣化拍的转业证件照。

下左图为朝鲜停战后父亲和战友们在驻地附近山坡上的胜利合照，前排右一坐着面露笑容的是父亲。下右图是父亲归国后转业前拍的着军装纪念照。

　　图三:

上图为朝鲜政府颁发给父亲的三等军功章。

中图为父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胸标。

下图左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1951年赠与的抗美援朝纪念章。下图右为1953年10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与的“和平萬歲”抗美援朝纪念章(俗称大鸽子，系毕加索画作)。

　　回国后，父亲所在的团驻扎在新修建成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地质学校内，官兵整建制转业，改编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勘探独立团。接受地质钻探技术业务培训后，分配到华东地质局所属各地质队。父亲分配到安徽三二五地质队，担任钻探分队长(正科级)。从此，又开始了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地质勘探工作。在他参与勘探工作期间，325地质队先后探明了两淮(淮南、淮北)煤田，连云港市锦屏煤矿等，为共和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能源动力资源。

1957年，随着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全面开始了所谓清理“中层”和“内层”的运动，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干部队伍的审干工作。对于干部中的旧政权留用人员和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要求他们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代清楚历史，坦白隐藏的问题。父亲有过为旧政权服务近七年的历史，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按政策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以前参军时也有过交待。但由于当时远在外省，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组织调查简单潦草，先入为主，疑者从有。所以，面对莫须有的历史问题，父亲有口难辩，运动中也不敢强争硬辩。最终，虽不属敌我矛盾和严重历史问题，也落了个“双开留用”的过重处分。随后又远调到地处皖南、人际关系生疏的三三五地质队。再后来，1962年国家下放职工支援农业生产，父亲作为留用人员，被劝“响应号召”，被劝“自愿”报名，被“光荣”返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于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枪林弹雨六年；地质探矿，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八年；参加革命工作十四年的功劳、苦劳一风吹，年华已过却被放逐故里，父亲当时真可谓是英雄失路，铩羽而归了。

这段经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申诉纠正错案要求平反时，父亲曾对我详细讲述过，我也在写给各级相关组织的申诉书中反复陈述过。当时，为父亲的劳苦功高、遭遇坎坷而痛彻心扉，倍感不平。所以至今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1962年7月，父亲带着五口之家辗转跋涉回到了故乡，在村人们诧异的眼神下开始了新的生活。但那是一段何其艰难的岁月啊！三年困难时期未过，粮食极其短缺。生产队的夏粮分配没赶上，也不给多借。亲戚们自顾不暇，四下里告借无门。父亲只能逢集跟会时，偷偷摸摸地在粮食黑市上讨价还价，有啥买啥，回来再想方设法连皮带渣一点不糟蹋的吃掉。那段时间，父亲既要每天都参加繁重的生产队劳动，又要熬煎吃了上顿寻下顿的光景，还要忍受村人们异样的探询目光，真不知道他情何以堪。我那时已经8岁，上小学三年级了，虽然还有点懵懂，但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多年以后，在替父亲写申诉书时，述及当年父亲所受的身心磨难，仍然不禁泪目。

这是我们家的老院子，三孔砖窑，原来两侧各有三间厦房。当年三大家子人就挤住在这里。我们家住在左边的窑洞里。

　　但从实际情形看，当年的父亲并没有我后来想像的那么精神脆弱。他毕竟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使他更容易领悟“世间事除了生死，其它都是小事”这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命运给予他的这一点刁难，给他造成的这一点挫折，其实并不能让他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因为，一旦生死看淡，自然宠辱不惊。父亲被下放回乡，也没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不属于专政对象。只是概而言之，属于“历史不清”，倒底是“历史不清白”还是“历史不清楚”，我一直都没弄明白，也许两者含意都有。在村人们看来，肯定是犯错误了，不然怎么会被发配回乡。于是与人偶有言语龃龉时，就有人会翻着白眼说些风凉话。对此，父亲从不高说低辩。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他从不低看自已。在他看来，历史问题毕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下放回乡当农民又不是他的错。所以他从不觉得比谁低一头。也没有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一一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对父亲来说，既然过去念书能念好，当兵能当好，干地质工作能干好，如今回乡当农民，他也一样能把农民当好。

　　生活很快进入了新的轨道，父亲几乎不着痕迹地转换了角色。1962年整个冬天，他每天打啼起就去沟里斫柴，回来还要赶上生产队上午出工干活。一个冬天就在窑巷子里堆起了一个够灶火烧一年的大柴摞。村里人赞叹不已地说，就凭这一点他在村里也算是个毒(洛川土话，音[ tú ])人了，意思是在吃苦耐劳方面，父亲也算是个狠角色了。

刚回乡时我们家的家境，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更悲催的是在小弟刚出生后的1964年腊月，我们家住的窑洞后掌半夜里突然垮塌了，刚置办没几年的盛米装面的磁盆瓦瓮连同米面砸了个稀巴烂。冬月寒天，又临近过春节，家里却不得不临时借居到村人的一孔空闲窑洞里。在长达半年多时间里，吃住都得凑合，东挪不得西转。父亲在那种艰难境况下的承受和应对能力，不但在当时还是孩子时的我的眼里，就是现在的我回想起来，也是神一样的存在一一没有他不会干的活，没有他克服不了的困难。为了重整家业，他自已打胡基，打泥基，盘炕，盘锅头(灶)，杀柳条编囤，编笼，用麦草编草墩墩(麦草编成的坐凳)，用散穗的高粱和糜子秸杆扎扫帚，纺条帚。总之，有股“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的顽强精神，不会做的事情，最多请教一下他的大哥(我的四大)，或者别人做的时候留心地看上一眼。

1967年我们家划分了宅基地，终于新修建了一院两孔窑洞。除了窑洞是花钱外包给别人干的，门窗是请木匠做的，其余的活路，包括安门窗，打院墙，盘炕，盘灶，都是父母在不耽误生产队出工的前提下抽空完成的。我那时十三、四岁了，刚好文革时停学在家，所以也能帮上一点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打院墙时，父亲一个人唱主角，又要换椽倒板上土，又要打石柱夯土，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好像啥活都会干，从来不知道累一样。

农村的一般农活自不待说，自留地就是最好的练兵埸。一年麦秋两料，耕种耙耱，除草间苗，收割碾打，父亲很快就把一般农活技能全部掌握。连生产队最高端、挣工分最多的四种技术性农活:“摇耧，撒籽，入麦秸，扬场左右使木𣔙”，父亲不久就全部掌握。特别其中“入麦秸”这项活路，面对喀嚓喀嚓闪亮起落的铡刀，全生产队也只有两三个人能眼也不眨地用双手和膝盖把麦秸压紧送到铡刀口，铡成喂牛的一寸长短的麦草，而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集体化的那些岁月里，我们村的那种生产队，仅靠种庄稼谋生，劳动价值那是相当的低，正如顺口溜里调侃的:“辛苦苦苦干一天，挣不来一盒羊群烟(五分钱一盒)”。一年到头，分的粮食不够吃，年终决算“空对空”，连毛毛钱都从未兑现过。大多数人家平常一点可怜的花销，只能靠养头猪和从鸡屁股里抠。父亲却无所不能地学会了许多当时允许开展的家庭副业活。利用农闲时间，割灌木条编苹果篓，砍酸枣条别耱，绑扎条帚、扫帚等等，或者交售到供销社，或者在集市上吆喝叫卖。所得的收入用来维持家里正常开支和供我们上学的费用。父亲也因此成了村人们公认的“能人”。以至于后来大队办科技农场，也抽调父亲作为农业技术员去接受培训，试验种烤烟，种红薯，种山药等经济作物。

　　父亲写得一笔好大字(毛笔字)。村里写在墙上的宣传标语，基本上都是出自于父亲和我的本门大哥他们父子俩的手笔。每当新的政治运动来临，就会看见他们父子俩提上石灰浆桶，拿着排笔蘸饱墨汁，在村人们羡慕的目光中，花上十天半个月时间，洋洋洒洒地把全村的标语重新更换一遍。每年除夕，父亲都会豁出一上午时间和一瓶墨汁，连编带写，给村里每个上门求写对联的人一个心满意足。村里人家遇有红白事，也多请父亲帮忙，红白对联、囍雁、挽幛的书写自不必说，各种书札谢帖请灵神牌的书写格式和字词讲究就不是任谁都会写的。父亲的学识广泛、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使得村人们就是平时对父亲也总是高看一眼。

父亲爱好戏剧表演，秦腔、郿户都会唱，二胡、板胡都能拉。记得小时候在家里看到过许多秦腔剧本，包括《周仁回府》、《火焰驹》、《血泪仇》全本以及《打镇台》《游龟山》等《秦腔选段集锦》折子戏本。足见即使在外省的多年时间里，父亲仍然对家乡的秦腔情有独钟。下放回到家乡后，村人们不但没有看到他丟了公干丧魂落魄、落落寡合的样子，反而看到他积极主动参加村里自乐班的演出，不是反串扮演老太婆角色，就是清口表演《张连卖布》里的大段道白。每年正月闹秧歌，他大多时间是跟着唱秧歌的伞头现埸编递秧歌词，时不时地还会跟着锣鼓节拍吼上一段应急补台的四六句子。文革后期组建的公社文艺宣传队，也经常抽调父亲参加现代剧目的编剧和各村镇巡回演出，常常成月时间在外奔波。

总之，在下放回乡后的年月里，包括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并没有受到明显的严重的歧视，而且还时不时地得到“重用”，包括担任生产队会计等。江东父老的相对宽容，信任厚爱固然是一方面，父亲热爱生活，精神昂扬向上，使他对待生活总是持积极的态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充满了正能量”。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通过了大队和公社两级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预备人选，上报县革委会政审。最终政审未通过，原因是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清楚。他个人档案里肃反结论写的是当过洛川县三青团区队副，但洛川的国民党档案解放时完整保存下来了，本次政审中查档，没有发现对父亲的相关委任档案记录，而档案中其时相关职位上一直都另有其人。公社教育干事很同情地对我说，假如你父亲历史真有问题，你倒可以按“可教子女”通过政审；现在是历史不清楚，政审时间有限，又不可能马上查清楚，就只能弃档了。

得知政审没通过，我很沮丧，父亲也很内疚。就在那时，我们才知道父亲的确被冤枉了，“莫须有”，其实是根本就没有。父亲背负的那个看似不入黑五类的历史结论，在关健时刻仍然有很大的杀伤力。

一九七七年冬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西安地质学校。一九七八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终于走上了拨乱反正的新的历史进程。随后的几年里，通过坚持不懈的艰难申诉和相关组织时断时续的反复查证，父亲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一九八一年冬，安徽省地质局作出决定，恢复父亲的党籍和公职，并按处级待遇办理离休。父亲当年的同乡战友们，转业地质队后，未受处分，未被下放的，其时职位最高也就是官至正处级。从这一点看，父亲与他们仿佛是殊途同归了，似乎命运最后终于向父亲重又露出了笑脸，向他展现出了一点公平正义。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一年，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是父亲一生运势中处于最低谷的时段。情感受挫，前途失路，生活艰辛，客观上让人唏嘘不已。但父亲坚强地挺过来了，而且可以说是挺胸抬头走出低谷的。

曾有人说过:一个人身处低谷时的表现，最能体现他在人生中所站立的高度。纵观父亲的一生经历，可谓起伏跌宕，坎坷不平。但恰恰是在身处低谷时，反而衬托出他逆来顺受，不卑不亢，坦然看待人生成败得失，从容应对不预之变，接受苦难，自强不息，站出的人生精神高度。

人生之路不可预测，但绝无可能一帆风顺，崎岖坎坷才是常态。换句通俗的话说，“谁都有把绳子扽不展的时候”。不怨天尤人，不自怨自艾，坦然接受，泰然处之，充满自信地走出逆境。我想，这才是父亲用他一生经历为示范，对我们子孙后代为人处世作出的精神引领。

二、母亲故事

母亲的故事既是平凡的也是琐碎的，而那些平凡琐碎中无处不在的言传身教，其中也有一种不认真挖掘就发现不了的伟大之处。

母亲1930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耕之家，家境也属中等。娘家所在的村子和父亲家村子相距五里路，而且拐弯抹角地算起来，和父亲家还有点远份的姨表亲关系。家中兄妹五个，她排第四，姐妹中她是老大，下边是个妹妹。和上世纪早期出生的大多数农村女性一样，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但做为家里的长女，在针钱茶饭上肯定还是得到了外婆的真传，而且头脑灵醒，手脚勤快，具有精打细算的过光景智慧，屋里地里两头都能拿得起来。她有着一双缠过又解放了的脚，因此也陪伴她走过大多数农村女性所没有走过的、更加崎岖不平的世路。

母亲嫁到家里不久，父亲就参军打仗离开了家，而且一走就是五年多。五年多的时间里，她在一个旧式农村大家庭里，跟着本家的姺姤嫂子们，干各种各样的农活，操持各种各样的家务。漫长的冬夜，连绵的雨天，只要有空闲时间就纺纱织布，借以消磨时间，缓解孤独心情和对父亲的挂念。

父亲从朝鲜回国转业地质队后，母亲离开家乡，随着父亲成为地质队家属，又开始了拖儿带女、居无定所的漂泊。还没有过上几年夫荣妻贵的日子，父亲就从科级干部降为留用职工。待遇的变化，人情的冷暖，母亲想必也是亲身感受。随后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可以算是重灾区了。发了霉的红薯干和榨过油的黄豆饼渣，做为那个时期的主粮，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紧接着，就是一九六二年的全家下放回乡。出门在外前后还不到十年，母亲的生活轨迹又转回到了原点，中间还平添了许多令人唏嘘的坎坷经历。

　　1962年的7月，我们全家千里迢迢，历尽艰难，回到了刚被三年自然灾害洗劫过的陕北洛川。只所以说历尽艰难，是因为小妹当时刚过满月，母亲还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舟车劳顿，疲惫不堪。光是因为雨天不通车，就在铜川简陋的旅馆里耽搁了四五天。吃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住旅馆又要花钱又不方便。每天都为买不到回家的车票而忧心忡忡。

回到老家，上半年的粮食没有分到，生产队也不肯多给借粮，黑市上粮食贵而且不好买，生活困顿可想而知。作为一家主妇的母亲，一日三餐的操持，既是对生活智慧的考验，也是一种精神情感折磨。人们通常所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非是一种推卸责任的托词，但如果有上几个嗷嗷待食的孩子，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无奈了。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吃过各种各样野菜拌成的菜圪瘩，吃过麸皮馍馍，豆渣馍馍，还吃过小麻籽出过油剩下的油渣做的馍馍，咬着咔嚓咔嚓响，涩的难以下咽的那种感觉至今难以忘怀。同院本家的五妈曾经在外面对人赞叹过:“老七家(父亲在前后院大家族里的排行为老七)的孩子真乖，不管吃啥都悄悄的，不哭不闹”。 她不知道的是，我们懂事，是因为我们知道母亲已经尽力了。菜团子也好，豆渣也好，都用少的可怜的油加上葱花给我们炒了炒，至少闻起来是香喷喷的。我们懂事，是我们看到父母连这样的饭也不能尽饱吃。

　　母亲是聪明能干的，用农村的话说，无论屋里的活还是地里的活，论针线还是论茶饭，都是能拿得到人面前的。外出多年，回来后原来会的仍然还会，不会的也能很快学会。母亲是勤劳节俭的，除了生产队下地干活之外，还有一日三餐的费心操持。那些困难的年代里，陕北农村粗粮多，细粮少，而且年年粮食不够吃。如果计划不好，麦秋两料，一料吃的接不上一料。母亲三年困难时期在安徽就饱经饥荒，回乡后也有段时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所以习惯了按前攒后，稀稠调配，粗粮细作，瓜菜代饭，想方设法地总能让每年家里的粮食吃得接上。家里虽然平时难得能吃上顿纯麦面的面条和白面馍，但逢年过节和招待来客时，却能保证把白面和白馍端上桌。一家人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也有赖于母亲的辛勤操劳。小时候，她总能让我们穿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哪怕是一块补丁，也要用细密的针脚缝补的周周正正的。在那些布票花证都紧缺的年代里，每年过年，母亲想方设法也要给我们做一身或至少一件新衣服，让我们新年新气象，穿戴的体体面面的。

许多年以后，我在工作中听到一位老师傅自嘲式地抱怨说:“剩下的是妈的”。觉得说法有点意思，听了解释后更是深有感触。我们的母亲一生秉持的其实也就是这一原则一一好东西，只有剩下的才是母亲的；不好的东西，只要剩下了就是母亲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到了老年后，有了好东西，母亲舍不得自已吃，总想着藏起来，留给喜欢的孩子们吃。东西放坏了，舍不得扔，自已又把它吃掉。

每个人都有伟大之处，普通人的伟大之处蕴含在平凡之中。母亲的优秀品质其实不仅仅是母爱的体现，而是根植于她善良慈爱克己利人本性中的惯性行为。

结束语

父母离我们远去了，同时远去的还有那些艰难的时世。为了我们长大成人，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的父母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出了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他们没能赶上好时代，没能享上几天清福，一生都在为简单的吃穿二字而辛苦操劳。他(她)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养大儿女，让儿女们把日子过到好处。他(她)们甚至从来没有为自已晚年的幸福考虑过，一辈子心甘情愿地为儿女们做出了全部奉献。这也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唯美的，今后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大爱的绝唱。

做为父母最大的孩子，曾经有过和父母较长的相伴岁月。在那些过往的艰难岁月里，有着更多的风雨同舟的时刻；看到的和听过的父母故事也最多，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切身感受。如今只所以要写出这些，是因为跪在父母坟墓前时，我曾想过，究竟怎样做才能算是对父母最好的纪念呢。对于逝者，中国人通常讲究树碑立传，树碑在如今的乡间也已经开始流行。但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材质、任何规格的有形之碑，都不足以彰显父母在我们心中的高大完美形象；任何充满赞美之词的碑文，也描述不尽父母对我们浩瀚如海的恩情。我们父母生前已经用他(她)们平凡的一言一行，为后世子孙矗立起了一座写满亲情和关爱的无形丰碑。今天，虽然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已经或者终将远离故土，难能再时时节节地回来祭扫父母的坟墓。但不管走到那里， 我们都要时时回望来时的路和长大的家。只要我们永远铭记父母的生育之恩，养育之功，把父母的故事世世代代相传，让家族亲情和互爱绵延不绝。这座无形的丰碑就将永远耸立在我们，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后代子孙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