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

生命如水

二零二一年的这个父亲节，我忽然的就有些想念已过世二十多年的父亲了。心里空落落的，这份想念虽有些许的空洞，但就是想了。静下心来，父亲在我记忆中渐已飘摇的画面会慢慢浮现，继而还会使我的鼻头一酸，眼眶湿润，心底也略有绵长的刺痛。 若父亲在世，也该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听说户口本上是四零年出生的人，其实父亲该是三九年三月三日的生日，父亲的那个年代，户口不像现在这么严谨，报错出生日期的并不在少数。三四十年代的农村可想而知：贫穷落后，没文化的人占绝大多数，当时最普遍的现象是：每家都会有一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男女混杂的小孩子，之间相差个一半岁不等，听以前老人讲谁出门谁穿衣服，不出门的便是赤脚光腚状态。并不是那时的女人愿意生这么多，也并非当时的贫穷限制了她们的想象，因为那时根本没有节育意识，更没有良好的节育措施。奶奶生的光存活的孩子，父亲有姊妹八个，六男二女，我想父亲当时应该是有衣服穿的那一个，因为他是这个大家庭的“老大”。 小时候听过世的奶奶说，爷爷曾当过乡长，还有过枪，后来因让其南下，爷爷不舍得离开家，就没去。现在想想，具体的说应该是当时爷爷不舍得离开奶奶吧，因为奶奶算不得美人，但也略有几分姿色。从我记事起，奶奶就是一驼背的精致小老太，个子不高，缠个小脚，一张圆脸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说话声音也算洪亮，那时奶奶喊她的孩子根本不叫名字，都按大小来：什么老大，老二，老三，小四小五之类，其中小大大的小六我听得最多。奶奶虽然大字不识，但却是算账的一把好手，几分几厘丝毫不差，该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吧。

小时的记忆中，爷爷去世的很早，我的印象基本没有，但依稀仿佛还记得：爷爷憨厚老实，高高的个子，脸上堆满皱褶，说话慢悠悠，给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不会上火冒烟，跟父亲的模样差不多。那时每到晚饭后，爷爷都会到我家，蹲在一个黑不溜秋的柜子边，边搓细麻绳边说“瞎话”，大多都是些以鬼怪为主的，每晚听完后，我们小孩子都会被“瞎话”内容吓得蹲在炕上缩着，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不敢下炕出门，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以为是鬼怪。说来也怪，那时大人讲得瞎话是越害怕越爱听，大人不讲我们小孩子会一个劲儿地央求，直到把大人肚子里的那点瞎话抠个底朝天。

母亲也会被我们逼着说瞎话，无非就那几个，还是她小时候从姥姥那儿听来的。但是娘亲在当时也算有学问的人，未出嫁前是医生，而且母亲给我们讲起《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七侠五义》等那是头头是道。那时讲瞎话，隔壁三大大讲的也听了不少，一到晚饭后，我就会到临墙的三大大屋，当时还有比我大不上几岁的小大大，讲的具体什么内容已不祥，无非是鬼怪之类居多。三大大说瞎话特别吓人，因为他的语气·表情夹杂着些许的动作都比较到位，讲的让你身临其境，几乎每个汗毛孔都瑟瑟发抖。以至于一墙之隔，我都要三大大送到家，让三大大站在门口看着我，我飞快地往屋里钻。小大大似乎胆子也很小，也是听完瞎话后必须要别人护送到家的主儿。那时没通电，全家老小围着一个自制小煤油灯，大人做活，小孩子听大人说瞎话。

一到冬天，炕上会有一个灰黑色的泥瓦盆子，里面堆着一些灰和红红的炭火，那就是当时的取暖用具—火盆。白天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会找到玉米秸堆，边吸着流到嘴边的鼻涕，边用冻得通红的小手乱翻一气，去寻找秋季收玉米时落下的小玉米棒子，手冻的实在不行，也不会放弃，会把手放到嘴边，哈上一口热气，继续翻找。运气好的话，也会找到如芋头大小的玉米棒，赶紧回家剥下粒子，扔到火盆里炸玉米花吃。最幸福的时刻是那“嘭”的一声，但见玉米粒泛出白花炸开，我们赶紧用草棒夹出来，一人一个放到嘴里。运气再好的时候，便是母亲像变戏法一样，弄几个干巴巴的芋头，一把带皮的花生，埋在火盆里烤给我们吃，感觉就是到了现在，也是人间美味。最是怀念那时母亲摊煎饼的时候，用向日葵叶子或者用泥巴，把一节一节的咸刀鱼包起来，埋到熬子窝里，过些时候鱼就熟了，母亲赶紧掏出来剥掉皮，分给我们就着吃煎饼，母亲却不舍得吃一丁点儿。

至于父亲，我不知该用何样的词汇来为他开头，感觉任何华丽的辞藻在父亲面前都会黯然失色。那个年代，父亲是相当有学问的人，毕业于诸城一中，在当时曾做过县委什么领导的秘书，当过教师，尔后随着闯关东的大军，带上母亲去闯了关东。六六年母亲生了大哥，他们怕当时东北气候对大哥的成长不利，便举家返回故乡又做起了教师，直至二千年病逝，时年刚六十岁。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毛笔字更漂亮。记得当时每到过年，父亲便准备好笔纸墨，母亲在外屋乌烟瘴气的摊煎饼，父亲便在里屋炕上弯腰写对联，我负责忙前忙后的把写好的对联拿出晾晒，记得那时前后庄去我家免费拿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写春联的时候，当时不知是父亲把春联写大了，还是我家的门小了，父亲把写好的春联便贴在了炕头的墙壁上，隐约记得当时是一首毛泽东的七律诗《送瘟神》中的最后两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那副春联虽被烟熏火燎多年，但父亲的字迹一直隐约可见。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现在想想甚至有点暴力，大哥读小学时为学习没少挨父亲的棍子，我就读小学时，父亲是我的老师，可想而知，为了学习没少挨脚踹。几年之后，大哥越来越优秀，我也换成了王泽平老师，父亲便去教别的班级了，他的教学成绩自不必说，每次考试都是镇上数一数二的名次。还有一点，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的是：为学习的事，红玉从未挨过揍，红玉学习并不怎么样，反而还很受宠，我想该是因为她是我们家三个孩子中最小的缘故吧。 父亲是酷爱读书看报的一个人，虽然家里贫穷，但父亲每到周日都会步行着去新华书店看书·买书，我家房子不大，但有个较大的书橱，里面各类书籍齐全，而且基本都包着书皮，书皮上有父亲用钢笔手写的书名。等我大点了之后，会骑自行车了，每周日便是我驮着父亲去新华书店看书买书，有时我俩在书店里基本不吃饭，我想可能当时父亲把本来就不多的钱都买了书吧？父亲不但爱看书，还爱写读后感，记得父亲过世那年，我和红玉给父亲整理出两大尼龙袋子关于读书笔记之类的资料。当时没想那么多，并不知该好好珍藏，现在早已不知去向。想想真是太遗憾了，只留了父亲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父亲还是爱讲书说史的一个人，记得我们三个孩子较大点时，茶余饭后，父亲会给我们讲故事，我当时虽小，甚至有些地方听不懂，但大体内容记得很清楚，不像我娘·爷爷还有三大大讲得类似鬼怪瞎话之类的，一顿害怕之后什么也记不得。后来我又大了些，可能受父亲的熏陶，也比较爱看书，便看到了父亲讲的故事：（其实有很多是当时那个年代热播的电影），《归心似箭》《烈火中永生》《刑场上的婚礼》《雷雨》《小二黑结婚》《蔡锷与小凤仙》······闲暇时候，父亲也会哼唱我印象深刻的两三首歌曲，什么《四季歌》《秋水伊人》《知音》。 这期间还有一段美好时光使我不能忘却的是：我们家每到吃饭的时候，父亲和大哥都会说一些天文地理或某小说之类的知识抑或片段，那时大概我应在十七八岁的年纪。还有件极为美好又有趣的事是：记忆中小大大比较喜欢去我家，当时是碰见什么吃什么，无非是煎饼干渣，玉米饼子头之类的，从没有什么好吃的，但那时的我们很满足。小大大酷爱唱歌，如果父亲不在家，小大大会更大胆一些，于是就拿起扫炕笤帚，把笤帚把子当话筒放到嘴边，声情并茂的唱起当时极为流行的歌曲《我的中国心》，好听极了，那时的我很崇拜小大大，是他的铁杆粉丝。直到现在，小大大唱歌也是一把好手，我们这个家族目前无人能敌吧。 父亲不喜饮酒，但酷爱抽烟喝茶，相当痴迷，每天大概要抽三四盒烟吧，有时烟不接手，父亲便会满屋子找以前扔掉的烟巴，找几个烟巴，剥开放到卷烟纸上，卷好之后抽来过把瘾。只要有时间，尤其是晚上，父亲便开始抽烟喝茶，多数时候是有别人来我家边喝茶边聊天，直到深更半夜才结束。父亲的烟瘾很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爬起来抽烟，记得有一次，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想起夜小便，忽然看见炕头那儿一闪一闪亮亮的火头，马上就会和鬼怪之类的瞎话联系起来，哪还敢小便，只顾蒙头钻被窝里，大气都不敢喘，实在憋不住了，才喊醒母亲起来陪着去小便。

父亲的体质一直不是很好，但他坚强勇敢，从未抱怨过什么，父亲一直有气管炎，每到初冬，便每日每夜的不停咳嗽，喘气也很费劲，那种难受的滋味太揪心。不大的年纪，父亲先后得过脑炎，之后是心肌梗塞，肺气肿，脑血栓之类的疾病，最后行动极为不便，虽然母亲夜以继日的悉心照料着，但父亲还是于二千年的二月十六日撒手人寰，父亲是在人民医院安详地告别这个世界的。父亲的去世，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没过去的坎儿：因为父亲去世当晚没啥征兆，我未能守在父亲身边。只记得当晚，我和我家先生还有儿子阳阳一如既往的去医院陪伴他，晚饭是用餐杯买的牛肉丸子，父亲一个没剩的吃光，之后我家先生又问还想吃点啥，父亲说要吃草莓，先生去门口给父亲买了一斤草莓，尚小的阳阳都没舍得吃一个，父亲又一口气吃了个精光，看着父亲吃这些，我们当时每个人的心里乐开了花，因为简单的觉得，只要能吃，一切都没问题。只后先生又照例给父亲刮了脸，我照例边按摩边和父亲说几句笑话。快十点的时候，由于当时阳阳尚小，母亲便撵我们回家休息了。记得那天天刚亮，母亲不知何时早已坐在我家外屋的沙发上了，黯然伤神地说：你爷没了，找床新被子包裹一下吧。我既没哭也没什么反应，因我压根不相信父亲已离开了我。只是机械地找出我结婚的新被子，和先生陪母亲去医院为父亲料理后事。若真的有来世，父亲也该是二十多的帅小伙了吧。

记忆有时会象开闸的河口，和家人一起生活的点滴历历在目。可能我已上了年纪吧，很是怀旧这些片段，心头会柔柔的，暖暖的。一直有个愿望，趁着还有记忆，想把我和我的亲人朋友生活的点滴写本回忆录，怕老年痴呆之后，不再记得这些，今日就此搁笔吧。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日于父亲节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