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想与中共接触的美国大使，为何最后黯然离去？

赣南小钟

1949年8 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说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 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群—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子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因这篇《别了，司徒雷登》而为中国人所熟知。司徒雷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在与国民党、中共交往的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美国为什么选择他来担任驻华大使，他又是如何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呢？为什么在新中国即将建立之时，他又要灰溜溜的匆忙离开中国呢？

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之子。他出生在中国，在杭州长大，在回美国接受完教育后，又于1906 年回到中国，担任了燕京大学校长。可以说，司徒雷登对于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在美国人里是首屈一指的。

司徒雷登是一位资深汉学家，对墨子、孟子有着深刻的研究。他认为墨子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是一致的，对孟子的社会教化主张也十分认同。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所认可的仅仅是中国文化中与基督教文化想契合的部分，却不能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置于平等的地位，而是一心想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

正是这种基督教自由主义文化观，司徒雷登自始至终都对蒋介石具有很大的好感，认为蒋介石既信奉中国的三民主义，又信仰基督教，而且旨在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具有“一个爱国的、清廉的、足智多谋的领导者的伟大品质”。这也是美国选择他出任驻华大使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相互对立的美苏两国，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逐渐从合作走向对抗，冷战格局逐步形成。在1946 年3 月 ，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后，杜鲁门也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战略，并把中国当成推行遏制苏联战略的重要区域。

出于这种考虑，美国担心中共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帮手，为了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就必须坚决"援蒋反共"。美国多次公开宣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美国要以"一切合理的方式"给予帮助。

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宣布要建立和平、民主的现代国家。但就在谈判的过程中，国、共两党仍然冲突不断，于是美国特使马歇尔建议美国政府应该派一位德高望重并且在中国有长久经验的美国人担任驻华大使，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就这样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

用司徒雷登取代之前的大使赫尔利，是因为赫尔利将美中关系界定为美蒋关系，让共产党产生了不信任。赫尔利试图按照美国模式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片面强调共产党做出更大的退让，让中共认为美国在国共之间拉偏架。美国政府后来也意识到赫尔利的做法会使中国走向内战和严重的外部纠纷，因此，免去赫尔利的大使职务，是美国对对华政策的一种重新检视和修正。

赫尔利离任时，司徒雷登并不是唯一的大使人选。只不过中共方面对另一位人选魏德迈强烈反对，美国才取消了魏德迈使华的任命。

中共反对魏德迈的原因，是魏德迈协助国民党将军队运送到华北，与中共抢占地盘。所以当美国提名由一直以学者身份出现的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时，得到了中共的同意。

司徒雷登之前在中国致力教育，积累了广泛人脉。他创办的燕京大学提倡学术自由，请了许多中国精英任教；在日本侵华期间，又与日本人巧妙周旋，保护了大批知识青年，甚至为了保护这些人而坐过日本人的牢。这让他在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与宋子文、孔祥熙都是好友，与周恩来、董必武也着过多次交往，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一个人选。

司徒雷登上任后，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调停国共内战。他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把中国变成一个与美国关系良好、在太平洋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对美国是最为有利的，绝不能让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所以司徒雷登期望美国政府能够确立一个积极的对华政策，对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援助，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

在美国的战略格局中，欧洲是战略重心，亚洲的地位远没有欧洲重要。所以美国不愿陷入中国内部事务中。而且国民党企图以武力解决问题，也与美国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化政府的希望落空，美国朝野上下对此也是颇多看法。所以美国的对华援助与国民政府渴望的相距甚远，与司徒雷登的期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虽然他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这让他感觉十分尴尬。因为美国一面援助国民党，一面又想避免卷入中国内战的对华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应谋求阻止中国联合政府之组成"，但司徒雷登希望国共能通过和谈来解决矛盾，并产生"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美国政府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选择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与1946 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胜后，杜鲁门不得不坚持反共立场有关。美国1947 年颁布的《联邦雇员忠诚法》规定，"反共立场已成为担任政府公职的必要条件"，在此背景下，杜鲁门自然不会支持共产党人参加到联合政府中来。

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并未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是试探性地与共产党接触，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中美关系走向敌对的标志，是历史的遗憾。

1949年1月，司徒雷登召集了英法等国大使一起开了一个会。他认为：共产党建立新政府后，一定会急于争取世界各国的承认，美英法等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共产党讨价还价，继续维护各国在华利益。美英法等国要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同盟，需要和共产党建立关系。

这次会议之后，司徒雷登请求美国政府授权他与中共会谈，与共产党讨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当时中共也有这方面的打算，并做了必要的准备。周恩来派与司徒雷登关系不菲的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接触，毛泽东还指示黄华，只要美国政府答应不干涉中国内政、断绝和国民党的联系，中共方面可以考虑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报告中，司徒雷登说自己可能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陈述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但艾奇逊告诉司徒雷登，他此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使杜鲁门背负很大压力，因为当时美国正处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反共高潮中。杜鲁门作为民主党总统，正面临着共和党议员的围攻中。议员们指责杜鲁门支持蒋介石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美国国务院没有批准司徒雷登与中共会谈的要求，并决定暂不承认共产党政权机。这也成了历史的一个遗憾。

司徒雷登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确实是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他，是不能不执行美国对华政策，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利益的。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他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不可能替中国人解决中国的问题。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登上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了中国。不知道在飞机上，他的耳边会不会响起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泽东要嘲讽的，不仅是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