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

故剑情深

                       我的军旅历程

               口述:刘照明 执笔:刘亚军

                一 参军入伍，军旅人生

     1930年我出生于山西保德县桑林村，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村，世代以种地为生。晋西北东起同蒲路北段，西至黄河，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鬼子占领山西，我县邻近的五寨就有日军长期驻守，并不时来保德进行扫荡，我儿时曾亲眼目睹了日本兵扛着枪从村对面的山梁走过，明晃晃的剌刀格外刺眼。1937年秋贺龙率八路军120师进入晋西北创建了抗日根据地，1940年保德解放，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保德县政权。父母育有6个子女，虽然家里生活困苦，但因为我是老大，所以父母不惜举家之力，供我上学，几年学堂下来，使我略通文识字，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那一年我15岁，人们以为天下太平我们能过上小日子了。可是，次年6月国民党却发动内战，是年冬天，保德县政府号召青年报名参军，我虽然年少，但我知道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所以刚满16岁的我就响应号召报名参军了。

    1947年春节刚过，一位姓农的解放军指导员（八路军对内巳改称解放军），带领我们十几个参军青年到县城统一集中。从此，我踏上了难忘的军旅历程。

    农指导员牵着一头毛驴，我们十几个没穿军装的新兵跟在后面，途经河曲、神池，翻山越岭不知走了多少天，来到五寨县前尚村。前尚村驻扎的是第一野战军后方医院，医院下设三个所，我们十几个新兵，大多分配在一所，任务是看护伤病员，除此之外就是做一些医院勤杂工作，如洗洗纱布、绷带之类的。

    来到医院不久，部队给我们发了一套新军装，并按量给我们供给了棉花和布，要求我们自己动手缝制棉服，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摸过缝衣针，也不懂裁剪，于是我们只好求助找村里的大娘大嫂，请他们量体裁衣帮我们缝制。老区民风醇朴，军民关系非常好，没过两三天大娘大嫂就给我们赶制岀一套新棉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这么暖和的新棉服。

    虽然后方医院离炮火较远，但为伤病员工作，我却感到是在为自己的亲弟兄工作，内心有一种光荣感和使命感。伤病员的吃喝拉撒都由我们护理，这些伤病员是从陕北战场和晋西北战场上转运到我们后方医院的，他们有战斗英雄，有历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也有同我们一样年轻的挂彩新兵，但他们都是捍卫革命果实的有功之臣，所以我们不能懈怠，白天黑夜我们都事无巨细地照料他们的生活，以求尽量减轻他们的伤痛，早日治愈好他们的创伤。

     战争年代物资极为匮乏，医院不但缺药缺器材，就连纱布和绷带都奇缺，伤病员换药拆下来的纱布和绷带我们一块都不能扔，要重复利用，洗后消毒以备再用。洗纱布和绷带不是重体力活也不是技术活，可五寨县地处忻州西部，属寒带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在零下20多度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要把纱布和绷带洗干净非常困难，我们天天都要把拆下来的纱布和绷带拿到河边去洗涤，每次都要把手浸泡在冰冷的河水里反复搓洗，双手经常被冻得发僵，失去知觉。

    冬去春来，转眼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经过一年新兵煅炼，我已由一个地方青年转变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此间，中央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精神，于1948年11月1日通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式称谓。

   1948年秋天，医院接到命令，我们立即收拾好医用物资和行装，背上背包向南开拨。傍晚途经苛岚到达兴县派家川口村庄时，上级命令我们渡过黄河去陕北，可即将登船时，忽又接命令，叫我们不去陕北改道向南。徒步向南行进几日后，我们到了临县三交镇，在三交镇我们开设了前方医院，接收从前线送下来的伤病员。收治才半个月，因战略需要，上级命令医院带上伤员向方山县转移。转移中，我和另一名战士负责看护由100副担架组成的伤员担架队，院首长要求我们确保担架队安全抵达方山。担架队由农民组成，他们负责抬运伤员，我和另一位战士负责跑前跑后护理伤员，遇天黑赶路，我就提着小马灯在前面开路。那时候我们过惯了穷人的苦日子，不觉什么是苦，反觉得自己的岗位与在前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同志相比，我们后方战士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

    到达方山后，医院在此驻扎了一段时间，又经离石、香宁、石楼、开拨到晋南降县待命，准备接收攻打太原的伤病员。1948年10月5日太原战役打响，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在攻城战斗中打得异常惨烈，部队伤亡很大，我们医院接收了很多转送下来的重伤员，看到一个个浑身是血，缺胳膊少腿的伤员，我更加感到医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不分白日黑夜，一心一意将全身心都扑在了护理工作上。

     至1949年4月24日打下太原后，我们医院一直在降县驻扎，负责医治攻打太原的伤员，这些伤员经过我们精心治疗，大多数都重返部队，投身解放全国的新战场。

二 夜渡黄河，进军西南

    1949年，随着三大战伇全面胜利，毛主席发出训令：“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于是，我们医院接受新任务，从降县徒步行军到风凌渡。

到达风凌渡后，经过短暂休整，在一天夜晚，我们从风凌渡登船，渡过黄河进入陕西潼关。在潼关我们并没有停留，当夜我们便乘火车向宝鸡开拨。 开往宝鸡的火车是敞篷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看见这个庞然大物在铁轨上行驶，心里别提多兴奋。一个叫李彦的战士和我负责押运医院被装，他和我一样，也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坐火车，他脸上堆满稚气，高兴地对我说:“这可比坐皇帝娘娘的轿子还阔气。”

夜晚敞篷车上冷风呼呼直吹，好在我俩押运的是被装，于是我俩钻进被服包中，像坐软卧一样，身上不感觉特别寒冷。白天火车经过西安向西行进时，我俩趴在车顶上眺望八百里秦川，大美的风光使我这个来自小山沟人大开眼界。火车到宝鸡后，我们下了车， 自此一别，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彦的消息。 

    在宝鸡，部队召开了一次进军西南动员大会，首长给我们作了政治动员报告，随后我们第一野战军后方医院奉命同18兵团转隶第二野战军序列，由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开始翻秦岭向成都进军。 山高路陡，沟深林密的蜀道很难走，翻越秦岭时，我们沿着崎岖山路，一个一个紧跟向上攀，队伍中不时有人喊：“跟紧！快快快！别掉队！”经过一路跋涉，我们翻过了秦岭的崇山峻岭。

   过了秦岭，我们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里进行短暂休整，其间有一事让我终身难忘：那天夜晚走到小村庄时我们已人马困顿，炊事班忙前忙后给我们做好了饭菜，由于长途行军我们不慎丢失了盛饭的木桶，黑灯瞎火我们又不好意思去打扰老百姓，于是就在老百姓院子里找到一个木桶，摸黑用水清洗后，到炊事班打来一桶米饭。由于饥饿难耐，那一顿晚饭我们狼呑虎咽吃得很香，但呑咽中总觉有一股怪味，第二天早上我们给老百姓还桶时，老百姓很惊呀地告诉我们，那是他们家的粪桶，此事成了一个笑话。

      翻过秦岭后，18兵团一直追着胡宗南的部队打，我们医院紧跟其后，经略阳、勉县、汉中向川北挺进到了江油、绵阳。此时，刘邓率二野大军已从川东攻入四川，国民党残余部队人心涣散，成都周边的国民党军纷纷宣布起义，至此，成都和平解放。我们部队从绵阳转到成都，唱着嘹亮的军歌，列队从北门入城，成都市民夹道欢迎。  

    入城后，我们医院驻扎簸箕街，这时的成都街道上到处是兵，除了解放军，还有穿国民党军服的起义部队。由于成都是和平解放，所以我们接收的伤员不多，在簸箕街驻扎的时间也不长，我们医院就举迁到了成都郊外。

医院在成都郊外驻扎也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医院又奉命去重庆，到达重庆后又乘船沿江而下到了唐家沱。在唐家沱我们接收了一个国民党军队医院，包括原有国军伤员和医护人员都全部接收。接收的伤员当中，除了战伤的，还有不少精神病人，他们每天哭哭闹闹，这些人的神经崩溃了，可见战争之残酷。

在唐家沱期间我被任命为护士长，负责行政管理。与此同时医院还任命了一名女护士长，负责技术管理，这位女护士长是一位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女同志，得道不分先后，可见共产党人的薄大胸怀。后来我们医院一分为三，所属三个所，一所去了北京，组建了现在的308医院，二所去了西藏，组建了现在的西藏军区总医院，三所继续留在重庆为第二野战军服务。

     一天，我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让我到重庆第7军医大举办的野战外伤速成班报到(为抗美援朝前线培训外科医生)。于是，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辞别医院，来到重庆第7军医大学野战外伤速成班。那时部队选拔输送人才是根据自身文化条件和工作表现确定的，不需要拉关系走后门。当时第7军医大处于创建时期，办学条件差，我们的生活用水要到一个泥池塘里面去挑。虽然条件艰苦，但教学非常严格，我们学习也非常刻苦，大家都想学好本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经过一年学习，毕业时，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已趋于缓和，战况没早先激烈，上级便没有把我们调去朝鲜，而是把我们这批学员转入第7军医大预科班继续学习，于是我开始了长达8年的军医大学生活。

(后排右一为刘照明)

              三 雪域高原，平叛剿匪

   春去秋来，八年寒窗苦读，1958年5月，我从第7军医大学毕业，分配到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158团，到成都报到后我被编组到西藏军区文工团，跟他们随团进藏。我们乘坐卡车经邛崃到雅安，翻过二郎山后，又经泸定、康定，再经理塘、巴塘、芒康，最后到达了左贡。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个兵站，文工团都要对兵站进行慰问演出，我这个编外人也不闲着，忙前忙后帮他们搬道具，有时也为文工团和兵站战友治疗小伤小病。 到了左贡，我告别文工团去了昌都警备区辖下的158团报到，我记得那时昌都警备区有一位副司令员，是老红军，叫杨永恩。我到158团卫生队时，部队住的是寺庙或临时帐篷，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此时，西藏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在的158团像星星点灯一样散落在类乌齐、丁青、邦达、扎木等地，点多分散，担负着各地的内卫任务，有的连队与团卫生队相隔几百公里。昌都平叛剿匪战役从1959年春打到1960年初，期间在54军130师进剿下，康藏地区平叛战役基本结束，一月我所在的158团奉命由昌都警备区转隶新成立不久的塔工军分区。

     树欲静而风不止，158团转隶塔工军分区接防林芝不久，由于黑河地区（今那曲）匪患严重，西藏军区将其划为二号地区，决心予以清除这股受美国中情局暗中武装的匪特，史称二号战役。

     1960年4月中旬，塔工军分区158团副团长王双林率领三个连队，其中我们团卫生队也抽调人员组成战地救护队随车向黑河集结，到达黑河第三天，我团三个连队根据前指命令，兵分两路开向作战地域，我们救护队随王双林副团长带上的两个连队行动，赶到藏北聂荣县巴拉山口，开始构筑阵地，予阻击围歼南窜之敌。记得战斗是在一天夜晚打响的，虽然我们歼灭了一批叛匪，但杀敌三千自损一百，我方也有十几名指战员牺牲。有些负重伤的战友抬下来后虽经我们抢救还是牺牲了，其中有几名烈士遗体是我亲自掩埋的，在荒无人烟的藏北高原，没有棺木，只能把烈士的遗体用白布包裹，挖下一个土坑临时安埋，没有墓碑，没有花圈，后来随着二号战役全部结束，西藏局势稳定，当地党政军才把在二号地区作战牺牲的烈士骨骸统一迁移到黑河烈士陵园集体安葬。

二号地区剿匪印象最深刻的是后勤，战士们吃完有限的糌粑后，陆路无法补给，空军只得派运输机给我们空投物资。出发时我们带的13匹骡马用来驮救护物资，由于唐古拉山的高原腹地找不到足够的饲料，不毛之地使马瘦如柴，最后13匹骡马全部被活活饿死累死了。

      四 翻跃雪山，转战墨脱

林芝，地处尼洋河谷，雅鲁藏布江畔。藏布江。森林茂密，气候温暖，被誉为西藏的江南。可是作为军人，必定不能沉醉于好山好水中，新的使命在前方召唤。 

     二号地区作战任务完成以后，我部从二号地区返回，归建158团，回到了塔工军分区所在地林芝(驻德木寺庙)。六二年五月，塔工军分区奉命进军墨脱。墨脱，雪域孤岛，地处亚热带雨林气候，是一个比林芝更美丽的地方。由于地处中印边境，印度企图趁我解放军还未进驻，强行占领。在这种背景下，我部奉命向墨脱进发。

1962年6月8日，塔工军分区158团卫生队主任邱喜华带领我们14名医护人员，翻过多雄拉山，当晚我们团卫生队同团指挥所住山腰一处雪地里，尽管是夏夜，但在高寒的多雄拉南坡的残雪地里大家还是冻得不能入睡，无柴无火，大家只得背靠背抱团取暖坐了一整夜。

158团进军墨脱序列由步兵1、2、3连组成，4、5、6连和炮连及骑兵连因防务需要，留在了林芝米润、米林一线。去墨脱的路本无路可走，因此进军墨脱必须边开路边行军。当我们进至多雄拉山南坡时，前方骡马道未修好，2连一直马不停蹄地在前面修路架桥，几天后骡马可以通行了，我们团卫生队这才先行前移，后面是卫生员姜定华赶着的6匹骡马，驮着医疗器械和药品。拉格是进入墨脱的第一站，这里是无人区，只有地名，没有人烟，我们在此露营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们匆匆吃完早饭，打上绑腿离开拉格往汗密走。去汗密的路更难走，我和邱喜华主任到达汗密时天巳经黑了，好在打前哨的班长游学坤、涂在泉他们巳经为我们在团指附近搭好了4顶帐篷，于是我们有了宿营地。因为老虎嘴等处的骡马栈道特别危险，姜定华牵着骡马走得慢，平时徒步一天的路程，姜定华牵着骡马走了三天才到汗密。见姜定华牵着骡马到了，大家七手八脚卸下物资，搭起了一个更大的雪白帐篷，用作手术治疗室，从此团卫生队开了一个帐篷医院，负责官兵和墨脱地方人员的医疗保障。帐篷医院除值班医生和卫生员外，其余人员都要参加修路或翻过多雄拉山去派区执行背粮任务。

7月中旬，115医院向158团派来配属外科医生王德馨、内科医生李杰，加强了团卫生队医护力量。同时因为中印关系特别紧张，为了抢时间，上级决定加快骡马道修筑进度，从工兵136团调来一个建制连，由其8连担负修路主力。

9月中旬，为缩短与工兵8连开筑后的距离，团指同卫生队从汗密前移，搬到距洛邦寺约3华里的确卓。但为方便拉格物资往前转运，团后勤处仍住汗密物资中转站。到10月上旬，中印关系剑拔弩张时，为防备印军抢占墨脱要点，上级限令我团必须先敌一步完成占领墨脱要塞任务。据此团卫生队主任邱喜华开了一个队务会，会上决定将团卫生队一分为二，设两个救护组，一为前方救护组，二为留守救护组。其中留守确卓的救护组由游学坤、涂在泉、内科医生李杰、程继明（炊事班给养炊员）等组成。我和邱喜华主任、奚志超、王战友、杨战友、姜定华等14人组成前方救护组，随主力部队到马尼翁集结。

分兵后，我们这支14人救护组火速推进到阿尼桥2连住地，次日汇同2连、3连和工兵8连及配属炮连一部按时抵达马尼翁。自1965年10月20日至28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战役结束后，为作好第二阶段反击准备，鲁之东团长在11月的一天，也就是我们抵达马尼翁的第三天，在马尼翁召开了一个军人大会，进行战前动员，会上他从中印关系历史讲到“麦克马洪线”的由来，揭露了印度的扩张野心，号召我们不惜流血牺牲，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不惧虎狼，杀敌在前！

五 自卫反击，炮火硝烟

   大战在即，11月15日下午1时我们团救护组随部队从马尼翁出发，次日凌晨5时到达巴洋村和地东村，团指同救护队及1连住山上，白天大家隐蔽休息睡觉，夜幕来临时我们从地东出发，大家深一脚浅一脚杵着拐棍，一个紧跟一个，不知趟过了多少条小河和溪流，走过了多少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坎道，一会儿上山岗，一会儿下陡坡。

16日天快亮时，我们进入到一片森林隐蔽，休息时不准说话，不准有烟火，饿了大家啃一口干粮喝一口生水，隐蔽到晚上，部队才趁夜走出森林，穿过距更邦拉最近的希让村。从希让村到更邦拉山脚是荆棘小道，中间有一条希让河，我们趟过河后下到沟底，就来到了雅鲁藏布江边的一个乱石滩。在这里我们收治了炮连掉队的几个战士，他们扛的炮身和炮弹重，黑夜行军把脚扭伤了，简单施治后，他们与我们一起前行。

17日天还没有亮时，我们到达卢工河北岸，隐蔽于芦围中，吃着自带的干粮，就地一卧睡觉。到了下午4时，邱喜华主任把大家叫起来准备过卢工河。5时我们卫生队同2连和团指依次过河后，部队按行军序列向更邦拉山方向推进，攀爬进入到山脚下一片原始大森林时，天已经黑了。部队在大森林里隐蔽到18日黄昏时分，更邦拉山上隐约响起“乒乓、呯呯”的声音，像是枪声但又无法确定，因无法判明情况，加之2连方向从森林中突然传来几声不明巨响，为防敌军侧面偷袭，作战参谋李春谨慎地组织部队暂时撤到卢工河北岸。

18日晚上8时，趁天快黑时，前指带领部队三过卢工河，进入森林沿着山体向更邦拉方向攀爬，到深夜1时因森林中到处都是悬崖陡峭山路，找不见路无法行走，团指决定部队就地休息，天明前进。19日凌晨4时，电台恢复了与了主攻1连联系，得知1连巳于昨日黄昏占领更邦拉印占据点，团指于早晨7时，率领2连和团救护队向更邦拉前进。当我们沿战壕进入更邦拉印占据点时，山上突然接二连三传来爆炸声，随后我们看到1连几个弟兄，背着几个伤员往据点跑，其中背到据点时已有3位战友当场牺牲了。我们立即利用印军据点里的一个巴蕉棚住所，对背下来的负伤战友施行急救，先对伤员进行抗休克、包扎、骨折固定后，随后对伤员进行外科手术，大家忙活一天一夜，到20日凌晨3时才结束手术，术后大家疲惫不堪，倒在地上就呼呼睡着了。

20日晨8时许，邱主任醒来，看见大家穿着手术衣同白布裹着的6位烈士睡在一起，他认不出哪位是烈士哪个是活人，于是他挨个大声呼唤名字，叫醒了大家。因部队要按作战计划进攻印军更仁据点，邱主任叫大家整装后于上午9时准时向更仁开跋。但留在更邦拉的伤员需要照料，于是邱主任安排医生奚志超、卫生员邬恒全、周太松和炊事员敬忠远，配合3连1个班就地留下照看和警卫伤员，我们余下的团救护队人员则由炮连1个班负责护送到更仁。

20日上午11时，2连占领更仁印军据点后，派兵向5华里外的更仁村追击，当我们到达印占区更仁兵印军据点后，派兵向5华里外的更仁村追击，当我们到达印占区更仁兵营时，兵营内巳是人去楼空，原来印军不战而逃了。占领更仁据点后，我们将就兵营内有一个印军医疗所，就地开设了救护所。为安全起见，我和姜定华、团指何清、还有炮班几位战士，逐一对印军营房进行搜索，俘虏印军病号1人，同时在营房内还搜出20余名中青年妇女，我们没有把妇女当俘虏看，几天后这些妇女就自行离开了。  

  几天后，团救护所接到团指命令，抽人到古里接收印军野战医院的医疗器械及药品，我和邱喜华主任、姜定华等，还有炮班6位战士，共10余人冒雨离开更仁经博浪桥向古里急行军，只见沿途路段层层设有暗堡和铁丝网，但印军早已溃散，此时2连正在往哥布方向追击，1连正在山上搜剿打散的印军。我们到达博浪铁索桥时，桥巳被印军炸毁，于是我们囚渡博浪河，于当天下午到了古里村，此时古里村空空如野，我们三人一组开始警戒搜索，在教堂里发现了零星医疗器材、绷带纱布和药品，药品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有奎宁，阿斯匹林等。  当晚我们放出警戒哨后就睡在教堂内，21日因1连有一位战士在更仁据点食物中毒，我和姜定华奉令急返更仁据点，于是炮班班长派岀两名战士护送我俩，回到更仁据点我立即给中毒战士施以治疗，使他很快转危为安。 

     11月22日上级改变墨脱方向部队和米林方向部队相机汇合并占领都登作战计划，部队停止追击，于是我们救护队和前方部队陆续返回更仁据点进行战场警戒。此间趁部队休整，为树立仁义之师形象，我和姜定华走村串户为群众治病外，部队还下田帮助少数民族同胞收割稻谷，扩大了政治影响。

  1962年11月22日，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第二阶段决定性胜利时，我方对外宣布主动停火，为体现和平诚意，避免两军接触重燃战火，我方还决定从12月1日起回撤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控线内侧20公里地区。停火后，我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按递次组织后撤，团救护队随1连抬着烈士遗体和伤员到希让时，就地把烈士遗体安埋后，1连继续抬着伤员往地东撤。2连、3连、工兵8连则负责把缴获的物资往地东背运。

12月10日下午，部队撤退到“麦线”以北我方实际控制区地东境内时，受到沿途村庄群众热烈欢迎，地东村搭了一个凯旋彩虹门，当地群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穿着节日盛装，手捧黄酒，肩挎蛋篮，将一碗碗黄酒和一枚枚鸡蛋用双手塞到我们手中，县领导和当地干部分别同前线下来的指战员一一握手，他们用载歌载舞的形式迎接我们胜利凯旋。

(刘照明医师正在为印俘上药)

(刘照明作为中方红十字代表送别印俘。)

              六 班师凯旋，送别战俘

    班师回营，我们团救护队带着伤员，以及印度伤俘到马尼翁休整，几天后我们又带着战俘回到团卫生队在确卓的留守处，这里有一个洛邦寺，是运输队的住地，我们把伤俘和病俘集中到这里交给运输队战士看守。我和奚志超、王德馨、姜定华每天轮流去给伤俘医治伤口，使他们的伤病逐渐愈合了。    1963年2月团卫生队搬迁到阿尼桥2连住地，战俘遂交2连负责看管。

     1963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对外宣布：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和国际惯例，决定全部释放印军战俘，经中印红十字会协商，双方同意对印军战俘进行移交。但鉴于墨脱大雪封山，交通不便，上级指令我部首长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在恰当时间组织战俘移交。墨脱“县营委”决定由政委喻盛文代任中国墨脱红十字会会长，并组成了一个着便装配戴红十字会袖套的7人移交小组，因我是随队军医，所以我着的是上尉军衔的军装，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墨脱印军战俘移交过程。墨脱战俘营设在阿尼桥，到了4月底准备移交印军战俘时，我们团卫生所医护人员及2连全体看守官兵在阿尼桥战俘营里，同印军战俘开了一个联谊欢送会，战俘们学唱着中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我们给他们理发洗澡，组织球赛，还教他们学包中国水饺。次日我们护送印军战俘经马尼翁、地东，到了希让村。  5月2日，我们在希让村附近的雅鲁藏布江与卢工河交界处的一个三角地带，选择了一个地形平坦，视野开阔的地方作为移交战俘场地，为方便移交，我们在此搭建了一个白色大帐篷，搬来办公桌椅，准备了一些糖果香烟等，以作移交仪式上的礼节之用。5月3日上午10时，通报的约定时间到了，我们看见更邦拉山脚下的卢工河对岸出现了几个举白旗的人，他们不断挥动着白旗，向我方叽叽哇哇地喊着什么，但因卢工河陡涨，独木桥被冲走了，他们无法过河，就返回了。移交不成，我方层层上报军区、总参，最后在我方外交部的敦促下，印方通过渠道向我方转来他们将于次日派直升飞机来我方接收战俘的消息，他们要求我方临时平整一个供小型直升飞机起降的飞机场，于是喻政委指挥大家平整出了一个可供直升飞机临时起降的小型机场。

    1963年5月4日上午10时许，一架小型直升飞机像蚊子式的响着“嗡嗡”声，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由南向北飞过雅鲁藏布江，降落到北岸的我方移交场，机上下来3人。喻会长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同印方红十字会代表辛格握手后，翻译布鲁马特和驾驶员也握了手。简短的礼节性欢迎后，双方红十字会代表在帐篷内，发表了一个以红十字会宪章和两国以友谊为重的主题讲话，然后我方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及相关病历挡案，伤俘巴鲁离别时，他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见他泪水止不住往下流，我不禁心中感叹：是呀！中印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有千古传承的佳话，可是印度当局却不顾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不尊重边境传统习惯线，却横蛮无理想继承英帝殖民主义的扩张衣钵，挑起战端，得了一个自讨苦吃。难分难舍时，巴鲁登机时突然向我挥手并大声喊道：“巴依，巴依赫赫！”（中印万岁，万万岁！）看到印军战俘如此感怀，我也很激动，于是我们也向巴鲁挥手再见，用印地语大声回应：“巴依，巴依赫赫！”      

作者简历:

刘照明，男、1930年生、山西保德县人、医科大学毕业。1947年2月入伍，1949年任护士长，1950年第7军医大学学习，1958年3月毕业，同年5月分配到昌都警备区158团任军医。1959年参加昌都地区平叛，1960年1月随部转隶塔工军分区，同年4月中旬参加黑河地区剿匪，1962年随158团卫生队进军墨脱，同年11月在墨脱方向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并代表中国红十字协会在墨脱向印方移交战俘，1963年任墨脱独立营卫生所所长、主治军医，1964年任墨脱“县营委”机关支部书记，1967年调丹娘农场任卫生所所长，1968年调拉萨军分区后勤部任卫生科副科长，1976年6月转业到山西省保德县人民医院，先后任保德县医院支部书记、副院长、顾问，1990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