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父亲

梁智

　　父亲因“脑溢血”住院已70余天，今天终于出院了。在我和二哥的护送下来到了南山社会福利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重，规定家属不能进入院区。出迎的工作人员有的在检查各种手续，有的帮助运送行李。父亲在陪护的搀扶下借助助行器械，蹒跚地、缓慢地走向大门。儿时眼中父亲那挺拔的身躯，能负大山的双肩已荡然无存。老话说：“父母在，家就在。”望着父母远去的背影，心里一阵阵酸楚。

　　我家五口人，父母亲和三个儿子。图中，母亲怀抱着的是我。在儿时模糊的记忆中，父亲转业后，忙于营业部的事务：各种商品进货，库存和销售。印象中货物运达后，父亲都要亲自率领员工们卸货，重达两百斤的盐袋都是自己扛的。有时，母亲太忙，只能由父亲给我们做饭，父亲把和好的面用手一搓，便做成了一个一个形状像“猫耳朵”的面片，加上调料之后美味无比。可能父亲也不知道这种美食的名称，就告诉我们叫“猫耳朵”。此后，心里便盼望着父亲能经常做这种美食，但父亲越来越忙，“猫耳朵”的味道便逐渐从我的味蕾细胞中消失了。有时，父亲的武装部战友郭剑平叔叔会开车（吉普或轿车）来接我们去县城里玩，上车后那种期盼和激动的心情立刻就没有了，伴随的是翻江倒海的呕吐和天旋地转的眩晕。父母很注重培养和支持我们的各种兴趣爱好：大哥要学习绘画，父母直接买了一箱宣纸和各种画笔。大哥后来成了画家。我对数学感兴趣，父母便订了一年的《高等数学》杂志，一共四十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是我们家差不多一年的收入。收到杂志到后，一看傻眼了。由于太深奥，又没有人指导，完全看不懂。钱是浪费了，负疚至今。美好的童年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和充满幻想中逐渐过去了。

　　1979年，我参加高考，这年是出成绩前填报自愿。我本想报地质学，幻想着背着背包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就在此时，父亲因上腹部及胸前区疼痛住进了县人民医院，诊断是“心绞痛”，父亲疼痛难忍，在注射了止痛药的情况下，还想撞墙。这种情况下，姨父张东、小孃刘芹、老师胡丽珠对我说：“你父亲病成这样，你干脆报医学专业，家里有个医生总是好的”。面对父亲的病痛，亲戚和老师的建议，我填报了医学专业。

　　1983年我大学毕业后分到了普格县人民医院工作。好像是老天爷在作怪，父亲的病又一次发作了。这次的发病似乎比上一次更加严重，除了上腹部及胸前区疼痛以外，还伴有皮肤发黄。县医院的老医生们束手无策了，有的认为是“心绞痛”，有的认为是“肝炎”，甚至有的认为是“肝癌”，建议转院治疗。于是转到了西昌邛海边的某陆军医院，在该院治疗月余，黄疸逐渐消退，身体变得虚弱不堪。最后诊断是“黄疸性肝炎”。出院后回到家里，时不时会有疼痛发作，全家人都十分担心。恰在此时，县人民医院购进一台B超，经检查后诊断为“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至此，父亲的病才算真相大白。经多方打听，得知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最好。于是，通过各种关系住进了这家医院并做了手术。术后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全家人悬着的心才算踏实。

　　1984年父亲离休，落叶归根回到老家河北省邢台市。在邢台这5年里，父亲身体无恙。我也在积极准备研究生考试。
　　1989年8月，我考入了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后怀揣梦想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

　　1995年二哥调入深圳。一同搬来的有嫂子魏丽佳、侄女梁艾曦、还有父母。我们和父母亲可以经常见面了。周末或节假日，我们喜欢去周边（青青世界、海上田园、蛇口老街、上海轻工总汇）游玩、购物。二哥和我常常组织家庭饭局（或在家里自己做，或在餐馆里吃）。一家人其乐融融。

2006年的一天清晨，二哥发现父亲说话时，嘴是歪的。送至南山医院后，诊断为“脑梗塞”。虽经及时和积极治疗，还是留下了喝水呛咳，左下肢乏力的后遗症。这一年父亲已经81岁了。

　　约2007年前后，我家搬至阳光带。为了看病方便，父母亲便住进了地处医院的房子。房子没有电梯，父亲尚能够上下四楼。期间，请过保姆，也请过钟点工。在这十余年里，前五年父母身体尚好，后五年有明显衰退迹象。

　　2017年医院拆迁后，也是为了便于照顾老人，我们在城市山林小区（二哥住这里）租了一套三室一厅两卫的电梯房，父母单独居住。本想请个保姆，照顾父母的起居饮食，但父母坚决不肯，认为生活尚能完全自理。此后，每逢节假日，二哥总要带父母去周边泡温泉和度假，并组织全家聚餐。

　　2017年11月南山区人才公园开园，我和二哥得空时总是轮流带父母去人才公园散步。此时，父亲尚能够围绕公园的内湖走半圈。
　　

　　2018年父亲的体力在下降，仅能围绕公园的内湖走三分之一圈了。

　　父亲老了，岁月不能倒流，唯有尽量多的陪伴父母。我做出一个决定：每个周六必须推掉所有的学术会议和应酬来陪伴父母。有时实在推不掉，必须在周日补上。

　　2019年父亲左上睑长出一肿物，越长越大并影响视线。手术切除后术病理报告提示：“鳞癌”。这是一种高度恶性的肿瘤。如果不处理，可能会远处转移，也可能局部复发。局部复发会严重影响外观，这对父亲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有军人的尊严）。与二哥商量后，决定再次手术。彻底切除病变组织，整个上眼睑就没有了，必须重建一个眼睑。手术难度可想而知。父亲已经93岁高龄，手术台上随时可能出现意外。于是，我请来中山二院的张金明教授主持手术重建了左上睑。但父亲一直说左眼不舒服，感觉有东西卡在里面。我分析是线结刺激。两月余后的一个周末，我冒着伤口裂开的风险，翻开了左上睑，拆除了缝线。此后父亲未再有左眼不适。

　　此后，父亲沿人才公园内湖走四分之一圈都已经很困难了。

9月的一天，二哥突然来电，说父亲呼吸很急，让我赶紧去看看。当我赶到后，发现父亲呼吸急促、嘴唇微绀、端坐呼吸、不能平躺、双下肢浮肿。迅速入住呼吸科，经急诊CT检查发现“左侧支气管占位性病变”。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肿瘤，另一种可能是异物。怎么办？必须迅速做出决定。经全院多学科会诊后，决定行支气管镜探查，如果是异物就取出，如果是肿瘤就只能听天由命了。父亲已经出现心衰，任何手术风险极大。在是否麻醉的问题上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全麻极大可能性就不能苏醒过来，最后决定不给麻醉，在清醒状态下进行。我陪父亲进入了手术室，双手托着父亲的下颌，不停的安慰他。支气管镜经父亲的口腔缓缓下行，刺激引起父亲强烈的咳嗽，不能呼吸。支气管镜走完一个行程，拔了出来，父亲缓过一口气，像婴儿般大哭起来。我双手抚着父亲的脸，不停的安慰他：“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父亲才逐渐平静下来，呼吸明显改善。手术结束后，立即进行了胸部CT复查。之前“左支气管占位性病变”消失了。
　　虽然危机渡过去了，但我们却更加担心父亲的身体状况了。如何安排父母的晚年生活成了一大难题。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和父母一起生活，尽床前之孝。但现实的住房条件和高速运转的工作生活节奏不允许。养老产业是近年来国家倡导并大力扶持的新型产业。概念和以往有所不同，具备住、医疗、护理、康复等多位一体，功能齐全。入住养老中心，既可使父母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又可以使子女们在繁重的家庭负担中解脱出来。我们认为这是最佳的选择。二哥和我开始轮番给父母灌输这种思想。父母始终很犹豫，时而同意时而不同意。在二哥的精心安排下，于2019年9月17日到南山医院进行了一次生活能力鉴定。父亲已经达到入住养老中心的条件，但最终父母亲还是没有同意。既然不同意入住养老中心，我们转而求其次请个保姆，父母仍然不同意。

　　一年内经历了三次手术打击，父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父亲已经不能完成公园内湖四分之一距离的行走了。有一次，我们尝试着从深圳湾体育中心二楼的平台，通过连廊走到人才公园。原计划是能走多远算多远，体力不支时再折回。刚到公园门口时，突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急忙扶着父亲折回，但为时已晚。我们只好在连廊上避雨。我脱下衣服，披在父亲身上。等雨稍小，我扶着父亲缓慢的回到了体育馆地下车库。上车后快速回家，干毛巾擦拭后换上了干衣服。后来二哥知道了此事，很严肃的批评了我，所幸没有感冒。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彻底放弃了人才公园。每个周六，我们改在了大沙河生态长廊，这里有一个书吧。我们走一段路，然后回到书吧里，看书、喝咖啡。

　　2020年1月，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很多公共场所关闭。我们又把散步场所改在了深圳湾体育中心二楼，这里的好处是全开放式的户外场地，我们不惧疫情；顶上又可以挡雨，我们可以风雨无阻。

由于老年人是新冠肺炎的高危人群，全家人都很担心。二哥反复叮嘱父母，出门戴口罩，去公共场所（如：电梯间、超市）时不要随意触摸，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勤洗手，在家做运动。同时，反复给父母灌输要请保姆。
　　2021年，父亲96岁了。3月父母亲终于同意了请保姆。在二哥的操持下，请了四川籍保姆小刘。她负责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父母的家务终于有人操持了。周末，我们同样是户外散步，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小刘。

　　4月6日晨，小刘打来了一个电话“叔叔昨晚迷糊了，上厕所时把衣服都弄湿了。”我感觉到事情不妙，立即赶往父母住处。父亲躺在床上，尚能说话，尚能认出是我。他说要小便，我扶他去卫生间，但他找不到马桶的位置了。测量血压为190/130。二哥正出差在外地，我赶紧电话与他商量，决定立即住院。我和小刘一起把父亲送到了医院，医生开出了一系列检查。下午4点，脑CT提示“左侧顶枕叶脑出血”，心内科医生建议立即转往脑外科。脑外科主任看了片子，认为出血量不大，建议保守治疗。父亲被送进了脑外科ICU，晚上9点左右，复查脑CT，出血范围没有继续扩大，所以治疗方案是继续保守治疗。这时的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难道我快失去父亲了吗?再次给二哥打了电话“结束出差，赶回来吧，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他了。”

此后的几天，我每天上下午各进去看一次，帮助翻身、拍背、吸痰、擦身。父亲的意识有所恢复，右侧肢体也有了微弱的活动。 12日，转入脑外科普通病房。护理压力巨大，先前的男护工顶不住了，要求换人，后来换了一名贵州籍女护工小周。
人是活着，但不能活动、不能说话、不能认人、不能吃饭和吞咽、不能大小便。怎么办啊？慢慢来，一切从零开始：
“爸爸，我是谁？”、“爸爸，他是谁？”刚开始，爸爸对这样的呼唤只有反应，第二天知道开始点头了。第三天，就能够说出“梁智”、“梁宏”。
“抬脚”、“抬手”，他慢慢地知道根据指令配合运动了。我们请来了康复科医生，增加了四肢电刺激及局部被动活动项目的理疗。几天后尝试着扶着他坐了起来。
　　“想喝水吗？”、“想吃饭吗？”爸爸点点头，开始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尝试着给他喝水，他立即呛咳起来。这时，爸爸还是靠鼻饲在维持各种营养的需要。一定要恢复他的吞咽功能，我们又请来了康复科的吞咽训练师，买来了吞咽训练器和塑化剂。每天进行着吞咽训练。

7天没有大便了，我和小周给他用了两支“开塞露”。便后更换康护垫，打来热水，进行擦洗。
　　又过来几天，父亲四肢的力量逐渐恢复，在我的搀扶下，可以下床活动了。从此，我们可以推着轮椅去户外活动了。每当遇到墙上的标示和广告牌时，我总要要求他大声念出声来。“医护通道”、“扫黑除恶”、“保护自然”。渐渐的，越来越连贯、越来越清晰。我自创了一套轮椅上的康复操：双手同时上举20次，拍手20次，用力握拳20次，吹口哨20次，伸展舌头20次，舌头在口腔内旋转20次，轮流抬腿20次。每天上午一组，下午一组。做完操后，便扶着父亲离开轮椅行走。以上项目每天坚持。一天晚上，父亲开始反抗了。“尿来了，咋个办嘛？”“帮我把手和脚解开，你把我捆起来是犯法的，你会坐牢的。”吓得护工小周立即照办（为了防治坠床，当时四肢绑了约束带）。爸爸的语言开始多了起来，他夸小周是“上海的鸭子，呱呱叫”。随着父亲的进一步康复，二哥买来了助行器，我反复教父亲如何使用，慢慢的他学会了使用。每天操后的搀扶行走变成了父亲自己行走。我和小周在旁稍作预防性保护。吞咽训练也有进步。开始可以进食蛋羹和果汁了。五一节夜晚，父亲再次造反，自己拔出了鼻饲管，值班护士责怪了护工小周，为了不让小周受罚，父亲同意再次插上。可能因为实在难受，父亲再次拔出了鼻饲管。第二天早上，护士实在没有办法，请来了医生。医生告诉小周买一碗小米粥试一下，结果老爸一口气把粥消灭了，没有出现呛咳的情况，从此告别了鼻饲管，增加了送餐的项目。二哥负责送餐，挖空心思想着各种办法，既不能太硬又不能太稀。

　　5月13日转入了康复科。康复项目很多，有运动类、针灸类、电刺激等等。

　　每天早上7时由我送早餐，一式两份，父亲一份，小周一份；8点准时送往4楼进行各种康复训练；12点左右，二哥送来午餐；餐后午休；下午3点左右，我送上一杯果汁，然后进行轮椅操，借助助行器行走；晚上6时左右，二哥送来晚餐。每个周末，我和小周帮助排大便一次，然后是洗澡，每次结束后，躺到床上，父亲总会说“舒服”。每两周我会给父亲理一次头发，刮一次胡须。

　　这期间父亲性格变得开朗幽默，特别替别人着想，很愿意与人交流。科里的护士很愿意去逗他玩，摸摸他的光头，觉得他很可爱。每次送去果汁，父亲总是递给护士或者小周，让他们先喝。一次做完电刺激，医生拔出针头，父亲说：“再找找，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逗得医生都笑了。

　　5月17日，父亲原工作单位的领导井古体聪局长和办公室主任前来看望父亲，送来了一年前由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给父亲的一枚共和国勋章，父亲重新穿上了他的旧军装，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

转眼，又过了一个月，该出院了。我们开始收拾行李，我在医院准备康护垫、纸尿布、纸巾、湿纸巾、保鲜袋（假性导尿用），这些都是必备物品，二哥则准备好父母的其他用品。
　　6月16日，二哥和我送父母亲和小周住进了南山社会福利院。

　　入住养老中心已经三天了，从视频通话和传来的照片可以看出，父母已经适应了。父母是幸福的，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是幸福的，愿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能够长命百岁。

2021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