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悔当初执教鞭——父亲节纪念父亲汤钟琰教授

水易

我的父亲汤钟琰 (yǎn)，1916年6月6日出生于江西萍乡东桥静安庄。东桥原名草桥，草河经此流入湖南醴陵境内，古为边县重要集贸场所，名曰草市。汤氏为乡邑望族，世以诗礼传家，一如现存的汤氏宗祠楹联所称：精英钟萍水，诗礼绍夏阳。迨至家父，萍乡汤氏家族已是四代书香门第。其曾祖父汤南垣，为乡邑名医，因“经理祠事，数目精明，无一苟且”，被举为族正。黄兴曾为其书联：“敢将古史少文惠，常忆新书非武侯”。其祖父汤模斋，曾为乡试秀才，赴袁州府试，取为“案首”。其父汤增璧，髫令时代便绩迈佾俦（yìchóu），迄于弱冠，“已沉潜于道德文艺之役。”院试，江西学使吴士鉴“激赏其文”，遂补博士弟子员。1904年以官费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黄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的斗争，入民报社助章太炎编民报，任副主编。在东京还主办《江西》杂志，撰述文辞，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前回国，参加武昌起义。之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任青年毛泽东所在班的国文教员。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李烈钧主事时，先后出任国府秘书、侨务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上台后，任国民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秘书兼编纂，主纂孙中山年谱长编。抗战胜利回南京后，改任国史馆纂修，1948年病故。居正为之撰述《汤公介先生事略》，于右任题挽词为“开国耆硕”（qí shuò），李宗仁题挽“矩范犹存”。

1953年父母在重庆北碚合影

出生年月的吉祥数字并没有给父亲带来一帆风顺的命运。父亲七岁发蒙于南昌，中学时代在南京度过，1936至1940年就读北师大，曾获新月派诗人饶孟侃亲炙。1943年至1947年饶孟侃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主事时，将父亲引进川大，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父亲起初想传祖父衣钵，但祖父辛亥革命之后如同章炳麟一样急流勇退，意气消沉，除了对长子汤钟瑶关注较多外，对其余几子，任由发展，按父亲的话说：只养不育。所以父亲上大学时既不与祖父商量，也不想靠祖父供学，径自读了师范。父亲每每谈及此事，总有些怨恚。尽管如此，但有个曾在辛亥革命时叱咤风云的祖父，对他的影响实际上是巨大的。父亲一直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辄形于色，所以他不善孔孟的中庸，却近老庄的至性。然而幼承庭训，祖父的榜样又使他始终以儒家的入世精神而自勉，这便注定了他一生的悲欢。

1956年底父亲在西南政法学院执教。猜猜哪个是我？

父亲于1936年读大学期间曾加入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57年加入民盟，虽然不是祖父的意思，但显然是受祖父早年投身革命的影响的，革命是有传统的。不过就在短暂的一年之后，父亲便被打成右派，谪往青海乐都一中任教。家庭的这种骤然剧变，母亲深虑不已，而父亲却视为好事，因为西陲青海对父亲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着全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全新的开端，正好与此前他不愿回首的过去诀别；此外，更最重要的是，他仍可执鞭任教，而且母亲到青海后也当了一名小学教员。父亲对此尤以为幸，认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乐都一中由此便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永远的舞台。青海的民房，农村都是平顶式土坯房，而城市多以两面坡的土坯房。房内一般用报纸将顶部隔出一层空间，缩小使用空间，用以保暖或隔热，俗称“顶棚”。到青海后我总觉得“顶棚”的上面住着嬢嬢（niáng niáng），这种感觉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我踩一把凳子把头伸进顶棚中发现什么也没有，心里好生失落。后来母亲偶然间谈起先前在重庆时，家里有个保姆，住在阁楼上，我管保姆叫嬢嬢，持续多年的感觉由此才得以冰释。这便是我关于青海最早的记忆。多少年以后我跟父亲谈起这件事，本来兴致颇高的父亲突然面若寒冰，良久，低低地说了声：她死了。后来问母亲才得知，父亲离开后，她也回到了农村家中，但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至青海，她也被认为是反党反革命一类的，稍后抑郁而殁。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她的死肯定是受父亲牵连所致。我从未听父亲讲过从重庆发配至青海的这段经历，但不谈本身便已是态度，特别是从对嬢嬢的谈话态度上，我知道，反右的阴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遮蔽了他心中的阳光。

1982年我上大学期间父亲来西安看我，共游华清池。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父亲作为一名“右派分子”，毫无争议地被打入“一小撮”之列，被称作“反共老手”。起初他并不在意，尽管每日的批斗游街弄得他疲惫不堪，但经历了“反右”和 “四清”运动的他，已是一位老“运动员”了，对于政治运动已是处变不惊了。然而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越来越感到忧虑。从1967年开始，他被停止上课，被安排到学校农场、图书馆等处打杂，进行“改造”。不过此时他精神上并不消沉，对于这种筋骨之劳，他更是习以为常了。父亲做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对我来讲倒是一件好事，此时我正好在乐都一中读初中。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态到父子之间亦需提防的程度，父亲从不敢明言让我读书，可他常常让我去图书馆“把书上的灰尘掸一掸”。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图书馆那时已经不开放，书架上的灰尘何用天天掸！没人指导，去图书馆只是漫无目的的乱翻书，但后来慢慢读了进去，几个小时浑然不觉。父亲从不管我，只是午饭时叫我。午饭永远是食堂的两个馒头和一盆水煮胡萝卜，或一人一大碗土豆面条。当时不但从未因食物简单而抱怨，相反，非常满足，并有一种特权感，至少顿顿能吃饱，因为还有多少一中的学生是饿着肚子“读书”（实际上已经是无书可读，整天闹“革命”）的。到1969年，乐都一中图书馆的小说居然几乎读完。多少年之后才明白，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1973年在上海

1969年-1972年，父亲被安排到学校树林做一名守林人。这段时间他在精神上感到了极大的打击，因为他觉得再也回不到教室了。他像隐士一样在树林里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其实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学校树林应该是一个相对的“避风港”。在那里做一名守林人，既不受批斗之苦，亦无太多的体力活可做，根本无人问津。但对于站惯了讲台的父亲来说，这却成了他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候。“独饮林间老泉，闲读竹林七贤。终以三分醉意，留与梦里杏坛。”诗意虽稍嫌颓唐，但确为他当时心情写照。父亲善饮，量亦甚宏。所以在这段失意的日子里，他常常借酒以浇胸中块垒。当时我与父亲在一起，而母亲在乐都高庙长里店小学任教。突然有一天深夜，有人报信说母亲患急症住在高庙医院。我与父亲便匆匆起身，连夜赶往高庙。从乐都到高庙有15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与父亲走了3个多小时，到高庙时，天已快亮了。不过这三个小时的夜路，使我对父亲有了较深的了解，同时也是第一次听父亲谈到祖父汤增璧。当时虽然生活清贫，但治安很好，即便是深夜走在荒郊野岭，亦无盗抢之虞。父亲担心我走夜路害怕，便不停地讲述他与他家族的往事，借以分散我的注意力。虽时日已远，但两件事我至今记忆深刻，一件是谈及新月派诗人，亦即父亲的老师饶孟侃；第二件是关于祖父汤增璧。特别是祖父代孙文挽刘道一的诗，逐字逐句为我讲解：“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何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记得当时我认为“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句子不通，应该为“塞上秋风战马嘶，神州落日哀鸿泣”。父亲大笑，没有更正我，反而说不错，不错，不过现在给你解释没用，以后你会懂的。当时的父亲和我绝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会亲自逐字逐句校点祖父的文章。还记得当时父亲提到黄兴为汤增璧撰写的楹联：秋水为神玉为骨，词源如海笔如椽。当时觉得这个譬喻也不好，椽子又蠢又俗，怎能形容文笔呢？我问父亲既然祖父如此有名，我为什么在图书馆的图书中没见到祖父的名字？当时在我的印象里，乐都一中的图书馆应该囊括了中国所有的图书。父亲说祖父为文旨在抒怀，强调“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而不求闻达。通过父亲辛苦的解释后，我终于搞懂了字面意思，觉得自己居然也对“学问”有兴趣了，但仍然搞不懂为什么不求闻达？但那天晚上父亲居然没提祖父曾当过毛泽东的国文教员，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怕我少年莽撞，口无遮拦，说出来后孰知是祸是福？

由于那次夜路上的交流，自己对父亲了解了更多，同时觉得也更亲近了。后来形势逐渐宽松，父亲开始有意引导我读书。我本来对18、19世纪的外国文学不感兴趣，但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读狄更斯、托尔斯泰、雨果等人的著作，辄有不懂，便问父亲，往来之间，居然觉得守林人的日子非常快活。父亲善京二胡，在树林无事可做，便终日操琴自娱，将八个样板戏拉的滚瓜烂熟。我闲来无事也照猫画虎，最后居然也将有些唱段拉的有模有样。

1973年，父亲终于被平反，他又能回到讲台上讲课了。记得他接到这一通知的那天，喜极欲狂，立刻着我搭车去长里店将这一好消息告诉母亲。见到母亲，告诉她这一消息后，母亲却未露出应有的欣喜，而面色紧张地对我说，你马上回去，你爸今天肯定会喝酒，而且会喝很多！你回去一定别让他多喝。果然，等我晚上赶回树林时，满屋酒气，父亲已倒在床上沉醉不醒！由于平反，心情大好。1973年父亲与母亲返萍乡、重庆等地省亲，但世事变迁，很多已物是人非，父亲旅途中曾写诗一首，可反映其至情至性的一面和文字的沉郁风格：“一度端阳一度衰，风华似水逝无回；有方觅酒三分醉，无力回天六旬哀。桥断水枯君已去，鬓斑须白我重来。何当再话巴山雨，黄垆门掩空悲怀。”

此时父亲虽然已是年逾半百，但“鬓微霜，又何妨”？平反所带来的春天感，使他感到了强烈的复苏气息。除了上课，他与许祖性老师共同着手撰写《李贺诗选译》和《李商隐诗今译》等书，嗣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当时已经在青海农机锻造厂当工人了，哥哥汤敏生也在乐都修造厂当工人。父亲不仅回到了教师岗位，而且可以从事自己所钟爱的诗词研究，可以说当时的家境状况和家庭形式一片大好。父亲不仅深深感谢共产党，而且认为一定要多做工作来报答。著书立说，用他的特长来报答，他认为是最好的形式。当时我虽不懂诗，但甚好奇，曾问父亲为什么选李贺与李商隐，父亲说：长吉奇诡，义山旖靡，均是唐代诗风的两位重要代表。直至最近整理祖父诗文时，方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这两位诗人情有独钟。祖父汤增璧曾为《滇粹》一书作序，其中一段也提到李商隐：

1986年在青海师范大学家中

“印泉顷复以遗诗二集，属为校阅。陈翼叔、刘毅奄两先生手泽，余视翼叔先生奇绝，而毅奄先生哀艳，要皆出自肺腑。杜少陵、李义山而后，此其嗣音矣。又深万籁俱寂，一老枭号霜月下，余时读之，泪盈臆，声不能扬！呜乎！去国五载，魂梦绕家山赣水，而海潮乡信，遽遭闵凶。余既膺罔极之悲，复失友于之谊，前后仅四十余日，骨肉间惨况而此。西望故国，天末暮云，余不能归也。两先生乎知二百数十年后，有家破国亡、不孝不弟、血泪糜堕、痛彻心髓如余者读其诗耶？”

引这段文字的意图除了说明李商隐为二人共同所倾心者外，最重要的是祖父整个文字文风与父亲极为相似，尤其文中所表现的至情至性，几如一人！始信血脉之间除基因外，文辞亦可遗传。

1978年，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调往青海师大外文系，并恢复教授职称。这次他是真正感到欣慰了。他说只要能从事他所喜爱的教学工作，以前所遭遇的一切不公，便均不足论了。“不知何处恨，已解入筝弦”。不过这一次他并未喝酒，此时他已过耳顺之年，不怎么喝酒了。记得当时他既给本科生上课，又带研究生，而且颇多社会活动，忙得席不暇暖。母亲深恐他身体吃不消，而他却说这是他的长寿之道。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生命最健旺的时期。对他来说，世界上最大的快事莫过于爬罗文字，度人金针了。

1985年，父亲已是七十初度了。不过这一年对他的打击并非来自日渐斑白的鬓发，而是致命的癌症。这一年他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并且已是晚期。癌症患在父亲身上，伤心却更多体现在母亲身上。对此父亲显得颇为轻松，人固有一死，何必伤痛？为此特书条幅一通：“阴差阳错恶疾生，医讯传来举家惊，无奈老夫偏自稳，只缘一心系红尘。”

1984年在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前留影

1982年在河北师大家属楼前

他果然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教学事业中。1987年他受聘执教河北师院外语系。在此期间，病情几起几落，时缓时急，但无论如何，只要能动，他总是挣扎着去教室。他说，对我而言，最好的治疗，就是和学生们在一起。1993年他已是病入膏肓，药石无救，但他仍在坚持上课。他认为在医院是等死，而上课则是生命的延续。当时我在国外，心中颇记挂病中的父亲，常去信询问病情，但父亲回信从不提他的病。一次，他寄来一张与学生一起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父亲拄着手杖，满头飞雪，容貌消瘦，照片背后一行题记云：我极想留在学生中间，但我这皤然老翁，已是力不从心了……

1993年底，父亲终于倒下了。这次是真的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然而，在他易簀之时，他仍然念着教室、学生和学校。他在遗嘱中说：死后不留骨灰，将骨灰洒在学校花园里，以做育花肥料。“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父亲曾将郑燮的这几句诗写成小条幅，置诸案几。这里虽然也能看到祖父“不求闻达”思想对父亲的影响，不过更多反映的是父亲对教育事业本身的钟爱，诚如他在任教50周年时一首自题诗中所云：“东西南北五十年，男女老幼天下遍。但得英才胜似我，不悔当初执教鞭。”在父亲眼里，教书是一种信仰。