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及篆书的复兴

艺心宗金石篆刻书画院

考据学的开创者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顾炎武之所以开创考据学，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清朝定鼎北京。一时神州陆沉，宗社丘墟。作为一名素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之后，总结明亡的原因在于学术界的空谈心性。为了光复故国，顾炎武认为就要倡导和开创一种务实的学风。这种务实的学风，应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考据为治学方法。他所著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一而开创了清代的考据学。

清朝挥兵南下，以武力统一中国之后，开始把土要精力转移到文化领域，重点打击那些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的知识分子。清政府打击具有反清复明意识知识分子的主要手段是大兴文字狱。文字狱通过玩弄文字、断章取义、妄加臆断和捕风捉影等方式，为知识分子罗织罪名，涉案人员生者处死，死者开棺戮尸，家族还要受到株连。为了避开文祸，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放弃经世致用的宗旨，走上了单纯考据的道路。从此他们便关起门来，一头钻进故纸堆中，终日爬罗剔抉，考经证史，唯古是尚，不敢再过问世事。

王澍篆书《汉尚方镜铭》

考据学者既已放弃了经世致用的宗旨，走上了单纯考据道路，从而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复古主义学风。学界的一心向古，不问世事，对清朝政府来说，不但解除了威胁，在客观上还会起到盛世兴文，粉饰太平的作用，因此清政府逐渐改变了对考据学的态度，由开始的镇压，转化为默许，甚至是支持。在清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考据学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至乾隆、嘉庆年间正式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乾嘉考据学派。

乾嘉考据学派以复古为特征。其内部又分为两派，即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惠栋治学十分尊信汉朝经学，考证名物多从汉朝经书中寻找根据，甚至是唯汉是从，走上了“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极端道路。戴震知识十分渊博，认为考经证史须借助广博的知识，才有可能求得真义。虽然两名先生的治学方法不尽相同，但在信古和学古上则完全是一致的。

当此之时，考据业已成为一代显学。有学者若考证出一古代名物，便如同天文学家发现新星一样兴奋不已。一些上层达官贵人，甚至乾隆帝本人，闲暇时亦搞上一二考据，以附庸风雅，社会上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热闹场面。诚如梁启超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东汉学灿如日中天矣。”

考据学既然成为一种社会时髦，则其范畴已远远超出经学和史学，影响所及，甚至渗透到整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孕育在考据学之内的复古主义精神，在当时的文化领域各个部门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打下深刻的烙印。清代篆刻艺术的复兴及其在治学上的复古，便是借助这场复古主义思潮而引发产生的。

篆刻艺术的复兴

叶一苇在《中国篆刻史》中说：“清代的篆刻艺术在明代的基础上，取得了大踏步的发展，不特在艺术形式上超越前代，而且在艺术内涵上更为深入。”正如叶先生所说，在中国篆刻史上，清代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这一非凡成绩的取得，若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便可发现是与考据复古学风分不开的。换句话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清初考据复古学风的影响，就没有篆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篆书的复兴，质言之，篆刻艺术就是书写和镌刻在印石上的篆体书法艺术，因而篆刻的繁荣与发展，必先取决于篆书这一必要载体的繁荣与发展。

篆书盛行于周、秦。有名可考的篆书书家只有秦丞相李斯，他所书的《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和《峄山刻石》等颇具艺术价值，成为后世习篆者的范本。

《白氏草堂记》

秦以后篆书逐渐衰退，代之而起的是汉朝的隶书，魏晋的楷书，以及由楷书演进的行草书。唐朝曾出现一位篆书大家李阳冰，然仅此一人而已。李氏殁后，篆书再度沉寂，直至明末隐而不显。入清之后，山于考据学兴起，才为篆书复兴带来了新的契机。如前所述，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开创了考据学，考据学兴起后，出于考经证史的需要，文字、训诂、声韵等所谓的“小学”和钟鼎、碑版等所谓的“金石学”亦随之成为热门。沙孟海先生在《清代书法概论》中说：“大家都知道，清代学者研究小学、金石学最专门，成绩超越前代。小学主要研讨古代语言、文字、声韵、训诂，属于经学的范畴，但同时带动了篆学。金石学主要征集研讨古代铜器碑版有铭刻的遗物，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但同时亦带动各体书法。”正如沙氏所言，小学促进了篆学的觉醒，金石学带动了各体书法的发展。篆学和书法的结合，又引发了篆书书法艺术的复兴。因此清代先后涌现出了许多篆书艺术大家，其中最著者有钱坫、邓石如和吴昌硕。钱坫以“王筯篆”名世，本人也曾十分自负说：“斯冰之后，直至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