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级的纪念册

游客

这是一本复旦中学六五级初一（4）班的纪念册。

《纪念册（增补版）》的第一页，是一份留存在校的69版的全班同学名单。

手写的字迹，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和务农地的省份，这一泛黄的纸张，和它记录的内容，散发着沉重的年代感，勾起我们的回忆。

我们，1965年9月，进入复旦中学就读；1969年1月起，同学们分赴全国8个省、市务农；

2020年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失散、失联，我们全班同学重新集合了！

为了记录、反映同学们在五十余年中的学习、生活、奋斗的经历，经过近一年持续不懈的努力，一本记录我们就学时的概况、汇集全班每一个同学五十二年来的相关信息的《纪念册》，诞生了！

《纪念册》，是同学们走过风雨、历经坎坷、向往美好的真实、全面的反映；

《纪念册》，是同学们感恩母校、感激老师、思念同学的真情告白；

《纪念册》，是共和国发展的一面镜子，折射出迷雾中的阴霾和阳光下的灿烂；

《纪念册》，是一段历史的总结，昭示着我们、你们、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更好、更快地前行。

忆当年，恰同学少年，芳华正茂。

部分同学1965年、1966年在学校就读时的合影照：

1966年，军训结束时，初一（2）班、（4）班、（6）班部分同学和解放军军训员合影留念：

下图摄于1968年

第三排左起：严素翎，毛筱琴，陈桃梅；

第二排左起：周依群，毛爱琴，李美琪，袁瑾瑜；

第一排左起：陆玉美，朱雅华；。

1968年底，随着当时最高层的决策，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全班49名学生，44人下乡务农，占比89.8%，2名参军，3名因病留沪。

在下乡的44名同学中，17名去了黑龙江，10名去了江西，吉林2名，江苏5名，上海1名，浙江2名，贵州1名，云南1名。

时至今日，还有9位同学，居住在上海，领取的养老金是外省市发给的。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6团务农的部分同学的合影照：

在江西省黎川县插队的部分同学的合影照：

同学们身在五湖四海，离开学校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忘记母校对自己的培养和哺育。

美琪同学17岁去安徽插队，27岁去了嘉兴工作直至退休。

她离校已有五十多年，且辗转多地，但母校的那枚“复旦中学”的校徽，她一直珍藏着：

人生坎坷，

岁月留痕；

唯有对母校的钟情

历风霜雨雪仍一如既往。

周恒同学（下图右1），1969年去黑龙江孙吴插队，1978年回沪。2009年，他不幸罹患不治之症。在生命最后阶段的2010年10月5日，他在同学们的陪伴下，来到母校，看望他熟悉的学堂、教室、操场、花圃，忆念他和同学们在学校时一起学习、玩耍的场景.....

回家后，周恒同学在自己的博客中，写下了一篇很真、很实、很情的名为《返校日》的博文：

返校日 (2010-10-20 08:06:57)

返校日，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概念了。

记得读书时代，每逢寒暑假，学校总会有一、两次返校的安排。那时，在酣畅淋漓地疯玩了一段日子后，在老师指定的日子回到校园，那种感觉和每天上学时完全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可能主要有两点，一是久别的校园，又熟悉又陌生，我会仔细审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而每一次的审视都会有新的体会。二是久别的同学，那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是平时每天见面所不曾有的。

中秋之前，同学陈启华多次和我联系，说几位同学想来看我。我知道他们是担心我的身体，但是这又是我最不愿意朋友们来看我的原因。其实我们几个同学几个月前刚见过面的，有的还到医院来探望过我，只有沈国明好久不见，他曾经去医院看我，不巧我刚刚出院没有见到。看来老同学的心意我不好过分推辞，于是我建议，可否相约重返母校，既见面了，也可以了却多年的心愿。我的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响应，于是我们相约10月5日为返校日。

这一天是国定假日，校门紧闭。我们和门房的老师商量，听说是校友来访，门房的老师二话不说就打开了校门。校门已经不是原来读书时的校门了，新校门是2005年校庆100周年后按解放前的式样仿建的，我这里有旧校门的照片，今天新旧校门对比，依稀可以寻觅历史的踪迹。

新校门的门楣上新镌刻了建校的年代——1905年。1905年，那该是多么久远的年代，那时中国的纪年还是光绪三十年。那个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以致影响至今？对了，当时还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担任事务员的一个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狭义相对论，是的，这个年轻人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像当年爱因斯坦的宏论无人理解一样，那一年马相伯老先生为了支持从震旦学院退学出来140多位学生，毅然倾其所有创立复旦公学，当时又有多少人看好这个私立学校呢？

爱因斯坦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使狭义相对论逐步完善成广义相对论。复旦公学也经历了十几年的艰苦办学磨难，1911年因辛亥革命被迫停学，直到1912年年底孙中山指定李鸿章祠堂（即现在华山路复旦中学校址）为永久校址，学校才得以复课。1917年复旦公学正式分为复旦大学和复旦大学中学部，1922年复旦大学迁至江湾。现在，复旦大学早已成为我国著名的重点大学。复旦大学搬走后，中学部留在了李氏祠堂，延续至今。

四十五年前，我每天和陈启华沿着华山路去复旦中学上学，经过学校围墙时，总能在墙根看到一个个小石碑，上书“李文忠公祠界”。那时只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叫李鸿章祠呢？稍长，查阅资料才明白，李鸿章1901年去世，朝廷为表彰其一世功名，谥文忠。可怜这个被日本当朝首相称为“中国唯一有能耐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的人，辛亥革命后成为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替罪羊，他在上海的祠堂仅设立十余年，就被国民政府划拨给了复旦公学。祠堂的主体建筑，建于20世纪初的祠堂大殿，到我们读书时仍然被用作大会堂兼学生食堂。校园各处还散落着许多成对的石鼓、石狮、石马......

虽然复旦大学的名声远远超过复旦中学，虽然现在叫“复旦”学校越来越多，我现在居住的小区里就有一个“万科复旦学校”，连台湾也有复旦中学，但是能在原址坚守百年的，只有我们复旦中学。到2012年，我们复旦中学可以在自己校园里庆祝复旦迁址百年，届时还可以祭奠孙中山先生，因为我们的校园就是他给我们指定的，而且他还是复旦公学的校董呢！复旦大学却没有这般荣光。因此，我为我能够成为复旦中学的校友而自豪。

有些巧合的是，我们68届的同学，都是在1965年考入复旦中学的，这一年正好是复旦建校60周年。中国人将六十年称为一甲子，纪年因此轮回。我们在校真正的读书时间其实只有一年，第二年就赶上“十年浩劫”，但是就这一年的学习，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社会精英，有从医从教的，有经商从政的，有在岗位平凡上默默奉献的，也有身居高位的，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沈国明。

沈国明，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

我们在校园里漫步，有一位打球的年轻校友过来主动和我们攀谈，他说校友里的名人有童自荣、曹可凡、毛阿敏，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我说：还有很多啊，你眼前的这位在百度百科里有专条介绍，你说算不算呢？年轻校友立即附和：当然当然。

为了鼓励我积极与疾病抗争，沈国明专门为我作一幅画，配以文字，题目为《达观》。老同学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有情有义。

我们这次返校的六位同学，从左至右分别是：沈国明、严素玲、宗欣、陈启华、朱雅华、周恒。

看见照片右面的建筑工地了吧，那是学校新建的教学楼，据说明年可以竣工。

衷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在作文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周恒同学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周恒同学喜欢地理，他收集了大量包括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地理学资料。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他留下遗嘱，把他收集的那些地理资料都捐献给了母校。

“斯人已乘黄鹤去”。但周恒同学对母校的眷恋和感恩之情，却会长留人间，为同学和后人们传颂。

尊师、爱师，是同学们一直保持的优秀品质。五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还记着每一位任课老师的姓名，没有忘记老师对我们勤勉的教育，铭记着老师对我们的关心和照护。

班主任和任课老师：

班主任：费定芸，文革中因其长病假，教导处于铣曾负责过一段，后由生物教研室方庆澜接任；

语文老师：李炳英，曾有汪训之代过课；

数学老师：彭敏亚，其丈夫王元龙是当年长宁区唯一的数学一级教师。

英语老师：陈淑敏，复课后先后由李槐龄、胡勃任教；

政治老师：钟福培；

地理老师：许德邻；

生物老师：费定芸，查文杰也代过课；

体育老师：杨肇欢、林贤良，也有其他老师代过课，如朱大春。

复课后还上过一些课，包括物理课。

音乐老师：顾 行；

美术老师：颜宗鲁；

大队辅导员：柳芳娣、陆美萍。

2020年9月，同学看望已91高龄、我们的班主任方庆澜老师：

2000年10月，同学和已90高龄、教授我们数学的彭敏亚老师，在她家里合影：

2013年1月，同学们和语文老师李炳英（前排左3）共进午餐：

帮助同学，是我们班级的优良传统。五十五年前在学校就读时，一位同学因病停课在家。班内同学友爱相助，有的每天给他送去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有的上门进行辅导。

几十年过去了，同学间互相帮助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一位在外地的同学因事而情绪低落，不愿意与同学们交往。班里毛爱琴等同学闻讯后，多人多次去电劝慰她；与该同学同住一地的宝林同学更是数次上门看望她、转达同学们对她的关心和问候。在同学们的感召下，这位同学和我们建立了微信联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随着知青回城政策的落实，许多同学回到了上海。经过多年的寻找、联系，班里陆陆续续有70%以上的同学复联了。

友情让我们回归，欢愉让我们一次次相聚。

1999年9月，同学们的合影：

2016年9月，同学们在嘉兴：

2017年11月，我们欢聚在松江 ：

2018年5月，江苏浏河行 ：

白马王子在告示“爱情宣言”：

2019年11月，江苏阳澄湖的聚会：

每一次的欢聚，总是意犹未尽；

每一次的分手，总是依依惜别。

回顾我们走过的艰辛历程，展望今后的奋进前景，有同学萌生了制作一本用照片和文字来记录同学们五十年生活之路和他们现时心路、反映他们感恩母校、老师和互相思念的真实感情的《纪念册》的愿望。

建议提出后，同学们纷纷响应。他们翻箱倒柜，找寻旧时的照片；曙光同学则对每张照片都作了精心的修饰。

经过4个多月的齐心努力，《纪念册》要和同学们见面了！

2020年9月6日，我们假座上海社科院会场，举行同学聚会暨纪念册分发仪式。

相别是花季，重逢已古稀；

沧桑五十载，欢叙再一起。

同学们纷纷拿起相机，摄录一幕幕美好画面。

同学即席发言，回忆当年上课时的场景。

久别重逢，相聚甚欢。

多才多艺的同学们，吹、弹、说、唱，尽情发挥，为聚会助兴、添彩。

晚上的聚餐会上，同学们又围在圆桌旁，谈笑风生，嘻哈不减当年。

制作《纪念册》的目的，不仅是表明我们是曾经在复旦中学受教育的一名学员，更是为了让母校的后学们牢记我们那一段独特的历史，珍惜当下宝贵的学习时间，为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而努力增加知识和才干。

11月2日，同学代表来到复旦中学新建的西校区，向母校赠送《纪念册》。

西校区建于2016年，包括教学楼、综合楼、体育馆、宿舍楼、地下车库、室外总体等的总建筑面积达5.3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

西校区的大门，与复旦中学华山路校区相仿。

校门旁侧，是母校前资深校长李登辉先生的题词。

复旦中学现任校长接受班长赠送的《纪念册》；并向同学代表致谢，和他们座谈。

在西校区的文化长廊中，由图片、文字组成的专栏，展示了母校的发展历史、著名人物和重大事件。

崭新的校舍，激扬的文字，展现了母校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我们就读时的校长，在2005年百年校庆时写下的殷殷嘱托，正在逐步实现之中。

照片源自复旦中学编集的《世纪回声》图册。

同窗学友心相印。

同学代表来到养老院，向居养在那里的同学赠送《纪念册》。

《纪念册》收录了班内大部分同学的信息，但还有小部分同学处于失联状态。他们儿时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们记忆中。我们初一（4）班是一个整体，少了他们的画页，少了他们的感言，班级的《纪念册》确有所失。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为了实现全班同学的大团圆，许多同学又一次次联系相关单位，前往派出所、街道、居委会、同学旧居，去了解情况，寻找线索，追觅踪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些失联五十余年的同学都找到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正是由于警方的热情服务、积极支持，才实现我们全班同学的大团圆。

大方同学1997年出国，一直失联。派出所民警认真、耐心地查阅资料，终于获得了成功。

2020年11月16日晚上，我们同远在天涯海角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方同学取得了联系。次日凌晨，联通了微信。

至此，失联五十一年的同学，都回到了我们初一（4）班温暖的大家庭。

半个世纪的离别，终于得以团圆！

为了尽善尽美，在班级的《纪念册》中体现同学们的归来、团聚，决定再出巨资重新编集一本包含全班每一个同学的简历和感言等信息的《纪念册（增补版）》。

经过数月的工作，《纪念册（增补版）》完成了。

全班同学复联后的团叙暨《纪念册（增补版）》赠予活动，拟放在母校进行。学校欣然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2021年5月22日，离散五十二年的同学们，又汇聚在母校。

母校诞生于1905年，至今已有110多年的历史。

上图为现在的校门，建于百年校庆时、依据原样仿制的。下图为旧时的大门，由德国设计师设计，欧式风格与中国占典牌坊相结合，堪称中西合擘。顶端覆盖琉璃瓦，龙脊兽吻，镂花铁门，气势轩昂，成为当时上海一景。

母校打出了大幅标语，欢迎五十多年前离校的我们，进行返校活动；

学校的告示屏上洋溢着满满的欢迎之情，花圃中盛开的鲜花如红地毯，欢迎我们——五十多年前的学子——回到母校。

母校的首任校长马相伯先生，慈祥地看望着离别五十多年的莘莘学子回到母校。

为了今天的聚会，母校落实了教室，摆好了桌椅，安排了专职老师，为同学们座谈、欢叙、在学校的参观，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了今天的聚会，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提前展开了：

为了今天的聚会，班长和彩虹等同学提前来到教室，布置会场；

为了今天的聚会，身在江苏、浙江的同学远道赶来；

不能前来参加聚会的同学，用热情洋溢的文字，表达了对同窗们的深厚感情和满满祝福。

今天，我们又像五十六年前那样，乘坐公共汽车上学了；

今天，离散同学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距离上一次的握手，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朗朗读书声的教室。

参加会议的，还有远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方同学。

毕业五十多年后近日才得以复联的他，在万里之外、已近半夜的那边，一直等着、等着，为的是和同学们见上一面，说上一句。

手机视频通话，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远在天涯海角的大方同学，和在上海母校参加聚会的每一位同学面面交谈、互致问候。

同学之间的情愫，就是这样真诚、坚韧、心心相印。

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讲述对母校的感恩，对老师的感激，对同学的思念。

一位同学说他曾梦中有过同学聚会，醒来觉得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他梦中的恍见，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班长向母校代表赠送新制作的《纪念册（增补版）》：

在这块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里，同学们回忆我们儿时的精彩，赞叹现在的变化。

学校内的“马相伯纪念馆”，建成于2011年9月。纪念馆以翔实、细致入微的史实、资料和文物，全面介绍了马校长爱国义举、发展教育、创建学校等事迹和业绩。

同学们在纪念馆内参观和留影：

“登辉堂”这座建筑原来是“李文忠公祠”的主要建筑，现在以学校前资深校长李登辉先生名字命名。

我们就学时它是一个集大礼堂、活动室、食堂的多功能建筑。现在是校史馆。

馆内陈列着复旦大、中学生演讲团“五.四”时期走出校门的照片、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复旦大、中学两部教职员暨全体学生举行祭奠的照片等珍贵文物。

透过厚重的校史，折射出一代代复旦人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同学们在校史馆参观、留影：

学校内的主要建筑“力学堂”（见上图），是1932年由校友和教职工集资营建的校舍。整个设计为欧罗巴风格，底楼铺设法国原产花格地砖，并有雅致的半圆拱走廊。

为表彰复旦公学早期学生、教师和校董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对学校发展的贡献，特取两人名中“力”与“学”两字命名此楼为力学堂。力学堂匾额为于右任所书。

下图是学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全景照片。照片左面的那栋楼，即是“力学堂”，在它右面的那栋楼的底层最左面的那间房间，就是我们的教室。

照片源自复旦中学编集的《世纪回声》图册：

我们当年受教的课堂，现在已是完全的旧貌变新颜了。

在那间教室，我们同窗度过了一年多的学习、玩耍的时光。1966年6月以后，就基本上是“停课闹革命”了。

那时候的我们，特别会利用学习空余时间。 下课铃一响，爱好乒乓运动的同学会飞身赶去放有几张乒乓桌的大礼堂，以抢占先机，争得“一席之地”。

喜欢“斗鸡”活动的同学，课余时间奔赴现在已是停放自行车的场地。那里原来有个小土坡，上面种有银杏树，班里部分男生分为2组，在土坡上跳上跳下，杀得不亦乐乎。

除了这些中规中矩的活动，富有创意的同学还有超常规行为的发挥。一个同学在校园里扭伤了脚，结果其他同学找了把梯子当担架，把他抬进了教室。

同学们不仅自己调皮，还殃及老师。上课时对老师的发难，竟然让一位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任课老师掉了眼泪。

那时的我们，绝对是属于“皮透、皮透”那一类的。

五十多年过去了，儿时的嬉闹依然就在眼前。每每说起，都会引来一段开心的追溯，一段乐不可支的回忆。

同学们在学校的合影：

中午聚餐，安排在离学校不远的兴国宾馆。

五十六年前，我们上学时几乎天天都从兴国宾馆前走过。那时，它是上海市委招待所，专司接待国家顶层人物，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都曾在此下榻。因此，宾馆高墙围闭，周边军警巡逻，在此区域内驻足也不行。

改革开放后，它向社会开放了，向我们开放了。

前有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底蕴，现在则是一家庭院式的五星级旅舍，兴国宾馆自有一番气派和风范。

看着兴国宾馆内五彩纷呈的花草树木、绿茵场地的曲折小径，引发一段人生的感慨。

我们在花季都曾有过美好的憧憬，

但度过的岁月却是蹉跎、峥嵘；

无论境迁和沧桑，不变的是我们进取、勤奋、执着的情怀，

在美好的夕阳红时光，我们又欢聚、相拥。

同学们入席，班长举杯：

酒喝干，再斟满，今日不醉不休......

上好的佳酿，丰盛的菜肴，不及同窗之情。

同学们的合影。

聚会结束后，沉浸在欢快气氛中的同学们在群里写感言，发送同学写的《同学聚会杂忆》文章、《离散五十二年，今日重逢、欢聚》的美篇给亲朋好友。

离散五十多年后同学们的欢聚团叙，引发了许多朋友的共鸣：

在美篇文章后的留言栏中，也是满满的祝贺、祝福之辞：

《纪念册》中，有我们编集它的初衷和目的，有全班同学的姓名，有各位同学的简历和感言。

初一（4）班同学名单：

大队委员：张安德；

班长：严素翎；副班长：申宝贵；

学习委员：何宪炎；宣传委员：沈国明；

体育委员：王家声；文娱委员：李伟龙；

劳动委员：陈桃梅。

尹建萍，葛龙妹，冯彩娣，余亚平，毛爱琴，毛筱琴，汪爱华，吴龙娣，陆玉美，朱雅华，袁瑾瑜，钱培玲，许巧兰，李美琪，方小凤，周依群，周美丽，宗 欣，楼曙光，王国安，陈启华，柳宝林，姚忠民，魏晓明，王卫国，唐如平，赵祥华，赵治山，李忠德，张大方，陆光荣，施汉民，钱建华，施雪野，葛巨良，王杏娣，费 琴，高未庄。

文革前转出同学：林克君，王晓华。

去世同学：周恒，余祖坤，诸成荣。

我们在校就读时有关学习、军训、玩耍等方面林林总总的事情，在《纪念册》中都有生动的描述。

那些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文革前，每周有半天上劳动课，我们劳动过的工厂有：长宁板箱厂，上海电热电器厂，上海示教模型厂，上海纱管二厂，上海铰链厂。1966年10月还到上海县曹行公社参加“三秋”劳动。

学校的期末考试很有仪式感，开考和结束并不像往常上下课那样打电铃，而是敲响矗立在草坪上的铜钟，有嗡嗡回声的钟声让人感到不同寻常。

初一时，我班男生的课间活动有足球、乒乓球，还有“斗鸡”，以及在校气象站和植物园的“战斗”，即分成两拨，相距20来米，互掷土疙瘩。下午放学后较多的是足球，对手经常是高一（4）的大同学。女生则以打乒乓球为多。

当时每周有兴趣小组活动，我班参加气象小组的最多。气象小组每日发布的天气预报是写在校门外，面向市民的。放学后也会有一些讲座，如数学、历史等讲座。

课外活动培养了学生兴趣，最典型的是，地理成为周恒同学的毕生爱好，几十年里，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一批地图，患病后，他将这批收藏悉数捐给了母校图书馆。

当年复旦拥有长宁区各校中唯一的灯光球场，放学后如有校外强队来比赛，一下课球场便被抢占位置的同学围了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好不热闹。

学校每年组织“复旦之春”文艺汇演，我们参加过1966年的那一届。

参加各种活动的同学一般要到晚上6点关校门时才散尽。

文革初，有派高三同学到初一当学生辅导员的做法，派到我们班的是高三（1）班的学生干部李秀英，1968年8月她成为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兵团务农的知青，后来因病英年早逝。

1967年毛泽东主席就军训作出指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据此，我校开展军训，军人来自警备区守备一师，驻我班的为南通籍的杭锦文。

1968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后，由上海无线电21厂、上海无线电16厂、新华标牌厂三家工厂组建的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我校，派驻我班的是王龙祥（上无16厂）、王林泉（上无21厂）。

流淌的岁月长河中，沉淀下来陪伴我们的都是美好的记忆。

《纪念册》中的一段话，是同学们的共同心愿和对未来的期盼：

我们在初一（4）班成为同学，是人生的一种缘分。四散各地的我们，在五十多年后重新汇聚时，都即将跨越古稀的门槛。

愿我们在夕阳的映照下，

一起展现晚年的精彩！

《纪念册》中的文字由沈国明同学主笔，照片原照由同学们提供、由楼曙光同学修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