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为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三闲杂谭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作为建党主要创始人的“南陈北李”没有参加。这是多年来不少人关切和疑惑的问题。有关党史论著在提及此事时，往往以“因公务繁忙”一语带过。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所以，后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感到难以理解，心里常有嘀咕“还有什么事比建党更大，再大的事情也要放下”。

回望历史与身处历史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苛求前人。旧中国在激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没有见证由自己一手创造的伟大事件，只能算是一种遗憾吧。如同当年“武昌起义”那一刻，孙中山并不知情正在美国的募捐途中，他也没有见证推翻延续两千余年帝制的辛亥革命。遗憾吗？肯定遗憾！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滴水不漏、十全十美，却是真实发生了。

100年过去了，为什么“南陈北李”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该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了吧。

最近，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给出了比较系统、合乎逻辑的说法，见《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原因考》（《百年潮》2021年第4期）。

邵教授认为，要说清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两位创始人所处的环境作具体分析。如果联系到党的初创时期的社会环境，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

邵维正教授在党史界是一位大神级的人物，他是国内第一个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1921年7月23日，他也是全军第一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政治理论教员。

李大钊未出席

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邵教授认为，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北京党支部未选举李大钊出席一大（只有北京代表是选举的）；第二当时李大钊正在北京领导八所国立院校展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

关于北京党支部未选举李大钊出席一大。1921年6月，北京党支部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要求派遣两名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当时北京早期组织正在西城区举办青年补习学校，于是就在补习学校里选举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据当时在场的刘仁静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邵维正就这个问题，在1979年两次访问刘仁静，刘认为，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大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觉得只是各地组织派代表去上海碰个头，不必惊动大钊先生了。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推举李大钊，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大钊先生是指导我们的，这样跑跑颠颠的事我们年轻人去做就可以了。

关于当时李大钊正在北京领导八所国立院校展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我们不妨看看时间轴下的李大钊身影：

1921年3月14日，北京国立八所专门以上学校统一行动，经各校联合协议，发表《停职宣言》，当日停止上课。八校联席会议推举马叙伦、李大钊等人，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呈递宣言，交涉教育经费，并将每日活动情况由《晨报》刊登，向社会公布，争取舆论支持。

4月底，马叙伦患病离职，由李大钊代理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临危受命，勇于担当。“索薪斗争”期间，八校联席会议召开76次，加上临时集会共达百余次。

5月22日，李大钊仗义执言，对各报刊记者发表谈话，尖锐指出：“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李大钊这次讲话的矛头直指北洋政府，而且提出了“彻底改变”的战斗号召，含有实行革命，推翻军阀政府之意。

5月31日，李大钊为了打破僵局，亲率50余名代表，赴教育部索薪。本想进行面对面的说理，但教育部官员回避不见，无人主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6月2日，北京公立学校学生代表29人，再赴国务院请愿，竟被政府官员扣留下来不许回家，冻饿了一整夜。消息传出后，引起广大教师学生的极大愤怒。

6月3日，八校校长、教职员以及学生代表千余人，冒雨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政府官员不但始终拒绝会见，还出动大批卫兵、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刺刀和枪托一齐猛刺狠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颅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在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30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以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如此。”这次暴行造成震惊北京的血案，被报刊称为“六三事件”。

6月15日，李大钊主持召开第51次八校联席会议，决定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

1921年7月，“索薪斗争”进入关键时期，经过李大钊领导八校教职员的坚决斗争，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终于被迫接受了高校教工的合理要求，与八校代表签订了复课复职协议。

时间轴表明：李大钊因领导“索薪斗争”，此刻已经成为北洋政府关注和监视的人物，他知道即使自己想去上海，此时也是无法离开北京的。因此，“去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陈独秀未出席

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同样有着身不由己的特殊处境和具体情况，一是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请辞未果，二是陈独秀抓广东教育的力度很大，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他觉得这个当口上不能离开。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北京有北洋军阀政府，广州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

那个热情高昂的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和影响下，人们的革命情绪很高，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风尚和追求，连当时在福建漳州的粤军司令陈炯明也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一度还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

1920年8月，粤桂战争爆发，陈炯明兵分三路攻打盘踞在广东的桂军，10月29日攻克广州。11月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也于11月28日由上海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大元帅府），并于1921年5月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0年11月初，陈炯明致电邀请陈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

陈独秀接电后，曾写信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的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可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二是可以在广州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

陈独秀出于办好新教育、新文化的社会责任感，对广东地区抱有希望，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三个应聘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

12月11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支持教育经费。于是陈独秀决定应聘，12月17日与袁振英等同行，由上海登船经香港转广州。陈独秀等人12月25日到达广州，始住大东酒店，后定居回龙里九曲巷11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并自撰“看云楼”，意指观察南国的政治风云。

陈独秀在广州期间，曾以不少精力重建和指导广州早期组织的工作。1920年底建立的广州党组织，主要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团结带领谭平山、谭植棠等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实现了他与李大钊的约定。

1921年5月初，李汉俊、李达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务或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陈均不同意。5月中旬，因李汉俊催返，加上教育经费延拨，陈独秀提出辞呈。陈炯明亲自登门慰留，并限省署十日内拨80万元开办编译局、宣讲所、第一师范，两个月后再拨20万元作为筹备西南大学之用。

6月中旬，陈独秀接李达来信，请他回沪主持党的一大。陈独秀召开广州党员会议，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因为他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建校舍的一笔款子，他要一走款子就办不成了。“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

1979年4月至6月间，邵维正先后四次访问包惠僧。作为陈独秀指定的中共一大代包惠僧，比较详细谈到他两次去广州的情形：当时陈独秀抓广东教育的力度很大，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在报刊和会议上几次围攻陈独秀，骂他为“陈毒兽”。陈独秀坚持己见，顶着顽固势力的压力，一项项抓实，所以他觉得这个当口上不能离开。至于参加党的一大，陈公博代表广州，既然陈独秀自己去不了，委托包惠僧去吧。那时陈独秀的威望很高，一言九鼎，他定了其他同志也就认可了。

其实，陈独秀对党的发展和建设也是有思考的。他要陈公博带去一封信给与会各同志，提出四条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对发展党员，党内的民主生活，加强党的纪律和制度，以及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的准备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建议。

关于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邵维正教授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这两位都是社会名流，尤其是进步青年的偶像，同时也是北洋军阀政府重点监控对象。如果李大钊、陈独秀同时出现在上海，会受到进步青年的热情追随，新闻记者的追踪采访，也会被反动当局跟踪监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一大的秘密会议也就“秘密”不了啦。密探和巡捕房的搜查就不会是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会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李大钊、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一个原因。

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史料可佐证的。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在“中国情报”一栏中，出现了长达36行的情报秘闻，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密切关注一名中国籍的男子在上海的行踪动向，并详细了解他在北京的“过激”行为。他是谁？他就是当时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李大钊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是，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那时的广州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毛泽东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中共二大、四大、六大毛泽东均未参加）。

李大钊、陈独秀虽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留下了历史遗憾，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他们的历史地位彪炳史册。

中共一大召开24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作七大预备会议口头报告时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对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地位作用，给予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