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那片云

黄知精

和小伙伴玩滚铁环

这是我们小学总校，解放前称“云山小学校”。二0一八年我重返故乡时用手机所摄。小学早已人去楼空。门前那棵两层楼高的黄桷兰也不复存在了。

我的老家在粤东山区叫三寨的村落。这片村落绝大部分的人家都姓黄，由一个共同的祖先在清朝的康熙年间迁来后而繁衍的。村子从北到南由三个寨子组成。分别叫云楼寨，中央寨，和大池寨，这三部分尽管紧挨着，但各自有南北门楼和围墙，而且三个寨子都各有一个祠堂（这三个祠堂后来因为学生逐年增多，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都被当成学校用。）最南边是四十年代形成的一个市集，客家人叫“新圩”。因此，街上就有了不同姓氏的居民搬到这里来做生意。

上世纪的1956年，农村由于成立了劳动互助组，解放了部分劳动力，放牛娃大部分都可以上学了。那时整个三寨和新圩人口加在一起，还不足三千。小学总校设在中央寨，是一座两层水泥结构的楼房，据说是1925年，彭湃创立大南山根据地，当时三寨属于红色根据地，为了发展根据地教育事业，村民集资兴建的。由于解放后，国泰民安，农民生活得到根本的改善，全国形成了第一次生育高潮，三寨的村民又集资在中央寨东头修建了一排教室，用来接纳大量的新生。称为”新校舍”。新校舍被用作一至三年级学生教室共六间。总校供四年级到六年级学生作教室和教师宿舍。图书馆设在二楼，总务处和教师食堂设在一楼。

由于学生上学都要自带书桌和板凳，出现了很多家庭两个新生一起进学校的现象。如我们街上就有六对姐弟一起上学的。如黄知标和她姐姐黄春妹同桌，我和大我三岁的姐姐黄妆妹同桌；李建明和姐姐李云妹同桌。

姐姐当年九岁，我只有六岁，父母认为，姐姐再不上学，年龄大了，就要帮家里干农活。而当时家里两个哥哥，因家里缺劳力，一个十七岁，一个二十岁，大哥只念到四年级，二哥念完小学，就辍学，回家参加劳动。我虽不到上学年龄，跟着姐姐去学校混也可以，免得在家无人照顾。到学校报名那天，李云妹比我大五岁，“见多识广”，一路上反复叮咛我：“老师问年龄时千万不要说实话，要说七岁才能上学！”。

但是，负责入学注册的老师问年龄时，我一紧张，还是回答“六岁”。李云妹气得直摇头。

第二天，我们打听到重新换了注册的老师，才再一次去办入学注册。经过第一天的折腾，我已经不紧张了。一次过关，我蹦蹦跳跳地回家等待入学通知。

我们的班主任是杨文甫老师，梅州客家人，教语文。教算术是中央村的黄礼培老师。教音乐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女老师，对学生很和蔼，同学们叫她秀兰老师，也是梅州客家人。她不光相貌十分美丽，而且有一副银铃般的好嗓子，唱歌特别好听，又能弹风琴，经常组织学校各年级的歌咏比赛，同学们都喜欢她。在路上隔一段距离，就要跑过去和她打招呼。

一个年级各有甲乙两个班。我们街上的新生都分在乙班。全班有三十多个同学。那个年代，全国都在办夜校扫除文盲。当地政府鼓励适龄儿童积极报名上学。所以，小学招生，不管年龄多大，但不能小于七岁。可能太小了怕学习跟不上吧？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十八岁，结了婚的同学呢。

学校对学生学习要求很严。升学考试时，如果语文或算术，主科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升学，要重读一年后，再考试，及格了才能升级。那时实行五分制，三分以上才算及格，四分良好，五分优秀。我印象最深的是班上有两个老“留级生”。都是云楼寨的。一个叫黄知台，爸爸在香港。不愿意做作业。一个叫黄少离，爸爸在经营本村鱼塘，做鱼苗生意。上课时，老师经常要提问这两个同学，一问黄知台，他就规规矩矩站起来，用手抠自己的头皮，局促不安，一问三不知；如果问到黄少离，他就站在那里傻笑。

考试时，经常是“赶鸭子”（2分的2，象鸭子，所以考了2分被称为“赶鸭子”）后来我小学毕业了，他俩都一直在读二年级！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上的语文就和往年的教材不一样了，都是简体字，课文既有趣，又好记。什么“大雪”呀，“大萝卜”呀，“公鸡，狐狸和狗”呀，老师讲完课，就把生词和拼音写在黑板上，跟老师朗读。有时自习课，学生自已看着书本朗读，全班乱哄哄的。我就会把书本竖在书桌上，把脸遮住，闭着眼睛在那里背课文。有一次杨老师以为我在睡觉，悄悄走到我的书桌旁，才发现我在背课文。还在课堂上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记性真好。我听了，心里乐滋滋的，对语文更加感兴趣了。

过了半个学期，我和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混熟了，上学时，关系比较好的，经常互相串门，约好一起进学，放学后又一起半路上做游戏。最吸引人的是两三个人一起抛榄核。这榄核是当地一种乌榄，九十月间成熟后摘下来煮熟，加盐泡在坛子里，平时吃饭时捞几颗出来把果肉当菜佐餐用。吃完饭，小伙伴们就把落在桌子下的榄核捡起洗干净收藏在竹篮子里。榄核里有一颗果仁，用石头敲破，其中的果仁特别香，最逗小孩子的喜欢。平时揣一捧榄核在裤袋里。三三两两，找个墙角或大树下，用破碗片刨个大小适中的小坑，然后参加玩榄核的小朋友都各自出几颗榄核，站在一定的距离处，轮流往坑里抛榄核。谁抛进去的榄核，就是谁的。

每个寨子边，都有一片高大的树林，上面有成群的白鹤在那里筑窝下蛋。有时我们会跟大点的同学去看他们爬树摸鸟蛋。记得有一次，同班一个十四、五岁的同学，一不小心从一丈多高的树上摔了下来，当时还昏了过去，把我们吓坏了，幸好过了一会清醒过来，平安无事。

一九五六年初级小学一年级语文

　　

三姐和我

我上学前，大姐和二姐都早已出嫁了。

我从小就和三姐一起玩，到五岁那年，我牵着一头小黄牛，跟着三姐一起放牛。但三姐最喜欢“告刁状”。在学校里，稍有不规矩的举动，例如哪次逃课，哪次和同学吵架，她都会回来向父亲告状，我免不了要受一番训斥。有时还会受皮肉之苦。所以我非常讨厌她。

因为个子矮小，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教室的前一排。而老师的授课桌正好对着我的书桌，有一天上自习，杨老师正在批改学生作业，授课桌上放着满满一瓶红墨水和一支醮水笔。因为我比较好动，不小心把书桌碰到了杨老师的授课桌，弄翻了那瓶红墨水，把杨老师的衣服都泼上红墨水。我顿时吓慌了，不知怎样才好。杨老师赶忙安慰我：“你不是故意的，没关系！…”说着，便自己到宿舍把衣服换了。那天，三姐又回家向父亲告了一状，害得我挨了一顿打。

七岁那年冬天里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三姐和我到离家一里路外的菜地除草，顺便把家里的几只鸭子赶到菜地边的沟溪去放养。被关在笼子里半天的鸭子一见到溪沟，欢天喜地地互相追逐嬉戏。正当太阳下山之际，鸭子顺着溪沟游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里。眼看着马上就要天黑了，不管我怎么叫喊，鸭子跟本不理我，不愿意上岸。我只好绕着池塘向鸭群抛土块。但鸭子故意和我作对。我往东边撵，它们往西边躲，和我兜圈子。足足撵了半个小时。

情急之下，我连衣服都没脱就扑到池塘里去。跳到水里，才想起自己不会游泳。而那个池塘足有一丈多深！好在当时头脑还清醒，我憋着气，学着大人游水的动作，掉转头，两手往外划，脚往后蹬，往岸边游。不一会我就抓住了池边的草，爬了上来。这时，我才看到三姐一边跺脚，一边在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鸭群是被我跳下池塘的响声吓到，还是被三姐的哭声吓到了，一个个乖乖的跑上岸来。于是我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把鸭子赶回家去。

那天晚上妈妈煮了两个鸡蛋给我压惊，口中一直用潮州话小声地在念叨：“伯公保佑，伯公保佑…”她的意思是感谢土地老爷的保佑，我才能平安回来。

而把三姐臭骂了一顿。

一直到我们读三年级的时候，由于我过于贪玩，期终考试时，算术中多位数除法的题都做错，导致考试不及格。那年我成了“留级生”，仍然留在新校舍这边上学，而三姐升到四年级搬到总校那边上课了。我终于摆脱了她的“监督”。说来也怪，同年级的姐姐们都升上四年级，而我们这些当弟弟的几乎都成了“留级生”。

上树掏鸟窝

捉迷藏、看电影、学“英歌”

那时的小学作业很少，一般在下午放学前都完成了。放学后，不是放鸭子就是下河摸鱼。

到了月明之夜，洗完澡后，和街上成群的小朋友，穿着木屐，一路跑上跑下捉迷藏。因为我们家乡在南方。五、六十年代，农村几乎没有人穿鞋。白天打赤脚走路，晚上才穿木屐。有时怕走路响声大，被发现，就提着木屐走路，回家重新洗脚再上床。

最开心的事是看电影。我们南阳山区有六个乡（ 相当于后来的公社）每个乡都有十多个村寨。只有一个电影组，巡回上演一轮，都要两个月以上。

看一场电影比过年都闹热。电影队每巡回一次，充其量带来两部影片，电影组由两人组成，一个放片子，一个负责用当地的客家话向群众作翻译。解说员很有水平，拣要紧的内容，绘声绘色，幽默风趣，有时把观众都逗笑了。我们有时也会鹦鹉学舌，跟着说。因为那时的农村人几乎都听不懂普通话。而电影解说词，也是不能逐句翻译。

好在我们周围村寨多，三、四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七八个村寨。每次电影队来巡回上演，我们都会在晚上追着电影队。一部电影看上六七遍，才能过瘾！有些解说词都能背下。

电影的内容，记得起的，有《画中人》，《梁山伯与祝英台》，《董存瑞》《古刹钟声》《 沙漠追匪记》《白毛女》，… 还有一些动画片。新闻记录片。

三年级以后，一些高年级学生，带动我们二十来个男同学，每人自制一对一尺来长的硬木棒，一到月明之夜，就会在操场上练跳“英歌舞”。“英歌舞”是潮汕一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摹仿水浒传里攻打大名府的场面，各路英雄好汉装成卖艺的、耍蛇的，要饭的，五花八门。

一般是村寨里的年轻人在农闲时练习，到了春节期间期，画上花脸，穿着戏服，手里有节凑的敲着木棒，排成两队，成双成对的跳着舞步，敲锣打鼓，走街串巷，欢庆节日。我们这帮小朋友，羡慕大人们的这些娱乐，所以到一定年龄，就自发组织起来，学跳“英歌舞”，希望长大后能加入“英歌队”。

戽水

同学知标

三年级的 时候，全班和我最要好的同学算是黄知标。他家在我家小院子背后的正街上。他父亲在街上开食店。是四十年代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听说他爷爷年轻时到印尼当矿工。我们那一带在印尼和马来西亚，泰国的华侨很多，有的华人都会把后代送一、两个子孙“回唐山”（回家乡），延续香火，继承祖业。加强同家乡的联系。以防不测。知标有两个妈妈，一共有十弟兄和三姐妹。他是小妈生的，在男孩中排第六。

我俩几乎是形影不离，放学了，一起放鸭子，有时一起去河沟戽鱼。即是把小溪沟，或小水坑的来水堵住，或引开，然后用当地客家人汲水的工具，（叫戽斗），使劲往外戽，直到把水戽完，就可以捉鱼了。

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水坑，看到里面有鱼在活动，约了黄知标一起去戽鱼。水坑有点深，估计两个人不停地戽水，也要一下午花的时间，才能把水坑戽干。当我俩不遗余力地戽了一个多小时，上岸休息的时候，发现我俩的脚杆上都爬上了七、八条大蚂蟥，每条蚂蟥都吸满了血，我俩使劲拔，也拔不出来。一时没了主意。只好坐在石头上打主意。我突然想起，大人说过，蚂蟥叮在身上，拔不出来时，可用手指对准蚂蟥的背上用力弹一下，它一震动，就会落下来。于是我对准其中一条用力弹去，蚂蟥收缩一下，果然脱落下来。我俩十分高兴，不一会把脚上的蚂蟥都弹落了。但是蚂蟥咬过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我们只好怏怏不乐地离开那个水坑。

我俩最不喜欢的是上珠算课，主要是对珠算口诀不理解，记不住。到上珠算课，我俩就会带上军棋，偷偷溜到学校背后的荔枝园里去下军棋。

到了四年级，我们就到总校上学了。那时最吸引人的是到学校图书馆看连环画。每天中午，我们一丢下饭碗，利用午休，一起跑到学校图书室去了。那些连环画，尽管也有很多不认识的字，但故事情节还是看懂了。象《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等成套的连环画，引人入胜。还有《刘胡兰》、《卓娅和舒拉》等英雄故事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